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词与魏晋风度

张建伟，南雅琼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苏轼是北宋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在诗、词、文章等各个领域都有卓越贡献。他具有极强的创造力，同时也善于继承古代的文化传统，其中就包括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又名魏晋风流，冯友兰《说风流》认为是一种人格美，包括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曾对魏晋风度有过概括：“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1]96苏轼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涉及到宋型文化与魏晋文化的异同，是个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论题。目前学术界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多，高云鹏《苏轼与魏晋风度》认为，苏轼随缘安处的生死观、荣辱不惊的仕隐观以及旷达超然的人生态度都带有魏晋风度的色彩①。许外芳提出，苏轼全面学习、化用“魏晋风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坡风度”②。此外，有人研究苏轼“和陶诗”，比如 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复旦大学2008博士学位论文)等。那么，苏轼词是否受到魏晋风度的影响呢？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本文要着力探讨的。

苏轼在词中非常推崇魏晋风度，但是，他的词具体引用了多少魏晋时期的典故，学术界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薛瑞生先生在《东坡词编年笺证》中标注的东坡词运用《世说新语》的典故有22例，郭幸妮以该书为依据，考索出东坡词运用的《世说新语》典故达53例。[2]笔者在此基础上又发现10例，共有63例。把这些典故进行分类，东坡词引用最多的为容貌风姿、旷达风度、归隐山林三大类。从这些典故中我们不难发现生活在宋代的苏轼与魏晋名士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仕隐观念与对礼法的态度两个方面。那么，东坡词对魏晋风度的接受具体情况如何？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一、东坡词中的魏晋风度

把东坡词中运用魏晋时期的典故按《世说新语》的门类进行分类，可以发现引用较多的门类有容止、任诞、言语、德行、识鉴、雅量、赏誉、栖逸、排调等，通过总结，东坡词中所用的典故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容貌风姿

魏晋时期人们对士人的品藻讲究形与神的有机合一，既看重内在的神采美，也推崇外在的仪表美，所以，魏晋时期并不仅仅重视外表仪态，那个时代盛行的容止之风包含一种深刻的内涵，对当时文化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也被后人广泛引用。比如东坡词《木兰花令》中写道：

元宵似是欢游好。何况公庭民讼少。万家游赏上春台，十里神仙迷海岛。 平原不似高阳傲。促席雍容陪语笑。坐中有客最多情，不惜玉山拼醉倒。[3]306

这首词中的“不惜玉山拼醉倒”出自《世说新语·容止》：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4]256

在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中，嵇康是有名的美男子，不仅是因其身材魁梧，更重要的是其“风姿特秀”，即从他的外貌之美可以看出内在的资质及其学识修养。作为嵇康的知音，山涛用“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形容其醉态，正可看出嵇康潇洒不羁的形象。在这首词中，因为是元宵节，公庭的诉讼少，所以作者有机会赏游元宵夜景。在欢快的宴席中，出现了一个“最多情”的客人形象，把气氛霎时推到高潮，作者用“玉山”来形容其醉酒的形态，表达出赞美欣赏的感情，反映出词人与百姓关系之亲密。

东坡在《临江仙·赠王友道》的上片写道：“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瑶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3]115这首词是苏轼写给朋友王友道的，词的上阙描绘的是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在写友人容貌时，东坡借用《世说新语·容止》：

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有称王长史形者，蔡公曰：“恨诸人不见杜弘治耳！”[4]260

“面如凝脂，眼如点漆。”亲切可见，令人神往。读《诗经·卫风·硕人》，可知其美之所自。用“凝脂”来比喻面部皮肤洁白细腻，吹弹可破，用“点漆”形容眼睛黝黑明亮，神采奕奕，以自然界之美来形容人物品格之美，言简意赅地描绘出了一个美男子的形象。并且“点漆”如画一般，凝然有神，宛如“神仙中人”。一尘不染，与世无争，这应该是道人的美德，也是苏轼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所以借对友人的赞美来表达以道修身的美好思想。

(二)旷达风度

苏轼为豪放词的代表，“所谓豪放，大致是指劲拔雄健、磊落恢宏、放笔挥洒、不受拘检的一种创作个性。”[5]旷达是豪放词中的重要内容，而旷达也是魏晋时期文人所崇尚的一种极具个性的气质风度，表现在生活当中即是疏放、潇洒、不拘泥。从这一点来讲，苏轼可谓魏晋风度的异代知音。

苏轼在《哨遍·春词》中写道：“君看古今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3]326“但人生、要适情耳”典出《世说新语·识鉴》：

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4]160

“适情”与“适意”虽然措辞不同，但意思相近。张季鹰因思念吴中菰菜羹、鲈鱼脍而辞官归乡，是魏晋名士不屑名利、旷达风度的典型事例。苏轼在此词中运用这个典故，颇有人生短暂、功名浮幻，沉浸醉乡过潇洒人生之感，这与张季鹰不受名利羁绊、追求适意旷达的人生颇为相似。

又比如《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中的“痛饮又能诗”[3]50典出《世说新语·任诞》：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4]317

王孝伯认为名士的三个特征是有闲暇、痛饮和熟读《离骚》，未必是魏晋风度的真谛。苏轼词“痛饮又能诗”指的是太守杨元素及其门下的宾客僚佐。杨元素才调不凡，门下自无俗客，喝酒作诗不在话下，这次有梅花助兴，诗情便不同于往常。“痛饮”即开怀畅饮。梅花在古代文人眼中具有君子品格，他们以梅花为知己，在这种意境之下，固当“痛饮”。

(三)归隐山林

隐逸是古代士人独善其身的一种方法，也是其价值追求以及心灵感悟的结晶。在魏晋那个动乱的时代，士大夫感觉朝不保夕。他们不愿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为了保持安宁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所以选择隐逸山林。苏轼的一生有很多时光是在贬谪中度过的，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归隐过，但却写了许多向往隐逸生活的诗词，其中有不少运用了魏晋时期的典故。

比如《浣溪沙·感旧》中的“恨无人借买山钱”[3]313出自《世说新语·栖逸》：

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亦办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4]278

在东晋中期桓温专擅朝政的年代里，郗超是恒温集团中的主要谋士，可谓政要权贵。然而，由于东晋皇权孱弱，士人地位高，以及玄学的影响，士人普遍推崇隐逸，甚至于认为隐逸高于仕宦。③东坡一生想归隐却又未归隐，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多次运用郗超支持隐士的故事，进一步写自己欲回朝不得，欲隐居不能的无奈愁绪。一个“恨”字写出了这种只能退步、安居现状的无奈心态。

又比如《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3]113

作者在词的上阕运用东晋名士谢安的典故，用简短的几句话概括了谢安的人生经历，并借此表达自己“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的感情。谢安出生在东晋的名门望族，早年隐居山林，中年时期出仕做官，仕途中很快展示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成为东晋朝廷的权臣，但此时的他“东山之志始末不渝”。苏轼对救济苍生、功成身退的谢安非常崇拜，所以他初入官场之时，本是抱着一颗济世救民之心，把自己的经世之学奉献给国家，但现实并不是那么如意，由于他过于孤高，所以在仕途中屡遭贬谪。也正是因为政治生涯中数次左迁，所以导致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建功立业，希望像谢安那样功成身退。

二、从东坡词看宋代文化与魏晋风度的异同

从东坡词可以看出，东坡推崇魏晋风度中的容貌风姿、旷达风度和归隐山林，然而，苏轼生活的宋代毕竟与魏晋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魏晋风度中的一些观念和行为与苏轼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包括仕隐的选择、对待礼法的态度等。

(一)关于“仕”与“隐”的不同选择

宋代的文人大多有狂热的淑世情怀，这一方面受传统儒家入仕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宋代政治制度的影响，宋王朝重视文化，重用文人治国，科举兴盛、门阀式微，这样的时代激发了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他们纷纷树立经世济时的伟大抱负。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成为宋代士人尤其是精英们所一致追求的奋斗目标。正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320这不仅是他自己广阔胸怀的写照，更道出了宋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儒士心声。

像大多数文人一样，苏轼最先选择和追求的也是功名，他怀着满腔热血，相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3]74，但由于其性格清高耿直，被当时的党派所孤立。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贬谪期间，他仍然心系百姓，为人民为国家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在徐州任上，黄河决堤泛滥成灾，苏轼挺身而出，整日与农民为伍，亲自参加治水，在他的努力之下使得一州人民免于水灾之苦。在杭州任上，他疏浚了西湖，把“内湖”和“外湖”连接起来，既解决了杭州城居民的饮水问题，又灌溉了千亩农田，深得百姓赞赏。晚年的苏轼被贬至偏远的儋州，在此期间他虽然形同囚犯，但也力所能及的为国家，为当地人民做一些实事。他看到土地大片荒芜，就鼓励当地百姓开垦土地；看到百姓受疾病困扰，就为百姓开方治病；看到人们大多引用积水，便亲自带领人们挖了一口井，减少了疾病的产生；看到当地文化落后，便开设讲堂，并培养了不少令自己满意的弟子。④

苏轼是典型的“务实”派，为官一日，造福一方，尽职尽责为百姓排忧解难，这是他对人民的热爱，也是他对自己的负责。但在政治上有作为的苏轼也有仕途不顺的苦恼。由于政治上受到了严重打击，因此在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便有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3]255的念头。为官期间的几经贬谪，使他看透了政治的面目，对仕途的希望减少了大半，反而多了几分超脱和豁达，此时的苏轼面对仕途，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7]106，因此在政治失意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开始向往自在洒脱的隐逸生活，在他的诗、词、文章中也多次表现归隐的念头。然而消极避世并不是苏轼的主动选择，而是在失落的人生面前重新找回自我价值的追求。儒家的入世精神与历代的功名原型已经在他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他始终认为人生必须先有所作为，做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才会问心无愧，这也许就是苏轼想要归隐而未真正归隐的重要原因。

魏晋时期士人的生存环境与宋代截然不同。汉末的董卓之乱、三国鼎立、司马篡位、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分裂，造成了魏晋南北朝纷乱黑暗的政治背景，这是导致士大夫们希企隐逸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次，社会动乱使得儒家的正统地位开始动摇，士人们开始在“仕”与“隐”之间徘徊，在迷茫之中，他们找到了老庄思想来作为自己人生的支点，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文人们开始远离政治，选择隐逸山林，以不问世事为荣。即便为官，也可以不问政事，并且在士林舆论看来，这还是一种极其潇洒的风度。

如果说魏晋以前士人是为了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而隐，那么到了魏晋时期，隐士的行为普遍以后，道家思想盛行以后，已经无所谓“避世”的问题，当时士人普遍认为隐逸本身就是高尚的，并且只是为隐逸而隐逸，似乎隐逸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和道理。[8]至此隐逸的崇高地位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最典型的就是谢安的例子，他隐居东山二十年，颇有名士风度，成为当时士人的美谈，但当他决定出任桓温司马的时候，高灵在送他时曾质问道：“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4]332而此时的谢安只是笑而不语。同样桓温也问过谢安类似的话，而桓温身边的参军郝隆却直接用“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4]333来讽刺谢安。谢安由隐到仕的故事说明，魏晋时期多数士人更看重个人自由和家族利益，反而不很关注朝廷安危。

由此可以看出，魏晋时期以隐为高的思想是广泛存在于一般士大夫之间的，他们把纵情山水、以诗酒交友变成了一种林下风流的文化传统。而苏轼在贬谪之际，对这种名士风流最为推崇，但其一生并未真正归隐。可以看出，他主要崇尚的魏晋隐士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凡平淡的处世情怀，而不是他们归隐山林的生活方式。苏轼的归隐只限于精神上的归隐，而其修身持家、德化乡里等还是遵循正统儒家立德、立言的信念。

(二)对待礼法的不同态度

在封建社会，“礼”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的纽带，还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儒家极其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中作用，并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曾说过：“不学礼，无以立。”[7]175因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非常密切，通常以法律制裁的力量来维持礼，所以下文以“礼法”并称。

儒家思想在宋代发展为理学，出现了一大批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虽然他们的哲学思想不同，但在道德修养方面，他们的认识并没有本质差异，都是通过礼法规范来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水平，进而提高精神境界，进而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太平社会的目标。这种礼法规范有时过于严格，甚至压抑了人的情感，束缚了人的行为。由于苏轼性格旷达，任情适性，不免对宋代一些礼法感到约束。《宋史纪事本末》卷十记载：

八月辛巳，罢崇政殿说书程颐。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歌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9]279

程颐认为，严格遵循礼仪是“尊儒重道”的表现，在苏轼看来却是“不近人情”，苏轼用“此枉死市叔孙通制其礼也”来讽刺程颐所遵守的古礼，可看出他对当时理学家遵守礼仪的迂腐行为极其反对，反对的原因在其《礼论》一文中进行了详细说明，他认为在商周之际，人们对“礼”“行之不劳”的原因是这些宗庙礼法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衣服、器皿、冠冕、佩玉，都是人们所常用的东西，所以“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10]57。但是在数千年之后的宋代，天下之事与以前已大不相同，繁杂冗褥的礼仪与现在百姓的生活相去甚远，人们还是遵循古礼“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10]57，其结果只能是“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10]57。由此可看出，苏轼认为古礼虽然在古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后代不能一成不变完全遵守古礼，要根据时代的变迁有选择的接受。

虽然苏轼对古礼今用进行了批判，但对于“礼”本身所产生的作用，则持肯定态度，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曾写道：“夫礼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严君臣、笃父子、形孝弟而显仁义也。”[10]49

谈起魏晋时代人们对礼法的态度，从《世说新语》任诞一门中可明显看出魏晋时期礼法破坏严重，当时士人的特点就是放纵性情，不拘传统礼法，并以此为荣。这种心理慢慢演化成了彼时独有的生活观念。阮籍是有名的例子，他在其母去世后的服丧期间仍喝酒吃肉，这是礼法所不容的，但其实他的内心极其悲伤，以致饮酒三斗后，举声一号，呕血数升，盖真情坦露而哀乐至到，无须礼的修饰；刘伶醉酒后赤裸着身子在屋中，人们看到后责备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4]303这些都反映了魏晋士人轻礼法的风气，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重真情，即不受礼法约束，任由情感发泄，哀则极哀，乐则极乐。

苏轼虽然对宋人遵从古礼感到反感，但对于魏晋名士“越名教”的做法也不是盲目的推崇，这从他引用任诞一门的典故可以看出来，在苏轼词中出自任诞一门的典故共有八处。

“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3]28和“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3]165这两处运用桓伊的典故。桓伊擅长吹笛，有一次在路上偶遇素不相识的王徽之，徽之在船中，听说桓伊路过，就让人传话让桓伊为他演奏一曲，桓伊此时已是高官贵胄，但他并没有拒绝王徽之，而是为他吹三弄梅花之调，吹奏完毕，不交一言，便离去。对于王徽之来说，让素不相识的名士为他吹笛，完全是一种感情的要求，情之所至，便顾不得是否相识。虽然不够礼貌，但对于当时的名士来讲，却不失为一种高雅情趣的流露。对于桓伊来说，他完全忽略了地位与礼节，这同样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作者运用桓伊的典故可见其对魏晋时名士不拘礼节、任情适性的赞美。

在社会动乱的年代，名士为了免遭政治的迫害，不得不为自己找一把保护伞，于是把饮酒当成麻痹自己和避开别人的一种手段，终日酣畅，不问世事。其中东坡在引用魏晋名士饮酒典故时，笔下的“痛饮又能诗”[3]50、“痛饮从来别有肠”[3]53、“惟酒可忘忧”[3]113、“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3]21都是引用他们善于豪饮这一形象，而饮酒又正是魏晋名士任真自然的一种寄托和表现方式，并无违背礼法之意。

“刘伶席地幕青天”[3]313引用刘伶“幕天席地”的典故，刘伶“幕天席地”的做法的确有违礼法，但实则是他的真情流露，情到深处丝毫不顾及礼的存在，而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拍浮何用酒为池。我已为君德醉”[3]328引用毕卓的典故，他向往“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4]307的生活。苏轼在其《西江月·送钱待制》中反用此典，词中虽没有直接写友人的品格如何高尚，但通过作者的描述：不必畅游在酒池中，已经被友人的品格所陶醉，从侧面衬托出友人品格之高尚。

前文已说过，宋代的理学有时压抑人的情感，影响了人的行事。与二程相比，苏轼并不被古礼所束缚，崇尚情感自由抒发，他的诗词文章，或是一时即兴之作，或是在不满时有感而发，都是自然流露，顺乎天性，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至于会招致什么后果，不做过多考虑。所以在他的词中引用的任诞一门的典故，本意并不是赞成魏晋士人违背礼法，对魏晋名士“越名教”、放浪形骸甚至近乎自毁的做法持保留态度，而重在欣赏他们任情而动的生活方式。

东坡词中大量使用的魏晋时期关于容貌风姿、旷达风度、归隐山林的典故，可以让我们看出他对魏晋思想认同的一方面，即对诗酒风流、任情适意生活的喜爱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但因东坡深受宋代礼法的严格要求以及淑世精神的影响，所以即使羡慕魏晋名士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想要归隐山林，也只是思想上的归隐。他对魏晋名士任性率真、重真情的生活方式表示赞同，但对其放浪形骸甚至近乎自毁的行为仍持保留态度。

注 释：

①参见《第23届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9年4月，中国常州。

②参见许外芳《论“东坡风度”》，《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

③《世说新语·栖逸》：“何骠骑弟以高情避世，而骠骑劝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减骠骑。’”

④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