新中华戏剧协社成立活动始末简考

摘 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中，以“爱美的戏剧”为旗帜的新戏剧运动曾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华戏剧协社也在此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协社的成立整合了部分上海民众戏剧社等前辈社团的力量，隐伏着民国初期京沪等地高校学生的社会理想。协社自其宣告成立至最终基本停止活动，较为典型地展露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戏剧草创期复杂的浮沉历史。本文站在新文学社团研究的角度，尝试梳理新中华戏剧协社的组织成立始末之脉络，对于重新估定彼年代里中国新戏剧界声势浩大的“爱美的戏剧”运动之价值，当是有所助益的。

关键词：“爱美的”戏剧 新中华戏剧协社 成立活动

一、宣言书——“爱美的戏剧”a从此有了新舞台

1922年2月3日，《晨报副刊》“爱美的消息”栏目上登载了《新中华戏剧协社简章》（下称“《简章》”），正式宣告新中华戏剧协社作为全国范围内一个全新的戏剧团体而成立。《简章》共九节，从社团定名、办社宗旨、事业方向、社员权责乃至经费来源等都有大略的说明。《简章》还宣布在全国设置一南一北两个通讯处：北为北京晨报社《副刊》部，负责人为蒲伯英、陈大悲，南为上海《时事新报》的《青光》部，由柯一岑、汪仲贤主理。虽已设立两通讯处，但《简章》中仍宣称协社办理入会及缴纳会费等相关事项只在北京一地受理进行。这可以说明，全新的新戏剧社团虽定名为“新中华”，但其工作权力的重心仍偏向在北京的业内同人。其背后所隐含的信息，与彼时上海民众戏剧社的逐渐衰落是分不开的：“民众戏剧社那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其主办刊物《戏剧》也因经费问题快办不下去了。……（陈大悲）邀请汪优游（仲贤）及其民众戏剧社来京，……同时建议《戏剧》即刻就交由陈大悲接办，免得有停刊之虞。”b而陈大悲也以实际行动对上海的同道有所交代：“《戏剧》不应当作为一个剧社‘民众戏剧社发表言论的机关，应当公开为全中国爱美的剧社的公共机关。”c将《戏剧》月刊的重新出版作为新中华戏剧协社成立后的一件重大事务来进行。另外，《戏剧》一刊能够得以重生，还有一层缘故：因北京“爱美的戏剧家们”赖以发表言论的机关刊物《实话》的编者高维嵩因事离京，所以两下里合计，陈大悲等人决意暂弃《实话》而专工《戏剧》一刊。d

《简章》与《宣言》见刊后，申请加入协社者较为踊躍：“北京方面接到加入协社的信封为数已不少，现在还是络绎不绝地投来。”e至于目前新文学史料大多提及的“新中华戏剧协社在巅峰时期曾拥有四十八个团体社员与两千余名个人社员”的说法，最早见于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史》“戏剧”章（杨邨人编撰）的“第二期：爱美的戏剧”一节，但是有关该说法中的具体数目统计来源仍未明，也未见引用何处数据，只是略说“势力浩大，维持几年以上的时间”。此材料中所用的数据是否为实，需要另外查证。同时，作为新中华戏剧协社言论主阵地的《晨报副刊》，在协社简章发表后几个月内，登载与“爱美的戏剧”有关的主题文章数量也大幅增长：协社成立前的1月份，“戏剧界”栏目共登载相关文章8篇，2月含《简章》在内共计有18篇（共计登载20天），到3月也有14篇（共计登载18天），4月为15篇（共计登载22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协社的成立消息产生了一定的新剧界研究热潮的集聚效应。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戏剧史学观点通常将新中华戏剧协社与其前后的春柳社、实验剧社等社团并立，但其实新中华戏剧协社在性质上只是各加盟社团的集合体与松散联盟，并不是一个在新戏剧界拥有相对集中权力的实体。一个例证是：在协社成立后，加盟其中的北京实验剧社并没有就此被终结，仍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演剧团体进行活动，排演了《社会平等？》《归罪于谁？》《英雄与美人》等作品。f因此似乎不宜将新中华戏剧协社之地位与此时期其他独立戏剧社团并置。

在新中华戏剧协社组织筹办的过程中，陈大悲堪称出力最多，也显得最为热心。在协社简章登载后半个月时间内，他又几次在《晨报副刊》上发文阐释他于新中华戏剧协社成立后之未来的设想与期盼：“我们这个协社是一种互助的、公开的、精神结合。”“新中华戏剧协社的目的就是联合全中华的爱美的戏剧家与戏剧社及一切爱好戏剧朋友共同提倡与研究近代的、教化的、艺术的戏剧，为创造新中华国剧的预备。”（见《新中华戏剧运动的大同盟》）“现在要鼓励文学界多给我们一分助力，我们不得不将兴行权（即排演权）的问题从速解决。”（见《我个人对于新中华戏剧协社的意见与希望》）

其实在协社成立前一年（1921年）的11月26日，陈大悲已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介绍一个长命的爱美的剧社》一文，着力批评了当时演剧界的几种重大缺陷与不良现象（当为后文宣传新团体造势），文中又附了一则《北京实验剧社宣言》，宣布了由他所率领的一部分艺术界人士将联名创立一个“注重实验功夫的戏剧研究社”。又列一则“北京实验剧社简章”，这可以说是三个月后在同一份刊物上成立的新中华戏剧协社的雏形，它的“事业”是“以爱美的性质，实验一切戏剧的艺术、一切戏剧的理论、翻译或创作的现代剧本”。冠以“实验”之名，也能说明剧社之成立是陈大悲、李健吾、邵商隐等同人的一次对新戏剧样式的推广实践。

二、高校学生演剧活动——协社成立本因考掘

“爱美的戏剧”运动的产生，几乎离不开北京、上海等地高等学校的学生业余演剧活动。据陈大悲记述：“爱美的戏剧在北京城里出现的时候，是民国九年九、十月间。”g而据张沫的《北京地区“爱美剧”运动研究》考察，北京地区较早的学生演剧活动在1913年前后即已兴起，以清华大学为主要演出阵地。作为新中华戏剧协社之前身的北京实验剧社，其成员就包含了许多北京大专学校的学生：在实验剧社的12位发起人中，李健吾时年仅十五岁，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封至模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学生，马公韬为其陕西同乡；陈晴皋（顾远）则是北大政治系在读。在协社成立同时期出版的《晨报副刊》所刊的不少有关新戏剧的评论文章都是北京、上海地区高校学生的观剧后感，如叶风虎《看了高师〈幽兰女士〉戏剧后几个零零碎碎的疑问》（2月13日）、侯绍裘《松江景贤女子中学校游艺会演剧的经过》（2月20日），等等。可见协社所关注的主体是学生演剧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生演剧活动中所出现的问题，协社的活动是无法与学生演剧相割离的。

考察新中华戏剧协社行至此时的背景，不难了解：这样一个新戏剧社团的创立，实在并不是如发起者同人们所奋力呐喊的那般豪气干云、大刀阔斧展开戏剧改革的样貌，而确实是在对前有的“爱美的戏剧”运动怀着深刻反思之基础上进行的。协社在北京的组织者们对于前几年北京各学校的演剧活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质疑：爱美剧的倡导者们早已发现，目前学生业余演剧的功用仅限于赈灾筹款，而其理想中的启发观众，教育、改造社会，乃至改良国民性等深远价值则远远无法得到申扬：“固然，我们里面确实有几位日常不断地研究剧学。然而能有几人？但是我们集合的机会似乎只有一个——就是赈灾！……如果没有筹赈这类的事，戏剧的艺术又进过多少步来？”h不仅仅是北京一批学校的学生演剧活动，甚至在北京实验剧社成立之后，亦仍组织排演了大规模的筹赈演出。i赈灾助演自然是情理应当的，但是这又一次触动了新剧社参与者们敏感的神经；到场的观众除高校学生及教师外似无更多群众加入j，这更加催生他们对“爱美的戏剧”之教化功能的不自信，也自然就发出“新戏剧除赈灾筹款外，还能发挥出何种功用”之严肃疑问。新戏剧倡导者们普遍认为：赈灾筹款是爱美的戏剧之功能之一，而他们筹演新戏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仍在社会教化上，这二者之间几乎不相干，只能如此解释：若无赈灾义演之机会，要进一步组织学生参与演剧活动可能更加困难，学生们也就更难寻得渠道宣传社会进化思想。

这种疑问在陈大悲那里是亟待解决的谜团，而作为演剧实践合作者的蒲伯英则早就对“爱美剧”运动的方向问题有所看法，他并不能同意陈大悲将“爱美剧”带入与职业性戏剧相反的方向，而倡导将其作为中国戏剧真正职业化的重要过渡形式。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如果没有赈灾义演的特殊场合，完全非职业的学生演剧基本得不到登台表演的机会。蒲伯英同样对此深感忧虑，因此在陈大悲发表《北京实验剧社宣言》后仅两天，蒲伯英即发表了《我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一文，状似与陈大悲针锋相对，用语也显得过于激烈，使得不明真相者认为蒲文是专为评论陈文而来。k此文对实验剧社、新中华戏剧协社乃至后来成立的“人艺剧专”的发展道路都是影响深远的，它阐释了蒲伯英的新戏剧观念：警惕对爱美的戏剧风潮过于重视和吹捧的做法，从长远考虑戏剧之生存的土地，避免耗尽演剧同人之热情后难以为继情况的发生。此观点导致了爱美的戏剧同人工作内容的转向，也是新中华戏剧协社逐渐停止活动的原因之一。

考察几位“爱美的戏剧”倡导者同人的经历，可以发现，除陈大悲以外，其他人分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逐渐与新戏剧脱离了关系：蒲伯英自与陈大悲合作创立“人艺剧专”后便退隐家乡，不再参与戏剧活动；马公韬与陈晴皋与政治联系紧密，陈晴皋甚至成为民国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封至模回到家乡专注于秦腔等传统戏曲形式的研究和创作，只有李健吾仍然活跃在文学与戏剧评论界。这也印证了蒲伯英的预测，即“爱美的”学生演剧活动在主力成员纷纷从学校走出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的现实情形。新中华戏剧协社因学生演剧而兴，亦因学生而衰败，可见其与学生演剧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三、结语

余上沅在《晨报》“四周纪念增刊”的《晨报与戏剧》一文中总结了《晨报》对戏剧的贡献：“我并敢代表一般读者说，晨报是孕育新中华戏剧的，将来新中华戏剧的大成功，我们对他有特厚的希望。”l并将其理想中的“中國国家剧院”与“新中华戏剧”放置在同等的预期建设地位上。在这里，他将“新中华戏剧”的概念与旧戏完全分离开，认为他们所努力提倡的新戏剧与传统的中国旧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新中华戏剧”与协社同人所推崇的概念基本相同。余上沅此文当然是对晨报之前宣传新戏剧功绩的应然称许，不仅余上沅一人如此，他在此文中所反映的新戏剧发展路程也总结了许多如他一样的年轻作者为“爱美的戏剧”之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以《晨报副刊》为基本阵地的新戏剧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在初期的繁盛后快速落潮：据《中国现代艺术史》，协社至1926年后仍有成规模的演剧活动，但自1922年后，为此运动摇旗呐喊的声音就已近式微。

a 戏剧学界普遍将此时期“爱美的戏剧”略称为“爱美剧”：“爱美的”原是由Amateur一词音译过来，所以与汉语名词搭配时当不能省略“的”字，因此“爱美剧”一词并不能完整传达其音译特征，应将此词加以规范表述为“爱美的戏剧”，也符合陈大悲在1921年4月最初介绍此类新剧的论著标题。事实上，陈大悲本人也从未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过“爱美剧”一词。关于将Amateur译定为“爱美的”一事，一般认为是陈大悲在《爱美的戏剧》一文中之首创，然而洪深却说“当初宋春舫，把Amateur这个字，译成‘爱美的，真是绝顶的聪明，他不但依稀译了这个字的音，不但译了普通字典所规定的意义，并且译了近二十五年来，欧美戏剧艺术者，劳动努力了，所赠予这个字的意义和威权了。”洪深《从中国的新戏说到话剧》（原载于1929年4月广州《民国日报》）。而在目前可查到的宋春舫论著中并未提及他对“爱美的”戏剧有先译名之权，宋最早谈到“爱美的戏剧”是在1922年3月27日——在陈大悲初发表《爱美的戏剧》之后近一年，此事当是洪深误记。

b 陈步涛、李民牛：《化蛹为蝶——中国现代戏剧先驱陈大悲传》，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c 陈大悲：《关于〈戏剧〉月刊的报告》，《晨报副刊》1922年1月24日。

d 陈大悲：《报告一个绝好的消息》，《晨报副刊》1922年8月19日。

e 陈大悲：《千呼万唤的〈戏剧〉今日出版了！》，《晨报副刊》1922年2月15日。

f 陈大悲：《今晚美术学校底新美术》，《晨报副刊》1922年4月16日。

g 陈大悲：《爱美的戏剧之在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6月22日。

h 陈大悲：《哑剧·说不出（十六晚在中央公园开演，请研究剧学的同志批评）》，《晨报》1921年8月10日第7版。

i “前天（1921年12月3日）晚上，北京实验剧社，为救俄国灾荒，特地演剧助赈……”《晨报副刊》1921年12月7日所载《看了〈英雄与美人〉之后》，作者独见。

j “我们底观众多半属于智识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见陈大悲《陕西人与爱美的戏剧》，《晨报副刊》1922年4月6日。

k “我们理想中的戏剧界，是要从头建设一个有新空气的，决不是劝人乱投营盘加入现在混饭骗人的这个社那个社，只要在建设之初，对于分子底选择能够十分注意，而又能互相维持一种道德的规约，我敢信决不至于有使人品性堕落底倾向。”《晨报副刊》1921年11月28日。

l 包括余上沅在内的几位戏剧理论家的论文与译著不少都发表在《晨报副刊》的“爱美的消息”一栏，此栏目自1921年1月1日起设为介绍新戏剧之专栏。

基金项目： 本文系扬州大学大学生科创基金项目《〈晨报副镌〉的“刊中刊”现象研究》（项目编号：X20190014）结项成果

作 者： 卞佳欣，扬州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