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VAR模型的流通业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研究
——以江苏为例

周慧颖，王世进 （江苏师范大学 商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0 引 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是主要表现之一，其影响因素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实际城乡人均收入比与人均消费比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1985年后，即经济发展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对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关注，从更深层次来说一方面是对城乡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结构转换升级的关注，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社会公平发展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注。因此，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根源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成为很多学者探讨的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是极其复杂的，而且这个研究领域充满了争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研究主要可概括为三类：一类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慢慢缩小（刘易斯，1954；陆铭，2004）[1-2]；另一类是证明两者之间存在倒“U”理论，即城乡收入差距会伴随城镇化的变化，依次出现先扩大，后缩小，最后归于平稳的趋势（罗宾逊，1976；徐中生，2009）[3-4]；最后一类认为收入差距会随着城镇化的进程而逐渐扩大（克鲁格曼，1991；贺建风等，2010；李宪印，2011）[5-7]。但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具有长期连续性特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而应结合城镇阶段特征和当地资源环境现状进行研究（欧阳金琼等，2014；高远东等，2016）[8-9]。城镇化初级阶段会因为环境不适应或者资源条件不足，加大城乡收入差距，但是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资源充分共享和农村务工人员素质提高、技术水平熟练会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直接影响关系，与被检验的阶段特征有密切关系。

也有学者从流通业发展角度分析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流通业集聚水平程度越高，对缩小城乡差距影响越大（陈丽芬，2015）[10]，且流通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提升存在面板门槛（俞彤辉，2018）[11]，提出地区应加大扶持流通业政策力度减缓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梁雯，2018）[12]。而关于城镇化与流通业发展的关系，王德章（2007）[13]、陈阿兴（2015）[14]、王世进等（2017）[15]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分别验证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流通业推动城镇化发展，加速商品流通，提高生产要素率与城镇就业率，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产业支持；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伴随着产业集聚、分工细化、商业业态更新及创新技术的使用，为流通业升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基础。

综上所述，对于流通业发展、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均是建立在完全城市化前提之下，这样的前提假设并不符合省域异质性，也不能很好地反映各省域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且在流通业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是以国家宏观层面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实证分析，由于研究区域的不同，最终会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具体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以江苏13市2005～2017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以便更好地促进江苏经济发展，并对省域缩少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建议。

1 流通业发展、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研究

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市场格局，流通业发展必须兼顾城镇与农村市场的不同特征，保持协调发展。城乡商品市场发展还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城乡商品市场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贸易壁垒和差距。商品市场的变化是市场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在总数减少的情况下，城市市场发挥其区域增长极的作用，显示了市场的极点作用，其辐射面较广，功能较多，农村在结构调整中，商品数量减少具有正常因素，农村市场相对传统。长期以来，城市的区位和经济优势使得城市的市场设施建设完善，不仅包括各种商场、超市等零售市场，还包括与之相配套的要素市场；而农村的经济、人口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使得农村的整体市场体系缺乏完整性、建设速度也较缓慢，这些都成为限制农民消费行为的原因。另外，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大多按照行政规划形成，其网络主要表现为县、乡、村，而不是按照经济区划形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自由性。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通过产业和人口的集聚达到社会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使得城镇的发展速度加快，城镇化推动着社会阶层的调整变化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与之相伴随的是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也必然要求流通业细化其业态分工，精细流通种类，适应消费者异质性。这一提法分别从直接和间接的指出了城镇化建设需要流通业发展与之配合，因为流通业既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又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也将使流通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将进一步推进城乡间商品、信息、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种城乡间的流通保障了城市自身经济的正常运转，又对流通所达乡镇地区经济发展、流通业的合理布局产生促进作用，这种积极作用是实现流通集聚效应的前提和保证。流通业集聚是集聚—辐射—更大的集聚的过程，一次又一次的作用使得产业布局愈发合理。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商品，流通业使得成熟的商品市场向偏远落后地区发展，其次是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出，最后是整体规划布局的展开。城镇化的推进既促进城乡整体发展，又带动流通业发展。流通作为生产和消费环节的中介，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流通成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总之，三者关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不容分割。走共同富裕道路，是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然要求，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城乡建设格局，对缩小城乡差距有较大作用。

2 流通业发展、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2.1 变量选择及数据处理

本文重点分析流通业发展、城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加入经济增长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具体选取情况如下。

（1） 主要变量。城镇化水平（urban），用人口城镇化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度量。城乡收入差距（ingp），度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二是基尼系数；三是泰尔指数。由于本文主要是基于市级的数据，不涉及权数问题，故采用第一种方法。对流通业的度量，本文从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包括流通业总值（tcir）和流通业结构（scir）。因为流通业的发展既是整体规模上的扩大，也包括内部结构的优化及协调程度。因此流通业总值代表流通业的规模，批发零售业总额与社会消费品总额的比重来代表流通业结构。

（2）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一系列对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和流通业有间接或直接影响作用的变量，有经济增长水平（pgdp），用各市人均实际GDP进行衡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市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量表示；产业结构（tis），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可以改善城乡分配格局，进而增强城乡统筹性、协调性，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水平（e）。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使用农村用电量这一指标代表农村现代化水平；固定资产投资（gi）。学者认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量、结构和效益，采用各市年末固定资产投资量来代表这一指标（樊纲等，2004；惠宁，2011）[16-17]。

考虑到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5～2017年，上述9个变量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6～2018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公报》。同时为了避免数据的波动性和可能的异方差性，对数据进行取自然对数的处理。

2.2 模型介绍

Holtz-Eakin首次提出了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18]，后经国内外学者的发展，目前成为分析面板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成熟模型，现已被广泛采用。本文利用9个变量的一阶滞后回归的PVAR模型，重点分析流通业、城镇化水平及其他因素与城乡收入差距三者的关系，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it=（urbanit,ingpit,tcirit,scirit,pgdpit,fdiit,tisit,eit,giit）是基于面板数据9×1的变量向量，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β代表回归系数，Yit-j代表Yit的j阶滞后项；αi和γt分别是9×1的个体效应向量和时间效应向量，μit假设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避免虚假回归，首先必须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LLC检验和Fisher-ADF检验这两种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如表1所示，各变量均不接受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满足数据平稳性要求，各数列均是平稳序列，可以进一步进行PVAR模型分析。

表1 面板单位根检验

3.2 PVAR滞后期的选择

本文通过AIC、BIC和HQIC准则来确定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结果发现最佳的滞后阶数为1阶。

3.3 PVAR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动态面板模型是通过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来描述变量影响因素的模型。本文根据连玉君改进的PVAR2程序，利用STATA15进行GMM估计，结果见表2。

表2 P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2可看出，以当期的城镇化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城镇化对自身的影响系数为0.364，且结果非常显著，说明江苏城镇化发展较好，且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这可能是由于江苏经济水平较高、经济结构合理、发展模式较好，使得城乡差距缩小、公共基础设施完善，为城镇化政策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083，表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够显著提高城镇化水平，这一研究与程开明等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9]。此外，滞后一期的流通业总值、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2和0.143，该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即流通业规模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提高都会促进城镇化发展。

以当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自身的影响是0.588，说明江苏城乡差距对自身有依赖性，城乡差距能够进一步得到缩小。滞后一期的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分别为0.23和-0.04，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提高可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多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流通业总值、经济增长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高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分别以当期的流通业总值、流通业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可发现滞后一期的流通业总值、流通业结构对自身的影响分别为0.505、0.305，说明江苏省流通业发展对自身的依赖较大，且滞后一期的流通业总值对流通业结构的影响系数为0.014，即流通业总值的提高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流通业结构，即产业集聚能带来规模效应。滞后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总值、结构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46、0.009，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的影响较大，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能够扩大流通业规模，优化流通业内部结构。

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的作用显著。以当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总值、流通业结构对其影响均显著，并且都存在正向关系，说明这4个变量均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以当期的产业结构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城镇化与当期的产业结构存在反向关系，表明城镇化的发展不一定能优化产业结构。而滞后一期的流通业总值、流通业结构对当期产业结构的影响均在10%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均是正向关系，说明流通业的规模和结构是影响江苏产业结构的重要原因，流通业使得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和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整体产业的优化升级。

3.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为了了解某个影响因素对其它因素的冲击程度，选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20]。

3.4.1 流通业总值、流通产业结构的冲击作用

流通业总值在受到自身标准化冲击后的影响为正值，说明其对自身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正向作用。流通业结构在受到流通业总值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后的当期影响也为正，随后不断下降，直至第十期趋向于0。可见两者的反应都在当期最大，且这种影响随着预测期数的不断增加而减少，但流通业总值的影响较大。表明江苏流通业自身现状能够促使其保持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是这种影响力度呈下降趋势。

流通业结构在受到自身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后，当期的影响为正值，在第一、二期有明显的下降，随后缓慢下降直至第十期趋向于0。面对流通业结构的冲击，流通业总值的当期反应为0，随后不断上升，在第一期达到最大值，之后呈下降趋势，不断接近于0。即流通业结构、总值对流通业结构的冲击都呈现出正响应状态，进一步证明江苏省流通业的发展对自身具有较大的依赖性。

面对流通业总值的冲击时，城镇化的反应为正值，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应为负值，表明流通业总值和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作用，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作用，流通业总值的提高，一方面可通过降低流通成本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城市集聚度的提高促进城镇化发展，但流通业总值的作用较小，即规模效应不大。面对流通业结构的冲击，城镇化表现为负响应状态，而城乡收入差距表现为正响应状态，但这种影响较小。表明流通业结构优化，可能会滞后城镇化的发展，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与PVAR的估计结果一致，即结构效应未能出现。

3.4.2 城镇化的冲击作用

面对城镇化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当期对自身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随后该影响逐渐减小，直至第十期趋于0，这表明江苏城镇化依赖自身惯性发展，且这种影响较大。面对城镇化的一个标准化冲击时，城乡收入差距的当期反应为负，随后不断上升，直至第十期趋向于0。可见，江苏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持续的负向影响，即城镇化的加快可缩小城乡差距，这可能由于城镇化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量劳动力可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从而间接缩小了城乡的收入差距。面对城镇化的一个标准差冲击时，流通业总值、流通业结构的当期反应都为正，随后影响不断减小至第十期趋向于0，但流通业总值的当期反应大于流通业结构，流通业结构的影响较流通业结构在第一、二期有一个显著性的下降。总之，江苏城镇化对流通业存在持续的正向影响，流通业总值的影响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是影响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城镇化发展推动了资金、技术、人才的自由流动，为流通业的集聚效应提供保证，从而促进流通业的合理布局，增强了流通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4.3 城乡收入差距的冲击作用

城乡收入差距在受到一个标准化冲击后当期对自身的影响为正值，随后不断下降，在第十期趋向于0。城镇化在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后的当期影响为0，随后不断下降，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之后呈上升趋势，不断接近于0。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均为负值，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作用是反向的，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会促进城镇化的进程。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准化冲击后，流通业总值的当期影响为负，在第二期达到最小值，之后呈不断上升趋势；流通业结构的当期影响为负值，随后不断上升，在第十期趋向于0。但是两者的影响始终为负值，表明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对流通业的作用是负向的，即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会促进流通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表明农民收入的增加，从而增加农村消费，进而使得整体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能力提高使得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为流通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4 方差分解

通过方差分解可发现，城镇化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总值和流通业结构都存在明显的正反馈现象，滞后期的变量值能够较大程度解释当期的变量变化，其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流通业结构对自身的贡献程度较高且呈现较为稳定的状态，而流通业总值对自身的解释程度较低，这可能是由于流通行业发展变化中，总量性变化快且明显，而结构性变化缓慢，从而滞后期的流通业结构对当期的影响大于滞后期的流通总值对当期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总值对城镇化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差距、流通业总值这两个变量对城镇化的贡献程度都较小，但流通业总值的贡献程度明显高于城乡收入差距，原因可能在于流通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流通业发展更能带动城镇化水平提高。

城镇化、流通业总值和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分别由第一期的0%、1.9%和9.9%上升到第十期的24.2%、22.1%和17.6%，这三个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程度都在第十期达到15%以上的水平，说明长期城镇化发展、流通业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对流通业总值的解释程度最大为第十期的0.6%、0.8%，而它们对流通业结构的解释程度最大也为第十期的1.6%和0.3%。表明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对流通业总值、结构的贡献程度都很小，流通业的发展更多受自身影响。流通业结构对总值的解释程度从第一期的5.2%上升至第八期的7.7%，随后一直稳定在此，而流通业总值对结构的影响程度最大为第十期的0.3%。说明流通业总值和结构之间双向影响，但结构对总值的影响明显，说明流通业结构是总值变化的主要原因。

总之，从上述的分析中，可发现各变量对自身均存在明显的正反馈现象，受自身的影响较大；流通业总值是城镇化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城镇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流通业总值和结构之间相互影响，其中结构对总值的影响显著。

5 政策建议

第一，有效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首先，重视并完善农村的市场设施建设，促进农村流通业发展，改善农民的生产消费环境。要落实农村发展的相关政策，加大技术人才投入，优化农业产业，建立农村企业优势，合理利用资源，吸引当地农民本地就业，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其次，提升农民自身技能素养，从根源上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一方面，政府应该加强对流动人口工作的管理，强化就业培训，合理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最后，改善农村的教育环境，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着力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从长期培养人才，促进农村发展。

第二，继续完善农村流通体系，积极推进城镇流通产权制度改革。对于城区内农产品批发市场，要积极引导其转型发展，要打造现代物流配送系统，对农产品进行专业、集约管理，缩短流通环节，减少流通成本，提高效率。同时也要鼓励大型流通企业采用控股、兼并、托管、收购等方法，不断扩大规模，进行转型升级，鼓励品牌连锁企业下大力气向农村市场延伸，提高农村市场的连锁率，积极向省外拓展，提高在外地市场的占有率，加快向海外“走出去”步伐，与国外商业企业同台竞技。

第三，完善城镇商业网点布局，促进流通新技术推广运用。促进商业网点布局规划与城市在人口、交通、市政、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结合，加强不同规模、业态、品类、档次的商业网点的合理布局，促进商业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

总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而流通业既是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关键，又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镇化进程中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对缩小城乡差距有重要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