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再探析：基于种族支配的视角

王九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



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再探析：基于种族支配的视角

王九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广州 510630)

[关键词]东南亚；排华；种族支配；国营经济；官僚资本主义

[摘要]战后，东南亚国家出现大量排华、反华运动。本文试图从种族支配主义角度分析东南亚排华原因，即东南亚的主体民族要建构自己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战后初期，东南亚华人在私人经济方面相对于原住民群体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与原住民要在经济上建立民族经济支配地位形成了冲突，故当地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排斥、限制华人的经济力量，并且由此涉及华人的认同问题、公民身份问题和政治参与问题。“华人支配国家经济”是东南亚各国对于华人族群的刻板印象，本文认为华人并不是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支配者，国营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才是东南亚真正的经济支配力量，华人只在私人经济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东南亚的原住民族群要建构和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这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适应的一个宏观环境。

Abstract：After World War II,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and Chinese exclusion phenomenon have emerged and lasted throughout of all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one more important perspective which could explain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Southeast Asia better, that is doctrine of racial domination. That means the ethnic majorities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want to construct their own dominant position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However, there’s a conflict between the desire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 to acquire their racial domination and the reality that ethnic Chinese were dominant in private economy. Thus, the government of the indigenous take measures to exclude and constrain the ethnic Chinese economic power, expanding it to issues of ethnic identity, citizenshi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at Chinese dominate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the stereotype towards ethnic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s not ethnic Chinese who is domin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instead it’s the state-controlled economy and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economy which are dominating the local economy. The Chinese economy just occupie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private sector.

一为何排华？

在近现代东南亚各国的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华人问题”，尤其是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现象，它们已经发展成为席卷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排华运动[1]。而探讨东南亚排华的原因也成为华侨华人研究和族群研究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目的是为东南亚各国解决华人问题提供一些参考。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们首先关注的一个论题是东南亚各国政府和当地的华人应当如何作为才能在未来尽可能避免排华事件爆发，以减少族群暴力冲突的悲剧。

对于战后东南亚为何会出现一系列系统性的排华事件，学者们对此已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如庄国土认为二战以后，东南亚各国引发排华事件的最主要原因是华人与土著居民的经济地位差距。同时，不同的宗教文化习俗、共产主义运动和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对族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2]。施雪琴认为经济因素即近代华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华人商业文化与伊斯兰宗教文化、华人资本与印尼民族资本之间的文化冲突与商业竞争是导致印尼排华骚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她同时认为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种族主义思想及其对华人经济地位的极端嫉恨的社会心理，成为孕育印尼排华骚乱的温床，是20世纪以来印尼历史上历次排华骚乱的根源[3]。廖建裕认为造成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民族族群紧张关系的一个根源是财富分配或者利润分配的不均匀，并且随着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种贫富差距和不均匀的分配会越来越大，结果可能会造成原住民对华人更多的仇视和敌意，进而引发排华运动[4]。曾少聪认为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族群冲突不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而是族群文化差异被政治化和经济化使然[5]。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出现反华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明的冲突，即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国家内部出现文明的“断层线”，原因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当地原住民信仰的是伊斯兰教，而华人多信奉佛教、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是导致马来西亚和印尼反华的重要原因[6]。印尼是东南亚各国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排华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因此对于印尼的排华现象，学者们多有论述。如有学者认为印尼发生反华骚乱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贫富差距和种族因素，而是政治因素。政治野心家们总是把华人当做替罪羊。印尼的强迫同化政策不利于华族与原住民的民族融合[7]。庞卫东从华人自身缺点的角度来探讨印尼的排华，认为华商与原住民政治官僚集团之间的主公制度助长了印尼的腐败，引起了原住民的不满，经济差距是造成印尼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隔离的最重要因素[8]。蔡梅儿(Amy Chua)认为东南亚华人少数民族对于当地经济的支配以及东南亚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华人财富的急剧增加，导致东南亚原住民对于华人的憎恨和仇视，这是导致排华的重要原因[9]。周南京认为，形成东南亚排华运动的原因是综合性的，即种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生活方式、道德价值等因素都起了作用，而其中的经济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10]。

纵观学者们对于东南亚排华运动原因的论述，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原住民与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导致排华运动的最重要原因，其他次要的原因有文化认同、宗教信仰、价值体系等等。但是笔者认为以上对于东南亚排华原因的分析还缺少一个更为重要的框架和视角，那就是“种族支配”的视角与“种族支配理论”。笔者认为二战以后新独立的东南亚各国之所以要实施限制华人发展的政策，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主体族群的“种族支配”，使得“主体族群”变成名副其实的“支配族群”*笔者认为“主体族群”与“支配族群”是不同的概念，“主体族群”是指仅仅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族裔群体，并不一定能够掌握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稀有资源；而“支配族群”指的不是数量上占优势的族裔群体，而是掌控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族群，如美国、南非、澳大利亚之白人，或者东南亚在殖民地时期的殖民者，他们虽然在数量上是最少的群体，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支配群体。。东南亚各国的原住民群体也就是“主体族群”为了实现从殖民地时期的“从属族群”到民族国家的“支配族群”的角色转换，便要实施一系列的政策，使得自己从弱势群体变为强势群体，实现原住民对于国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双重支配。有学者提出，在马来西亚和印尼，对于华人少数民族事务的管控不是传统所说的“融合”和“同化”模式，而是“族群支配”模式，原住民群体通过对于华人族群在政治影响力、经济活动和文化繁殖等方面的边缘化政策，来实现对华人族群的种族支配[11]。

基于历史的原因和华人社会资本的天然优势，战后初期，东南亚华人在私人经济方面相对于原住民群体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与原住民要在经济上建立民族经济支配地位形成了冲突。因此，东南亚各国在战后纷纷出台限制华人经济发展的政策，目的是为了使当地经济民族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土著化或原住民化。学者吴元黎认为东南亚国家在独立之后很渴望建立一种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华人经济并不被认为是国内经济或者属于多数族群的经济，而是区别于土著经济)，并在牺牲殖民势力和华族利益的情况下，使当地多数种族在这个体系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12]。在印尼，伊斯兰民族主义者、世俗民族主义者以及军人统治集团从过去到现在都认为是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印尼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普遍要求消除在他们看来是“外来者”的华人的经济力量，印尼军人集团在短期内会容忍华人的经济地位，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削弱华人的经济力量[13]。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在政治上已经建构了自己的支配地位，在经济上，他们也不断发展，建构自己越来越大的经济优势和经济支配地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基本策略就是在“马来人优先”的基本原则之下，扶持马来人，使其尽快提高经济地位，以便让马来人全面控制国家经济命脉[14]。在泰国，自1948年以来泰国政府的主题之一便是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周星的定义，经济民族主义即“某一政治体系在其疆界之内，致力于由国内资本取代外来资本对国民经济命脉与资源的垄断。”[15]銮披汶政府实施经济泰化运动，此一运动在1953年达到顶峰。经济泰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1)扶持泰人经济和实行泰人职业教育；(2)限制外侨经济；(3)扩大国家在工业中的地位；(4)在商业和金融业对半官方性质的“泰人企业”给予鼓励。目的就是要把国家商业归还给真正的主人，把外国人(他们把华人看作是外国人)控制的泰国经济转移到泰人手里[16]。

从种族支配的视角来透视东南亚的排华，与众多学者们提出的华族与原住民之间的经济差距是导致东南亚排华运动最为重要的原因解释是相符的。周南京认为东南亚各国排华运动的共同动机和目的主要是限制、剥削和排斥(如果可能的话消除)占优势的华侨经济，以扶持、保护和发展当地原住民(多数民族)力量薄弱的民族经济[17]。东南亚各国排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原住民对于民族经济的支配地位。

二何为种族支配？

种族支配在人类社会中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它是人类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种，即某一个种族掌控着某一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大权，可以对其他族群行使专断或压迫性的统治。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等等都是典型的种族支配国家，白人族群控制着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种族支配是种族主义或族群主义的一种体现，而种族支配或种族主义又是社会支配体系中的一种[18]，它是以种族为界限来划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个人的族群身份会影响到个人的政治经济地位。社会支配理论认为，所有人类社会都倾向于被构造为一套基于群体的社会等级系统。这种等级性的社会结构至少包括以下要素：一个或少数统治和支配群体位于顶层，一个或大量从属群体位于底层。统治群体的特征之一是他们占有与他们的人数比例不相称的大量积极的或正向的社会价值，而从属群体则不相称地拥有大量消极的社会价值[19]。种族支配也是一种研究范式，用它可以解释诸多在多元族群国家中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族群分化和种族压迫等现象。

笔者认为种族支配是基于一种心理动机，是人们追求权力、尊严和不愿忍受屈辱的一种反应。如果多数族群不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支配民族国家，那么多数族群便会产生一种屈辱感。以印尼原住民为例，殖民地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使得原住民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当他们面对华人与荷兰人时，便产生一种屈辱感，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现在，那就是他们在私人经济领域不能处在支配地位。为了消除这种屈辱感，支配群体会采取侮辱他者的做法来使自己获取心理上的满足。如1966年8月25日至31日在万隆召开的第二次陆军研讨会上，印尼陆军决定“为了要恢复使用在国内外已经普遍的名词以称呼有关的国家以及她的国民，但是主要是为了消除我们民族的自卑感以及我们国内有关族群(华族)的自豪感，我们应该向各位报告：此研讨会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Republik Rakjat Tiongkok)及其国民改成‘支那人民共和国’(Republik Rakjat Tjina)以及‘支那国民’(Warga Negara Tjina)。”[20]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马哈蒂尔曾说：“我们有着我们的自尊，我们要统治我们自己的国家…….重要的不只是达到独立而已，我们同样的要‘马来亚化’，而且要依照定下的时间表，迅速达到它。”[21]笔者认为种族支配现象受到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的综合影响，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权力支配体系。美国学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和穆斯塔法·艾弥拜耳(Mustafa Emirbayer)认为种族支配有两个最为明显的表现，即制度性种族主义和人际间种族主义。

制度性种族主义是一种系统地在各个领域实现种族支配的现象，包括大学、公司机构、法律系统、政治机构、文化生活等等。他们认为制度性种族主义表现出某一族群在四种权力上的支配地位，即符号权力，如认为某一群体是正常的，另外一些群体是不正常的；政治权力，支配族群会阻碍其他族群获取基本的政治权利，并且利用政治力量来维持族群间的分隔和不平等；社会权力，支配族群会阻碍被支配族群融入到社会生活中；经济权力，支配族群要让自己在求职、升职和财富积累方面处于优势地位[22]。

制度性种族主义在战后东南亚各国中是普遍存在的，原住民群体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受教育水平，制定了一系列的偏向于土著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如原住民群体在升学和接受大学教育方面享有优先权和配额制；原住民群体在政府公务员录用方面享有优先权；原住民政府通过建立国营企业来占据对国民经济的支配地位，并且制定各种法令限制华人经济的发展，如印尼的“堡垒政策”、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等等；印尼苏哈托政府将华人限定在经济领域，使得华人被称为“经济动物”，不能广泛参与到社会的其他活动中。

人际间种族主义是一种潜藏在我们习惯和意识中的种族主义，此种类型的种族支配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可见[23]。对于他者族群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便是人际间种族主义最重要的表现。东南亚各国对于华人有一些相似的刻板印象，如认为华人都是富有的，华人控制了东南亚的经济，华人是不可被同化的，华人不忠于当地国，他们的效忠对象是中国等等。如查尔斯·科佩尔(Charles Coppel)在《危机中的印尼华人》一书中指出，印尼原住民对于华人的刻板印象有：他们是同质且不会改变的群体；他们剥削我们的经济且是富有的；他们觉得优越且是排外的；他们对于印尼的忠诚让人怀疑；他们不情愿被同化[24]。这些刻板印象在原住民心中已经深入人心，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撼动的。

笔者认为，在东南亚，原住民实现种族支配最重要的方式有政治支配和经济支配两种。东南亚原住民基于人口的优势很容易获取对于政治的支配地位，但是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原住民一直处于劣势。不过，原住民已经通过建立国营企业和官僚资本，获取了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权。

三政治支配的建构

战后，东南亚各国的土著族群基于庞大的人口优势和传统的政治权威，牢固掌控着国家的政治支配地位，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来弥补自己的经济劣势。这是东南亚各国战后普遍通行的作法。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由于华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少，所以原住民群体可以牢固掌握政治权力，华人的政治影响力非常小。在东南亚各国，原住民还会利用华人事务来凝聚原住民的选票，使得原住民始终控制政治权力。

马来西亚与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因为马来西亚华人人口众多，华人的选票会对马来人的统治产生威胁，所以马来人会动用各种办法来保持巫统的统治地位。马来西亚自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由巫统(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掌控着政权，马来人政治家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政治权力的控制欲望。马来西亚前副首相嘉化·峇峇在他66岁生日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记者的专访时，当记者问他，作为巫统的元老，他对马来人有什么期望？他的答案直截了当：“这个国家原来是马来人的国家。我想看到政治权力牢固地掌握在马来领导手中。我没有说马来政治权力，而是说马来领导，意思是说华人与印度人参与由马来人领导的政治”。马哈蒂尔首相在第23界沙巴巫统代表大会上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团结沙巴的土著，使得巫统将来能够在沙巴执政与组织政府。”马哈蒂尔首相在巫统大会也主张“马来人通过巫统一定要成为马来西亚政府的核心和支柱”[25]。巫统著名理论家、拿督阿都拉·阿末也赤裸裸地指出：“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是以马来人特权为基础的，因此马来人必须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26]由于华人占到马来西亚总人口的1/4，华人对马来人的政治支配地位会构成威胁。以2013年的选举为例，在马来西亚大选中，有过半数的选票投给了反对党联盟，其中华人将80%以上的选票投给了反对党[27]。但是执政党联盟凭借着选区划分的优势，仍然取得国会议席中的多数。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马来西亚单一选举区的划分对于巫统的偏好。马来西亚的巫统为了巩固马来人的统治地位，会暗中操控和支配选举，也会为政党私利改划选区，目的就是为了削弱华人的政治影响力。马来西亚的选举委员会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受到巫统的控制[28]。如1984年选区重划的结果是西马占44%的非土著人口的政治代表性由1974年42.3%降至30.7%[29]。马来人为了维持对于地方政权的控制，亦阻止地方议会选举，因为地方议会选举会使得华人取得更多的执政地位，而这是马来人不愿看到的[30]。

表1　1959—2013年马来西亚联邦选举结果

资料来源：Azlan Tajuddin,MalaysiaintheWorldEconomy(1824-2011):Capitalism,EthnicDivisions,and“ManagedDemocracy”, Lexington Books, 2012，p. 186；曹云华、王九龙、姚骋：《2013年海外华人政治与经济观察》，《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

在马来西亚，马来人除了控制政治权力以外，在官僚系统中，马来人也同样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并且马来人有过多的代表，而非马来人代表不足[31]。如表2所示，马来人在官僚体系中的代表比例远远超过华人和印度人。

在东南亚各国中，华人的政治力量是脆弱的，土著或原住民会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支配力量来提升自己的经济实力并且保证土著在国家中的支配性地位。

表2　基于族群的马来西亚公共职位代表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Honghai Lim,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laysian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Malay Domin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 Vol.30, pp.1503-1524, 2007.

四华人是东南亚经济的支配者吗？

困扰东南亚和当地华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华人是否控制当地国的经济。如果华人真的是控制当地国的经济，那么华人必然遭受当地经济民族主义和种族支配主义的攻击，进而引发排华运动。在殖民地时期，东南亚各国华人扮演中间人族群的角色，他们在经济与政治上受到殖民者的支配，但是相对于原住民，华人在财富积累和种族地位上优于当地原住民。因此在东南亚各国华人给人的整体印象便是华人支配东南亚当地的经济。而华人较为强势的经济地位也使得东南亚各国的政策制定者充满忧虑，他们担心原住民作为一个主体族群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马哈蒂尔在《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中便指出，马来人真正的困境是马来人会失去他们的支配地位，他们将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出去[32]。印尼原住民认为他们不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因为他们认为国家经济被掌控在被视为外国人的华人手上[33]。事实真的如此吗？

战后导致东南亚发生排华运动的最重要原因是原住民认为是华人控制或支配着东南亚的经济，因此原住民建立种族支配的愿望(尤其是经济的支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与华人控制当地经济的现实形成冲突。当地国以及一些西方、日本的学者、媒体、政治家都宣传此一观点，此一观点也被政治家、军职人员和普通大众接受。如1968年，苏哈托在东京对日本人的演讲中说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的70%[34]。1991年，印尼最具影响力的周刊《时代周刊》(Tempo)发表了下面的观点：“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差距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印尼经济蛋糕的分配是极不平均的。根据一位商人的介绍，300万的非原住民控制了印尼60%的经济。如果原住民还一直保持弱势，那么到了2000年，原住民可能一点权力也没有了。”[35]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负责人、前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默里·韦登鲍姆曾说，在华人占主导力量的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华人少数民族所拥有的公司占其国家私营部门的70%[36]。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1年刊登文章称，据《经济学人》情报部的调查，在印尼，占总人口数3%-4%的华人控制了印尼股票市值的73%；在马来西亚，华人控制了69%的股票市值；在菲律宾，华人控制了总市值的50%-60%；在泰国，华人控制了总市值的81%[37]。印尼研究专家哈尔·希尔(Hal Hill)认为，占总人口数3%的华人至少控制了40%的印尼经济[38]。东南亚华人经济到底占当地国经济多少的份额，我们找不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但是从总体来看，东南亚华人经济在私人领域是占有优势的，尤其是自当地政府开始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以来，华人经济受益良多，一批经济实力强悍的华人财团形成。如印尼林绍良财团，曾经是华人世界中最大的财团，与苏哈托政权有密切的联系，曾占到印尼GDP的8%[39]。

但是笔者认为，东南亚华人经济只是在私人领域占据优势地位，在所在国的总体经济中，并不具备支配地位。战后东南亚各国为了控制自己的经济，实行国家直接参与经济的政策，所以战后东南亚经济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是国家资本主义和原住民官僚资本主义[40]。国有经济和原住民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才是东南亚经济的真正支配者。如在马来西亚，到1990年，马来西亚最大的10家银行中只有一家为华人银行，而在1970年，华人银行占据了6家[41]。所以在战后，随着东南亚国家资本和原住民官僚资本的扩张，原住民已经真正控制了当地的经济。日籍华人学者游仲勋早在1970年便指出东南亚华侨经济并不处于支配地位，华侨经济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真正支配东南亚各国经济的是异民族，即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资本，以英美荷为代表。土著民族在殖民地时期经济上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是必须注意到，就对后来定居的少数民族(华侨)的关系来说，原住民已在转化为支配民族(即压迫民族)了[42]。由表3我们可以看出，在1970年，真正控制马来西亚经济的是外国资本，而不是华人资本。在新经济政策下，原住民资本比例由1970年的2.4%增长到2006年的19.4%，增长了近8倍。华人资本从27.2%增长到了42.4%，增长了1.6倍。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华人经济在马来西亚仍占有很大的优势。

在东南亚各国，经济资本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国家资本、土著资本、华人资本和外国资本。而在东南亚的发展过程中，外国资本一直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庄国土也认为虽然东南亚华人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本并成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但华人资本并非像有些研究者声称的那样支配东南亚经济[43]。根据日本学者岩崎育夫的研究，如表4所示，华人资本实际上只占总资本额的1/3左右。

表3　1970—2006年马来西亚各族群股权(面值)分配表(单位：%)

资料来源：Rajah Rasiah ed.,MalaysianEconomy:UnfoldingGrowthandSocialChan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68.

表4　东南亚国家的资本构成(单位：%)

说明：N—公司数目； S—销售总额；M—市值。

资料来源： Ikuo Iwasaki, “A Reflection on Som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Chinese Capital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in Yu Chungsun ed.,EthnicChinese：TheirEconomy,PoliticsandCulture, The Japan Times, Ltd. ,2000, p.30.

在1978—1980年间，印尼发生关于华人是否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争论，一些著名的学者经过调查之后，公布了一份关于1967—1980年间的外资企业与国内资本企业情况的报告。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印尼国内资本经营的企业中，非原住民的注册资本占26.95%，原住民占11.2%，国营资本占58.95%，合作社资本占3.1%。在外国向印尼投资经营的企业中，非原住民的股份占9.7%，原住民的私人股份占12.77%，国家资本占9.24%，其余均为外国资本[44]。印尼力宝集团总裁李文正写道：国营企业控制着50%的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国营企业几乎完全控制了矿业部门，如：石油天然气(国家石油公司)、煤、锡、铅、镍、黄铜、纯金、银等；其他部门，如种植、渔业、交通运输、高速公路、火车、港口、电信、邮电、电力、饮用水等行业；工业部门，如钢铁、水泥、石油化工、化肥、造纸、糖、盐等行业；金融部门，如银行、保险、有价证券等行业。所有国营企业只准与国营银行开展业务，因而国营银行控制了约50%的市场交易。显而易见，约50%的印度尼西亚经济活动掌控在国营企业手中。1980年，国营银行市场交易额达到80%左右，国家石油公司上缴利润占政府收入的75%左右[45]。从表3以及上述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东南亚的国家资本才是当地经济真正的控制力量。

不过此种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有：第一，原住民过度依赖于国家权力和政治特权(也就是政治庇护)，而不能发展出自主的真正商业才能，来与华人和外国资本竞争。原住民在求职、创业、贷款、获取执照等各个方面享受特权，造成的结果就是土著居民对政府形成依赖心理，年轻人不愿进入私人商业领域，而只想谋求政府和公共职位，结果是土著居民在制造业和商业领域仍处于弱势，他们的经济活动主要在金融、土地、运输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土著企业家的素质仍落后于华人。土著普遍不愿意出来冒险经商，他们仍缺乏商业精神[46]。二是此种发展模式只能使小部分与权力接近的人受惠，而不能非常有效地使大部分原住民摆脱贫困。如在马来西亚，一些马来经济学家对“新经济政策”的成效已公开表示怀疑和不满，认为只有一小撮土著有机会享受到重组社会的“甜头”，而大部分土著仅获得一些“残羹”[47]。三是此种发展模式助长了东南亚国内的贫富差距和族群内部的贫富差距，贫困阶层对于富裕阶层产生更多的不满和憎恨，而统治者则不断利用华人议题来转移贫困阶层的攻击目标，1998年5月在印尼多个城市的排华暴乱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

华人经济确实在私人领域占据优势，但不处于支配地位，东南亚的原住民基于经济民族主义，已经构建了自己对于经济的支配地位。但是在私人领域和制造业领域，华人仍是主导力量，并且在人均收入方面，华人族群要高于当地族群，而且华人财团在东南亚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华人支配东南亚经济的刻板印象仍然会存在。在东南亚，当权者利用“华人问题”来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华人议题是当权者和反对派所利用的一种政治工具[48]。统治者为了掩盖在东南亚国家存在的社会结构矛盾(即阶级矛盾)，而将经济问题种族化，将原住民内部的阶级问题转为华人与原住民的矛盾[49]。因此华人虽然不是东南亚经济的支配者，但是统治者和利益集团还是会利用“华人支配经济”的污名化口号来为自己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

结论

笔者认为，原住民群体要建构和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这是二战后东南亚各国实施排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根本动力，这个理论解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清晰的框架，也是对于东南亚族群关系一个新的把握。在多元民族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主体族群是民族国家的支配者或准支配者，主体族群会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治与经济的优势地位来继续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当外来族群、少数族群挑战主体族群的支配地位时，或者外来族群或少数族群阻碍了主体族群对于种族支配地位的追求时，外来族群与少数族群必会受到主体族群的排斥和反对。东南亚的原住民族群要建构和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这是东南亚华人社会发展必须面对和适应的一个宏观环境。笔者认为，即便我们假设在东南亚不存在文明的冲突，不存在族群间经济结构的差距，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东南亚各国的主体族群为了维持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仍然会对少数群体或者移民群体实施“族群排斥”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族的发展及其对权利的诉求。当我们从“种族支配”的角度来看待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排华现象，会对这一现象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

【注释】

[1] 周南京：《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探析》，《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第437页。

[2] 庄国土：《文明冲突，抑或社会矛盾——略论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与当地族群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3] 施雪琴：《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与宗教——伊斯兰联盟与20世纪初期爪哇排华运动之探析》，“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民族学学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届(2008)世界大会筹委会、中山大学主办，广州，2016年11月24日。

[4]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第183页。

[5] 曾少聪：《东南亚华人与土著民族的族群关系研究——以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例》，《世界民族》2002年第2期。

[6]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7] 郭陆兴编《印尼暴乱与菲华心声》，马尼拉：慈桥基金会，2001年，第203-206页。

[8] 庞卫东：《印尼排华问题再探——对部分华人大企业集团问题的反思》，《世界民族》2008年第2期。

[9] Amy Chua，WorldonFire:HowExportingFreeMarketDemocracyBreedsEthnicHatredandGlobalInstability, New York: Doubleday, 2003, pp.35-38；Amy Chua, “Markets, Democracy, and Ethnicity: Toward a New Paradigm for Law and Development”,TheYaleLawJournal,Vol.108, No.1，1998.

[10] 同[1]，第439-440页。

[11] Eugene Tan，“From Sojourners to Citizens: managing the ethnic Chinese minority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EthnicandRacialStudies, Vol.24, No.6, 2001.

[12] 〈美〉吴元黎：《华人在东南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13] 廖建裕：《印尼原住民、华人与中国》，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第71页。

[14] 林勇：《马来西亚华人与马来人经济地位变化比较研究(1957—2005)》，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9页。

[15] 周星：《民族政治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16] 〈美〉施坚雅：《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6-351页。

[17] 同[1]。

[18] 范·戴克：《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页。

[19] 〈美〉吉姆·斯达纽斯、费利西娅·普拉图著，刘爽、罗涛译《社会支配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

[20]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族群研究》，新加坡青年书局，2008年，第128页。

[21] 马哈蒂尔医生著，叶钟铃译《马来人的困境》，吉隆坡：皇冠出版公司，1971年，第43页。

[22] Matthew Desmond & Mustafa Emirbayer, “What is Racial Domination?”DuBoisReview:SocialScienceResearchonRace, Vol.6, Issue 2, pp.335-355.

[23] Ibid., p.345.

[24] Charles Coppel,IndonesianChineseinCrisi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27.

[25] 李万千：《知难而进》，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109页。

[26] 同上，第135页。

[27] 曹云华、王九龙、姚骋：《2013年海外华人政治与经济观察》，《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2期。

[28] Azlan Tajuddin,MalaysiaintheWorldEconomy(1824-2011):Capitalism,EthnicDivisions,and“ManagedDemocracy”, Lexington Books, 2012，p.187.

[29] 李万千：《知难而进》，吉隆坡：东方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第96页。

[30] 林友顺：《大马在野联盟内讧冲击政局》，《亚洲周刊》2015年2月15日。

[31] Honghai Lim,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the Malaysian Bureaucracy: The Development and Effects of Malay Domination”,InternationalJournalofPublicAdministration, Vol.30, pp.1503-1524, 2007.

[32] 同[21]，第2页。

[33] 云昌耀：《当代印尼华人的认同：文化、政略与媒体》，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57页。

[34] 同[13]，第69页。

[35]Tempo, July 20，1991. See Hal Hill,TheIndonesianEconomy(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08.

[36] 《国际先驱导报》1993年4月27日。转引自梁英明：《融合与发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37] “Empires without umpires: Asia’s business culture is good for tycoons, not shareholders”，Economist, April 07, 2001.

[38] Hal Hall,TheIndonesianEconomy(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84.

[39] Daniel Chirot & Anthony Reid eds.,EssentialOutsiders:ChineseandJewsin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SoutheastAsianandCentralEurop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298.

[40] Richard Robison,Indonesia:TheRiseofCapital, Allen & Unwin, 1986.

[41] Peter Searle,TheRiddleofMalaysianCapitalism:Rent-seekersorrealcapitalists? Allen & Unwin, 1999, pp.77-78.

[42] 〈日〉游仲勋著，郭梁、刘晓民译《东南亚华侨经济简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43] 庄国土：《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44] 〈印尼〉Tempo，March 14, 1981. 转引自梁英明：《融合与发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第31-32页。

[45] 李文正：《在危机中觅生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第125-126页。

[46] 许子根：《多元族群在商业和工业的合作——当前的问题与将来的展望》，第二届马来西亚华人经济大会，1992年8月18-19日，第53-63页。

[47] 梁英明：《融合与发展》，香港：南岛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48] Jemma Purdey，Anti-ChineseViolenceinIndonesia, 1996-1999, Singapore: NUS Press, 2006, p.204.

[49] Christian Chua, “Defining Indonesian Chineseness Under the New Order”,JournalofContemporaryAsia, Vol.34，No.4，2004, pp.465-479.

【责任编辑：李皖南】

An Re-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Southeast Asia after World War II:A Perspective on Racial Domination

Wang Jiul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Southeast Asia; Anti-Chinese; Racial Domination; State-Controlled Economy; Bureaucratic Capitalist

[中图分类号]D73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1-0065-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排华、反华的演变及其应对”(13JJD810003)。

[作者简介]王九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