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期的文人惨案

李秉沛

在后人的眼中，历史永远是坟墓旁的枯树，它可以追逐以千百为单位的时空，它比坟墓的尸首更能抵制风雨的侵袭，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却总是可以清楚地認定：它是一个惊叹号！

无论读哪一朝的历史，骄傲和自豪固然不少，眼泪和悲痛更为激烈。就像一路飞驰的马车，虽然辙痕深刻，回首却依然一路黄沙！

这种历史的慨叹加于文人最为合适，尤其是乱世或者尚武崇权的时代，文人的际遇和伤痕更具有无可驳杀的说服力，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惨痛的真相。这种真相像广告宣传画的边框钉，深深地扎进历史的每一个角落！

如果历史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抵闪的漩涡，那么忧郁就是文人的通性，悲惨则是文人的宿命。也惟有这种不忍言及的真相才如此悲恻感人，刻骨铭心！而明朝前期的文人可以说是这种真相最为鲜艳的证明和布告！

明朝自朱元璋开国就历行专制独裁，废丞相和取三省的惊人手笔恐怕也只有明朝的开国之君才实施得这样坚决和残暴。也只有朱元璋这个传奇十足的乞丐皇帝才有如此撼天震地的气魄清洗天下，唯我独尊。“洪武四大案”的旷世之作足可以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锋刀比下去。希特勒用毒气和子弹埋葬犹太人，虽然狠绝至极，充其量只不过是异族屠杀。而朱元璋的监狱和铡刀却诛尽了时代的思想和人性，而且绝望地枯死在他衙门里的思想和眼神都是大明的冤魂！

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二十二年的专政换来了“永乐盛世”的壮观气象，然而就是这个挥师“靖难”杀侄夺位的一代君杰，将其父朱元璋的脾气加以无限扩大和补充施放到执政理念上，建内阁，削诸王，设厂卫，兴恐怖，把明朝整个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发展确立到一个无可撼动的巅峰。

朱元璋和朱棣是明朝最有声名和业绩的两个皇帝，也正是这两个明朝最骄傲的君主用自己的性格和欲望构建了整个明朝的“唯君是听”基调。明朝前期的文学表现出一种暗淡和忧徨，至永乐年间几至停危，出现“台阁体”的风行，这与当时的时局和文化政策有莫大关联。

明朝前期采取极为严厉的文化高压政策，一度失控。明成祖甚至颁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钦编《性理大全》来整肃精神领域。《明诗纪事》描述其迫害文人士大夫说“杀戮革除诸臣，备极惨毒”。理学和八股取士的实行在思想文化上取到了“囚天禁地”的作用。那时候，文人稍有性气便遭非难，洪武年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即可“诛而籍其家”。赵翼在《明初文人多不仕》中说当时文人“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中国文学史》有这样的描述：诗人高启因辞官被腰斩，苏州文人姚润、王漠被征不至而被斩首抄家。朱元璋还深文周纳，锻炼成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案以树立绝对的皇权。甚至因为朱元璋自幼为僧，并参加过被称作“贼”的红巾军，一时间不少文人在文章中用了与“僧”、“贼”、“发”等同音、叶音或有关的字（如“光”等），就被认为是有意讥刺而定罪斩首。在这种淫威高压之下，思想文化界呈现了一派沉闷压抑的气氛。

以上的概述可以侧证明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和恐怖本质，如果再举实例，明初“吴中四杰”中，杨基因被馋而夺职服役，死于工所;张羽因不受朱元璋喜好被流放岭南，半道召还投龙江而死（一说被人绑缚扔江淹死）;徐贲在洪武十三年（1380）因“犒师不周”处死。三人的命运比高启好不到多少。同时的著名诗人袁凯因言语得罪朱元璋托病归乡，佯狂而免，虽未被杀，也要靠装疯残喘，让人心酸。刘基和宋濂与国有大功，文名甚著，虽不是被朱元璋亲自召杀，但死于政治迫害却毫不质疑……点点斑斑都是血泪，读之让人胆寒。而朱棣以惨绝人寰的“灭十族”诛尽大儒方孝孺的亲旧共计873人之后，永乐年间所谓万象太平的盛治出现了一个令人不敢承认的事实——没有文人！

历史就是这么滑稽，这么残酷。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这种不可假设的本质却往往生发为众多不可思议的悬疑，使人不忍深览，又割舍不去。浓厚的阴影组合的幕幕惨剧以不可删驳的沉重启发后人，时代和政柄永远具有坚不可撼的属性，所以合乎潮流和圆润自保的处事态度益发演化成社会理性的中衡哲学，教人去探索人与社会两者和谐互融的契合点。

我想，文人的忧郁通性还可以大加改良，应该把单一松散的个人风骨投进整个时代的民政现况，护波导流，这样或许牺牲能少一点，至少不那么惨绝。鲁迅反对游行式的革命，我想也基于这样的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