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本土构建

摘 要：林纾作为晚清最负盛名的翻译大家，他的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根据韦努蒂的观点，翻译是一个双刃的过程，不仅构建了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还作用于本土身份的塑造。从翻译的文化身份的塑造观点出发，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构建了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形成了全新的小说叙事结构和三重第一人称小说叙事模式，也参与了民族文学主体的构建过程。

关键词：林纾 《茶花女》 本土构建

翻译，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把一种语言或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文字，韦努蒂认为翻译不可避免地要归化异域文本，给译文烙上本土文化和语言的印记，而这种烙印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而由翻译引发的身份塑造过程具备双重作用，翻译在选择异域文本和建构外国文化的某个本土表现之时，往往也构建了一个本土主体。a晚清到“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转型期，而这一时期的翻译对文化身份的构建力量不容小觑。林纾作为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小说翻译家，其小说翻译不仅代表了翻译文学初期的最高水平，为以后的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他的首部译作《茶花女》更是打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扇窗，让《茶花女》这个异域文本在本土生根的同时也作用于本土主体身份的形成。

一、构建作家主体身份

1897年，林纾与王寿昌一起合译法国名著《茶花女》。众所周知，林纾“不审西文”，于是王寿昌口述，林纾凭借着自己深厚的古文素养进行笔录，就这样，两人合作翻译了《茶花女》。“耳受手追，声已笔止”，林纾用自己的生花妙笔把王寿昌口述的内容记下，他既能在保持原作的基础上，又不拘泥于细节，甚至还对异域文本进行适当的归化，便于本土读者理解，如著作的标题、马克的外貌，林纾也用古文的惯常用法。从译作的忠实标准来看，林纾的翻译确实是不能算得上是好的译作。但是，林纾用自己的古文观念去翻译异域文本在读者那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茶花女》自翻译、出版以来，一纸风行，一时间“洛阳纸贵，风行海内”，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严复更有诗云“可怜一卷茶花女， 断尽支那荡子肠”b。《茶花女》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屡试不第的林纾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极大地增强了林纾的信心，林纾自《茶花女》为肇始，开启了自己的翻译之路，故在一定程度上，《茶花女》的翻译也构建了林纾译者的身份。

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审西学”的林纾删除了大段与儒家思想不相符的内容，并对某些场景进行改写。如将马克与亚猛拥抱一段完全删除，男女亲热场面大致被删，因为在林纾的观念中，这些“非礼勿视”的场面自然是不适合在书中出现。在译本中，马克是一个深受礼法约束的女子，她贞洁美丽、“容止较庄”、品德高洁，“高操凌云，不污尘秽”c，她不再是一位风情万种的异域女郎，而是一位本土翩翩佳人。她与亚猛之间的爱情也没有逾越礼法的界限，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无欲望的渴求。而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恋让林纾“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d。林纾将马克对亚猛的爱情比作了比干、龙逢之忠，在这里，马克与亚猛的爱情已经被置换成了臣下对君主之忠。马克对爱情的忠贞，已经被林纾上升为对君主之忠。就林纾而言， 是对于彼时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忠诚。e林纾删除了大量和儒家观念不相符的信息，在将马克本土化的同时，也将马克与亚猛之间的爱情替换为君主臣下之意，这也反衬出林纾本身传统士大夫的文化身份。

二、构建本土小说叙事模式

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表明：“翻译可以成为构建作家身份的工具，也可以帮助构建本土文学话语。”f翻译无论是在实践还是理论上，都有助于民族文学发展，翻译为本土文学引进了新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清末民初的读者群中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就不可能不会参与到本土文学话语的构建中去，尤其是对小说的构建。

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前，中国传统小说多是圆满大结局，团圆美满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这种大团圆的结局被打破了，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哀情结局。马克与亚猛的爱情是个活生生的悲剧。亚猛甚至沒有见到马克的最后一面，爱之深的亚猛只能借迁坟的机会再见一次自己心爱之人的容颜，亚猛见到了马克现实中的腐烂面孔后“容色愈白，目不他瞬，犹注废圹之中，弗动如石人焉”g，亚猛这种深切的悲恸给读者以极大的震撼，这种哀情结局被此后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借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中梨娘病故，筠倩早死，梦霞战死；苏曼殊的《浆纱记》中三对情人都无果而终。当然，仅是悲剧结局的相似并不能说明这些作品受到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但是《玉梨魂》的作者徐枕亚曾明确表示自己要做“东方仲马”h，这就不得不说明其小说创作承袭于《巴黎茶花女遗事》。《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作的出现使得清末民初的言情小说超出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框架，正如张静庐先生指出：“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之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破了才子佳人之结局。” i《巴黎茶花女遗事》所构建的哀情小说观念，打破了此前的大团圆的小说叙事模式，这对中国小说来说是一场极大的变革。

除了对小说叙事结构的建构外，还引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茶花女遗事》中存在着三个第一人称叙述和一个第三人称的特点，作品一开篇，“小仲马曰”，暗示全文是由小仲马讲述，而后又以小仲马（即作品中的“余”）出面以第一人称讲述马克的故事，并用倒叙的方式说明马克已死，再让亚猛出场用另一个“余”倒叙讲述马克的故事，最后用马克的日记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亚猛父亲的逼迫和离开后对亚猛的思念，所以小说中存在一个第三人称和三重第一人称杂糅的叙事方式。

实际上，《茶花女》所采用的是西方小说中惯常使用的第一人称叙述，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情况，用自己的古文观念对《茶花女》进行解读后对此叙述方式进行修改，便于本土读者理解，这种杂糅也可视为是中西方文化在翻译、交流过程中的“协商”结果。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夹杂着“余”的杂糅叙事方式是中国文学创作者们在模仿和接受外国小说之初思路不甚明确的蹩脚技巧，是文学转变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j这种叙事方式是对西方第一人称叙事方式的消解，也是对本土叙事方式的一种构建。

在小说《玉梨魂》中，作者采用了类似的叙事手法，叙述者也是“余”，并以“记者自称”，并在楔子中采取倒叙手法，在其中穿插日记、书信，这就不难看出《玉梨魂》的作者“东方仲马”徐枕亚在叙述手法和文体风格上受到《茶花女》的影响。k从另一方面说，《玉梨魂》是更高明地从小说技巧上学习《茶花女遗事》。除了《玉梨魂》之外，同样采取这种叙述模式的还有苏曼殊的小说《浆纱记》l，当然，这种书信体和第一人称方式并不是没有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出现过，但是第一人称在中国小说创作中长久处在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在小说最为繁盛的明清时代，最常见的还是第三人称叙事。在所有域外的第一人称和日记体小说的介绍中，林纾无疑是领风气之先者。m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开始出现在一些较为成熟的作品中，由此也可见《茶花女》对本土小说的构建之力。

三、构建民族文学主体

歌德曾注意到衰落的民族文学可以借助外国文学复活，并描述了翻译中塑造主体的“反射机制”，即要在外国文学的参与下对本土文学进行更新，本土标准促使译者选择某个异域文本，然后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把这个标准写进文本中，读者通过译文中的本土标准认识自己，异域文本于是变得清晰易懂。n这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参与进了本土文学的主体构建中。林纾虽然在选材上丧失了一定的主动权，但是他能通过一定的翻译策略把自己的标准写进异域文本中。

林纾对《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将雅正的古文引入了长篇言情小说的领域。林纾运用典雅的古文，这意味着在林纾心中文本的隐含读者是具有一定古文基础的知识分子。该作的迅速风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了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意识到外国文学也有感人至深的作品，于是就有了“外国《红楼梦》”的称呼。胡适就曾评价：“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 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自司马迁以来， 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o当时小说的地位低下，乃街头巷尾的谈资，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作者在《茶花女》上都没署上自己的真名，而是用“冷红生”这个译名。但是令林纾没有想到的是《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之后，该著作的流行也提高了小说这类文体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这时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主张，试图以小说改良社会。如果梁启超是从理论上提高小说的地位，那么林纾的《茶花女》可以说是从实践上将小说从边缘中拉出，更新了人们的文学观念。

自《茶花女》始，林纾的翻译使小说更快地参与到民族文学的主体中来，还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的作家。许多作家正是因为林纾的翻译才接触到外国文学，如钱钟书、冰心、鲁迅、周作人等就发现了林译小说的独特魅力。冰心在《我的故乡》一文中也提到，童年时从祖父那里读到《茶花女遗事》，是她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是她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林译小说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肇始，将世界文学引进本土，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林纾的手中进行了再创造，产生了“變形”，以至于钱钟书曾说林纾创造出了“一种与原体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更大差异的新的‘欧化了的中国现代文学话语”p。林纾构建的具有“欧化”特点的现代文学话语虽不可能直接催生出民族文学的主体，但是可以说正是林纾的翻译推进了民族文学主体的构建进程。q而这种构建力量，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中。

林纾作为晚清最负盛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其具有巨大影响的首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所形成的本土身份构建力量不容忽视。林纾将异域文本引进本土的同时，其译作不仅塑造了林纾的文化身份，形成了全新的小说叙事结构和三重第一人称小说叙事模式，也提高了小说的地位，更新了人们传统的文学观念，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更直接影响了“五四”一大批作家，参与到了民族文学的构建进程中。

afn 韦努蒂：《文化身份的塑造》，见谢天振：《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页，第376页，第377页。

b 严复：《辰出都呈同里诸公》，见《严复集（第2册诗文卷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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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 胡葆华：《〈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小说》，湘潭大学2008年。

k 李欣颖：《小说〈玉梨魂〉与〈巴黎茶花女遗事〉叙述比较》，《名作欣赏》2013年第15期，第53—54+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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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董维，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