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政治参与*
——以“美洲《十报宣言》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石 瑶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1945 年2 月10 日，美洲洪门致公堂办的报纸与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实际负责的报纸联合发表了美洲《十报宣言》，号召中国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政府。“美洲《十报宣言》事件”是抗战胜利前夕，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代表的海外华侨公开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同包括民盟在内的国内民主力量共同声援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一次行动。

学界对该事件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第一种是将“美洲《十报宣言》事件”置于致公党党史研究的框架中，通过叙述美洲洪门致公堂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公开响应，阐释抗战后期致公堂的政治观念。［1］或以该事件作为致公堂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例证，［2］或通过引证该事件探讨抗战后期致公堂政党意识的提升。［3］另一种视角则从中国共产党报刊史的角度关注该事件，将其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对华侨进行宣传的活动加以研究。［4］

上述研究关注到致公堂的政治观念及政党意识，为本文提供重要启示。但是既有研究多为概括性叙述，对于致公堂作为华侨社团政治参与的需求，以及国共两党对致公堂回应的研究，依然薄弱，仍有深化拓展的空间。［5］因此，本文拟在学界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主要结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台湾方面有关史料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美国联邦调查局对该事件的调查报告，通过“美洲《十报宣言》事件”这一具体案例，探讨抗战后期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华侨社团的政治参与及国共两党的回应，说明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代表的美洲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民主理念的认同。

一、抗战期间美洲洪门致公堂积极参与国内政治

抗战决定了美洲华侨社会的转型，继而导致了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转变。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旧式会党的特征有所淡化，逐渐具备了政党理念及参政意识，开始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成为国共两党所共同关注和争取的政治力量。

（一）中国致公党的成立与党堂并存

美洲洪门致公堂是美洲势力最大的华侨社团，与现在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致公党有历史渊源。1925 年，美国西部的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以洪门堂口为基础组建了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在香港设立中央党部并选举陈炯明为总理在国内发展党务。然而，由于洪门会党之间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故“改堂为党”的决议实际上未能在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美洲各地致公堂对1925年成立的政党表现出了不同的倾向：旧金山洪门致公堂支持组织中国致公党，成为中国致公党的旧金山（也称“金门”）总部；而以司徒美堂为代表的纽约致公堂仍然保持堂的形式，作为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堂存在。

1931 年“致公党二大”仍然未能改变党、堂各自存在的状况。司徒美堂及其纽约致公堂逐渐脱离了与旧金山致公组织的联系，改称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在美东地区设立了多个分支堂口，［6］势力逐渐超过以旧金山为代表的美西洪门致公堂，但双方仍然各行其事、互不统属，虽然都有意愿建立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实现会党向政党的转变，但始终未能就“改堂为党”的具体方案形成共识，取得一致。

（二）抗日战争期间美洲洪门致公堂结束堂斗支援抗战

中国国内抗战的全面爆发，为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统一提供了历史契机。抗战时期，美国华侨近8万人，加入致公堂者约6 万多人，约占华侨总数的四分之三。［7］海外华侨在民族危难面前空前团结，加之司徒美堂及其纽约堂口势力的快速崛起，使得致公堂初步实现了内部的统一。1939 年6 月15 日，全美洲洪门致公堂所属10 余国223 处机关的代表齐聚墨西哥城召开恳亲大会，主张联络各救亡华侨团体，集中全美10 多万洪门侨胞的力量，支持祖国将抗战坚持到底。会议通过了成立“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的决议，由司徒美堂任总监督，吕超然任部长。［8］美洲致公堂在“统一内部之指挥，齐一战时之步骤，增加一切力量，以此力量与我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兄、弟、姊、妹同一集合”［9］的抗战目标下，暂时结束了堂号林立、堂斗激烈的局面，初步实现了内部的团结和统一。

抗战中，美洲洪门致公堂结束堂斗，由从事非法的秘密活动到组织华侨支援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0］具体而言，1932 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后，蔡廷锴带领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司徒美堂迅速做出回应，一是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是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是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11］1935 年12 月的纽约全体华侨大会上，司徒美堂表示宁死不做亡国奴，极力促成囊括纽约绝大多数华侨社团的“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形成了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2］“七七事变”发生后，致公总堂发表宣言“誓愿再接再厉，集中我五洲洪门全体义士，一心一德与我全国海内外爱国同胞一致合力抵抗日寇，共救中国”［13］，并号召致公堂各地分支堂口“从速发起筹饷，以助军糈，军势急迫，不容稍缓”［14］。司徒美堂随之辞去其他职务，专职负责纽约抗日筹饷总局工作，致公堂成员也纷纷响应，“将其历年积蓄购债万元”［15］。抗战期间，美国华侨捐款总数达5600 万美元以上。［16］

（三）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参与国内政治

随着抗战的推进，司徒美堂开始将美洲洪门致公堂作为独立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之外第三种政治力量，代表华侨发声。1941 年1 月8 日“皖南事变”后，司徒美堂以洪门总干部监督的名义，分别致电重庆蒋介石和延安毛泽东，敦促国共合作，严肃表示抗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同时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具体办法，即国共两方“开诚相与，自解纠纷，至为上策。”“如若不能，则共和国家主权在民，即由蒋公领导，经毛公同意，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以为国共两党之仲裁。”［17］其时，致公堂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敦促、调停的作用。1941 年10 月，司徒美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员，他对这一委任十分重视，由纽约赴重庆展开活动。［18］

抗战后期，司徒美堂及致公堂基于其在联系华侨支援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参与国内政治的意愿愈加强烈。1943 年，司徒美堂和阮本万作为致公堂领袖被国民政府分别聘请为政府参议员、参政员。［19］1944 年12 月10 日，司徒美堂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表示国民参政会“应给予海外洪门团体相当席位，一则表示一视同仁，二则不忘革命之母，三则团结革命力量。”［20］此处，司徒美堂引用孙中山“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论断，希望能在国民参政会代表华侨占有一席之地。

二、“不在国内组党”：美洲洪门致公堂与国民党的分歧

美洲洪门致公堂在抗战中参与国内政治活动，其政党理念、行为能力均有所提升，决议向国民政府申请在国内组织独立的华侨政党，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国内政治。国民党则希望实现对致公堂的控制，使其成为听命于国民党的社会团体。国民党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二元性。

（一）国民党不同意致公堂在国内组织独立的华侨政党

1939 年4 月，美洲洪门总干部部长萧步云代表致公堂回国，请求蒋介石准予立案，负责国民党情报工作的戴笠经调查指出，“美洲致公堂确系驻美侨胞有历史有力量之组合”，向蒋介石建议拉拢致公堂，使其继续发挥在抗日战争中募集军饷、公债，扩大国际宣传的作用。［21］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处长朱家骅负责具体办理美洲洪门致公堂回国立案事，他首先界定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的组织性质——“华侨公共团体”。这就意味着，致公堂在国内只能以社团而非政党的形式存在和活动。在此基础上，朱家骅指明了美洲致公堂立案的前提条件，一是接受中国国民党的领导，服从“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及抗战建国纲领；二是将美洲致公堂的会员名单，负责人姓名、任职情况等报送至中国国民党主管部门。朱家骅的方案力图在思想上、组织上，实现中国国民党对美洲致公堂的有力管控。究其实质，是欲将美洲致公堂变为从属于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团体，而非独立的政治实体。

与戴笠、朱家骅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统属政策相一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着眼于利用致公堂的力量支援国内抗战、发展国民党海外党务。1939 年11 月16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就吸纳致公堂堂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致函朱家骅及中央秘书处，指出“致公堂向来反对本党，仇视本党，故历来凡属致公堂份子，一律不准其加入本党，惟自全面抗战展开后，彼辈尚能知抗战建国问题之重要，略减仇视本党之心理，与本党合作，致力于筹饷、募债及筹款救济伤兵、难民等工作”。根据致公堂在抗战后逐渐向国民党靠拢的态势，国民党中央海外部认为，“查致公堂份子，在海外各地相当众多，如能使其拥护本党，则海外党务之展开当属有利。对致公堂问题，已定有解决办法。”［22］希望通过吸纳致公堂堂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发展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党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在借助致公堂力量为其所用的同时，将致公堂定位为“帮会”。1939 年11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通令海外各党部：“自抗战以来，国内各党各派均在领袖指导之下形成统一阵线从事抗敌工作，而海外各地致公堂亦有一部分因此致变以前态度，参加救亡运动，查致公堂在海外历史悠久、不无相当社会基础，本党驻海外党部自宜兴之、取得密切联系，使为抗战建国而贡献一切力量，为特签发中央社会部颁订之《各地帮会运动小组组织及工作办法》通令各党部同志资为联络致公堂之参考，并饬将办理情形随时报核。”［23］

1941 年中国国民党制定《关于应付美洲致公堂及国内帮派恳亲大会及组党办法》，彻底阻断了美洲洪门致公堂回国组党、参与政治的计划。四项办法明确指出：“1.不在国内组党。2.海外洪门不与国内帮会合流。3.致公堂恳亲大会与组党为二事。4.国内帮会应保持原来社会性形态，不改为政治性团体。”该办法被标注为“极机密”，除发至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社会部外，还分别转达了负责中国国民党海外工作的中国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海外部部长陈庆云。［24］中国国民党中央关于美洲洪门致公堂组织政党的四项办法，表明了中国国民党当局不支持致公堂由会党转变为政党，不同意致公堂在国内组织独立的华侨政党的态度。

1943 年，美洲洪门致公堂借全美华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之机，再次申请国民政府承认其为正式团体，［25］这一申请依旧未能落实，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依旧坚持美洲洪门致公堂“不在国内组党”［26］。然而，中国国民党内部对于美洲致公堂不准在国内组织政党的政策立场，并不为美洲致公堂所知。因此，美洲致公堂始终未放弃组党参政的努力。

（二）中国国民党当局极力拉拢司徒美堂

首先，国民党当局给予司徒美堂以国内的多个职位。如，1941 年7 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推进工合运动在华侨中的发展，成立了工合旅美华侨推委会，司徒美堂任委员；［27］1941 年10 月，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为运用侨资组织了侨资垦殖委会，司徒美堂、阮本万任委员。［28］上述任命侧重于利用司徒美堂等人在华侨中的影响，意在运用华侨资本，实现中国国民党当局自身的经济利益。

1941 年10 月，司徒美堂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29］对于1944 年司徒美堂要求国民参政会给予海外洪门团体代表名额的问题，［30］1945 年1 月2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致电吴铁城，表示全美洲洪门机关代表大会将于3 月9 日在纽约召开，司徒美堂“率领全美洲二十二国六百余处洪门十万洪家兄弟为后盾”，企图通过在国民参政会上给予洪门团体参政席位，团结致公堂共同抗战。［31］1945 年1 月30 日，邹鲁致函向吴铁城推荐了三名参政员，司徒美堂便是第一位。［32］最终，中国国民党侨务委员会暨海外部确定了第四届参政员候选人名单，司徒美堂名列八名海外参政员之一。［33］

其次，国民党当局给予司徒美堂以极高的礼遇。1941 年11 月司徒美堂到达香港之际，中国国民党派官员前往轮埠迎接，并设宴邀请在港的各界名流招待司徒美堂。［34］1942 年3 月，司徒美堂辗转至重庆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中央海外部正、副部长刘维炽、陈庆云，CC 系的陈果夫、陈立夫，以及许世英、杨虎、陈策等均亲赴机场欢迎。［35］15 日，蒋介石专门设午宴招待了司徒美堂。［36］一周后，重庆各界人士于实剧院举行了欢迎司徒美堂大会，中国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刘维炽、政治部副部长梁寒操、卫戍总司令刘对峙（吴茂荪代）、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杨公达、市长吴国桢及中国国民党各机关团体代表五百余人到会。［37］此外，在戴笠准备给人民动员委员会各委员春节礼金一千元时，特意为司徒美堂准备了两千元。［38］因此，可见中国国民党当局对司徒美堂的重视程度。

美洲洪门致公堂屡次申请立案，是希望得到承认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到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但是，蒋介石并未给予致公堂独立生存的政治空间，而是极力拉拢该堂领袖司徒美堂，希望通过司徒美堂实现对致公堂的统属，使其成为接受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华侨社会团体，从而借由致公堂发展中国国民党海外党务。在美洲洪门致公堂以社团形式还是政党形式存在的问题上，中国国民党与美洲洪门致公堂出现了无法调和的矛盾。中国国民党的方针与致公堂的政治理念、主要活动相违背。

三、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政治认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联络是较为全面的，既有上层政策层面的支持，也有党员层面的互动。而其中起了实质性作用的则是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相较于中国国民党不愿承认致公堂作为独立政治团体的身份，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口号则使致公堂看到回国参政的可能性，由此获得了致公堂的政治认同。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政策

1935 年8 月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八一宣言》，并于10 月1 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发表。《八一宣言》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为抗日而奋斗。［39］《八一宣言》明确提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此时，中国共产党将“致公堂”划归为“各团体”中的一部分，作为争取和联合的对象。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收到司徒美堂敦促国、共双方团结抗战的电文，于1941 年3 月14 日复电司徒美堂，表示对美洲华侨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40］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向司徒美堂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立场。他在电文中指出：“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毛泽东表达了团结抗战的意愿，将国共冲突的原因归结于“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同时呼吁司徒美堂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予以支持。［41］

1942 年司徒美堂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回国之际，从香港经东江、韶关、桂林等地辗转到达重庆。周恩来曾携邓颖超到酒店看望，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司徒美堂表示问候，并派人送来《新华日报》。［42］同年夏，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待了司徒美堂，并就国事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交谈。［43］周恩来向司徒美堂详细阐述了“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军队攻击新四军的经过，描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是如何抵抗日本侵略的。并口头转达了毛泽东“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赠送了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也复函向毛泽东表达了谢意和敬意。［44］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邀约，司徒美堂一度犹豫不决，虽然他对蒋介石中伤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表示质疑，但此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仍然不够了解，持保留态度。［45］可以说，司徒美堂当时对国共两党均呈开放的态度，但是更加倾向于通过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参与到国内的政治生活中。

1944 年，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9 月15 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并在结尾处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46］可以说，1935 年的《八一宣言》确定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已将致公堂划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联合政府的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它提出了对中央政府权力进行再分配的要求，最大程度代表了包括致公堂在内的国、共之外第三方面的现实利益。［47］换言之，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口号在政策层面为致公堂参与国内政治生活提供了机会与可能。

（二）在美中国共产党党员对美洲洪门致公堂的争取与联络

从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活动看，由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直接派往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赴美后由中国共产党转入了美共中央中国局，形式上接受美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但实际工作中以秘密身份为中国共产党服务。［48］1933 年，中国共产党安排党员唐明照赴美国旧金山。唐明照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投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群众运动，之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932 年起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曾在学生运动中被中国国民党当局逮捕，因其持有美国护照被释放。1933 年，中共党组织考虑到唐明照对美国较熟悉且了解华侨社会，便安排他再赴美国旧金山。唐明照中断在清华大学政治系的学习，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由中国共产党转入美共，担任美共加州大学党组织负责人。［49］

唐明照先后任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书记，但此政治身份并不公开。［50］他在美国的正式职业是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即1933 年从事洗衣馆行业的华侨为保护自身权益、免受当地苛例成立的同行业组织）的英文干事，在他的积极活动下，华侨洗衣馆联合会通过招股的形式筹集资金准备办报。［51］1939 年2 月，周恩来将回国探亲的美共中国局冀朝鼎及其父爱国民主人士冀贡泉派往美 国。［52］曾经担任过山西大学教授并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冀贡泉开始参与《美洲华侨日报》的筹备工作。［53］1940 年7 月8 日，《美洲华侨日报》正式发行，［54］唐明照为社长，冀贡泉为总编辑，开始以同业工会的名义在华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后，美共中国局与中共中央的联络不再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中转。唐明照等人得以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建立了更为直接的联系，能够更为清楚、深入地了解中共中央的最新方针政策，使得《美洲华侨日报》的宣传工作与美共中国局的海外统战工作均有所突破。

据唐明照回忆：“那时我们的《美洲华侨日报》同致公堂的《纽约公报》合作得很好。”一方面，唐明照、冀贡泉以个人身份加入了致公堂。唐明照说，司徒美堂为了加强“公共合作”，即致公堂和共产党的合作，邀请他和当时《美洲华侨日报》的总编辑冀贡泉加入了致公堂，按照致公堂的规矩，司徒美堂成了他的“舅父”。［55］另一方面，司徒美堂参加了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举办的向华侨宣传抗日的大会。［56］在唐明照与司徒美堂的互动中，司徒美堂邀请唐明照、冀贡泉二人加入致公堂应该确有其事，但是因为唐明照以华侨洗衣馆联合会的英文干事为正式职业，其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一定为司徒美堂所知。因此，司徒美堂邀请唐明照、冀贡泉二人加入致公堂，应该是出于对二人知识、活动能力，以及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及《美洲华侨日报》在号召华侨、宣传抗日等方面的肯定。而未必是唐明照所说的加强致公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当然，这并不能否定唐明照与司徒美堂的往来，在实际上促进了致公堂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除了唐明照等人在纽约对司徒美堂进行联络外，在华侨集中的旧金山，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与致公堂成员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合作。据美国联邦调查局sf-675 号探员的记录，旧金山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代表Sam Young 以中国工人互助会秘书的身份进行活动。1944 年12 月23 日，Sam Young 曾联络旧金山致公堂、宪政党共同举办会议，邀请除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外的旧金山各青年社团、音乐团体等组织参加。在会上，Sam Young 和宪政党代表李大明发表讲话，批评国民政府，提出中国应在中国共产党、致公堂、宪政党以及其他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下统一起来，迅速实行改革。［57］

美洲洪门致公堂在与中国共产党的互动中逐渐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表现出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的政治认同，由此开始重新考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

四、美洲洪门致公堂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发表《十报宣言》

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记录，1945 年2 月10 日，致公堂属下七家报纸，纽约《五洲公报》（Chinese Republic News），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Chinese Times， Tai Hon Kung Po）、多伦多《洪钟时报》（Chinese Times， Hung Chung Shih Po），古巴《开明公报》（Hoi Min Kung Po）、《民声日报》（La Patria），［58］秘鲁《公言报》（La Voz De La Colonia China），墨西哥《公报》（Kong Po）与宪政党《新中华日报》（New China Daily Press）、《世界日报》（Chinese World），中国共产党报纸《美洲华侨日报》（China Daily News）联合，共同发表《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59］是为《十报宣言》。①关于美洲华侨界联合发表《十报宣言》的具体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十报宣言》发表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 年。如司徒美堂的秘书司徒丙鹤回忆：1945 年，“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洪钟时报》，古巴《开明公报》《民声日报》，秘鲁《公言报》等，又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另一种说法认为，该宣言发表于皖南事变后。曾经主办《美洲华侨日报》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唐明照在《我所知道的司徒美堂》中指出：“皖南事变”后，以致公堂各地的报馆为首的十家华文报，包括其本人所主办的《美洲华侨日报》，还有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共同发表了《十报宣言》，反对蒋介石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决抗战。笔者查阅了加拿大《大汉公报》、美国《民气日报》1945 年2 月10 日刊登的《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发现其主张内容、落款的十家华文报等皆与美洲《十报宣言》一致，加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档案，可以认定，《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即为美洲《十报宣言》的具体文本，其发表时间是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 年2 月10 日。该宣言未谈及“皖南事变”，唐明照的说法并不准确。

对于美洲洪门致公堂与中国共产党、宪政党相互商讨、形成《十报宣言》稿件的具体过程，尚未有具体档案资料加以阐释。但据美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包兰亭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1945 年1 月23 日，宪政党李大明给他看了即将发表于美国中文日报的《十报宣言》草拟稿。［60］由此可以推断，1945 年1 月《十报宣言》已经基本形成定稿。致公堂选择在1945 年2 月10 日发表《十报宣言》的原因，是基于当时国内国际因素的综合考量。

（一）《十报宣言》是美洲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民盟等民主力量的公开声援

从中国国内局势来看，《十报宣言》是对蒋介石1945 年元旦讲话的反馈。1945 年1 月1 日蒋介石提出，“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61］中国国民党是企图通过国民大会继续维持其统治。

然而，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并未被中国共产党、民盟等其他政党所接受。毛泽东在谈及1945 年的任务时指出，“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62］明确用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反对国民党之国民大会。

民盟于1945 年1 月15 日发表由左舜生、章伯钧、黄炎培、冷遹、沈钧儒共同商定的《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63］直接指出，中国国民党试图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事实上乃绝少办到的希望”。“如仅仅将二十五、六年所选出之一部分代表，将就无法选举之若干省份指派若干，以足一千四百四十名之额，更益以数百名国民党中委及候补中委为当然代表，以此而欲制定一部全国共遵之宪法，以此而居然‘还政于民’，并欲以此而成就全国的团结统一，吾人认为必将适得其反”。在此基础上，民盟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的政治主张。可以说，《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公开批判中国国民党集团及其最高领袖蒋介石，明确地表示了反对中国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64］从这个角度讲，《十报宣言》是以致公堂为代表的美洲华侨对中国共产党、民盟等国内民主力量的公开声援，是致公堂对国内政治公开发声、响应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一次行动。

从国际形势看，1945 年初，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集团陷入两面作战，处于崩溃前夕；在亚洲，中国抗战已进入全面反攻阶段，美英军队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推进。［65］美、英、苏三国为协调作战计划，争取战争胜利，安排战后国际事务，于1945 年2 月4—11 日在雅尔塔举行会议。此次会议讨论了苏军入华对日参战的问题。基于对该会议中美、英、苏三国对中国问题态度的关心，海外华侨社会对雅尔塔会议给予了极大关注。致公堂于雅尔塔会议即将结束时发表《十报宣言》，是希望借此国际背景提高报道的关注度和影响力。

《十报宣言》以“国民党蒋介石先生，共产党毛泽东先生，民主政团同盟张澜先生，左舜生先生，张君劢先生，章伯钧先生，沈钧儒先生，梁漱溟先生，保卫中国同盟宋庆龄先生，暨海内外各报馆转全国同胞公鉴”开篇，说明致公堂对国内政治局势的分析是较为透彻的，认识到了国内主要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包括中国民主政团同盟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 年10 月10 日在香港成立，1944 年9 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十报宣言》中所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应为“中国民主同盟”。、保卫中国同盟在内的第三方面。

在这三个方面的政治力量、政治代表中，致公堂对国共政争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语言——“今非争闹意见之时，民族垂危，应存风雨同舟之念，过去之功过，吾人今且休提，未来之复兴，大家亦即努力，敢沥肝胆”。［66］表达了希望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团结一致的愿景。

但是，《十报宣言》开篇回首“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时，便一一细数国民政府的各种不利：军事方面“士兵待遇，固鲜改善，虚报兵额之风，亦未稍改，病兵之多，打破记录，以此抗战，敌何能摧”；政治方面“一党专政之局面仍存，人民自由之权利未复。在上者只知政争，排斥异己，滥用军队，自锁边区。狡黠者利用时艰，扒钱是务，特务横行，如此国家，成何样子”；经济方面“理财乏术，生产衰落，国中通货膨胀之局面造成，贪污套取外汇之事实迭见，物质既不善管制，垄断之现象滋生。国家经济，业已崩溃，补救之方，迟迟未有，如此现象，国何能存”；社会方面“官民划分，自成阶级，饿殍满塞道途，贪污弹冠相庆。侨属凄凉待死，不稍动心。侨胞汇款救家，漫不经意”。［67］表达了对国民政府的强烈不满。

对此，致公堂提出三项政治主张，这三项政治主张与民盟发表宣言中的政治主张具有高度一致性。第一条“国民政府应即开放党禁，一切爱国党派皆享合法地位，以巩固团结统一，振奋士气民心，广大动员全国人力物资，加强战斗力量，以策应配合盟邦对日寇进攻”，与民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中的第四条“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相一致。在此，致公堂表达了要求中国国民党开放党禁的主张，并提出各党派均应享有合法地位的诉求。

第二条“国民党应即宣布结束一党专政，还政国民，同时，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领袖，组织政治会议，产生联合政府”，对应民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中的第一条“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致公堂所主张之“联合政府”与民盟“联合政权”相一致，均为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支持与响应。

第三条“联合政府组织之后，一面以最有效之方法，改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一面以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制颁宪法”，对应民盟《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时局宣言》第二条“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并筹备正式国民大会之召开及宪法之制定”。致公堂提出了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要求。［68］

三条办法中最为核心的观点即为“产生联合政府”。［69］这一主张符合统一并崛起的致公堂的现实利益，满足了致公堂政治参与的要求，也是致公堂对中国共产党、民盟政治立场的舆论声援。

（二）中国国民党对《十报宣言》的调查与回应

《十报宣言》使得中国国民党当局受到国内民主力量和海外华侨的双重压力。因此，中国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中国国民党海外部以及海外的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均做出回应。

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通过其控制的中国国民党党报对《十报宣言》的批评进行还击，促成了一场舆论战。中国国民党历来重视其海外宣传，希望通过对海外党报的指导与管控，实现其对海外华侨社会的新闻统制与舆论管控，［70］以营造良好的海外形象。《十报宣言》发表后，中国国民党美洲支部迅速组织其控制下的中文报纸共同发表《十六家华字报共同宣言》，作为对十家侨报的反击。这十六家中文报纸包括十三家中文日报和三家中文月报，具体有美国的旧金山《少年中国》（Young China）、纽约《民气日报》（Chinese Nationalist Daily）、芝加哥《三民晨报》（San Min Morning Post），加拿大的多伦多《醒华报》（Shing Wah Po）、维多利亚《新共和》（New republic），以及古巴、秘鲁、巴拿马、墨西哥等地的报纸。［71］《十六家华字报共同宣言》质疑十家侨报“用心叵测”，认为该宣言的发表时间，正是中国和盟军紧密联合对抗日本的关键时刻，指斥宣言迷惑同盟国、削弱中国人民抗战士气，并自诩代表美洲华侨社会的公众意见，对《十报宣言》中的批评逐条进行了驳斥。［72］

蒋介石对中国国民党在美国的形象极为重视，当面指令海外部研究对策。［73］然而，中国国民党海外部在处理“美洲《十报宣言》事件”时，并未能正视问题，意识到致公堂政治参与的要求，而是将宣言的发表归因于中国共产党的策动，认为“西半球十侨胞通电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显系由于共党之嗾使，而十家报纸属于致公堂者七家，是中国共产党已渗入致公堂加以利用”。［74］于是，海外部提出的解决办法着眼于“逐渐分化共党与致公堂之关系”，“随时暴露共党危害国家之阴谋而对致公堂之义侠精神与其过去对本党革命之贡献可予相当限度之表扬俾资”。［75］

在此基础上，中国国民党海外部对致公堂的方案仍延续其以往固有的态度，也就是使致公堂成为依附于中国国民党的海外华侨团体。具体而言，在宣传方面，中国国民党主张“对致公堂主办之报纸刊物应设法与之切取联络，尽可能予以种种协助並相机运用间接方法介绍编辑人员，俾能逐渐掌握言论权”；在组织方面，中国国民党拟通过吸收致公堂成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派中国国民党党员渗入致公堂组织两种方法，实现对致公堂组织的有力控制。［76］

海外部制定的对致公堂方案为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当局所肯定。蒋介石在致吴铁城的信中表示：“致公堂之受共党利用者仅属小部分不明大义而具有野心之份子，该堂领袖如司徒美堂等对政府仍甚拥戴。”［77］蒋介石的态度决定了中国国民党相关责任人处理《十报宣言》事件的态度与方法。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前十报宣言，乃中国共产党秘密勾结纽约公报吕超然所为，经与致公堂负责人接洽，认系吕个人所为，现已将其免职。”［78］国民政府驻纽约总领事于焌吉负责具体接洽致公堂，促使致公堂对涉事人物免职，并向致公堂表示“应一致拥护政府，切勿使同样事件发生”。［79］然而，笔者查阅1946 年4 月司徒美堂携美洲洪门代表回国组党的资料发现，吕超然仍然为十名代表之一。［80］此时距美洲《十报宣言》发表仅一年之隔，可见美洲《十报宣言》并未对吕超然在致公堂中的地位产生什么影响。

国民政府着眼于从厘清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美洲洪门致公堂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解决问题。然而，中国国民党当局上至蒋介石，下至具体处理《十报宣言》事件的中国国民党海外部，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领事等，都未能正视美洲华侨对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反对，意识到致公堂政治参与的要求。

美国联邦调查局情报人员从美国政府的立场对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处理方案进行了评析，认为中国国民党当局对其自身缺陷已有所认识，但是中国国民党当局认为致公堂的公开批评损害了国民政府的形象，不利于提升抗战时的士气，也会使国民政府的盟友对国民政府产生怀疑，使中国国民党从美洲华侨中筹得的公债大幅减少。［81］也就是说，中国国民党当局处理《十报宣言》事件的初衷是维护其海外形象，以为其争取最大限度的援助，而非审视自身政治体制的不足以团结海外华侨。

总的来说，中国国民党当局对致公堂政治倾向以及海外华侨社会政治形势的判断，都有失准确。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思维与视野，使它将《十报宣言》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所谓“阴谋”，而未能体察到海外华侨社会中第三种政治力量的发展，未能理解美洲洪门致公堂响应中国共产党民主联合政府主张的深层原因。与此相反，在美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致公堂实现了初步合作，为此后董必武参加旧金山会议期间与致公堂的联络奠定了基础。

五、结语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美洲洪门致公堂基于其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参与国内政治的意愿愈加强烈，司徒美堂对致公堂的整合与发展使致公堂逐渐具备了参与国内政治的能力。此时，国内的两支主要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对致公堂参与政治的需求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中国国民党不同意致公堂在国内组织独立的华侨政党，阻断了致公堂组党参政的意愿。致公堂屡次申请立案，表明了其希望得到承认、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参与国内政治，但是蒋介石并未给予其作为政党独立生存的空间，而是极力拉拢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希望加强对致公堂的统属，发挥致公堂的作用为中国国民党当局所利用。

而中共联合政府为致公堂代表华侨参政提供了可能，符合致公堂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利益。致公堂响应中国共产党发表《十报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想和建国目标是为以美洲洪门致公堂为代表的美洲华侨所认同的。“美洲《十报宣言》事件”可以看作是致公堂与国共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为日后司徒美堂及致公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注释］

［1］《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 年，第16 页。

［2］ 潮龙起：《美国华侨堂会与中国抗战》，《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11 期。

［3］ 陈昌福：《在抗日烽火中锻造的中国致公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5 年第6 期。

［4］ 钱承军：《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第217 页。

［5］ 石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致公党历史研究综述》，《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 年第6 期。

［6］［8］ 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党史研究编委会编：《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党史研究编委会内部印行，2017 年，第65、53 页。

［7］ 任贵祥、赵红英：《华侨华人与国共关系》，武汉出版社，1999 年，第142 页。

［9］ 《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宣言》，《新中华报》1939 年10 月7 日。

［10］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年，第26 页。

［11］ 陈昌福：《抗日战争与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 年第5 期。

［12］ 于仁秋：《救国自救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s）》，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第107 页。

［13］《洪门人士抗日救国之郑重宣言》，《大汉公报》1937 年7 月30 日。

［14］《美国致公堂总部筹款救国宣言》，《大汉公报》1937 年8 月27 日。

［15］《赵昱翁详告各埠侨胞捐输救国情形》，《大汉公报》1938 年9 月27 日。

［16］ 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306 页。

［17］ 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年，第251 页。

［18］［29］《留美侨胞领袖司徒美堂返国即将经港来川渝》，《大公报》（重庆版）1941 年11 月13 日。

［19］《蒋夫人接见司徒美堂与阮本万夫妇》，《大汉公报》1943 年6 月26 日。

［20］［30］《司徒美堂致吴铁城函》（1944 年12 月10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31/24.19。

［21］《戴笠呈总裁》（1939 年4 月25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13。

［22］《中央海外部每周工作报告 函中央秘书处调查处理致公堂办法》（1939 年11 月16 日至11 月22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号：11-2-2486。

［23］《中央海外部每周工作报告 通令海外各党部设法与致公堂密切联系》（1939 年11 月20 日至1939 年11 月25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号：11-2-2489。

［24］《中秘处致中组部函》（1941 年6 月8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27。

［25］《全美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机关代表大会议决案撮要》（1943 年9 月17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3.24。

［26］《总裁核定美洲致公堂国內帮会恳亲大会及组党等问题》（1946 年6 月11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会6.3/57.5。

［27］《海外侨胞协助推进工合运动》，《大公报》（香港版）1941 年7 月28 日。

［28］《粵侨垦殖会聘邝炳舜等为委员拟定畜牧林场计划》，《大公报》（香港版）1941 年10 月25 日。

［31］《国府军委会侍二处致吴铁城函》（1945 年1 月22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31/22.6。

［32］《邹鲁致吴铁城函》（1945 年1 月30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31/43.145。

［33］《侨务委员会暨海外部提出四届参政员候选人名册》（1945 年4 月），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31/23.5。

［34］《旅美洪门领袖司徒美堂抵港》，《大公报》（香港版）1941 年11 月21 日。

［35］《旅美侨胞領袖司徒美堂抵渝日内晋谒林主席蒋委员长》，《大公报》（重庆版）1942 年3 月10 日。

［36］《蒋中正手谕》（1942 年3 月15 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文物图书／稿本》（一），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60100-00162-015。

［37］《陪都昨大会欢迎陈策司徒美堂》，《大公报》（重庆版）1942 年3 月23 日。

［38］《戴笠手令即分别查明人民动员委员会各委员之别号》（1942 年2 月4 日），《戴笠史料／文件／遗墨／经理》，台湾“国史馆”藏，典藏号：144-010111-0001-013。

［3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410 页。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283 页。

［41］ 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史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 年，第1 页。

［42］［45］ 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年，第180、112 页。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265 页。

［44］ 张健人、黄继烨：《司徒美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50 页。

［46］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314 页。

［47］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44 页。

［48］ 何立波：《中共海外组织美共中央中国局》，《党史博览》2016 年第7 期。

［49］《广东省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1979—2000）》（人物卷），方志出版社，2014 年，第361 页。

［50］ 中国福利会编：《宋庆龄致陈翰笙书信1971—1981》，东方出版中心，2013 年，第40 页。

［51］ 雷卓峰：《纽约华侨洗衣馆联合会成立经过》，转引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9 辑·华侨华人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年，第824 页。

［52］ 杨保筠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 年，第242 页。

［53］ 智效民：《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240 页。

［54］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编：《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品图录》，文物出版社，2014 年，第68 页。

［55］［56］中国致公党中央研究室编：《司徒美堂》，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年，第203、204 页。

［57］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T PARTY， also known as Chinese Reform Party， Hsen Cheng Tang， Hsen Ching Tang， Hin Jin Tang，January 26，1945，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RG59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1945-1949，Box 7262 Folder 893.00/3-645.

［58］ Miriam Herrera Jerez， Mario Castillo Santana， David L Kenley，Contested community: identities, spaces, and hierarch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Cuban Republic： Boston Brill， 2017，p.76.

［59］［81］ CHINESE CONSTITUTIONALIST PARTY， also known as Chinese Reform Party， Hsen Cheng Tang， Hsen Ching Tang ，Hin Jin Tang，February 28，1945，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RG59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1945-1949，Box 7262 Folder 893.00/3-2245.

［60］ DEPARTMENT OF STATE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anuary 23，1945，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RG59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1945-1949，Box 7262 Folder 893.00/1-2345.

［61］《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大公报》（重庆版）1945 年1 月1 日。

［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657 页。

［63］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年，第35 页。

［64］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317 页。

［65］ 赵晓冬、孙振江编著：《二战重要会议透析》，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141 页。

［66］［67］ ［68］《美洲华侨报界对国事主张》，《大汉公报》1945 年2 月10 日。

［69］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3 页。

［70］ 王继先：《国民党海外党报管理政策述论》，《民国档案》2012 年第2 期。

［71］ A JOINT MANIFESTO BY 13 CHINESE DAILIES AND 3 MONTHL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February 28，1945，National Archives at College Park，RG59 Department Of State Decimal File，1945-1949，Box 7262 Folder 893.00/3-2245.

［72］《十六家华字报共同宣言》，《民气日报》1945 年2 月15 日。

［73］［75］［76］《目前对海外致公堂之方案草案》（1945 年2 月22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2.21。

［74］［77］《蒋委员长致中秘处吴铁城电》（1945 年3 月20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7.4。

［78］《魏道明致外交部转吴秘书长等电》（1945 年4 月6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7.3。

［79］《于焌吉处理美洲十侨报宣言攻击政府之经过来电》（1945 年3 月21 日），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档案号：特8/7.7。

［80］ 陈昌福：《致公往事（1904—1949）》，中国致公党上海市委员会内部印行，2017 年，第3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