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话剧创作演出综述

2020-03-02 17:00刘平
剧作家 2020年3期

■ 刘平

2019 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 周年,话剧艺术创作热情空前高涨。与往年相比,一是举办各类戏剧展演活动多;二是好作品呈现上升趋势;三是舞台演出出现了异常活跃的局面。比如,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柳青》《谷文昌》等7 台话剧;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第16 届中国戏剧节”,演出3 台话剧;国家话剧院举办“第五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演出12 台大剧场话剧,11 台小剧场话剧;北京人艺举办的“2019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演出4 台话剧;中国儿艺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演出26 台中外儿童剧;北京市东城区政府举办的“戏剧东城·第三届全国话剧展演季”,演出11 台大剧场话剧,10 台小剧场话剧;还有 2019 北京青年戏剧节、2019 金刺猬大学生戏剧节,以及上海和全国各地举办的各种戏剧展演等活动。这些演出不仅丰富了北京乃至全国的话剧舞台,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追求。

一、在现实生活中开掘新意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而孕育文化的源泉是生活,只有深入生活,开掘生活,思考生活,才能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才能让文艺作品发出思想之光,这样的作品才能具有鼓舞士气、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时代进步的作用。这是2019 年话剧创作演出给人们留下的一个深刻体会。《沧浪之水》《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八百里高寒》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话剧《沧浪之水》(编剧毛剑锋,导演刘锷,湖南省话剧院演出)描写知识分子走出校门后如何融入社会、服务社会的故事。该剧没有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没有蜻蜓点水式的去处理矛盾,而是在描写、开掘种种社会矛盾的同时,深入揭示其对人的思想道德修养、性格成长和行为准则等人生问题所带来的深层影响,直刺人性的软肋。剧中池大为的成长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他是1977 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卫生厅厅长马垂章慧眼识才,把他留在厅里工作。他信心满满想干出一番事业,但他不习惯厅里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风,看不惯丁小槐的溜须拍马和一些看人下菜碟的行为,也不满于马厅长为政绩而弄虚作假和铺张浪费的作风,因而得罪了领导和同事,被下放到医学研究会去“历练”。他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他牢记父亲的教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依旧走自己的路。即使结婚后住在没有任何生活设施的筒子楼,也能忍受。但是,儿子被烫伤这件事却使他受到了刻骨铭心的“刺激”。那年月没有出租车,去不了医院,儿子不停地痛苦哭喊:“爸爸,我疼!爸爸,救命!”如一根根针刺进他的心里。他四处哀告求人帮忙,有人袖手旁观,有人想帮忙却无能为力,是马厅长用自己的专车把孩子送到医院。可是押金不够,儿子的伤不能马上进行治疗,是已经升任医政处处长的丁小槐的“担保”才解决了问题。事后,妻子说要去感谢马厅长和丁小槐,他很不情愿。“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不为儿子想想吗?”妻子的话刺痛了他,他在灵魂深处展开了“搏斗”。当舞台上的池大为用手势做成一把“手枪”对着自己的头“开枪”时,人物的心灵之“苦”让每个观众都受到了震动。

该剧感动人之处是写出了真实的人物。剧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每个人都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和人生追求发展的,比如丁小槐和马厅长。丁小槐没有什么真本事,靠溜须拍马当上了医政处处长,但他并没有对看不起他的池大为进行刁难,而是在池大为有困难时“伸手相助”。马厅长虽不喜欢池大为浑身是刺,却没有记恨他“讲真话”拆自己台的事情。而池大为呢?他常年不得志,因为自己的“真诚”而屡屡遭受打击,事业受到挫折,这些他都没有怨言,因为他不想当官,更不想跟丁小槐一样去“蹚浑水”。但是,不能发挥专业特长做事在不断地啃噬着他的心。是朋友宴之鹤点醒了他——“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只有到了自己说话管用的时候”“正因为你把自己看得太重,才一官半职都没有。把自己看得太金贵就金贵不起来。不把自己看成什么,才可能成为一点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这话让池大为心动了——“经过儿子的这次磨难,我的想法变了。权和钱,这两个俗物,硬邦邦地挡在路上,你绕得过去?人活着就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靠这两个俗物啊!”他感到自己以前的坚持虽然不错,但却有些不切合实际。然而,如何使自己融入社会大环境,彻底改变自己?这仍然是横亘在池大为面前的一个难题。

该剧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但编剧并没有受原作故事的束缚,而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人生的考察,深入开掘主题,进而提升作品的立意。比如对池大为的描写。一是突出池大为的才华与实干精神,削弱了投机钻营的动机。池大为重新被马厅长重用,主要是他学会了做人,从思想情感上拆除了与领导和同事的隔膜,改变了对领导的看法和对同事的态度,从维护领导威信的角度去处理事情,而自己则是工作干在前,见到荣誉往后躲。他负责调研、治理的血防区工作做得出色,省委领导要来视察,他半夜打电话告诉马厅长,使得马厅长提前赶到现场做好了接待工作,为马厅长增添了面子。卫生厅的科研工作多年上不去,马厅长很想在自己的任期上有所突破,申报国家课题,但苦于没有能力和得力人手。池大为利用北京同学的关系,及时解决了马厅长的困惑,并成为课题研究的主力。这件事不但使马厅长高兴,也让所有的人都认为池大为是个人才。二是从开掘人物内心情感入手塑造人物形象,详略得当,决不拖泥带水。担任厅长之后,池大为既有所改变,又有所坚持。他维护马厅长的威信,又很智慧地实践着自己的工作理念与为人原则。为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深化卫生厅的改革,他及时给郭振华等人解决了职称问题,调和了这些人要去省委闹事的矛盾,同时恢复了因给马厅长写“告状信”而被压制的人员的信心,激发了全厅人员的工作热情。他始终牢记着父亲给他讲过的12 位历史人物——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文天祥、谭嗣同等的教诲,走向了新的人生高度。

《陈奂生的吃饭问题》(编剧王宏、张军,导演胡宗琪,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演出)的创作视角很独特,以农民“吃饭问题”的变化,反映改革开放40 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没有政治说教,是一部“不搞笑”的滑稽剧。以“笑”来写那个荒诞时代,写农民的命运,写他们对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政策的欣喜,有哭有笑,有喜有悲,“笑”中带“泪”,“悲”中有“喜”,那沉甸甸的“历史真实”引发了观众对历史与现实的深深思考。剧中描写老年陈奂生已经被医生确诊为绝症(癌症),不由得回溯起自己的一生。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漏斗户”陈奂生偶然遇上了一件“大喜事”——遇上了逃难、要饭的傻妹,稀里糊涂地和傻妹成了亲。想不到的是,傻妹还给他带来了三个孩子——陈两、陈斤、陈吨。自己已然吃不饱,又突然增加了四张嘴;好不容易熬到年成好转,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悲剧——挨够了饿,受够了罪的傻妹在即将要吃饱饭的时候,因大量吞食白米撑死了。陈奂生苦扒苦拽地拉扯大三个孩子,赶上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时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陈奂生跟三个孩子之间围绕着土地、粮食、吃饭等问题又发生了种种意想不到、令人捧腹又心酸的新问题。正如陈奂生不断地念叨的那句“吃饭是个问题,问题不是吃饭,不是吃饭的问题”,虽然听着“绕脖子”,实则饱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与社会现实意义。由此,剧中所表现的陈奂生一家关于吃饭问题的欢笑与泪水、经验和教训,就成为改革开放40 年中国农村发展、农民精神变化以及社会历史进程的一个缩影。演员以生活化的表演演出了人物的喜与泪,以幽默、讽刺的语言刻画人物性格,使全剧的演出充满了艺术趣味。

《八百里高寒》(编剧董妮,导演姜涛,中国铁路文工团和大兴安岭地区艺术剧院联合演出)是一曲“建设者”的赞歌。该剧记述1964 年至1967 年,铁道兵在零下五十度的高寒天气里,进驻大兴安岭“生命禁区”修建嫩林铁路的艰苦卓绝的历程。792 公里的铁路线,平均每一公里的钢轨下,就有一位铁道兵的英灵。然而困难没有吓倒有着钢铁般意志的铁道兵,他们战严寒、斗风雪,拼命硬干,克服生活上和工作中难以想象的困难,逢山挖洞,遇水架桥,硬是在厚厚的冰层冻土中开挖出路基。他们以忘我奉献的行动按时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而神圣的建设任务。剧中通过“雪崩”“挖地洞救战友”“地火龙”“冰沉箱架桥”等惊险动人的故事描写,赞扬了铁道兵在困难面前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颂扬了他们作为中华儿女的“脊梁”精神!

该剧中,导演在舞台呈现方面找到了适当的形式。导演以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原则进行舞台二度创作,把现实的回忆与历史场景的展现有机地融为一体,把铁道兵战士们青春激昂的奉献和朝气迸发的生命冲动与祖国建设和人民的期盼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崇高理想提升到家国豪情的美学层面,塑造出一个个结实、健壮的奋战者形象,唱出一首首慷慨激昂、雄壮嘹亮的战歌,表达出铁道兵“打起背包扛起枪”、胸怀祖国、志在四方,及哪里需要哪里去的壮志豪情!体现出一种阳刚之气、威武之风。大场面的宏大叙事增加了该剧演出的气势和质感,转台的巧妙使用,加之声光电的有效配合比较真实地再现了剧作中那严酷寒冷、狂风怒号、大雪漫天的北国特有的地域风景,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以此衬托出铁道兵战士们斗风雪、战严寒的豪迈情怀和勇往直前的硬骨头精神。同时,该剧又精致地描摹了人物的动态,呈现出一种仪式感的威严与庄重,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发展脉络,形成一种激动人心的情感冲击。如对姜家修和杜峥嵘的描写。在剧中,杜峥嵘是一个独特而典型的人物。她出身不好,在解放战争中,她原来所在的部队被打散,她的组织关系丢失了。因此,她被“限制使用”。她有苦难言,内心深处有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凉与孤寂。而她思想中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坚定信仰又不允许她在行动上有丝毫的懈怠。她忍受着种种不公,和铁道兵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献身于这条铁路。因为她是工程师,她的作用更具决定性。但她的特殊身份常常被某些有权力的人(如副师长桑合德)怀疑和误解。在这样一种艰难情境中,师长姜家修(她的战友,在实际工作中)与她虽然也有颇多碰撞冲突,但他看到了杜峥嵘的忠诚与智慧,因此他成了她最坚决的支持者和信任者,使得一直缺少信任与支持的杜峥嵘感到莫大的欣慰,于是两人在情感上越走越近。姜家修不仅是一个有胆有识的领导者,而且还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隧道塌方抢险,去冰水中对接冰沉箱,他都身先士卒,在生与死的实践考验中,表现出坚定的信仰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该剧结尾的场面具有震撼人心灵的力量。当嫩林铁路终于胜利通车之时,全体铁道兵战士高唱《铁道兵之歌》,那种气势,那种豪迈,立刻感染了每一位观众。

《沙变录》(编剧钟鸣,导演李轶博,内蒙古自治区话剧院演出)在描写治沙的故事中写出了人的成长。蒙古草原治沙队队长哈斯朝鲁带领乡亲们植树治沙、保护草原,他以蒙古马的精神激发了大家治沙的信念。更重要的是,他的带头作用影响了巴特尔等年轻一代,使他们成长为合格的治沙人。巴特尔等年轻人使用新技术治沙扩大了种植面积,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该剧在赞扬蒙古族人民不怕困难、治理沙漠、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之时,也让观众受到了感动。

《出山》(编剧曹海玲,导演宋国锋,贵州省话剧团演出)描写三农题材,是一台接地气的剧目,表现农民在脱贫奔小康过程中的观念转变和思想升华。地处贵州深山的盘山村,山高路陡,土地稀少,贫穷困扰着百姓。政府出台精准扶贫政策,以异地搬迁的方式解决盘山村的贫困问题。想不到的是,有些人囿于传统观念,固守乡土,不愿意搬迁。村支书刘大宝带领搬迁攻坚队员挨家挨户做细致的动员工作,千方百计解决村民们的各种问题。首先是解决了他们的思想观念问题,走出旧观念这座禁锢之山,为改变命运勇敢地走出生存困境之山,谱写了一曲“脱贫致富”的时代之歌。

《花好月圆》(编剧杨晓丹,导演杨春荣、朱云峰,广东省话剧院演出)以百年老字号——西关“林记”小食店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发展变化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困惑中寻找变革之路的奋斗历程。

二、从历史题材中开掘出当代意义

历史题材的话剧创作,不只是描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要的是从历史中开掘出当代意义,从历史人物身上开掘出一种奋斗精神,表达出推动历史前进的思想追求。《三湾,那一夜》《红岩魂》《杜甫》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

《三湾,那一夜》(编剧王宝社,导演殷弘毅,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是以中国革命历史长河中“三湾改编”为题材创作的,深刻地表现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立一支什么样的队伍”的重大意义,制定出保证我们党健康成长、我们的军队茁壮发展、能使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管理办法——即“支部建在连上”和成立“士兵委员会”。首先,该剧以小见大,深入开掘,既写出了历史的深意,又开掘出现实的新意。从生活的哲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和革命实践的意义。如三湾那一夜的会议就体现了这一点。毛泽东与余洒度等在治军方面存在思想分歧。开始时人们都以为支持余洒度的人多,支持毛泽东的是少数。但在会议的进行中,支持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阐释自己的观点,道理越辩越明,支持毛泽东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个转变过程深深地吸引着观众,使他们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一部成功的剧作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其次,该剧比较成功地塑造了年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形象,表现出了一个外表朴实、思想充实、理论高超、亲切感人的领袖人物形象。观众在欣赏该剧获得艺术审美享受的过程中,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革命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发展过程。

在众多以经典小说《红岩》为题材创作的艺术作品中,重庆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红岩魂》(编剧王宏亮,导演梁东华)是一部具有独特艺术特点的作品。该剧以“11·27”——那场发生在重庆歌乐山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以革命烈士陈然、王朴、刘国鋕、小萝卜头、江竹筠等在狱中坚贞不屈斗争的典型事例铺陈戏剧情节,以艺术的手法开掘人物心灵深处的心理与情感交织的闪光点,刻画人物性格,塑造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真实感人的光辉形象。剧中描写最动人的是王朴、刘国鋕、小萝卜头、江竹筠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信仰和忠诚,真挚温情地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怀和不朽的人格魅力,生动地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让革命烈士的故事闪耀出理想和人性的光辉。同时,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逐步串起了“狱中八条”的形成过程,给人们提出了警示。

该剧以普通人的故事,写出接地气的情感,与观众的情感相沟通。剧中王朴这个人物在描写红岩题材的作品中很少被提及。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其母金永华是重庆江北县首富。王朴因追求真理而参加革命工作,瞒着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和优秀的领导者。剧中没有描写王朴在革命斗争中的事迹,而重点描写了他在被捕前同母亲和妻子的一次“团聚”。他的理想追求与思想境界是在与妻子褚群和母亲金永华的对话中体现的。母亲金永华表达对儿子的“爱”的方式,不是溺爱,也不是宠爱,而是支持儿子的事业,为儿子的学校捐款,为儿子办公司捐款。当儿子说需要两千两黄金为革命的武装斗争买武器时,她犹豫了,因为这需要她的全部家产。她“考虑了两天两夜,最终决定,变卖家产资助革命”。解放后,党组织要归还她的黄金,还要照顾王朴残疾的妹妹,金永华老人都拒绝了。她是一位高尚无私的母亲,她以儿子为良师,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这位老母亲在儿子的墓碑前背诵入党誓词时,观众真的被感动了。

刘国鋕也生长在经济富裕的家庭。其兄刘国錤是商人,听说弟弟被捕心急如焚,去找徐远举求情,想花钱保释弟弟出狱。他劝弟弟:“国鋕,把字签了,咱们一家团聚。全家人都在家里等着你呢!”刘国鋕说:“我真想跟你一起回家。我真想你们。”可是,“要是为了活着,牺牲了理想,和死有什么区别?哥,给我寄一张全家福吧,以后想你们了,我就拿出来看看……告诉妈妈,儿子不孝!”革命者为了实现革命理想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他们为国尽忠而忍痛抛弃亲情,但是,当他们自责地说出“儿子不孝”时,却让观众的心灵感到一种被针扎般的难受。他们的“不孝”不仅饱含了对母亲的深情,而且更体现了对国家对民族的大忠诚!

小萝卜头也是剧中塑造的一个感人的形象。他从小跟父母亲生活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见过外面的“世面”。一天,他陪母亲去看病,才第一次走出监狱看到外面的世界,让他惊讶不已——“我看见好多人,他们穿的衣服五颜六色,好看极了。我还看见好多铺子,有卖书的铺子、做衣服的铺子、吃饭的铺子、卖杂货的铺子……”外面的世界是如此漂亮、热闹,可是他却不得不待在监狱里。为此,他放飞了自己心爱的“小蝴蝶”,他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小蝴蝶”身上,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王朴叔叔给了他一块糖,他从来没有吃过,他说:“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糖!等我出去了,我要吃好多好多这样的糖!”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他有什么“罪”?可是敌人依然不放过他,残忍地杀害了他。那一刻,观众的心情真的无法平静。

江竹筠与徐远举的斗争,则是理想、信仰的斗争,也是意志的较量——

“江小姐,今天早上我得到消息,共军已经突破我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

“真是遗憾,你的好日子没有几天了!”

“可你今天还在我的手上,真是可惜。”

“今天坐牢的是我,而明天坐牢的一定是你!此时此刻,我满怀期待,而你则是惶惶不可终日。”

“恐怕明天,你的尸骨早已被弃之荒野,与草木同朽了。”

“可我的灵魂不朽,而你,会永远和耻辱为伴。”

革命者在监狱中,一方面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方面也在同叛徒做斗争,同时也在反思——党的组织为什么会遭到这样大的破坏?那么多优秀的同志为什么会遭到敌人逮捕?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党内出了叛徒,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投敌叛变。剧中江竹筠同叛徒涂孝文和刘国定的斗争就是明证。叛徒涂孝文是一级党组织的书记,是江竹筠的领导。他平时教育党员说得头头是道,但在实践中并不实行,一旦被捕就贪生怕死叛变投敌,为保全自己不惜牺牲同志,致使党组织遭到破坏。为此,江竹筠同战友们总结出“八条意见”——“我们的党已经取得了政权,一定要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不能轻视敌人”;“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要严格进行整党整风,保持党的纯洁”;“等重庆解放了,一定要惩办这些叛徒特务”!

革命烈士留给党的“八条意见”,是红岩革命烈士们在严酷的斗争中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触目惊心、振聋发聩,即使在今天仍是力透纸背、充满警醒。在舞台呈现上,该剧改变过去革命题材的表现手法与形式,全剧没有一滴血,没有一声枪响,重在通过人物内心世界的塑造,打通英雄人物与观众情感交流的通道,让英雄走近观众,让观众走进英雄的内心世界,共同完成艺术审美的创造,通过塑造可亲可敬的人物形象体现出话剧创作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杜甫》(编剧郭启宏,导演冯远征,北京人艺演出)的最大亮点是塑造了一个比较真实、丰富的历史人物杜甫的形象,写出了他“高尚且高贵的灵魂”(郭启宏语)。通过杜甫与李白、高适、苏涣等诗人的交往,写出了一个时代文人的个性特征。剧中写杜甫自安史之乱后到他去世这段生活故事,表现出杜甫一生的人生况味、性格特征和理想追求。杜甫出身名门,却心系苍生;他仕途不顺,屡遭罢黜,贫困潦倒,仍不改其志,有着一颗孤傲的灵魂。他愤慨于官场的尔虞我诈,具有路见不平的侠肝义胆,勇于为普通民众鼓与呼。他性情耿直,有点儿“迂阔”,爱钻牛角尖,固执己见,敢于坚持己见。在“诗之江湖”中苦行一生,留给后世的除了万古名诗,还有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剧作通过杜甫一生中与官府的交往,与自己的朋友、军人严武的结交,对普通百姓的同情,写出了杜甫性格的发展、心灵的震颤和思想的升华。他宁愿忍受贫穷也不与官府合作,看不惯军人欺压百姓的行为,这些正是形成他思想信念的坚实基础。他用诗歌为百姓歌唱,表达百姓的心声,正是他的诗歌能够流传的价值体现。该剧的演出充分体现了话剧的舞台艺术魅力。

《龙腾伶仃洋》(编剧王俭,导演李伯男,珠海演艺集团演出)以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为题材创作,以普通小人物的行动来表现大题材的内容,在宏大叙事中刻画人物性格,在现实题材话剧创作中具有突破意义。该剧歌颂中国造桥工人在困难重重的环境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造港珠澳大桥的光辉业绩,塑造了以秦洪涛为代表的中国造桥工人的群像。在艺术上,该剧打破写英雄模范、好人好事的模式,在矛盾中讲述故事,刻画普通人形象。导演比较好地驾驭大场面的舞台呈现,同时通过细节刻画人物。如中国工人在抢险、战海浪等场面中突破身心两方面的局限的奋斗风貌,在艰难困苦中体现不屈不挠的精神,如秦洪涛和舒勇在建桥过程中的呕心沥血的工作状态。其中喝酒场面的设置也非常巧妙,在喝酒中表达人物的心理,细致真实。演员表演有激情,演出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复杂性——对祖国的忠,对事业的责任,对家人的爱,对同志的关怀,比较真实可信,而且感人至深。

三、写出普通生活的艺术美

描写普通人的生活,揭示普通人的情感,展示普通人的思想追求,表现普通人的精神境界,是2019 年话剧创作关注的一个重点,出现了《那拉提恋歌》《人间烟火》《这些年》《刘真来啦》等优秀作品。

《那拉提恋歌》(编剧、导演王宝社,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出品)是一部具有诗意品格的喜剧。作者不是直接写生活,而是把生活凝练成艺术,把人物塑造出了形象,在普通中彰显了崇高。该剧是歌颂性喜剧,剧中没有对立面、没有反面人物。编剧用一种误会法,用一种善意的谎言,构成喜剧情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勾连起来,在喜剧效果中彰显人物的高尚品德与精神境界。剧中写援疆医生刘海亮的事迹,但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通过他周边的小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体现。事情的起因是,刘海亮的妻子赵颖想让他复原到地方去挣高工资。本来刘海亮答应一到复原时间就办理,结果因为他帮助医院建立的心内科治疗团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所以想再留三年,为此夫妻二人发生了矛盾,以致闹到要离婚的程度。这件事引起上上下下的不安。刘海亮身边的三个助手——柯伟、程诚和叶尔森,为挽救刘主任的婚姻,假装打架、闹事,利用赵颖的热心肠千方百计缠住她,让她走不了,离不成婚。阿萨提大叔是一位智者,为挽救刘主任的婚姻,给小姨子阿丽玛出主意,让她假装去爱刘主任,以引起赵颖的嫉妒。结果让不明真相的赵颖起了疑心。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柯伟说刘主任这么好,想给我们建立心内科治疗团队,我们要留住他,又不想让他牺牲婚姻。阿萨提大叔喜欢刘主任,因为刘主任给新疆人民带来了福音,救了他妻子的生命,还治好了那么多人的疾病。刘主任高大的形象就是通过这些小人物一点一点的言行举动表现出来的。该剧结尾借用戏曲《三岔口》手法,解除人们心头的疑惑(一是赵颖对刘海亮的怀疑;二是别克对未婚妻阿丽玛的怀疑),实现了圆满的结局,让观众看了很开心,喜剧效果充溢着整个剧场。

《人间烟火》(编剧林蔚然,导演娄迺鸣,国家话剧院演出)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优秀作品。剧中以棚户区拆迁改造为背景,但没有政治宣传味道,而是通过对火热生活的描写,写出了扎实的人物,写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实态。通过社区干部苏小鱼的成长,表达了小人物的生活追求和奋斗理想。该剧讲述了四个家庭面对拆迁时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引发出每个家庭内部多年积累下来的种种问题,正所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无疑给拆迁工作增加了难度。面对棘手的烂摊子,作为基层党员干部的苏小鱼没有退缩,主动请缨承担起这里的拆迁工作。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一次见面会,那些平时最熟悉最热情的邻居——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答应条件就不签字!苏小鱼真的为难了,但他却记住了乡亲们说的一句话:“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于是,他改变工作方法,耐心地一户一户地了解情况,一家一家地解决实际问题,并动员父亲带头在搬迁合同上签字。他的真诚、热情、一心一意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的行动终于感动了乡亲们。他以实际行动证实了那句名言:“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剧中塑造的几个小人物形象特别鲜活,苏小鱼实干的工作作风,郭家一的单纯与热情,刘美芬的泼辣、善良和对丈夫的爱与恨(揭示了夫妻之间关系的独特性,在爱情的自私与包容中看到了人性与爱情的真谛)。导演的整体把握赋予该剧“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表演风格,展现了对生活的赞美与诗意化表达。舞美设计很有特点,突破了“胡同”“大院”的设计风格,用转台呈现四个家庭的不同风格样式,加之演员的激情表演,演出了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增加了该剧演出的现实主义的艺术魅力。

在描写改革开放40 年的题材中,《这些年》(编剧周际,导演路羽,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是一部比较有艺术魅力的作品。该剧比较真实地展示了一代年轻人成长的历程,引发人们对生活的回望,对青春的憧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对人生中“成长”的意义及其深刻内涵的反思。剧中讲述武汉京广铁路两旁棚户区三家人40 年来的生活情景和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以小人物的视角真实质朴地表达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变化,由人物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写得最动人、最鲜活的是几个年轻人——黄建十、李沫儿、王珍珍等的成长过程。剧中的黄建十与李沫儿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恋人。李沫儿一家住在“铁道里”,她的母亲陈玉梅一直看不起住在“铁道外”的黄建十一家,并以自己是“大家闺秀”,丈夫是“大学教授”为资本向人炫耀,阻止女儿同“门不当户不对”的黄建十谈恋爱。李沫儿不愿违背母亲的意愿,行动上却做出“无声的”反抗——读了大学又回到了这铁道边的“棚户区”,不同任何追她的人谈恋爱,母亲介绍的人她一概不见。于是,母亲便以八千元彩礼逼迫黄建十“知难而退”。黄建十不甘心,使出浑身解数“凑钱”……剧情由此发生了一波三折的改变,人物的情感与命运也随之发生了令人揪心的变化,观众的情感被紧紧地牵引着。

十年过去,三个年轻人又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当黄建十在南方创业,集聚了财力和物力回到家乡创业回报家乡父老时,当王珍珍从国外回到家乡创办养老院时,不但家乡父老,连观众也一同为这些年轻人的“成长”而欣慰。那么李沫儿呢?企业转型后她和丈夫下岗了,但她没有气馁,信心满满地办起了“家政公司”,尽管母亲觉得她丢了脸掉了份儿,但她却理直气壮——“靠自己劳动吃饭,怎么就丢面子了”,把家政公司办得越来越红火。同时,她还默默地抚养着黄建十与王珍珍的孩子李念。该剧就是通过对这些年轻人形象的塑造,绽放了一代年轻人“成长”的光彩,显示了青春的魅力。导演抓住“以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大时代的变迁”这样的主题进行舞台二度创作,以一个转台展现剧中三家人不同的生活场景,开掘人物复杂的内心情感,使演出非常流畅、完整,凸显了地域特点,演出了生活中苦辣酸甜的况味,增添了幽默、欢快的喜剧色彩。

《乌鸦与麻雀》(编剧赵化南,导演杨昕巍,上海滑稽剧团演出)是一出有内容、有思想、有情趣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剧中通过一群“麻雀”斗“乌鸦”的时代画面的描写,真实地反映出解放前夕国统区一片黑暗、分崩离析、末日来临的景象,批判了剧中的“乌鸦”——国民党国防部科长侯伯义依仗权势霸占民宅,居高临下欺压住户的嚣张气焰,赞扬了一群无权无势的小“麻雀”的智慧与抗争精神。该剧的舞台呈现不仅有“醇厚的老上海的韵致,地道的老上海的韵味”,而且以小人物承载重要的社会内容。共产党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却全面崩溃,从军事的失败、经济的衰退,到政治的腐败。国民党有权有势、肆意横行、欺压百姓,普通百姓在忍无可忍之际爆发反抗。剧中语言鲜活、凝练,有地域特色。写实的舞美有力地承载了这个戏凝重厚实的内容。导演的手法凝练集中,在充分体现内容的基础上重点刻画人物性格,以写实的手法呈现无限的社会内容,产生了强烈的艺术魅力,具有积极明确的思想意义。

《盛宴》(编剧纪蔚然,导演陈大联,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话剧。编剧从小处入手,向生活的纵深处开掘,以生活的涓涓细流揭示出生活的本质,以普通人的琐碎生活展示出社会现实的丰富性,揭示人性的复杂。剧中以两兄弟、两姐妹面对年老病重的母亲的态度,潜意识中的不孝情绪的流露,揭示出亲情的复杂,体现出现实主义话剧创作的艺术魅力,给观众留下诸多关乎人生、人性和亲情的哲理思考。导演的功力就在于把这样一部普通的,没有大事件、没有激烈矛盾冲突的戏,在舞台上展示出精心动魄的艺术效果,让人物的情感冲击着观众的心灵。整个演出流畅、活泼,体现出生活的律动,展示情感的波涛,把普通的生活戏剧化,把小人物的行为性格化,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刘真来啦》(编剧李铭,导演单冠朝,国家话剧院演出)是一出具有喜剧品格的话剧。它的喜剧性,不是那种浅薄的挠痒痒,而是随着生活流的进展,由人物的性格碰撞产生出来的。这种艺术效果就产生于杜老太太与保姆刘真在性格差异和生活理念的碰撞上。杜老太太是一位有文化、有见识、精明能干、性格古板、不苟言笑的职业妇女,一个人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不缺吃,不愁穿,就是不快乐,满腹牢骚,怪女儿不来看她,怪周围邻居的小市民习气——一见面就比儿子比孙子,而自己又没有,感到没“面子”,一天到晚“宅”在家里,除了喂养十几只流浪猫偶尔找到一点儿乐趣,此外就七想八想地生气,见谁都没有好脸子,拿着保姆撒气,一年内换了七十多个保姆。她盼着女儿杜文静来,女儿来了她高兴,可是说不上几句话就吵嘴,搞得女儿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刘真,一位东北农村妇女,大字识不了几个,大大咧咧,粗粗拉拉,性格开朗,笑口常开,热情质朴,手脚勤快,管家是一把好手。可是,杜老太太看不上,嫌她走路晃荡,买菜不记账,说话“噎人”,不会讨人喜欢,几次都要“赶”她走。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杜老太太在这种“不喜欢”的排斥情绪中不仅逐渐接受了刘真,而且到后来颇有些“离不开了”的意思。而这种变化过程就成为该剧喜剧效果产生的“温床”。

该剧之所以好看,是因为人物始终生活在矛盾之中。从一见面,刘真与杜老太太就针尖对麦芒地斗了起来。刘真以她的“土”和“笨”对杜老太太的“洋”和“精”,用装出来的“笨拙”化解老太太的“迂腐”,让老太太哭笑不得,想生气都找不到理由,想辞退又辞退不了。观众的注意力紧紧地被这样两个“斗鸡公”吸引着。导演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营造喜剧气氛,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在笑声中刻画人物,展示其喜剧风格。演员运用夸张、误会、故意打岔等手法,把对手戏演得天衣无缝。

《运河1935》(编剧王培公、陈建忠,导演王延松,北京市演出公司联合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出品)是一台比较精致的现实主义话剧作品,内容取材于著名小说家刘绍棠的《渔火》和《蒲柳人家》。该剧聚焦抗日战争时期,通州的运河儿女在面临民族危难、华北危急和通州“三不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生死抉择,赞扬他们在国难当头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1935 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地下党员周勤接受组织任务,为查清新型毒品“金丹一号”的来龙去脉,回到他阔别三年的家乡——大运河畔号称“京门脸子”的北通州。此时的通州,因为日本侵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的一再退让,已经成了“三不管”地区。大汉奸殷汝耕正策划“冀东独立”,局势非常复杂。周勤团结爱国将领姚六合,说服他忍辱负重,打入敌人内部。同时联络船家女望日莲等基层民众,深入调查,查明毒品来源。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周瑞因为急于赚钱,不安于鱼店生意,被人利用,糊里糊涂地卷入到这场日本人策划的阴谋之中。周勤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既打击敌人,又要挽救弟弟,于是,在大运河畔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死较量。导演以写实的手法诠释丰厚的内容,增加了该剧的现实感。舞台制作精美,一座小桥坐落在岸边长满芦苇的小河上,一艘小船穿梭于芦苇荡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受。

《四叶草》(编剧张慕瑶,导演穆弘斌,汉中市歌舞剧院演出)通过几家普通人的生活,探讨爱情、婚姻、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开掘人生的意义,展示人们对美好的爱情与家庭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很有现实意义。剧中以“四叶草”的四片叶子隐喻四个不同的家庭,演绎着钱和爱之间的平衡、幸福和独立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中的种种矛盾纠葛、社会舆论的各种压力、家庭成员的奋斗与打拼、健康与命运、理想与现实、逃离与回归,赞扬了那些对光明向往、对幸福生活追求与努力的人们。导演在舞台呈现上用散点式、散文化的诗情,展现爱情的不同侧面,写出普通生活的复杂,表现人物间不同的个性特征,结尾的处理很有新意,给观众提供人生的思考。

《莎士比亚打麻将》(编剧纪蔚然,导演陈大联,福建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通过讽刺的手法以几位剧作家的“打麻将”为契机,探讨人生哲理问题,看似荒诞,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剧中的编剧程浩因为写剧本受阻,烦闷至极,于是想通过举办“好编剧”论坛邀请世界著名编剧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贝克特,还有他们剧作中的主要人物——哈姆雷特、娜拉、妮娜、幸运儿,一起随他们的主人来参加聚会。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生活,议论人生,自然也离不开戏剧。在打麻将的牌桌上,几位大师各显神通,以“打麻将”的思维透视出戏剧创作的不同思路——莎士比亚“打牌的风格和他的剧本如出一辙”,“苦心营造崇高雄伟的情怀,输赢事小,如何赢得痛快、败得凄美才是打牌的艺术”。因此,莎士比亚打牌的布局“纷沓庞杂,有主线、辅线,还有支流”。易卜生却“只顾自个儿的牌面”,牌局也有很多“局限”。就如契诃夫的评价:“易兄,你是‘抢和型’的牌咖,也就是说,牌一上手,便处心积虑地要和牌,一副‘我听故我在’的架势。你写剧本的德性也差不多,因为你单向思考,一路挺进,坚持到底。最糟的是,你迷信种瓜得瓜,奉行‘有因必有果’的原则。”那么契诃夫呢?他在一封信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的灵魂是多么肤浅,就像撞球台一样,是那么扁平滑顺,毫无皱褶。”他打牌也是如此,莎士比亚说他“不喜欢太戏剧化,走的是生活路线,因此他的牌很随机,时而上车,时而下车,就像人生的旅程,是典型没有布局的布局”。贝克特却是另一种手法,莎士比亚说:“你不用看他的底牌就知道他专打一手烂牌。我不是说他牌技很烂,而是他故意把牌打烂。他志在游戏,不在比赛。”

几位剧作家剧中的人物也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哈姆雷特想医治自己的抑郁症;娜拉想在生活中寻找“自我”;妮娜想改变自己在演剧中的“平庸”现状。经过一番寻找,他们似乎都有了新的收获。哈姆雷特明白了“生存或死亡,从来不是问题,如何过活才是重点”。娜拉的几次求职失败,使她痛切地感到:“我怀疑我被易卜生骗了。”“横跨三世纪追求的自我根本不存在。我一直以为工作可以培养美德,在劳动中可以找到自我,因此我需要工作。可是,我能找到的工作是那么样地机械化,美德或自我怎么可能藏在千篇一律的动作里呢?”妮娜也有了自己的感悟——“我爱上这儿的剧场,它的风格很直接,不像契诃夫那么含蓄,也不像贝克特那样不知所云。当代的戏剧主流很单纯,不是要让观众笑,就是要让观众哭。这种戏码我演得来,我也不用再为自己平庸的资质感到惭愧。”

这场牌局,让主办人程浩茅塞顿开——“我以崭新的视野看待我的人生与编剧这个行业。然而,真正渗透我心、沁入我骨髓的,却是莎士比亚这老狐狸大开大阖的牌技,以及输到内裤不留的豪赌。”他说:“一个人除了呼吸,若还有意识,总该试着活出有限的不朽。”这个戏看上去很散,但很灵动、机巧,实际是形散神不散。导演紧紧围绕着创作的主旨,采用讽刺、幽默的方法,以古鉴今,以史启今,以事警今,启迪人们如何看待生活,如何适应时代,更重要的是如何认识自己,找到适宜自己生活的生存之道。只有这样才能突破一切束缚,真正解放自己,不要困顿于别人所设置的“牢笼”之中,丢掉一切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和梦想,只有脚踏实地地生活,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真正成为主宰自己生活的主人,收到了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

《过客》(编剧、导演杨慕辞,大连话剧团演出)描写“漂”在城市中的两个大龄男女青年的故事。描写社会中受挫折的小人物的奋斗经历,也是今天一些城市中一幅真实的生活画面。丁思远毕业后来到这个城市简直一事无成,做生意被骗,生活没有着落,只得每天在大连海滨公园兜售面膜。他偶然遇见了来公园闲逛的露娜。露娜刚与男友分手,情绪低落,每晚来公园散心。近乎相同的生活遭遇和郁闷的心情,使两人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而生发出一种关切对方的情愫。后来,在去海洋动物馆求职时两人又碰到了一起。尽管他们都没有多少管理海洋动物的知识,但为了生存,他们还是硬着头皮签了这份工作。露娜得知妈妈要来看她,求助于丁思远,希望他假扮自己的男友跟她妈妈见面。丁思远热情帮忙,但忍受不了露娜妈妈的唠叨与埋怨,不得已讲出了实情。露娜与丁思远在交往中加深了了解,两颗心似乎也越来越接近了。但结尾时,两个人却各自去追寻自己的理想,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露娜回老家,丁思远要去旅游,为的是写“男人的梦”这本书。而这一切都被公园里的流浪歌手看在眼里,成为他创作、弹唱的现实资料。

《家长会》(编剧林蔚然、王人凡,导演郭蔡雪,武汉市艺术学校演出)聚焦学生的学习、诚信与人格成长的问题。剧中就武汉某高中学校发生试卷泄露事件展开戏剧情节,在学校与家长、家长与学生的交流、交锋的争论中,一步步揭示事情的真相,把每个人的心理与情感放在真情与诚实的熔炉里进行拷问,直指人的成长与个性发展问题,给人们提出了警示。

四、民营话剧的开拓

与往年相比,2019 年度民营话剧创作演出的数量不是很多,却出现了几部值得关注的作品,如《书店》《生逢灿烂》《面子问题》《男保姆》等。

《书店》(编剧叶宏奇,导演刘小蓉,北京市海淀区文联出品)讲述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诞生在海淀区中关村的“同生书店”在社会变革大潮中的发展变化历程,以及发生在“书店”经营者与读者之间的故事,让人们的记忆又回到了那个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激情燃烧、催人奋进的改革开放的年代,重温那个以逛书店买书为乐、以读书为精神寄托的幸福的时刻。剧中的“同生书店”在店长范希园的坚持下,以“读一流书,做一流人,成就一流社会”为宗旨,带领吴有丽等店员一起,顺应时代潮流,引领读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他的好友、某大学的教授方晴朗的加盟,帮助书店创办“文学沙龙”活跃学术气氛,举办各种讲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更助推了读书的热潮,丰富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需求,使书店发展得风生水起,吸引了大批的读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但是,随着商品大潮的兴起,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了改变。受其影响,书店业的经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一些民营书店的出现,以出售通俗读物赚钱,甚至贩卖庸俗、黄色的读物,极大地影响了书店业的正常发展。禁不住物质利益的诱惑,吴有丽看到别人赚钱,也背着店长,自作主张购进一些比较通俗的书籍。开始范希园听从方晴朗的忠告,制止了吴有丽的行为。眼看着书店营业额下降,范希园也坚持不住了,同南方的书商哈总签订合同,销售内容庸俗的《一个女人和五十一个男人》一书,结果被公安机关搜查。该剧不仅写出了迷茫中的挫折,也写出了挫折中的成长。10 年后,吴有丽吸取曾经的教训,在网络书店对实体书店造成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毅然接手“同生书店”,带领一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创办自己的新型书店。

《面子问题》(编剧老舍,导演王皓,北京隆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诞生于20 世纪40 年代。剧中以讽刺的手法,描写抗战时期重庆某机关内以佟秘书为代表的一些“爱面子”“势利眼”的人物形象。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蝇营狗苟、丑态百出;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而互相吹捧、彼此算计,却置抗战事业于脑后。佟秘书出身世家,为官多年,因通宵打牌而引起头晕,他不顾秦剑超医官正在照顾十几个病人不能脱身的实际情况,硬摆起架子,要秦医官去侍候他,为此闹得周围的人都不得安宁。他听说原来在他手下做工友的赵勤突然发了财,尽管表面上不愿放下架子,却还是听从下属于科长的安排,请赵勤到家中吃饭。方心正夫妇本想趁乱发财,不想却破了产。为此他们一面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窘境,一面继续四处行骗。作者在讽刺官场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社会上的势利眼现象的同时,也塑造了秦医官为代表的正面人物形象,赞扬了他们正直无私、一心为抗战贡献力量的优良品质,让观众在嘲笑丑恶的同时看到了正义的希望。

《你还弹吉他吗》(编剧万方,导演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北京央华时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出品)从女性的视角观察、透视女性生活中追求理想与个性成长的问题。剧中的女主角贺卓不顾父亲的反对,执意要嫁给自己心仪的男明星余隆麒,为此父亲把她拒之门外。但她毫不后悔,认为自己找到了众人欲求而不得的爱人,实现了自己的生活理想。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却慢慢成了“名星”的附庸,原来独立自强、果断自主的现代女性的特点也逐渐地消磨殆尽。她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失去了“自我”,她“想做自己”却变成了“自己做”,而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每天的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平庸,更别说什么“理想追求”了。她想以自己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爱情观、婚姻观和价值观,到头来也变得越来越模糊。她又困惑了。剧作家万方说,这个戏就是表达“要做自己”。剧中的“吉他”“其实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也许象征着青春,也许象征着理想,也许象征着爱情”。然而,贺卓实现了吗?这些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给观众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生逢灿烂》(编剧、导演马岩,半路人[北京]文化发展公司出品)描写改革开放40 年来某打火机厂一群小人物在时代变革中的悲欢离合,他们的奋斗、理想与追求,以及他们的困惑、迷茫与寻找,既展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也体现了他们在艰难的奋斗中的精神升华。剧中围绕着打火机厂在改革开放中寻找市场、改革产品到后来的被整合改造、工人下岗的发展历程,塑造了以王胜利、罗琼、李彦文、张立本为代表的一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尤其是他们在改革大潮中遭遇下岗后的寻找与奋斗,靠自己的双手和实力走出困惑与苦恼,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生活的快乐。王胜利对儿子王亮说:“王亮,别管生活给你什么,日子总得过……与其困惑,不如灿烂地活!”该剧的演出让观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带着泪水的微笑,浸透着汗水的快乐和生长在开放、阳光中的灿烂,为观众的生活与人生道路留下了诸多思考。

《红马甲》(编剧张民,导演唐烨,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出品)描写几个在社会变革的时代追潮赶浪的年轻人的生活与奋斗经历。1992 年,前门地区第一家股票营业厅在珠市口营业,年轻的眼睛和发小大狗、葫芦决定去股票市场闯荡一番,他们共同用一个账户进行股票交易。由此生发出种种意想不到的欢乐与苦恼,他们的命运也随着中国证券金融市场的发展、震荡而改变,富贵与潦倒交织,笑声与泪水相融,欢乐与苦恼相伴。在这种有涨有跌、有起有落、变幻莫测的浮沉中,他们也一步步地成长起来。

《男保姆》(编剧孙晓萌,导演孙哲,北京京燕风华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创作视角很独特,通过描写发生在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常故事,揭示了生活的真谛、家庭的含义、亲人的责任。在这个三口之家中,母亲很强势,是家庭的主宰。父亲只能唯唯诺诺,任母亲指使,默默地干活。突然有一天,年老的父亲患上老年痴呆症,记忆遗失,手脚不停,随处乱走,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为了让父亲恢复记忆、安心呆在家里,儿子想了一个办法,哄骗父亲去当保姆,实际是回到他自己的家,照顾母亲。由于意识不清,父亲真的把母亲当成了“主人”。母亲也装作“主人”,颐指气使,指挥父亲做一些他以前喜欢做又熟悉的事,诸如做饭、拿药、打扫卫生等,以帮助他恢复记忆。由此,发生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父亲的癫狂、母亲的忍耐和儿子的无奈。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到了家庭的意义和家人间的亲情,同时也感受到生活的一种沉重,以及人生的一种特殊的意蕴。

五、儿童剧创作的新气象

儿童剧创作与演出在2019 年依然红火,尤其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办的“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集中地展示了中国儿童剧创作的成绩,同时还邀请了境外的儿童剧来华演出。就2019 年的儿童剧创作而言,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演出风格、样式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与创新。

1.扩展题材,让作品更有新意,让传统题材的创作更有现实意义。

《火光中的繁星》(编剧王薇、赵宇,导演赵宇,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是一出让孩子了解民族的苦难历史、在艰苦中锻炼成长的剧目。该剧以抗战时期的淞沪会战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在战争年代中经历不同、却都失去父母的孩子们的故事。剧中描绘了在无情的战火中互相救助、互相温暖的儿童群体形象。欢子、陈志明、珍珍、珠儿等孩子在进步青年林睦的帮助下,在战争的阴霾下坚强地生活,顽强地从失去亲人的悲伤中站起来,寻找自己的生存之路。他们在逐渐认识这场民族苦难中,努力把自己融入全民族奋起抵御外族侵略的社会环境中,擦干眼泪,勇敢面对,在苦难中站起来,以一种不服输的性格,用自己稚嫩的声音传递出中国人民不屈的气节,表现出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主题歌《火光中的繁星》中唱道:“在这困顿的时刻,我们共赴国难,伸出双手,拉紧你我,大家站起来,挺起胸膛迎接明天。”“把黑暗的牢笼冲开,张开怀拥抱久违的星光。啊!心存着希望,梦想在远方,失败和挫折都已化作动力经历着苦难努力的成长,漫漫人生路不会失去方向。”剧的结尾,孩子们手挽着手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歌声的激励下,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现实意义,以此向今天的孩子们传递一份温暖与坚强,以及珍惜今天的和平岁月、努力读书奋进的愿望。

《我们是秦俑》(编剧杨硕,导演钟浩,西安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创新意义在于以博物馆文物为创作原型,将古老的文物卡通化,让文物在今天的舞台上“活”起来,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生命——即时代性与现代化特点。该剧用孩子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展现古老文物的鲜活故事,让沉睡多年的文物活起来,恢复其当年的生命,让孩子们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体味其中的美韵。剧中把秦兵马俑、汉代竹简、鎏金铜龙、唐三彩骆驼俑、泥塑飞天侍女、元青花瓷瓶等文物拉上舞台,让他们成为主角,艺术构思非常奇妙。比如,当这些历史文物成为舞台上的角色,他们是怎么“活”过来的?如何讲话?有什么样的情感?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在为孩子们“解惑”的过程中,融入了有关文物的保护与修复等方面的知识。如对秦俑的分类、原型等级、掉色修复以及不能重新上色的原因,都巧妙地化进了角色的对话与情节的发展之中。在舞台呈现方面,该剧非常巧妙地把高科技手段与艺术美高度融合,不仅创造出一种舞台美感与审美意蕴,而且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哲理思考,即剧作所体现出来的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碰撞与和解。比如,剧中以高科技打造的机器人解说员“009”同有“2000 岁”的秦俑“大白”在博物馆里争风头,他们都以“秦俑”的形象出现。“009”用现代科技打造,外表艳丽漂亮,能说会道;“大白”则是出土不久的“秦俑”,外表朴实又不善言辞,自然比不过“009”。但在文物的历史知识方面“009”却不如“大白”懂得多。“009”以为外表漂亮就是最好的,殊不知对于历史文物来说,原汁原味才是最有价值的。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较量,两个人终于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了和解。这种情节的演绎,让孩子们对陌生的历史事物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愚公移山》(编剧艺朴,导演苗青,青岛市话剧院演出)采用穿越古今的方式,艺术地诠释愚公精神,把古代寓言形象化,用带古风古韵的诗意和奇幻趣味的剧情带领孩子们认知中华文化,理解古代文化的深刻意蕴。该剧的演出以《列子·汤问》全文贯穿全剧,并融入故事的叙述中。剧中以穿越的方式,写今天的孩子余小鱼与同学一起去参观“愚公移山展览馆”,与愚公等人发生了交流,引发了故事的发展。一是开掘出愚公移山的动因。在愚公带领村民们举行祭山活动时,是余小鱼揭露了巫祝的欺骗行为,让愚公看清了真相,才下定了“移山”的决心。二是写出了愚公移山的真正意义。愚公移山的举动,不仅智叟反对,连余小鱼也不理解,产生了怀疑和畏难情绪。后来,愚公告诉余小鱼:“愚公移山,不是为愚公自己移的山,而是为了千千万万的子孙后代移山啊!”“面对困难,勤劳勇敢就是最聪明的办法。”余小鱼恍然大悟,自愿加入“移山”的队伍。愚公老了后,余小鱼被选为新族长。剧的结尾,没有写是愚公“移”走了两座大山还是神仙“搬”走的,只是给观众留下了一个思考。三是普及劳动知识,让今天的孩子学到劳动的本领。愚公教孩子们认识劳动工具的作用和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到了劳动的本领。四是增加趣味性。如余小鱼揭露巫祝骗人的把戏,戏弄智叟,愚弄冀州牧,凸显孩子的心理与智慧,很有趣味。余小鱼与山羊、梅花鹿的说笑打闹,表达了孩子们的天真、活泼、顽皮的天性,好看好玩。该剧在阐释愚公移山故事的原义的同时,密切联系现代社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把愚公的精神延伸到现代,使内容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长城的传说》(编剧欧阳逸冰,总导演王晓鹰,导演贾菲,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通过讲述“长城的故事”,再现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黑小子”的成长历程。尤其是通过黑小子知错就改的行为,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舞台呈现非常形象,巍峨的长城,威武的山神,写意的老虎,深深地吸引了孩子们。

木偶剧《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编剧黄建,导演马路,天津市儿童艺术剧团演出)用人、偶同台的形式演绎一个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新的形式让老故事生发出一种新鲜感,引起孩子们的观赏兴趣。

《成语魔方(三)》(中国儿艺演出)独特的艺术特点是:第一,创意好,思路开阔,可以充分发挥创作人员的想象力和舞台艺术表现力。第二,小戏剧,大文化。用人们喜爱的成语故事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第三,把知识性、娱乐性与趣味性相结合,利用舞台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意蕴,在好看、好玩的艺术观赏中,让少年儿童接受传统文化,增加知识,增长智慧。该剧通过舞台艺术把成语的精髓艺术化,使孩子们在艺术观赏中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老鼠嫁女》(编剧李赛,导演于杨,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创意在于通过传统故事“老鼠嫁女”打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局面,找到传统文化与今天现实教育的新视点,努力开掘传统故事中所蕴含的深层道理。剧中通过老鼠父母为女儿择婿的过程,引导今天的儿童如何正确认识身边的人,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分辨好人、坏人。对于父母来说,当与孩子的意见发生矛盾时,是尊重孩子的意见还是强迫孩子服从自己的意见,这是该剧要传达的现代思考。剧中以好玩有趣的表现形式,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演绎深刻的主题,传递为人处世的道理,收到非常好的艺术效果。

2.寻找新形式,让演出更有趣味。

《阿尔法星球历险记》(编剧田鹤,导演马路,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出品)是一部科幻儿童剧。讲述“科学小怪人”阿太发明了“平行宇宙空间传送器”,送给自己的同学杰西卡作为生日礼物,结果当场试验没有成功,被那些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嘲笑、蔑视,他感到灰溜溜的。但杰西卡很喜欢这个礼物,鼓励阿太不要放弃,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科学发明的意志。阿太把仪器改进后成功了,找到了阿尔法星球的准确坐标。杰西卡带他去见爷爷威廉。威廉爷爷是个发明家、研究家,有很大的实验室和各种丰富的科学研究书籍资料。但他还没有找到阿尔法星球的准确定位,也无法接回自己在阿尔法星球的儿子。看到阿太成功了,爷爷非常高兴。阿太和杰西卡乘坐飞行器去阿尔法星球找叔叔。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太空垃圾污染,雾霾严重,出现很多怪兽,人也发生了变异——不知好坏,不辨美丑,连叔叔也变成了一个性情古怪的人,不想跟他们回家。最后,他们唱叔叔喜欢的歌才帮助他恢复了记忆,重新变为一个正常人。剧中还讲了很多宇宙间的科学知识,配合各种木偶一同表演,既好看又好玩。孩子们看得非常认真,剧场里开始还有些嘈杂的说话声,当阿太讲到他发明了“平行宇宙空间传送器”时,剧场内立刻安静了,每个孩子都在认真地观看。一些家长说,孩子喜欢看这样有内容、有知识的戏,光是娱乐,他们会觉得没太大意思。孩子们的反应引起我的深思。看来,艺术的趣味性,是需要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内容是第一重要的。

《伊索寓言》(编剧杜薇,导演钟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新意就在于以一种新的创作思路对旧的内容进行整理、开掘、创新。《伊索寓言》是一部经典作品,很多儿童都知道其中的很多故事。但这台《伊索寓言》讲的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把很多故事——外国的和中国的,穿插、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完整的“新”故事。小男孩和农夫爸爸幸福地生活在森林里,因为农夫可怜一条在冬天里冻僵了的蛇,结果被蛇咬死了。小男孩在悲伤中只能一个人面对黑夜、饥饿,还有凶恶的狼。在经历了《牧童和狼》《石头汤》《农夫和樵夫》《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后,小男孩从“乌鸦喝水”中看到了乌鸦的聪明,从《狐狸和乌鸦》中看到了狐狸的狡猾和乌鸦的虚荣,从《狼和狐狸》中看到了狼的自私与狠毒,从《狼来了》中看到了小男孩因为撒谎取乐羊被狼吃掉的悲惨,从“龟兔赛跑”中看到了兔子因为骄傲自满而失败的结果。这些故事使他逐渐懂得了生活的艰难,学会了生存的智慧和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可是,他仍旧找不到爸爸留给他的宝贝。在爸爸留下的葡萄树下,小男孩用双手给葡萄树翻土、浇水、施肥,到秋天葡萄树挂满了蜜一样甜的葡萄,在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时,他突然明白了、找到了爸爸留给自己最珍贵的宝贝——勤劳的双手。该剧编排完整,故事讲得很顺畅,表演很有趣味,教给孩子们生活技能。

日本东京演剧剧院的音乐儿童剧《草间物语》向孩子们展示的是小虫子们一天中经历的有趣故事。每当蜘蛛爷爷独自享受安静之夜时,喜欢搞怪的蝗虫三兄弟就会来打破寂静。金龟子老板一边玩摇滚,一边照顾遇到困难的小虫子们。年轻的鹿角虫对新生的小蝴蝶一见钟情……该剧的舞台呈现把乐器、歌曲、舞蹈和独轮车表演融为一体,让孩子们感受到一种新鲜而又奇特的审美体验。

《小蝴蝶的妈妈在哪里?》(编剧冯俐,导演焦刚,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通过小蝴蝶“找妈妈”的过程,提出了一个让孩子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来到世上干什么?”通过有趣的情节,讲述有意义的故事。一是通过小蝴蝶为什么要找“妈妈”这样的问题,着重突出书写、探寻、开掘“妈妈”这个人类生命中最伟大、最神圣的生命符号的本质。二是通过小蝴蝶“找妈妈”的亲身经历,突出了接受母爱,学习妈妈,努力成为一个伟大的妈妈,光大母爱的心灵成长过程。给孩子们树立一个鲜活的生活榜样和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该剧的故事很温馨,对孩子很有吸引力,即使是家长看了,也会产生一种生命的感动。

《舅舅的阁楼》讲述的是“亲情”永不变的故事。舅舅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外公外婆锁上了舅舅房间的阁楼。小洁很好奇,在暑假时同小伙伴一起偷来了钥匙,打开了阁楼,发现阁楼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唱片和海报,从中她发现了舅舅消失的秘密。原来舅舅是因为“皇家大歌厅”的风云歌手“风飞扬”而爱上唱歌,偷偷跑去听演唱会,被外公责骂关进阁楼。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舅舅在黑衣人的引诱下在合约上签了字,从此迷失在魔幻世界中。小洁找到一个跟舅舅照片一样的男孩,可是男孩什么也不记得。最后,是外公哼唱舅舅爱听的歌,才使舅舅逐渐恢复了记忆。该剧的演出体现一种温馨的气氛,在珍爱的回忆中体会到浓浓的亲情。

音乐儿童剧《小音乐家》(韩国刷子剧团和亚洲文化研究所联合出品)讲述一个阳光被寒冷和黑暗吞噬的冬天,小音乐家开启了她寻找光明、拯救世界的旅程,而陪伴她的只有一支长笛。整个故事充满了奇思妙想,黄色木板可以变成阳光,也可以变成大山,还可以变成小音乐家乘坐的飞船,塑料袋可以变成透明的冰,而生动、形象的现场音乐演奏也给观众带来了无穷的想象力。

总之,2019 年,话剧创作与演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突出的问题是创作的文本不少,质量高的不多。还有一个问题是创新不够,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戏剧学院2019 年创作演出的两部大戏,一部是中戏2015 级戏剧影视导演班的毕业演出剧目《严峻的考验》(又名《萨勒姆的女巫》);一部是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团创作演出的原创剧目《驯悍记》。两剧的演出风格不同,却让观众见证了中戏年轻学生们的艺术创造实力。尤其是《驯悍记》一剧的演出,其创新性的展示让观众眼前一亮。

《驯悍记》“是对莎士比亚喜剧《驯悍记》的当代阐释”。实际是把莎士比亚的喜剧《驯悍记》与中国戏曲的《狮吼记》融合起来,进行重新创作、演出,以写意手法和肢体语言表达主题,男女角色互换演出,体现探索、实验性,很有艺术创造力。此外,《莎士比亚打麻将》从内容表达到舞台形式也具有一种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