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人”的出场与两极化阐释
——1937—1948年穆旦诗歌接受史

李蒙蒙

（太原师范学院，山西晋中，030619）

作为中国新诗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诗人，穆旦诗歌的接受命运尤为跌宕起伏，其经典性并非是从一开始就被洞察和赋予的，而是经历了从“异端”向“经典”过渡的曲折历程。1937—1948年，“中国新诗人”穆旦以充满原创性与颠覆性的诗作，为诗坛贡献出新鲜的质素和能量。在一批独具慧眼的评论家的阐释之下，穆旦诗歌丰富的艺术世界得到初步发掘和建构，但是与此同时，在政治性与阶级性话语的规约之下，穆旦诗歌的思想意涵与审美艺术成就遭受压抑和遮蔽，从而使穆旦诗歌的阐释接受在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化状态。

一、从“联大一星”到“中国新诗人”

穆旦自幼聪慧，1924年即发表处女作《不是这样的讲》，中学阶段在《南开高中生》发表诗歌和散文多篇，其内容多为感时忧世、关怀底层的现实之作。1936年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开始在《清华周刊》等刊物上发表诗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穆旦随清华大学南迁至长沙，并写下了闻名遐迩的《野兽》一诗，1938年2月又参加“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赴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1938-1945年间，从与杜运燮、郑敏并称为西南联大“三星”诗人到成为一个独立的新锐诗人在诗坛崭露头角，穆旦以新鲜的创作质素与无穷的创作潜能，为自己在诗坛赢得了一定的话语空间。本节主要通过探讨穆旦诗歌的出版与发表空间、穆旦诗友对其回忆性的追述以及有限的公开评论，勾勒这一时期穆旦诗歌声名的累积过程。

1938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早期作品多发表于南湖诗社和高原文艺社的壁报上，影响范围较小，基本停留于西南联大校园之内。1939—1942年间穆旦诗歌主要发表于《益世周报》《中央日报·平明》副刊、《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战线》《大公报·文艺》《贵州日报·革命军诗刊》以及《文聚》等不同等级和传播范围的期刊杂志上。其中《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文聚》杂志对这一时期穆旦诗歌的传播起到较大作用，是穆旦诗歌被了解和接受的重要渠道。《大公报·文艺》在当时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与影响力，是全国著名的文学大家发表作品的园地。1939-1941年间穆旦于《大公报·文艺》香港版发表诗歌约13首，诗论文章2篇，译诗与译文2篇，与当时的文学大家共同分享了一定的文学空间。杜运燮曾回忆道：“我一进联大就听说他的名字，也从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读到他的诗”[1]。在《大公报·文艺》的推介之下，穆旦诗歌已经突破了早期在校园内的壁报传播和在昆明的地方刊物上传播的初级形态，其作品得以被更广阔范围内的读者所了解和注意。

目前所查询到的关于穆旦诗歌的最早的公开评论之声出自1941年艾青的《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文章第六部分“新人的生产”中指出“穆旦的诗，在温和与平静里，蕴含深沉的思想”[2]，虽仅有十八个字的阐释，但至少表明在1942年《文聚》杂志刊出《赞美》之前，穆旦诗歌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等期刊杂志上的传播，已经引起了艾青等人的直接关注。在这篇文章中艾青将穆旦、彭燕郊、鲁藜、吕剑、袁水拍、刘火子等青年诗人归列为抗战以来引起普遍注意的新诗人序列，并且用“新生的力量，战斗的热情，素朴的语言，解放的形式”、“由实生活体验得来的内容”、“更年青，更健康，更善于战斗的一代”[3]等话语描述其共同特征。这篇文章被用作艾青编选的新诗选《朴素的歌》的序言，伴随其传播，穆旦的声名也在无形中得到一定扩散。

1942年,《文聚》杂志的创刊为穆旦诗歌的刊发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文聚》杂志是40年代的“纯文学”期刊，刊物品位较高，所刊载作品的艺术质量也较高，“《文聚》虽然是‘西南联大文聚社’出版的，虽然作者队伍是以联大师生为主，但它是一个走向社会，面向全国的刊物，有联大校外的作者，有昆明以外的国统区的作者，还有解放区的作者”[4]。1942年2月15日《文聚》杂志问世，穆旦的代表作《赞美》即发表于创刊号的“头条”，同期作者还有朱自清、沈从文、汪曾祺等人，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广泛关注，在穆旦诗歌传播历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赞美》被置于《文聚》首期首篇的位置上就足见刊物编辑对穆旦的重视、肯定以及强烈的推介意识，林元曾回忆：“诗人的才华当时还被埋在泥土里，我们决定把《赞美》放在创刊号的‘头条’，宝石出土，便放出耀眼的光辉，当时就受到不少读者赞美”[5]。据统计，穆旦在《文聚》这一刊物上共发表了6题13首诗作，其代表作《诗八首》也发表于此，并且1945年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被列为“文聚丛书”之一种出版，《文聚》杂志也曾两次为其刊载宣传广告。在《文聚》的持续推广之下，穆旦诗歌逐渐走出西南联大、走出昆明并走向全国，据方敬回忆，“1945年初……他已在诗坛崭露头角，受到青睐和赞赏，被认为是写中国现代诗出色的诗人”[6]。

综上所述，抗战以来至40年代初期，穆旦诗歌作品的发表媒介经历了由流传性较差的壁报到有一定影响力的地方刊物再到声望较高的全国性刊物的渐变过程。伴随着发表空间的不断扩大，穆旦诗歌的影响力也逐渐从西南联大校园向昆明甚至全国扩散，诗者穆旦已经逐步由西南联大“一星”向较有名气的“中国新诗人”过渡。

二、一般性诗学评论的出现与推崇

穆旦真正走入评论界视域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穆旦诗歌的第一篇研究专论是刊载于《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2期上的王佐良的《一个中国新诗人》，这篇文章是最早对穆旦诗歌进行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的文章，是穆旦诗歌研究的真正起点。王佐良在这篇文章中首先介绍了青年诗人们在西南联大的紧张学习生活及毕业之后艰难的社会生活，引出了穆旦1942年痛苦的军旅体验及目前的生活现状，对穆旦英雄式的主体形象做出了生动勾勒，对穆旦的生命观的形成进行了追溯。接下来，王佐良用其余篇幅重点阐释了穆旦及其诗歌创作的异质性，从独立的主体精神、肉体与玄思混合的思维方式、非中国的表达方式、对西方文化元素的借鉴方面，总结了“一个中国新诗人”的新的写作特质与新的文学贡献。其中“受难的品质”、“肉体的感觉”、“用身体思想”、“非中国性”、“创造了一个上帝”等说法可谓精炼而经典，为后来研究者反复引用或频频触发争执。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读者”，王佐良以独到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开创了穆旦诗歌的阐释基点，指引了穆旦研究的基本方向与研究思路，为之后七十余年的阐释历程奠定了基调。

王佐良的评论固然重要，但是扩大穆旦诗名的工作，仍需权威“发现人”的参与。这一阶段充当穆旦诗歌“发现人”角色的权威批评家有沈从文、闻一多、朱光潜，他们运用文学评论、作品刊发、选本收录等形式对穆旦诗歌做出有效的推广与定位，是穆旦接受史上的重要推动力量。1946年沈从文在抗战结束后回到北京，兼任平津四大报的文学副刊编辑，期间利用报纸副刊扶持和培养了以穆旦、郑敏、袁可嘉、李瑛等为代表的文学新秀。据初步统计，1946年至1948年间穆旦仅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就发表了约16首诗歌。除此之外，沈从文也有多处评论文字涉及到穆旦。如在《新废邮存底·二五八》中沈从文将冯至和穆旦等人的诗歌创作视为继“五四”诗歌、“新月派”诗歌、“现代派”诗歌、抗战时期的朗诵诗之后新诗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并指出穆旦等人在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方面，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态。这种敏锐的判断具有一定的新诗史的眼光与高度，可视作从新诗发展的整体意义上对穆旦诗歌位置的指认。朱光潜是40年代穆旦诗歌的另一位发现人，1947年至1948年间他所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共刊发了穆旦诗歌六首，他本人也曾对卞之琳和穆旦学习法国象征派和英美近代派的行为做出过“用心最苦”的评论。在权威刊物《文学杂志》的推广之下，穆旦作为重要的新诗人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如1948年莎生在梳理《文学杂志》的发展脉络时，曾明确表示“说到诗歌，则丰满遒劲的穆旦已代替了神清骨秀倜傥不群的卞之琳”[7]。闻一多对穆旦的发掘主要是通过选本收录的途径，其1948年8月出版的《现代诗钞》收录了自“五四”以来各种风格与流派的新诗作品，具有勾画新诗脉络、总结新诗历史的功能，其中收录穆旦《诗八首》《出发》《还原作用》《幻想底乘客》，使穆旦得以与郭沫若、冰心、徐志摩、戴望舒等著名诗人分享同一文学空间，并使其诗歌文本伴随《现代诗钞》的延传而得以长久保存和广泛传播。这一选录行为为后人津津乐道，并被视作穆旦40年代诗歌地位的重要佐证。

此一时期也出现了对穆旦诗歌不足之处进行观照的批评性文章或文字，且这些批评多是诗学范围内的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结合，在批评与建议中往往饱含着评论者对新诗人穆旦的肯定与期待，这种学理性的评论方式与1948年“左翼”批评的恶意谩骂与人格攻讦形成鲜明对照。如1947年9月李瑛的《读穆旦诗集》在以大量笔墨阐释穆旦诗歌的优点之余，又以一段的篇幅指出穆旦诗歌的弱点，即句子稍显冗长、词藻生涩牵强，未能达到纯熟完美的效果。作为“同门师兄弟”的少若（吴小如）在《<穆旦诗集>——一九四七年五月初版》中首先对当时有限的关于穆旦诗歌的评论文字做出梳理，随后对穆旦诗歌的两大不足之处，即形式与内容之间欠缺和谐、篇章与句式的锤炼不够的问题，作出了中肯的批评与建议，并在最后一部分对穆旦的说理诗作出了“远迈前人，自然警策”的高度估价。文章虽是以批评性面向为主导，但是也流露出作者对穆旦的诗才与造诣的赞赏（在原文中“天才”一词共使用了6次），以及对穆旦“走出一条新路来”、“拓展一个新局面”的期待。值得补充的还有1947年青年诗人吴兴华在书信中既称赞穆旦是“最有希望的新诗人”，又对穆旦诗歌语言的欧化倾向及其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隔膜表示担忧，并提出“这种高等知识分子的诗不知在中国走得通否”[8]的问题。以上评论均是评论者从自身的文学观念出发，对穆旦诗歌做出的合理争鸣，是穆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总之，1946年至1948年间，王佐良、沈从文、闻一多、朱光潜、吴小如等人以诗歌评论、文本刊发、选本收录等多种批评形式，以知人论世、印象式批评等批评方式，对穆旦诗歌进行推举、褒扬或温和性的批评。他们多从一般诗学意义上对穆旦诗歌的潜在价值进行挖掘和评判，对新诗人穆旦的出场表示强烈的赞扬与期待，为穆旦诗歌进入文学场域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在穆旦成为较有名气的“中国新诗人”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建构作用。

三、新诗现代化的阐释与辩护

如果说上一节主要是对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评论的钩沉，本小节则主要关注“新诗现代化”视域内穆旦诗歌的阐释状况。40年代穆旦诗歌真正的理想读者是如他一般年轻的、具有大致相同的知识结构和诗歌观念的诗友或同人，如周珏良、袁可嘉、唐湜、陈敬容、李瑛等人，他们往往以文本细读、理论探讨等方式对穆旦诗歌投以热情的关注和深入的阐释。他们对穆旦诗歌的自觉建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40年代新诗现代化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成为80年代以来穆旦研究频频回顾和借鉴的重要资源。

周珏良和李瑛虽非“中国新诗派”成员，但却出于自身较高的文化修养与诗学眼光，在当时较早地对穆旦诗歌的现代化特征作出了合理阐释。周珏良与穆旦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结构，他们都是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外文系学生，同样受教于燕卜逊等名师，同时周珏良也是穆旦最为亲近的朋友之一。1947年7月他在《读穆旦的诗》中明确标识出穆旦受到西方诗人叶慈、奥登等的影响，并归纳出穆旦诗歌将情思、感觉与表现融合起来的现代风格，以及对“荒原意识”与“土地觉醒”思想的呈现，最后对穆旦诗歌平易近人、清新有力的语言作出分析和摘录。以类似逻辑组织篇章结构的还有1947年9月李瑛所写的评论文章《读穆旦诗集》。作为《中国新诗》的作者、平津文坛活跃的文学新秀，李瑛在诗歌观念方面与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如对诗与现实关系有着近似的理解，对“新诗现代化”有着共同的推崇，因此李瑛具备深入理解穆旦诗歌的理论前提。这篇文章第一部分是对年轻诗人的崛起的肯定，第二部分是对穆旦诗歌的思想内容与主题的论述，着重阐释了其诗歌主题的转变过程，第三部分是对穆旦诗歌艺术的论析，主要从情感表现、词句组织、哲学意识三个层面阐释穆旦诗歌中经验、思想与情感的高度溶解与综合的特征。

1947年袁可嘉开始在“新诗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下评论穆旦诗作，并将穆旦视为40年代新诗现代化的典型个案。1947年3月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中系统阐释了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原则，其结尾处以穆旦诗歌《时感》为例证，指出“希望”与“绝望”在其文本中矛盾交互、层层渗透的现象，并指出穆旦诗歌较为理想地实现了现实、玄学、象征的综合，可以为读者带来情绪上的震撼与思想上的活力。这些评论是精准而透辟的，但在当时却被“左翼”评论家初犊援引为批判的靶子，大加攻击，这不得不说是“超前者”的悲哀，以及不同诗歌观念与思维所导致的隔膜现象。1948年9月袁可嘉《诗的新方向》是对“左翼”批评的回应文章，文中对穆旦诗歌的“搏斗的雄姿”、“拼命的感觉与思考”等特征作出概述，并对穆旦作出了如下的高度评价，“我个人觉得他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9]，这可能是穆旦在40年代所获得的最高也是最恰切的评论之一。在《诗与民主》中袁可嘉分析了以往的抒情诗与现代戏剧诗的区别，并将穆旦的戏剧诗与当时的权威诗人徐志摩的抒情诗进行比较，指出穆旦诗歌晦涩而异常丰富的特质，并表示了对穆旦诗歌的偏爱。这种大胆而敏锐的艺术直觉与推介行为，具有建构“新经典”的意味。

唐湜是穆旦诗歌现代化特征的又一重要阐释者，1948年2月唐湜就曾在《诗的新生代》一文中向自觉的现代主义者穆旦、杜运燮们和不自觉地走向了诗的现代化道路的绿原们发出号召，期望两股新生代潮流“一齐向一个诗的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奔流，相互激扬，相互渗透，形成一片阔大的诗的高潮”[10]，并在文中重点介绍了穆旦的《合唱》《不幸的人们》两首诗，分析了穆旦对“自我”的丰富表现。1948年8-9月分两次刊载于《中国新诗》上的唐湜的《穆旦论》是穆旦诗歌接受史上的“经典性阐释”。唐湜的这篇《穆旦论》对穆旦诗歌进行了系统解说，“凭‘慧眼’，凭自己的敏感，不顾一切文坛上的喧嚣、攻击，较早地认出了这些寂寞、孤独，却又光彩照人的花朵”[11]。唐湜曾对写作《穆旦论》的背景进行回忆，他表示自己曾向汪曾祺索要一些简报，有意为其写一篇评论文章，但是汪曾祺却交给他一本《穆旦诗集》，并这样回应道：“先别忙写我的……穆旦是寂寞的，你先给他写篇《论》吧”[12]，这既反映出当时穆旦诗歌影响力的局限性，又从侧面呈现出汪曾祺对于穆旦诗歌创作的肯定与褒扬，也体现出文人间的惺惺相惜之情。在《穆旦论》中唐湜秉持着重视诗人个体的精神风格和以“人”为主题的批评理念，“赞扬了这位搏求者的泱泱雄风，对他的现代手法与深沉的心理探索也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13]，如对穆旦诗歌的辩证观念、受难品质、“自我”抒写、坚忍的精神、原始锋利的诗风等作出准确的阐释，对穆旦的艺术风格与人格作出了真切的体认，全面展示了“搏求者”的精神与艺术面貌，有效提升了穆旦诗歌的影响力与地位。并且，这篇文章在后续传播中逐渐凝练为一种批评性经典，成为穆旦研究无法回避的话语依据。

总之，上述评论家出于对穆旦其人其诗的切近了解和感悟，能够及时发现和肯定他的诗艺探索，虽然其相关评论文章的数量较少，但是质量却极高。这些评论之声在当时虽然未能引起巨大的反响和回应，但却成为新时期以来穆旦研究的重要阐释依据，在穆旦诗歌经典化历程中发挥着史料价值和里程碑作用。当然，除了来自诗友和同人圈子的关注之外，40年代穆旦诗歌还有一批特殊的读者，在他们的批评视野中穆旦诗歌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接受境遇。

四、意识形态视域中的误读与批判

1940年代后期“左翼”批评话语在与其他话语力量的对抗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容忽视的实力与权威性，成为立于历史潮头的主流话语形态。在理论建设和批评实践中，“左翼”话语往往依据鲜明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将诗歌观念与美学意义上的分歧视为社会历史观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具有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进行简单化的批判与否定，而忽视了其在思想内容方面的进步性、艺术理念上的多样性以及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性。这些相对错误的估价与偏狭的理解，阻碍了穆旦诗歌正常的接受渐进，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变相”传播了穆旦的诗名。

本时期涉及穆旦诗歌的批评文章共八篇，其中有六篇是在批判“沈从文集团”和《中国新诗》的群体视阈中谈及穆旦诗歌的，穆旦诗歌在此往往并非是直接的和主要的批评对象，而是被用作例证，以更好地实现对穆旦所属群体的批判。1947年9月初犊在《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中将主要的批判矛头指向沈从文、李瑛、袁可嘉，其中为了批判袁可嘉，引述了其在《新诗现代化》一文中对穆旦诗歌《时感》的评论，并以一己之偏见武断地对这首诗作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同时给予了包括穆旦在内的青年作者们以“蚊子和苍蝇”、“粪便”、“毒花”、“蛆虫们”等侮辱性的共名，其用语的粗暴与肮脏令人咋舌。在关于《中国新诗》的批判文章中，张羽的《南北才子才女的大会串——评<中国新诗>》率先发难，其对《中国新诗》的作者穆旦、杭约赫、陈敬容、唐湜等逐一批判，认为穆旦的《我想要走》一诗呈现了“一个悲哀彷徨游疑贪婪自私的嘴脸，和一个旧社会豢养的和有毒的血液所滋育的腐烂的知识分子的消极堕落悲观失望动摇不定的可怜相”[14]，这种批评话语采用机械的字面意义的解读方法，强加污蔑消极的不实之词，并充盈着谩骂的语气；舒波的《评<中国新诗>》是对三期《中国新诗》的综合评论，他先将袁可嘉、穆旦、郑敏等诗人定义为“白相诗人”，对主要作者悉数批判，进而指出第三期刊发的穆旦的《暴力》一诗反映了诗人自身的个人英雄主义及世界观的没落；晋军的《踢去这些绊脚石》通过歪曲穆旦诗歌中对战争和人民的理解，来质疑《中国新诗》代序中“到人民的搏斗里去”等根本宗旨；马其的《读“中国新诗”后记》通过批判穆旦诗歌中的“自由联想”与“哲学氛围”给读者理解带来的困难，来质疑编者序言中“荣耀归于人民”的立场声明，并以西方的技巧论与象征派的结局来警示“联大三诗人”。在上述评论的共同作用之下，穆旦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遭到了相当程度的误解和批判。

针对穆旦个体的批判文章仅有两篇，虽较为匮乏，但与《中国新诗》诗人群的其他成员相比，穆旦当时的诗坛位置还是可见一斑的，同时这两篇文章对穆旦的批判与打击颇具“火力全开”的气势，在其共同营构之下，穆旦的“人民之敌”的异质形象逐渐浮出水面。如诸葛疯的《从<旗>看穆旦和一些穆旦们》中通过对穆旦诗句的分析指出穆旦个人英雄主义式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消极性，进而指出穆旦在思想本质方面对小资产阶级传统的缺点的继承，以及“伪装为友人姿态的敌人们的本来面目”，其指责与批判可谓步步升级，直至全盘否定。亦门（阿垅）的《<旗>片论》是对穆旦诗歌的长篇批评文章，在文章开篇部分“批评家已经触摸到一个深沉浑厚而矜持自觉的生命在走向圆熟澄明之前的搏求与挣扎，站到了进入穆旦诗歌世界的幽深入口”[15]，已出现对穆旦诗歌进行正确理解的可能性，但在政治观念、思想观念与诗歌观念的拘囿之下，又不可避免地将之“转誉为毁”，接下来文章中引用了穆旦诗集《旗》中的十几首诗歌，着重探讨穆旦诗歌中战争的性质、穆旦对战争的看法、穆旦对战士和人民形象的塑造等，指出其个人英雄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本质，并为其作出了如下的政治定性，“他却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动的态度’的；因为他不但是盲目性的，主要是破坏性的，不但是俨然否定着旧秩序的，而且也着实背离着甚至反对着新时代的”[16]。这种罔顾审美内涵和艺术形式，而专注于对作家思想政治倾向的捕风捉影式的批评思维和“真理在握”式的宣判语气，以及充满着小集团气息、宗派情绪和意识形态化色彩的批评理念，无不体现着40年代后期文学批评的时代习气与弊病。

上述的批判之声使穆旦其人其诗在一定程度上被“污名化”和“异质化”，为其在新中国的“消隐”埋下了伏笔，也为其80年代初的出场造设了一定困难，但是“质疑、否定也是一种发掘，一种知识展示与‘普及’”[17]，穆旦诗歌的被批判使其走出了友人言说与师长评论的狭小圈子，而置身于一种众声喧闹的状态中，强化了穆旦诗歌与时代的关联度及其在共时空间中的存在感，为其在新时期中后期以来的重新发现埋下了伏笔。

综上所述，1937-1948年，伴随作品的传播接受，穆旦声名不断扩张，成为颇受关注的中国新诗人。但是在不同文化力量主体的作用之下，穆旦诗歌所受到的褒贬评判不一，呈现出共时接受之间的反差与张力。1949年8月穆旦自费赴美留学，1953年学成归国。在新中国的特殊时代语境中，穆旦诗歌将面临着全新的传播、阐释和接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