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与工匠的比较研究
——兼谈工匠精神的弘扬

逯 改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上海 201415）

“劳模”一词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名扬四海，与此同时，劳模精神也得以大力弘扬。工匠虽然源远流长，但“工匠精神”直到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及之后，才开始成为热门词汇。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到“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党的十九大也提出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并进一步强调两者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追本溯源，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首先要弄清劳模与工匠为何物，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才能谈及弘扬与传承。

一、劳模与工匠之差异

劳模与工匠的差异不大，主要表现在两者的产生、社会地位及传承方式上。

（一）从两者的产生来看

劳模，是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一种现象。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过“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朝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千里马骑手”，但都没有持久。中国的劳模最早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公营企业和革命竞赛中，其产生主要是出于当时大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外严峻的形势和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激发着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社会结构的重整也唤起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党和政府又把20世纪30年代的劳模经验运用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从1989年开始，全国劳模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工作逐渐规范化，基本形成了每5年一次、每次3000名左右的惯例。可见，劳模从其产生来看，本是企业为激励生产鼓励先进的一种作法，后经过国家的干预、引导、宣传和推广，并不断发现、赋予劳模一定的道德、精神和价值因素，使之逐渐变成国家有意识的行为。

工匠，中西方皆有，主要是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工的产物。在中国古汉语中，“工”“匠”与“工匠”往往相互通用，都是指有一定技艺的手工业劳动者。工匠，作为技术的主体，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直到现代机器工业时代依然广泛存在。我国文献中有“黄帝有熊氏始建宫室，命宁封等作诸器物以利民用”这样的记载。随着国家的形成，官手工业体系逐步形成，工匠也由此分化成食官之工（即官府工匠）与民间工匠两大类，而民间工匠大都变成了拥有生产资料并独立生产经营的私营手工业生产者。［1］随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大机器生产的广泛使用，工匠逐渐分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普通熟练工人、专业技术工人、工程师和建筑师等，成为社会的普通劳动者。

（二）从两者的社会地位来看

劳动模范是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做出重大贡献者的荣誉称号。其中，全国劳动模范是党和国家授予普通劳动者享有的最高荣誉称号。2016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更是对劳模这种国家荣誉称号进一步作了规范化管理。因此，劳模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被视为是一种先进或模范塑造出来的、供敬仰和学习的榜样。2013年，两位来自生产一线的全国劳动模范许振超、郭明义当选为全总兼职副主席，系副部级。2015年，中国在继1979年后，再次以最高规格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习近平称赞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楷模，是我国亿万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并高度评价了劳模精神“生动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强大精神力量”，指出“我们要始终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汇聚强大正能量。［2］

从史籍上看，自传说中的圣王时代至夏商周时期，工匠及其制造的器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西周一代至于鼎盛。如《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共工，尧帝时期被视为最重要的政务官。［3］但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受传统的儒家“奇技淫巧”使人玩物丧志观念的影响，工匠作为士农工商排名第三的手工业生产者，在中国长期重农抑商的环境下，地位低于普通的劳动者，且身份常为世袭，职业相对固定，对封建国家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直到现代社会，“工匠”这个词还带有轻微的贬义，指那些漫无目的、缺乏侧重点和动力去创造新东西的人们。［4］继2015年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介绍了不少拥有顶尖技艺的一线技术工人后，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治国安邦的文件中，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与此相应，很多地方、工会及行业，开始工匠的评选活动，如“上海工匠”“北京工匠”“巴蜀工匠”等，并对当选的工匠给予一定的奖励，甚至引进落户。如江苏直接把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获得者、19岁高职生宋彪晋升为副高职称，先后奖励80万元。“北京工匠”可引进落户，晋升高级职称。工匠特别是优秀工匠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

（三）从两者的传承方式来看

劳模一开始就是被国家塑造出来推广和学习的榜样。因此，其传承方式是公开的，而且是由国家和政府大力推广的。党和政府通过劳动模范的典型示范，总结、传播并把劳模们创造的先进工作法、先进工具、先进技术以及先进经验推广给全体劳动者，从而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如郝建秀创造的“细纱工作法”，促进了我国纺织行业的发展；许振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一钩准”“无声响操作”等绝活，传授给徒弟及同行。传承的方法有很多，如劳模带徒弟、技术操作表演或短期训练班、劳模工作室、利用互联网和报刊广播电视等。同时，劳模作为一种道德教育的典范，其精神和价值的传承弘扬甚于其经验和技术的传承与推广。每年的“五一”劳动节，都会召开劳模的表彰大会，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中国古代工匠技艺传承是以技能传授和实践操作为主的教育，主要形式有官府中的工匠培训、家传技艺和师徒相传等，多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完成。余同元认为传统工匠的家业世传制度具有法律与伦理的双重作用，既有外在的约束，又有内在的自觉，是职业伦理与家庭伦理的统一；既有利于劳动经验的积累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又使中国传统的手工业技术有可能在整体上得以保持领先地位。［5］需要指出的是，家业世传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弊端，有些技艺可能会由于师傅的突然死亡等意外或无人继承出现断代乃至失传。在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对工匠，或称为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有教育培训机构培养方式、以师带徒岗位成才方式、行业协会或企业内部培训的方式、校企合作培养方式等。这些培训方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竞争力而使用的。

当然，劳模与工匠还有其他的不同，如工匠，一般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劳模的评选有名额比例的限制，更多由基层单位自下而上推荐、工会自上而下认定等。

二、劳模与工匠之相同

劳模与工匠作为劳动者，更多地体现为两者的相同。

在初中数学中，函数动点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种：动点与一次函数结合、与二次函数结合以及与反比例函数结合。其中动点与二次函数结合问题出现几率会相对较大，难度也相对高出很多。其问题通常为：其一，对函数解析式的建立计算存在问题。其二，计算最值缺乏准确性。同时最值问题主要是对之前函数解析式明确后才明确的，其中也可表示为几何最值问题。其三，对相应问题的计算易产生错误。各种问题的提出都有着相应的种类，教师在数学教学期间应对其进行充分的总结与归纳。

（一）两者都彰显了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的尊重

对劳模（工匠）精神的倡导是对劳动及其价值的尊重，而这种劳动和价值通过劳模及工匠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被称为“世之大匠”的墨子认为，人不同于飞鸟禽兽，不在于能吃、喝和繁衍，而在于劳动。“今人与此异者，赖其力者也，不赖其力者不生。”“力，形之所以奋也。”而劳模更是依靠其成绩卓著的劳动才得以当选。正如申纪兰所言，不劳动就不是劳模。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劳动光荣、创造伟大是对人类文明进步规律的重要诠释。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哲学概念。马克思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抑或脑力劳动，一切创造，不管个人创造还是集体创造，都值得尊重和鼓励。因此，尊重劳动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及劳动和劳动者，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把劳动致以崇高的地位；要求“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要求每个劳动者“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要求全社会“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维护和发展劳动者的利益，保障劳动者的权利”。“要坚持社会公平公正，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希望我国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发挥只争朝夕的奋斗精神，共同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6］

（二）两者都离不开创新

每个时代的劳模都带有其时代特征。进入21世纪，劳模已经从单纯的体力劳动向创新型高科技劳动转化。“抓斗大王”包起帆曾说，他当工人的时候，比的是谁汗流得多、大包扛得多，大家以“老大粗”为荣。但今非昔比，如今，尽管艰苦创业的精神还是需要的，但更需要智慧，更需要创造性的劳动。事实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劳模中，也有是因技术革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得以当选的，如郝建秀、倪志福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劳模群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创业创新型劳模明显增多。2015年，在全国劳模获得者一线职工中，创新型人才超过了七成。

工匠，往往是心灵手巧之人，所以在古汉语中，“匠”常和“巧”相连用，如“巧夺天工”“能工巧匠”等。“巧”意味着手工技巧不是一种单纯地模仿，其本质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打破传统，别出心裁、别具一格。历史上的能工巧匠除了技艺的熟练，更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创造性品质。鲁班以其发明创造的曲尺、墨斗和刨子等器物而被后人尊奉为“土木建筑的祖师爷”，奚仲因为造车而闻名于世，“虞驹作舟”“仪狄作酒”“夏鳍作城”等也莫不如此。［7］某种意义上，创新是一个优秀工匠所具有的基本品质，唯有创新方可在残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方可在百舸争流的浪潮中经久不衰。

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是新时期职工群众的伟大创造，是深入开展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有效载体。2017年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创建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激活劳模和工匠人才的创新能量。为此，《意见》提出要使创新工作室真正成为发挥劳模和工匠人才作用，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新平台”；解决生产技术难题的“攻关站”；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练兵场”。提出“到2020年，各级创新工作室创建总数将超过10万家，全国示范性创新工作室总数达到300家”的明确任务。［8］

（三）两者都体现敬业乐业的职业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人内心追求的一种“做人”的道德标准和理想标准，一种渴望到达的“理想人格”。［9］无论是劳模还是工匠，都是我国劳动阶层的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两者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敬业乐业的职业精神。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劳模和工匠都不是短期速成的。只有对自身职业和工作有着高度认同，才能终身从事并达到至高“模”或“匠”的境界。《论语》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从劳模（工匠）的成长历程来看，他们对自己的职业都有高度的认同，都将之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作为社会的人，要立足社会养家糊口，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这是自然的。但经年累月地坚持，特别是面临诱惑时的坚守，更多的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被称为“火箭发动机焊接中国第一人”的大国工匠高凤林，在面对企业高薪挖人，甚至送他两套北京房子时，选择了拒绝。他说，“人要活得有价值，不能仅仅为了钱而活着，人生价值仅靠钱来体现，是不完整的。”“为航天工程，为国家做事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真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这比房子宽敞一点，钱多一点更有意义。”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一群身怀绝技、妙手回春的文物修复师们，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默默地固守“冷宫”一隅，日复一日地打理着价值连城的“国宝”。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来诠释“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择一事，终一生”的牢固信仰。

三、工匠精神的弘扬

（一）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树立尊重劳动的观念

劳模不是人皆可为，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工匠，都应具有工匠精神。因此，社会应大力弘扬工匠精神，树立尊重劳动的观念。截至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召开过十六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每次会议在指导思想、评选条件、评选范围、评选要求、名额分配、倡议书等方面总有差异。而事实上，一个人能否被评为劳模，影响因素很多，但其中有两个往往是决定性的。一是名额，另一个是基层单位的推荐。单位推荐在2005年有了重大的变化，首次允许私营企业主、进城务工人员和下岗再就业人员参选。姚明就是在本次被推荐为全国劳模的。最近一次，201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推荐仍实行属地推荐的原则，所表彰的2968名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中，分配给山西的推荐名额是85名，实际表彰83名。名额依然有比例要求，其中，评选要求农民人选不低于推荐名额总数的20%，农民工不低于农民人选的25%。从表彰的名单上看，全国先进工作者是授予机关事业单位的，全国劳动模范中单位推荐仍占相当的比例。当然，是金子总会发光。但要当上全国劳模或先进工作者，一般应为省部级劳动模范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除了工作出色，劳模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因此，劳模不是人皆可为的，只有足够闪亮、足够优秀、足够高尚，才有可能当选。同时，劳模并非终身荣誉，违法违纪或定居国外者将被撤销荣誉称号，并终止各项劳模待遇。

工匠则反之，是人皆可为之。任何人，只要肯学肯干肯钻研，能掌握一手好技术，练就一身真本领，就能在劳动中实现价值、展现风采。工匠精神说白了，是一种劳动精神，是一种劳动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任何一个劳动者都应该具有的行为追求。在日本，最普通的宾馆服务员也有工匠精神，对于从宾馆开出的每一辆车，他们至少会目送到自己看不到为止。在全社会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有利于我国制造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产品向精细化、个性化和定制化方向发展；有利于克服轻视鄙视劳动、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形成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社会风尚；有利于增强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的存在感和幸福感；有利于克服社会中的浮躁风气，形成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11］

（二）工匠精神的培育应和劳模精神的弘扬相结合

劳动模范以其劳动铸就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2016年“五一”劳动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弘扬工匠精神，精心打磨每一个零部件，生产优质的产品。这为我们如何更好地将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有效融合并相得益彰，指明努力的方向。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劳模精神的内核是“劳”，工匠精神的内核是“工”。二者共同的依托或载体是“业”。二者殊途同归，同时兼有对方的意涵，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12］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蕴含的敬业乐业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间具有同构契合性；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现代发展及平等劳动的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间是一脉相通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创新性劳动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实现基础。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也是对世俗价值观念的挑战。在现实社会中，传统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思想并没有完全消除，仍有着较大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在现代浮躁社会中又加了一个盟友——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成名要趁早”“25岁之前实现财务自由”等都是其表现。这种世俗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对践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产生巨大的挑战。胡双钱，虽然已经“贵为”大国工匠、全国劳模，获奖无数，但直到2015年，一家人才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方米老房子搬了出来，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方米新家。他在《榜样》中说，成为大国工匠，除了努力之外，还要“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专心爱上自己的工作”。鹈饲信一也认为，一个成熟的技术工人必须要经历一段不计较眼前利益、不辞劳苦、努力学习技能的岁月。所以，培育践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任重道远。

（三）培育践行工匠精神，需要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各自守好一段渠，共同种好责任田

培育和践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是全社会的责任，需要家庭、学校、企业和社会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发展，共同培育。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也是人成长最直接的地方。工匠的家族世传也表明了家庭在培育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家庭首先要学会尊重孩子的梦想，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其次要具有劳动的理念，教育孩子崇尚劳动、以劳动为荣。梦想是成功的阶梯，而劳动是通向梦想的阶梯。劳动不分贵贱，永远是最光荣的。从小梦想当一名淘粪工的郑渊洁和想做国家领导人的“90后”小伙子刘武豪同样值得我们尊重。一个专注的技能操作工人（工匠）和科学家没什么两样。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中华民族伟大梦想的实现，需要各行各业人们的辛勤劳动。梦想属于每一个人，我们要敢于追梦，努力践梦，勤于圆梦。

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要以培育具有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人才为己任。长期以来，职业院校更多地关注专业知识的授受与专业技能的训练，对学生的综合素养重视不够。职业院校要从职业教育规律和要求出发，正确认识工匠精神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和培养的价值和意义；要将工匠精神的培育贯穿在整个教育教学改革的全过程，在课程设置、实践学训、思想政治教育和顶岗实习等教学环节中加强理性教育的内容；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加强对工匠精神的养成教育、体验教育和实践教育；建立一个师生密切互动、共同成长的机制；提高自身社会责任感，在自身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以工匠精神的培育为重点，向整个社会传播宣传劳动、职业和创造的价值和意义，承担高校的社会育人功能。［13］

行业、企业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短期思维，树立做好品牌的长期眼光和意识。通过校企合作机制的良性运行，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实习实训的指导，接收学生就业，并深入到人才培养的多方面和全过程。行业、企业的参与对学生技能和工匠精神的培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这反过来也有利于行业和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良性竞争。

社会在培育践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上负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要为工匠精神的践行营造建设的基础，强化制度机制保障。要消除对技术和劳动的歧视，营造一种平等尊重的环境，同时要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和待遇，从制度层面来保护工匠精神。这种制度机制要以有力度的奖励为主，要引导精益求精意识的落地实践。

古人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我们少些浮躁，多些纯粹；少些投机取巧，多些脚踏实地；少些急功近利，多些专注持久；少些粗制滥造，多些优品精品，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必将在中国焕发新颜，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助推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