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城堡里的人》的新历史主义解读

2020-03-02 15:38雷碧乐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迪克城堡德国

雷碧乐 张 进

引言

菲利普· K·迪克(Philip K.Dick)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 “新浪潮”科幻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科幻界的梵高,一九八二年去世的当年,他的作品《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AndroidsDreamofElectronicSheep?)被拍成好莱坞电影《银翼杀手》(BladeRunner),迪克也因此声名鹊起。之后,随着他的多部小说被拍成好莱坞电影,迪克的名字也渐入主流文学界的视域①,从一个“长久以来被视为写垃圾科幻小说的通俗作家,一跃成为一个被众多批评家和同类艺术家所称赞的美国文学史上最独具一格、最有远见的天才之一” (Dick,1996:X)。美国著名女作家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Le Guin)是最早把迪克和卡夫卡、巴斯、博尔赫斯、纳博科夫和卡尔维诺相提并论的作家之一,称他为“在美国本土成长了三十年的博尔赫斯” (Howard,2002)。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82)称赞迪克为“科幻小说领域的莎士比亚”。阿特·斯皮格曼(Art Spiegelman)更是将他同卡夫卡并列:“迪克之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就如卡夫卡之于二十世纪前半期” (Dick,1996:X)。迪克一生写了四十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二十一个短篇小说,写于一九六二年的《高城堡里的人》(TheManintheHighCastle)被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并在一九六三年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部经典的小说也是一部“书中之书”,迪克一方面通过《高城堡里的人》讲述了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的“反转的历史”——英美苏同盟国在二战中失败,德国和日本分割霸占了美国的不同区域;同时又在书中通过阿本德森的作品《蝗虫成灾》构筑了另外一个错列的历史——德国和日本战败,英美同盟统治了世界。用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剖析这部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小说化的叙事中,迪克使虚构和事实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间穿梭,填补了时间距离造成的意义的空缺,不但真实地呈现了法西斯的残暴行为,而且发掘了历史沉淀处的多重声音和沉默话语,表达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和对在混乱社会中像虫子一样生活的人类的深切关怀。

文学和历史的互文性

一九八○年,美国加州大学的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著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摩尔到莎士比亚》中提出要进行“文化的或者说是人类学的批判实践” (1980:4);一九八二年,他又在美国著名文艺杂志《文类》的序言中写道,“要把历史和文学并置,向在艺术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之间作截然划分的假设做出挑战”(赵一凡,2006:670),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的序幕由此揭开。新历史主义反对把文学作品看成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被动的“镜像”反映,强调文学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动态的相互依存关系。历史作为社会能量和权力关系,流通在各种文本中,是以“过去的实然存在”为依据而形成的“事件” (event)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现世人的话语中的“叙述” (Account);文学是历史现实和与意识形态的结合和交汇,反映的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性的历史,而是未被重视的边缘性话语。历史和文本都“来源于貌似真实的事物而不是客观事实;它们都是语言建构,高度惯例化了的叙事形式,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结构上,都是完全不透明的;它们是互文的,都在自己复杂的互文中运用过去的文本” (Linda,1998:5)。用路易斯·蒙特罗斯(Louise Montrose)的话就是“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Briannigan,1988:204)。具有文学虚构性的历史文本,避免不了对文学虚构技巧的借用,历史学家即使在逻辑性和连续性原则的标准下讲述历史事件,也无法避免类似艺术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柯林伍德称之为“想象的建构力”(朱立元,1997:45)。想象性的建构打破了传统观念认为的文学与历史之间的静态关系,把历史和文学当成不断变化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不同观点、兴趣交流以及竞争的场所”和 “传统与反传统势力碰撞的地方” (张进,2003:85)。

文学与历史之间动态性的关联,使得历史只有作为文本才能够被接触、被建构,也就是法国著名文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言说者与被言说者之间的一种“话语关系”,但 “虚构话语可能产生真理的效果,真实可以产生或制造尚未存在的潜在话语,并对它加以先行虚构。人们在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历史,也在历史的基础上虚构尚未存在的政治” (王岳川,1999:32)。在《高城堡里的人》中,迪克用超乎想象的建构力,打破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静态关系,将文学文本周围的世界和文学文本中的世界融合在一起,虚拟了一个与现实完全相反的政治空间,在历史的叙事(被历史化的小说)和叙事的历史(被小说化的历史)中反思历史悲剧,发掘历史缝隙处卑微个体的声音。

在历史的文本化中反思过去

从题目看《高城堡里的人》似乎是讲一个住在高大城堡里面的神秘人物,但细读作品以后才发现迪克实际上是在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纳粹德国的疯狂行为给整个世界造成的威胁和在混乱状态下生存的“小人物”的悲惨生活。迪克在一九六二年创作《高城堡里的人》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战争的影响和惨局被永远地写进史册:德国法西斯疯狂屠杀六百万犹太人,在战争中死亡的军队和平民的数量达到一亿四千万,交战各国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德意日惨败,美英法等同盟国胜利;冷战开始,全世界都陷在混乱、紧张和恐怖的梦魇中,新一轮的战争一触即发。过去的事情已无法再直接观察,只能通过描述的方式被记载下来,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1999:52)说:“虽然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但历史只有通过文本展现出来才能被我们所感知,换句话说,我们只有通过预设的文本及其叙事结构才能接触历史”。在《高城堡里的人》中,迪克呈现了一个与现实相反的历史空间:法西斯轴心国打败美英苏同盟国,世界被德日瓜分,美国被肢解成三部分:东部被德国控制,中部是逃离了德国和日本管辖的自治区,西部到太平洋沿岸的地区被日本控制。德国在其势力范围内通过对劣等种族的大屠杀净化了其“纯正高贵”的血统,并利用高科技向月球和火星开拓殖民地,日本则构筑起囊括美国西海岸在内的环太平洋“共荣圈”,世界被控制在一种新的极权下。但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合作又勾心斗角,德国企图通过“蒲公英计划”对日本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实现独霸世界的野心。同时,迪克在小说中通过“高城堡里的人”在《蝗虫成灾》中呈现了一个错列的平行世界:英美胜利,德意日失败;但法西斯的灭亡并没有带来世界的和平和解放,美国和英国瓜分了世界,正像现实中德国和日本那样,苏联被肢解,美国成了民主国家,而英国变成了丘吉尔一人独裁的集权国家,最后英美大战,美国失败。在《高城堡里的人》和《蝗虫成灾》两部小说中真实历史人物希特勒和虚构人物弗兰克、奇尔丹、田芥等的生活不仅交织在一起,而且还互相影响,使人无法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作者的想象,两个文本又同时参与到历史文本的构建当中,揭示了一切所谓客观史实之说,都不过是天真的想法。迪克通过装饰品公司(实则是家地下假古董作坊)老总温德姆指出了历史意义的虚构性和主观性。正如市场上销售的成千上万的打火机一样,哪一个才具有历史意义?人们认为只有美国罗斯福总统遇刺时使用的打火机才有收藏价值,因为它的历史意义在于事件发生时的在场性。但是如何证明这种“神秘的原生质”存在,温德姆说:“在脑子里”。也就是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可以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建构,再请“权威部门”颁发了一个证书,证明这个物品的确是罗斯福遇刺使用过的。也就是说,只要有文字的鉴定证书,物品的真伪无关紧要。

在这两个虚拟的互文性的文本中,虽然胜利者和失败者正好相反,但法西斯的残暴、冷战的恐怖和极权统治下世界的混乱和人类生存的困境却真实可信:德国和日本的矛盾可以看成是冷战中美国和苏联争霸的翻版,整个世界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中,德国国内也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 争,五位候选人要么是希特勒的翻版要么是神经质的刽子手,不择手段地争夺鲍曼留下的空缺。迪克说人们只要去读一读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 《第三帝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ThirdReich)和《柏林日记》(TheGoebbelsDiary),就能够体会到他在《高城堡里的人》描写的德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分裂是多么精确。种族制度合法存在,黑人被鄙视、被奴役,从事最低级的体力劳动,并被限制在隔离区中;犹太人避免不了被屠杀的命运;普通人民处于孤立无援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欺骗、算计、明争暗斗成了生活的常态。古董店老板齐尔丹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绞尽脑汁,四处搜罗尽可能多的历史古物,终日都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作为一个战败国的公民,奇尔丹又总是处在自卑和怀疑中,担心自己的言语行为不够得体,无法讨好来自日本的香庄良思夫妇。弗兰克的前妻朱莉安娜看到德国的火箭助推飞机飞往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在自言自语中道出了普通大众的心理:“乘坐这种飞机的都是头面人物,我只能远远地在地下站着”,“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微不足道” (迪克,2013:27-28)。处在压抑状态下的人们期盼《蝗虫成灾》中的故事成为真正的历史,但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历史,哪个版本更加真实呢?德国安全局的莱斯男爵的一席话令人深思,“文学作品《蝗虫成灾》中描写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死亡,希特勒、纳粹党和德国的战败和灭亡……书中的世界比现实这个德国独霸全球的世界更壮观,更具古代气息” (迪克,2013:123)。

詹姆逊(2014:454-455)说,“迪克在表现历史能力方面,不管人们把这个阶段叫作‘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景观社会’还是晚期资本主义,让人吃惊的是它对历史过去和历史未来意识的丧失”,“迪克小说的未来赋予了我们当下的历史性,因为他把当下变成了幻想的未来的过去”。在《高城堡里的人》中,迪克讲述了“高城堡里的人”的故事,而“高城堡里的人”实际上又是迪克的化身,这一对真实和虚构的“言说者”把历史从“已然真实”转变成为 “过去知识”的文本,试图再现“真实”的世界,在互文性的指涉中弥合时间的裂隙,达到对话历史,反思历史悲剧的目的。正如迪克自己所言,作为一个科幻作家,他所要描绘的不仅是“可能性”,而是远远超越现实的“疯狂的可能性”,不是“如果……会怎样”,而是“老天!如果……会怎样”(Suvin,1975:5-8)。在《高城堡里的人》的人中,迪克要批判的不仅仅是以希特勒为首的法西斯主义分子,而是所有企图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实施控制的独裁者,这些集权统治者可以是德国,也可以是美国、英国等。达科·苏恩文认为迪克在《高城堡里的人》中并没有对日本法西斯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反而刻画了一个非常有道德心和正义感的日本商人田芥,这是迪克小说中的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有些批判家也认为这是《高城堡里的人》的瑕疵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总览迪克的作品,就可以找到其中的原因了。在迪克的作品中,很少有像美国科幻作家范·沃格特(Van Vogt)刻画的黑白分明的恶棍或者英雄人物,更多的是一些像弗兰克那样的普通手工艺人,或者像迪克本人一样在唱盘店里卖CD的小职员,迪克也没有对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判断,而是把他们放在存在论的情景中当作“人”去描写。因此,迪克的作品不是宣泄个人欲望的产物,也超越了给人美感的艺术品,成了一种精妙的在历史语境中塑造自我和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回响着文化生活各个角落的声音,反映着深陷其中的文化造物—人类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正契合了新历史主义冲破文学本质的规定性,沉入“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细节,从历史的缝隙去搜寻由一个个卑微的叙述人讲述的“故事”(stories),从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声音中去复写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的主导思想和追求目标。

在文本的历史化中回响人类的声音

用“厚描”的方法考察历史的横断面,不仅仅是去挖掘埋藏在历史深处的逸闻趣事,而是去考察这些细节的颠覆性力量,在文本的历史语境找到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和他异力量“流通”(circulation)、“商讨”(negotiation)和“交流”(exchange)的“力场”,听到人类声音的回响。在《高城堡里的人》中,迪克没有运用全知、中立、高高在上的叙述,也没有运用中心人物的第一人称的叙述,而是采用了多个人物视角的平行的叙述方式,既揭示了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让那些被鄙视和处于生存边缘的微小个体得以诉说他们自己悲惨的活动史和心灵史,并在反对控制、寻求解放的斗争中复苏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人格精神。

奇尔丹对纳粹统治下的种族制度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他已经习惯了德国和日本人的侮辱和嘲笑,但是坚决不能忍受比自己地位低的中国人和黑人的鄙视,因此见到日本人,无论鞠多少次躬都不为过,但是见到门卫、电梯员和搬运工一定要态度蛮横(迪克,2013:21)。在弗兰克眼中,纳粹党继续着贪婪的征服计划,笨头笨脑、性情暴躁的德国人在火星上走来走去,要把火星变成集中营;在人们居住的地球上,他们也没有终止邪恶的行为,血腥和黑暗处处都是。在非洲,纳粹毁灭了那里的部落,用机器人建设一个悲惨的世界,德国纳粹就如古生物展中的食人者一样,“正忙着用敌人的头颅做杯子。他们不但要把仇敌当餐食,还要用他们的头颅当餐具……在柏林大学的实验室里,史前人穿着无菌白大褂,拿其他人的头颅、皮肤、耳朵和脂肪做试验,看能有什么用途” (迪克,2013:9-10)。在贝恩斯看来,纳粹统治者已经精神失常,他们极端残忍又毫无目的,他们计划着征服星球的蓝图,妄想成为全世界顶礼膜拜的对象 (迪克,2013:38)。

在这个狂人掌权的世界里,到处都是秘密警察,法西斯主义蔓延,反对极权统治的人们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犹太人弗兰克·弗林克在美国出生,在二战中参加对抗法西斯的战役,战争失败后,做了整形手术,改名为弗兰克·芬克,在美国西海岸的一家工厂里当技术工人,受到如君王一样的老板——温特姆·马特森的控制。试图阻止德国“蒲公英计划”的安全部特使贝恩斯“鼻子整过形,粗毛孔变小了,皮肤用化学方法增亮过,头颅的形状也改变过。外表上,他是不会被看出来是一个犹太人的”(迪克,2013:39)。阿本德森住在厦延市一个普通住宅里,但因为在《蝗虫成灾》中把德国和日本写成了战败国,不得不用化名“高城堡里的人”来保护自己,让刺杀的人误以为他住在牢不可破的布满铁丝电网的城堡里。

在精神病流行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历史机遇,企图依靠抛掷蓍草寻求《易经》的指导。但是混乱的世界总是把人抛入孤独和无助的境遇,像被网格套住的鸟一样,苦苦挣扎,也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弗兰克被解雇后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公司,在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向自己一直信赖的《易经》求助,但在这个生死攸关的事件上,易经给出了完全矛盾的解释,神谕对于人类诡异的命运也无法解释。日本帝国政府的顾问田芥在接待德国特使和处理德日关系中更是步步以《易经》为指导,但为了保护德国特使贝恩斯而枪杀德国安全局的两名人员是他始料未及的,看到德国安全警察的身体血肉横飞,田芥在“恶心”中失去了身心的平衡,即使再次向《易经》求助,也无法避免他昏厥的宿命。为了保护《蝗虫成灾》作者阿德吴森,朱莉安娜杀害了自己的情人乔,因为她坚信住在城堡里的阿德吴森是依靠《易经》启示的真理,写出了客观真实的历史。当朱利安娜兴奋不已的到达阿德吴森家中的时候,才发现他并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住在戒备森严的城堡里,阿德吴森也没有承认神谕和他的书之间的任何联系,朱莉安娜最后得出“内在真实”的结论,也只是她对阿德吴森创作灵感的一厢情愿的解释罢了。

在这个真实和虚构交织的世界里,孤独和渺小的人类如何找到自己的出口,这也是迪克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他不断地在质问,思索答案,而后又抛弃这些答案,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如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迪克在写作《高城堡里的人》时,也是通过《易经》的启发来寻找写作的灵感,道家阴阳平衡和万物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哲学思想不仅为迪克找到了多重的叙述视角,也使历史在这些个体的反抗和斗争中成了一部多声部的对话,个体在参与历史与文化的建构中,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价值。马克思(1960:81)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既然个人无法从抛掷蓍草中预知命运,那最终的出路就是“反抗”,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个体的反抗。

在乘坐飞机与日本顾问田芥先生秘密会面的旅途中,贝恩斯被自己的同胞冷落、猜忌和鄙视,但是他做出了“除了我,还有其他犹太人……我们还没有死,我们还活着”的呐喊(迪克,2013:39),即使冒着被德国纳粹处死的危险,他也要阻止“蒲公英计划”的实施;朱莉安娜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女性,但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恶让她鼓起勇气杀死了自己的情人乔,并满怀热情地去通知“高城堡里的人”做好保护措施;古董店老板奇尔丹在弗兰克打造的手工艺品中看到了美国人民的骄傲和民族的希望,冒着破产的风险,最终放弃把弗兰克打造的手工艺品当成廉价的护身符卖给贫穷的非洲人民;日本政府顾问田芥在与德国官方的对峙中,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心,他不惧德国安全局的威胁,开枪打死了两个要抓捕贝恩斯的德国警察,签署了释放犹太人弗兰克的文件。这些微小的个体在历史的长河中,倾尽全力为反法西斯统治做出了个体的贡献,奏出了强大的生命之歌。德国的“蒲公英计划”暂时被搁置,田芥如释重负地完成了个人的使命;弗兰克如获得重生一般从监狱中走出来,把信心和希望打造进他的新手工艺品中;朱莉安娜从阿本德森的家里走出来,充满生机地出现在街道上,因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光明终将战胜黑暗,人类最终克服艰难险阻,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开拓前进。

结论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文本不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文字游戏,也不是一个独立于历史和政治之外的自治领域。它是作家在现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想象力来阐释人类生存的一种特有方式,它在本质上与历史叙事一样,并不是一个透明的载体。因此,在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对比中可以窥见人类意识的建构,阐释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和构建世界秩序的多种可能性。在《高城堡里的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文本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可以体验到伟大小说是对我们与作者一起居住的这个世界的阐释,倾听到历史在‘小说化’中潜藏的人类的心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西方的一批科幻作家一致惊诧于科技的快速发展和辉煌成果(如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混沌理论的提出、摩尔定律的发现、第一台激光器的发明、机器人在工业中的首次使用等等)并为之起舞喝彩时,菲利普·迪克却冷静地把目光投向了越战的悲剧、冷战的危机、核武器的恐惧和环境的恶化,“迪克感到不断萎缩的(被遗弃荒废的)世界里充满了痛苦,所有的人也逐渐失去了方向” (Suvin,1975:13)。他要写自己所爱的人,把他们放在一个由他的意志构建的陌生化的世界中,而不是现实世界,因为他对这个现实世界并不满意。《高城堡里的人》和《蝗虫成灾》互为表里,交叉指涉的叙事不仅是迪克对世界大战之后混乱腐败的世界和人类无处逃遁生存困境的揭露,也是他对世界存在可能性的探索。迪克借科幻的外壳挑战既成的时间、空间和身份规则,探讨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分想象与现实,过去与未来,虚构与事实在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中穿梭,并实现了完美的结合。《高城堡里的人》超越了一般科幻的意义,如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样,成了一部反思历史悲剧、为个体生存呐喊的文学经典。

注释:

①自一九八二年《银翼杀手》到二○一七年《银翼杀手2049》上映,迪克一共有十一部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法国电影《一个废物艺术家的自白》 (Confessionsd’unBarjo,1992),改编自同名英文小说(ConfessionsofaCrapArtist);《全面回忆》(TotalRecall,1990、2012),改编自小说《我们可把记忆批发给你》(WeCanRememberItforYouWholesale);《尖叫者》(Screamers,1995)改编自小说《第二代》(SecondVariety);《少数派报告》(MinorityReport,2002)改编自同名小说;《强殖入侵》(Imposter,2001),改编自同名小说;《记忆裂痕》 (Paycheck,2003),改编自小说《报酬》(Compensation);《黑暗扫描仪》(AScannerDarkly,2006),改编自同名小说;《预见未来》(Next,2007),改编自小说《金人》(TheGoldenMan);《命运规划局》(TheAdjustmentBureau,2010),改编自小说《规划小组》(AdjustmentTeam);《艾博姆斯自由电台》(RadioFreeAlbemuth,2010),改编自同名小说。二○一五年亚马逊推出《高城堡里的人》系列剧,前两季已经完成,即将推出第三季,二○一七年,BBC第四频道播出《电子梦:菲利普·迪克的世界》一共十集,每一集都通过一个独立的故事展现迪克笔下的科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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