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大学生道德修养提升的三维探析

2020-03-09 13:33王鹤岩童春红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年6期
关键词:道德修养后疫情时代提升路径

王鹤岩 童春红

摘 要: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关系到其历史使命的履行,关乎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这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而言,既提供了难得机遇,又充满挑战。后疫情时代,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应通过提升认知度、辩证看待和实践体验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发挥其文化滋养作用;从道德—物质利益、道德—自由、自律—他律三个层面坚守马克思的道德观,发挥其理论指导作用;协调道德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挥其实践导向作用。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大学生;道德修养;提升路径

DOI:10.15938/j.cnki.iper.2020.06.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20)06-0022-05

在道德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给予人们的启示是:人类应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应有道德意识和道德逻辑引领下的日常行为自觉,由此,面对风险挑战时,才能作出符合道德要求的理性选择。作为民族未来、国家希望、历史使命承担者的大学生群体,不仅需要知识的充实和能力的提升,而且要有完善的人格和更高的道德价值追求。唯有如此,才能不辱使命。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会发生深刻变化,这对大学生道德建设而言,既提供了难得机遇,又充满挑战。一方面,疫情防控让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得到了洗礼,形成了提升道德修养的共识。另一方面,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应对未来的风险挑战,大学生要肩负起历史使命,应理性定位个人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以发挥个人道德修养在其成长过程中的价值引领作用。贯彻习近平“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1]的要求,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应以凝聚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为底蕴,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道德观为理论指导,以协调道德基本关系为实践指向。

一、文化滋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而制度优势的背后是中国文化观和价值观的引领,是中国精神的时代转化和实践升华。抗疫精神再次证明了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具有凝聚力和感召力。这既是中国抗疫取得成就的精神源泉,也是大学生道德品质提升的深厚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深刻内涵和价值追求是大学生道德养成的重要文化基因,对大学生正确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着“文治与教化”作用。孔子所推崇的“志—学—思—行”的修养之道,也为大学生提升自身道德素养提供了实践途径。

在中国抗击疫情中,人们的行为自觉透视出传统价值理念对人们行为选择的指引作用,这是中国传统道德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和体现。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在疫情大考中,发挥出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强大生命力。它既是大学生个人道德行为内在动因产生的根基和土壤,也为道德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外在的文化情景。为使大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特色资源对他们个人道德品质的滋养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的立德树人导向,探索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学校德育体系,挖掘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性价值,拓宽学校德育的深度和广度,造就能够担当历史重任、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人。为此,应从提升认知度、辩证看待和实践体验三个方面着力。

1.提升大学生对传统道德思想价值的认知度

“温、良、恭、俭、让”的个体道德要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念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抗疫精神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和幸福感形成的思想渊源。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得以实现的前提。提升大学生对传统道德价值的认知度,是培养其道德涵养的根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奠基于对其系统的学习,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激发大学生形成浓厚的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和内在动力。其次,学校应注重文化根系的构建,把传统经典纳入大学生德育必修课,提升大学生的重视度,形成外在的约束机制,督促大学生把对传统经典著作的学习当作硬性指标。总之,高校的重视程度和个人的态度决定学生学习的成效。再次,要拓宽、创新学习的途径和方式。应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方式,抖音、快手、微课堂、直播等形式,不仅使人乐于接受,而且省时方便。开展相关的文化娱乐、交流会、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的激情,营造学习氛围,促动大学生学习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动力。认知源于兴趣,兴趣在于培养,激情重在激发。大学生对传统道德思想的认知度的培养应遵循这样的规律。

2.辩证看待中华传统道德文化

“由于特定主体的认识局限,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必然体现两重性,即积极性和消解性。”[2]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富含“恭谨、礼制、信义、忠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提倡人的“樂群”精神,囊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以能,讲修和睦”的价值理念;但也有“三纲五常”“女人无才便是德”“女子饿死事小,而失节事大”等非人性化的糟粕。所以,只有对传统文化知识形成学习自觉、辩证分析,才能对它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对大学生的道德滋养和价值引领。大学生要历史地辨析传统道德思想,既要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形成价值认同,又要对其糟粕进行无情地批判和舍弃。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教条式的复古,而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们提升道德修养的价值旨归都是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释放。时代不同,有关道德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挖掘传统道德中具有时代价值的内容,剔除不符合时代性的内容,并根据时代特征和实践需求,创造性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建设。

3.在体验中强化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扬弃

道德实践是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认知来源于实践,人们对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认知,也根植于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和生产实践。在实践中,人们体悟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对它进行价值辨识,内化为个人的道德思想以致形成道德行为的自觉以及良好的道德习惯。实践参与更能激发人的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促使人提升道德判断力。总之,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提升道德修养的关键一环。新冠疫情的防控为大学生提供了参与面宽广、凸显自我意识、锻炼道德人格的实践场域。抗击疫情取得的不同成就,反映出不同民族和国家其价值理念的区别,实质是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的区别。抗疫中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伦理取向,更加展示出传统道德价值理念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以及彼此之间的人文关怀和共同体意识。抗疫英雄群体的行为选择源于其内在的价值引领,而这种价值的产生也是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人们思想中的沉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担当精神、奉献精神等优秀道德资源,滋养了人们的道德价值理念。作为这场疫情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大学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价值所在。因此,道德体验更能提升道德认知度和感召力。事实上,平时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大学生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他们积极参与传统节日活动,感知和了解传统文化的内在底蕴。例如,在端午节参与屈原的紀念,更深刻地感知屈原的爱国精神,领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真正含义。在参与清明节的文明祭祀中,强化先烈的斗争精神和奉献意志对个人的鼓舞作用。此外,在后疫情时代,为了培养良好道德品行,大学生也应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活动,在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感知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进行超越和扬弃。

综上所述,大学生对传统道德知识的深入学习和理解,有利于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认知,进而辩证地筛选传统道德文化,使扬弃后的道德精华内化于心,形成个体的自我思维方式和思想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了道德感情,提升了道德认同,形成内在的行为自觉和道德自律,实现对个人行为的价值引领。

二、理论指导: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

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不仅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3]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大学生理性认识道德的本质、社会功能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大学生科学认识当前道德问题的方法论,成为大学生提升道德修养的理论指南。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终极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考察社会现象的伦理主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疫要求正契合了马克思的道德价值理想。在后疫情时代,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对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现实意义:正确处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关系,理性对待道德和自由之间的和谐关系,把道德自律的养成与他律作用的发挥紧密结合起来。

1.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道德追求和物质利益追求之间的关系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所取得的成就,彰显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为抗疫所奠定的强大物质基础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展现的良好精神风貌再次证实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等重要性。人们道德选择需要物质文明创造一定的条件,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而道德文明又反作用物质文明的发展。因此,马克思认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 [4]“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 [5]。这为大学生理性对待社会现象、合理评判人们的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引导大学生把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理论掌握与生活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合理评判生活中遇到的事实,实现理性批判和超越。在道德实践中,不否认个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承认有必要对个体进行适当的物质奖励,以此来肯定或赞许其行为的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促进个体道德品行的提升,是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回报,是点燃个人道德情感的火花。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在坚守“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观念指导下,各级政府严格控制疫情传播,重视经济发展,保障社会民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在疫情常态化的状态下,国家提出的“六稳六保”政策,正是对这一观念的回应。“‘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但是,利益只是基础而不是唯一因素,因而我们不能陷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面对常态的乃至非常态的社会现象,消除资本逻辑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看到物质利益对道德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道德对物质利益的反作用,把个人道德修养的提升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真正人的道德”应该是“解放的道德”,它不是特殊利益的代表,而是以促进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实现全人类的生活幸福为终极目标。它强调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不是某些特殊的阶级或群体的特殊利益,但这不是“非利益化”。马克思认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7]因此,新时代的大学生在规划人生理想、设定价值目标时,要把个人价值的追求置于共同利益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基础之中,合理定位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摆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干扰,正确处理物质利益的追求和道德修养的提升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2.引导大学生正确看待自由理念和道德约束

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武汉封城、居家隔离、强制性佩戴口罩,招致西方一些人对中国公民“自由”的质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学生的认知。这种质疑源于对自由的片面理解和狭隘认定,忽视自由和道德之间的正确关系。自由不是我行我素,而是个人自我的内在超越性与道德规范性的统一。自由是个人的权利,更是个人应具有的追求和实现自由的能力,但是,它离开社会规范的制约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换言之,是自由付诸实施需要承担的责任。人们所追求的自由是符合道德要求的自由,是道德自律基础上的自由。而建立在对他人正当利益践踏的基础之上的自由,实质上是任性,不是真正的自由。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自由的任意所带来的后果无法估量。有些人满足了自由欲望,却使数日零发现病例的记录被打破,导致有望复学的无数家长和孩子的梦想变成了泡沫。一个人的任意自由和不道德行为,造成众多受牵连者被隔离,生产无法顺利进行,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省陷入被动状态。可见,个别人不道德的所谓“自由”行为,却使更多的人陷入不自由状态。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个人的道德人格和道德行为选择在特定情况下,会影响无数人的自由。秉持自由与道德内在一致性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大学生处理道德和自由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武器。

3.注重道德自律对大学生人格完善和道德修养的规约作用

道德作用的发挥,不仅有外在的他律制约,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内在的行为自觉,实现道德自律对人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即“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 [8]。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道德对于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只有通过内在的自律,才能实现外在行为的道德选择。倘若没有内在的精神自觉,外在的道德行为规范也只能是摆设,难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引导作用,也无法探寻到道德价值的根据所在。道德自律对个人人格的完善、道德修养的提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道德自律的实现既是对个人自由思想的实现,也是内在要求的深化。它是道德作用得以发挥的关键基础,是道德修养提升的最高境界。因而,大学生把这一作用的发挥当作自我道德修养提升的重要实现方式。

三、实践指向:协调道德基本关系

大学生道德修养的提升,不仅需要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涵养,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坚实理论指导,同时,也需要实践导向的引领,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知行合一,实现造就时代新人的目标。道德的实质是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中体现的,道德修養水平主要体现在个人对于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中。而各种社会关系不仅形成于人与人之间,还形成于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道德修养表现在个人处理与他人、社会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因此,大学生要提升道德修养,应着力放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道德关系方面。

1.人与人的和谐共存

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两个层面。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上,要合理定位理性自我与欲望自我的关系。理性自我以满足正当需要为基础,实现人的生存和人格尊严。欲望自我单纯追求欲望的满足。人的理性自我与欲望自我的和谐,是人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人的道德本质的前提。然而,在资本逻辑作用下,人们的欲望无限膨胀,陷入为物所奴役的状态,理性和欲望之间的矛盾凸显。要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彰显人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本质,应以理性自我的实现为根本,让理性自我控制和支配欲望自我。正如康德所说,理性的使命“不是去产生完成其他意图的工具,而是去产生在其自身就是善良的意志”[9]。因而,大学生应选择用理性自我支配欲望自我,以实现人与自我的关系和谐。

人际关系的和谐,既要实现人与自我的和谐,又要有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实现人与他人关系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下形成的人际关系是充满人道主义的关系,“人爱人、人助人、人关心人、人理解人日益成为一种社会的风尚”[10]。大学生应以这种社会风尚处理人际关系,自觉培养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在人与他人的关系上,大学生要摆脱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困扰,把自我和他人利益的实现都看作是目的,彼此互相尊重,和谐相处,实现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和谐。抗疫实践,检验了人们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真伪。人与人之间的密切相关性,疫情的发展给予了实践诠释。同呼吸共命运,是疫情对人们的无形要求。个人的行为选择应考虑给他人带来的后果,个人自由的实现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在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应秉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观念,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更不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既要共享社会所赋予的权利,也要勇敢承担社会责任和国家义务,以团结互助的姿态,合力维护国家安全,共同推进国家的繁荣富强,以实现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大学生应把共同利益思想、和谐相处理念、互相尊重思维作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时应有的道德思考,建立起“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合作”的人际关系。

2.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与社会的关系是道德关系的核心范畴。“正是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们发展起自己的各种特性,实现着自己的本质……形成一系列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11],这充分展示出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价值实现及道德人格提升的重要作用。当年,马克思的个人道德追求和价值理想为大学生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价值遵循。他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12]这为大学生人生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个人不仅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更要把自我追求和整个社会的主体价值要求结合起来,新时代对大学生的德性要求,把自我的内在超越性与道德规范性结合起来。大学生要把自我价值的实现纳入社会之中,把社会需求当做个人行为选择的指向标,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做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尺。健康的社会发展才是个人的一切得以实现的基础。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大学生自觉根据当地的情况和要求,或主动捐款,或当志愿者,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到需要的地方,展现了大学生在人格追求和社会责任感上所应有的姿态。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我融入社会之中,把个人的价值实现纳入社会的需求之中。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大学生既要适应常态化的社会需求,以《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日常行为规范为共性标尺,逐步提升自我道德修养,锤炼道德意志力,砥砺道德品质,又要随时准备应对非常态化事件的考验,在社会大环境中来展示自我价值,在实践中检验自我。

3.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和社会存在于大自然之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辩证统一关系。这要求人们必须尊重自然,按照自然发展规律办事,让人类的生存家园生生不息。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其生命过程和实践能力必然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和制约。然而,人的欲望的无止境与自然规律的不可逆性,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对立。在现代生活过程中,资本逻辑统治了人的思想,由此带来的利益驱动,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窘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人与自然关系矛盾激化的产物。疫情的发生也给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了很好的一课。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前提,人类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类要想长久生活下去,必须以尊重自然为基础,尊重自然事实上也是尊重人类自身。后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要走的人生路还很长,倘若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会亲历破坏自然所带来的危害,因而,大学生更应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實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这告诫我们,人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孤立存在。人是社会中人,人的德性修养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处理。它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一方面,个人要提升自我道德涵养,完善个人品质,使个人更好地与他人、社会、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各种关系的和谐,奉行同荣辱共命运的价值理念。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竭力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完善理想人格,把外在的物质满足和内在的精神素养的提升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立足于改造和完善社会,使我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制度更加人性化,充满正义和善的理念,体现人类的共性追求和共同解放思想,实现整个社会的道德化。在后疫情时代,大学生群体以此为逻辑进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新颖的表现形式”[14],传承抗疫精神,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在社会实践中,要道德地对待自己、他人、社会和自然,做有道德的时代新人,勇担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2] 王鹤岩,张志顺.辩证继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德育资源[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04.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6.

[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7,16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5.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6.

[8][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459.

[9]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5.

[10][11] 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36,211.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

[14] 房广顺,高俊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创造性特征与创新性要求[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1):95.

[责任编辑:庞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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