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借疫情“排华”

雷墨

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面临的外部压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压力，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向多国蔓延的事实造成的恐慌，另一方面是民众恐慌被政治利用，进而转化为“隔离中国”的政府政策。

这第二点很容易被人理解为“阴谋论”，把某些国家的“政治利用”视为中国的“过度解读”。但是，只要理性分析疫情防控现状，以及近年来国际政治大气候，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警惕借疫情“排华”并不是“过度解读”，这种担忧主要是基于国际政治的运作逻辑。

不一样的“过激”

随着疫情的蔓延，有些国家采取了撤侨、削减甚至中断航班，限制中国人入境的措施。对于其他国家的反应，中国官方的态度，一方面是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也主张不要过度反应。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面对疫情，一些国家采取必要、恰当的防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不赞成采取过度限制措施，更反对个别国家借此进行政治操弄。”

马朝旭说：“世卫组织明确提出，不赞成对中国采取国际旅行和贸易限制。令人遗憾的是，少数国家采取不合理的极端举措，这种做法极不友好，也非常不负责任，不符合世卫组织提出的建议，无助于疫情防控，也损害了双方互信和合作。”

但在舆论场上，出现了这样一种声音，把中国“反对过度反应”视为“有失大国风范”。其理由是：中国在国内大搞省际、市际甚至村际的限行，“我们自己也在限制国人出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和尊重别国的选择呢？”

这种观点，乍一看，简直无懈可击，而且还带有满满的政治道义—既然中国在抗击疫情中采取了“过激”的措施，有什么理由反对他国的“过激”做法呢？事实上，这个逻辑里充满了逻辑漏洞。

首先，这是把“虚假事实”（或者说部分事实）当作“全部真实”。对于别国的反应，中国并没有全部反对，马朝旭把话说得很明白，对于一些国家采取的必要、恰当的防控措施表示理解。这样的表态怎么能说是“小肚鸡肠”呢？比如，对于某些国家的撤侨行为，中方是全力配合的。

其次，把中国的“自我隔离”与某些国家对“隔离中国”混为一谈，这是逻辑硬伤。中国的“自我隔离”是疫情防控问题，其他国家的疫情的反应，更多的是政策选择问题。换句话说，武汉、湖北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区，中国的“自我隔离”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其他国家对疫情作何反应，肯定比中国的政策选择要多。

为什么这么说？人类与瘟疫斗争数千年，“隔离”向来都是主要手段之一。在现代医学诞生前，甚至是唯一的手段。但是，随着现代科学、医疗技术的发展，“隔离”的内涵和效率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具体地说，目前可以做到历史上做不到的相对“精准”隔离。

从科技角度说，如今的基因技术可以“捕捉”到导致流行病的致命病毒，追踪到病毒的原始宿主、传播路径和规律。现代医疗技术，可以做到在一定的时间里大致监测出受感染人群，鉴别出病毒的传染性和致命性，以及病毒的潜伏期。

恐惧是人的本能反应。恐慌蔓延之时，别高估了人的理性，别低估了恐慌裹挟下“民意”的力量。美国研究“恐惧政治”的学者阿拉什·贾瓦巴克特曾说，我们人类的大脑有不同的功能，而恐惧则经常绕过逻辑。“政客和媒体经常用恐惧来绕过我们的逻辑。”

也就是说，现代科技可以帮助人类大致“看清”病毒的踪迹和蔓延趋势，从而为更有效的“精准隔离”提供政策依据。这一点，已经为近年来防控埃博拉、登革热、塞卡病毒流行所证明。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截至2月19日，中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4280例，其中湖北61682例，其他25个国家累计报告病例382例（停靠日本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确诊病例542例）。湖北是疫情重灾区，感染人数占全球的82%，客观上导致当地医疗机构“系统过载”，采取“封城”的做法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目前疫情蔓延的其他国家，现阶段都不存在医疗机构“系统过载”的问题，绝大多数都有较为充足的医疗能力和政策手段做“精准隔离”。比如，这些国家可以对来自中国的人做病毒检测，对疑似人群做医疗隔离，而不是“隔离中国”—一刀切地限制所有中国人入境。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说中国“不够大度”的观点，犯了常识性的错误。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疫情防控，早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

英国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专家Heidi J. Larson，在2018年10月《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把社交媒体上大量相互矛盾、扭曲失真以及人为操弄的信息，视为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威胁。事实上，她的这个观点已经是世卫组织在应对疫情问题时的政策建议之一。

显然，从政策行为角度看，让专业、权威的信息占据话语主导权，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恐慌，美国的科技巨头谷歌、脸书、推特，在社交媒体上都做了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在搜索结果上把专业、权威的信息“前置”，以期达到缓解信息失真、网络谣言造成的社会恐慌。

很难否认，扭曲的信息与“过激”的政策，对疫情防控的负面效应，在逻辑上存在相似性。在疫情蔓延时，某些国家能否把相对理性的政策反应“前置”，使理性占據话语主导权，让国际社会少一份恐慌？

政治逻辑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公共卫生学者黄严忠近日撰文称，病毒的迅速传播的确是对当前的一个即刻威胁，这些威胁为那些在正常的政治程序之外所采取的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过度恐慌可能导致不必要的社会上不同人群间的疏远，加剧对某些群体的排斥和非人道化的待遇。”他尤其提到了恐惧引发的“排华”情绪。

这绝非危言耸听。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在澳出现确诊病例后，网络上出现了限制中国人入境的请愿书。澳政府出台的限制中国留学生入境的政策，很难说与“网络情绪”没有关系。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疫情有利于制造业回流美国，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恶意揣测病毒是中国的生物战计划，呼吁“封杀中国”。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借恐慌搞政治操弄的动机。

恐惧是人的本能反应。恐慌蔓延之时，别高估了人的理性，别低估了恐慌裹挟下“民意”的力量。美国研究“恐惧政治”的学者阿拉什·贾瓦巴克特曾说，我们人类的大脑有不同的功能，而恐惧则经常绕过逻辑。“政客和媒体经常用恐惧来绕过我们的逻辑。”

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整个国际政治气候的变化来看，美国的“过度反应”显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的“过度解读”。事实上，目前的国际政治现实，比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可能催生“过度反应”的政策，乃至将病毒政治化的社会土壤。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郑永年，近日在《如何理解西方的新一波反华浪潮》一文中写道，“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话语和行为也在快速死灰复燃”。他认为，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对华“隔离”政策和过度反应，也不言自明地隐含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作为知名的国际问题学者，郑永年教授把西方国家对疫情的反应与“种族主义”苗头联系在一起，只要认真阅读了他的文章，你很难认为他的观点是“阴谋论”。他提到，如今历史上的“白人优越论”已经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

历史渊源

“白人优越论”是否已占“主流”暂且不论，但关于瘟疫防控与“白人优越论”之间的关系，是有历史依据的，而且带有独特的“中国因素”。

1881年5月，一艘名为“格拉密斯城堡号”的客船，抵达澳大利亚悉尼港附近，船上有814名来自中国的乘客。这是一群为了躲避晚清国内战乱而“下南洋”谋生的中国人，这些人一下船就在当地引发了骚乱—他们遭到当地人的辱骂和殴打。理由是，那些中国人可能携带天花病毒。

一百多年后，为何仍需警惕西方的“种族主义”？因为，在中国抗击疫情时，西方社会需要以更多、更理性的行为，来证明它们防范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

澳大利亚研究澳华人历史、白澳政策的学者格雷格·沃特斯，在研究论文中对那段历史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他写道，那时澳洲的民众一般都觉得天花病在中国人中严重泛滥，在更“文明”的欧洲却很少见，悉尼的很多人甚至认为，天花是一种“中国病”。

正是某些政客“天花是中國病”这种政治操弄，孕育出了“白澳政策”的政治土壤。那年11月，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了对中国人带有种族歧视的移民条款。直到1972年，澳大利亚政府才取消了反亚洲移民（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移民）的“白澳政策”。

沃特斯在文章中引用了1881年《悉尼先驱晨报》的一段评论：“其实，并没有证据证明是中国人将天花带到了澳大利亚，亨利·帕克斯（当时澳洲新南威尔士政府领导人，借天花“排华”的主要政客）不但不推行限制疫情的计划，反而利用天花产生的恐慌来推动人们针对中国人的情绪不断高涨，煽动这个国家里的无知之人。”

19世纪的美国旧金山有这样一段历史，当地政府出于对天花和霍乱疫情的担忧，对当地华人强制隔离，对唐人街的华人强制接种疫苗，而白人则可以自由出入，自由选择是否接种疫苗。1882年，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那是美国通过的第一步针对特定族群的法案。二战期间的1943年，美国才废除这一法案。

一百多年后，为何仍需警惕西方的“种族主义”？因为，在中国抗击疫情时，西方社会需要以更多、更理性的行为，来证明它们防范的是病毒，而不是中国。德国《明镜》周刊称新冠病毒“中国制造”，美国《华尔街日报》称中国为“亚洲病夫”，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种族主义。

澳大利亚政客把“天花是中国病”的政治操弄，成功地转化为政府政策。一百多年后，如果有西方国家把新冠肺炎疫情当作诋毁中国投资环境、恶化中国对外开放环境的政策行为，并非绝无可能。

当然，一百多年里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政治的进化，或许能让人稍感宽慰。但是，不要高估了这些进步和进化。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马丁· 怀特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国际政治里，没有进步是存在可能的。如果远古时代的人回到现在，看如今的国际关系，他们会被现实与他们记忆的相似性所震惊。”

疫情引发恐慌时，理性是稀缺品。警惕借疫情煽动“排华”情绪，就是一种理性，不是被“阴谋论”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