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图书馆学家洪焕椿早期对地方文献的学术贡献*

●江 山

(合肥学院 合肥 230601)

洪焕椿(1920—1989年)，浙江瑞安人，图书馆学家、历史学家及方志学家。1941年，洪焕椿随舅父孙延钊入浙江省立图书馆工作，1946年任浙江通志馆分纂。解放后曾任南京大学教授。洪焕椿于目录学、方志学及明清史方面建树良多。

目前关于洪焕椿的生平及学术活动散见于相关辞典或著作中，这其中有的文字叙述极其简略，仅几十字或百字左右①。随着地方文献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及洪焕椿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地为学界所认知，我们目前对于洪焕椿学术研究尚处在初始阶段，缺乏系统、深入、全面的研究，尤其是洪焕椿1941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到1946年浙江通志馆期间及在通志馆工作期间对地方文献方面的学术活动与贡献。因此，本文对洪焕椿在20世纪40年代在地方文献方面尤其是目录学、方志学的学术活动及其贡献进行全面梳理，以期对洪焕椿早期地方文献学术发展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与了解。

1 地方文献研究的学术风格

作为孙诒让的外孙及孙延钊的外甥，洪焕椿在温州中学读书时，舅父孙延钊任籀园图书馆馆长，因此得以在图书馆中大量阅读书籍，同时受孙延钊的启发对文史方面的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年随孙延钊去浙江省立图书馆，更是让洪焕椿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在报纸上发表读书心得，而且开始研究其祖父的学术著述。

洪焕椿在浙江省立图书馆看到关于孙诒让的三部年谱，作者分别为薛锺斗(原稿未刊，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宋慈抱(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12号，原稿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朱芳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本藏天津人民图书馆)。洪焕椿早年从舅父孙延钊处得知外公的家学渊源，并铭记于心，及至看到孙延钊所辑《孙太仆公年谱》及《孙征君年谱》，再细读薛、宋、朱三人所编之孙诒让年谱互有得失，因此将三编合校，凡是上述三人年谱所述与事实不合的，一一笺记标出，最后编成《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1]。该编原连载于1943年江西上饶刊行的《前线日报·书报评论副刊》，上海图书馆藏有节抄本[2]。

1947年，洪焕椿在《读书通讯》 1947年第129期上发表了《评朱芳圃<孙诒让年谱>》 。该文就朱芳圃《孙诒让年谱》中存在的错误之处逐条给予指出，并指出错误原因及正确的表达法，所考证的条目清晰、明确，具有很强的学理性。根据洪焕椿的研究，朱芳圃的《孙诒让年谱》存在错误较多，他在文中列举了14处，并作了简单的归类，如年份记述上的错误，属于同一件的事情被误记为不同年份，分属不同年份的事件被误记为同一年份，有的干脆就是事件的年份弄错了。当然，也有许多是记述的事实本身就是错误的，同时朱氏《孙诒让年谱》中还有为数不少的错字。关于朱芳圃《孙诒让年谱》出现错误的原因，洪焕椿指出主要是朱氏引用的材料不广，仅采用孙氏父子两世的著作是不够的，且有若干未刊的稿本，朱芳圃未能看到，导致许多史实无法准确表述[3]。

可以说，在洪焕椿学术生涯起步之时，就对于其外公家族的著述与学术研究格外关注，并且也是他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与内容。为纪念孙诒让逝世40周年，1948年洪焕椿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孙仲容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 一文。在该文“引言”部分，洪焕椿对于当时研究孙诒让的学术著述作了较为详尽地回顾，撰写这些学术著述的学者有朱孔彰、张謇、章炳麟、薛锺斗、徐世昌、张寿贤、宋慈抱以及朱芳圃等。关于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洪焕椿在《孙仲容先生生平与学术贡献》中，不仅叙述了孙诒让的少年时代以及抱负，而且重点阐述了孙氏在教育事业上的成就、地方文献上的贡献、治学门径与治学精神、重要著作及学界对孙诒让的评价。通过洪焕椿的研究，我们对于孙诒让的生平及其学术有了较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与了解[4]35-40。

2 地方文献研究的两翼：目录学、方志学

洪焕椿的目录学研究主要以地方著述书目为主，而方志学则侧重于浙江地方志研究，且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在目录学方面，洪焕椿立足于浙江先贤如黄宗羲、龚自珍(龚定庵)等生平及著述进行研究，特别是对他们所著述的书目一一加以分类著录，为保存他们的学术成果作出了贡献。洪焕椿特撰《乾隆四库征书浙江进呈秘籍之七大藏书家》一文，对于天一阁范钦、潜采堂朱彝尊、振绮堂汪宪、瓶花斋吴焯、寿松堂孙宗濂、知不足斋鲍廷博、开万楼汪启淑等浙江藏书家的生平、藏书、著述等作了较为完备的介绍，有助于我们了解浙江藏书家为四库编纂所作出的贡献[5]。

洪焕椿的《杭州之藏书家》 一文，对于杭州历史上的藏书家也分别进行了梳理，颇有学术价值。《杭州之藏书家》 收录宋代至清代50余位藏书家，按照姓名、年代、籍贯、生平、藏书情况等逐条加以著录。另外，最为重要的是在每一位著录藏书家条目的末尾还注明了引用文献的出处，不仅体现了洪氏严谨的治学风格，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6]。

孙氏家族的目录学研究到孙延钊撰《温州藏书家考》以及洪焕椿《杭州之藏书家》之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而洪焕椿作为孙氏家族的晚辈，则更具有传承的意义。

对于洪焕椿早期学术来说，方志学和目录学一样，不仅是他学术的重要领域，而且从1958年出版的《浙江地方志考录》及1984年出版的《浙江方志考》情况看也贯穿了洪焕椿的一生。洪焕椿的方志学研究以浙江方志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如《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略》《浙江方志综录》《近三十六年来浙江新纂之地方志》等，内容旁及年谱、地理学等。

1945年，洪焕椿在《浙江省通志馆馆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略》，对浙江自东汉袁康《越绝书》以来至民国24部浙江通志分年代进行了梳理、著录，并对其版本、收录情况加以说明，每一条书目的详略根据其重要性及史料等，各有不同，多则百字，少则只有十余字，颇为严谨。另外，在《浙江通志纂修源流述略》的开头，对于浙江在历史上的建制沿革作了较为全面的交代[7]。

而《浙江方志综录》是洪焕椿早期方志学中较为重要的著述，从1945年第1卷第1期至第4期，该文在《浙江省通志馆馆刊》上连载4期。《浙江方志综录》分为甲乙两编，甲编为浙江现存地志，乙编为浙江方志佚目；所收录的除通志，郡县、都会、乡土等志外，也搜集有关图籍，如舆图、山川、河渠、古迹、建制、风俗、物产、人物、氏族、艺文、金石、游记、杂记等。《浙江方志综录》各条著录包括书名卷数册数主修者版本等。若地方名称因革不同，现已更易的，简要记述其原委，附在该条目末[8]。

3 自成一家的地方文献学术研究

洪焕椿早期学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外公孙诒让、舅公孙延钊的影响，其中孙诒让的影响要大些。在谈及孙诒让的治学门径时，洪焕椿写道：“先生的学术，是建筑于校勘学与文字学上面。先生以校勘学矫正群书的谬误，不但自己不受误文的蒙蔽；亦使后人不受古书的欺骗。”[4]38同时，洪焕椿对于孙诒让在地方文献上的贡献也给予高度评价。可见，洪焕椿的早期学术深受家学渊源的影响，以校勘学、文字学为治学根本，以地方文献为研究对象和内容，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其外公家族的著述与学术。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洪焕椿早期的《孙籀公年谱三编合校录》其实也是一种学术的传承。

不仅如此，与孙诒让甚至孙延钊专注于温州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略有不同的是，洪焕椿将视野主要放在浙江全省，这当然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与洪焕椿在浙江省立图书馆及浙江通志馆工作的独特条件有关。因此，洪焕椿在继承孙氏家族的学术的同时，也丰富和拓展了其学术领域，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以方志学为特色的研究风格，出版于1984年的《浙江方志考》就是其方志学研究的代表之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洪焕椿十分善于利用已有的地方文献来进行研究，并为后来转向明清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今天研究洪焕椿早期地方文献学术的贡献，对于地方文献事业及其学术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另外，对洪焕椿生平及学术活动比较具体的记述的是其本人撰写的《我的自述》，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其从发表《龚定庵之生平及其著作》等目录学、方志学文章到成为浙江地方文献研究专家的过程，也叙述了解放后向明清史研究转向并取得标志性成果的学术人生。

4 结语

俞雄的《骄鸥远影 温州百年在外学人》中收录了《著名明清经济史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洪焕椿》，余振棠主编《瑞安历史人物传略》也收录了俞雄所著《洪焕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篇回忆师生交谊的文章，即伍贻业《怀念导师——洪焕椿教授逝世十年祭》，发表于《江苏地方志》1999年第2期[9]；另一篇为范金民《山高水长忆师恩——洪焕椿先生引领我进入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之门》发表于《江苏文史研究》2009年第3 期，后被收入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10]。伍贻业、范金民均为洪焕椿的学生，其回忆文章对于研究洪焕椿的学术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洪焕椿于1989年因病辞世，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并未随时间而消逝。2017年，夏海豹发表专栏纪念文章《南京大学寻访一位温籍学者的足迹——洪焕椿：一生倾心历史学》[11]，配有图片，通篇充满褒扬之词，并称“史学大家永被后人记忆”。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洪焕椿顺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潮流，学术研究转向明清经济史研究，但他早期地方文献研究所奠定的坚实的学术基础，为后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我国宝贵的传统学术增添了一抹亮色。

注释：

①申畅，等：《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90页；王乃庄，王德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物辞典 1949-1989》，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瑞安市图书馆：《瑞安人物录·第1辑》1991年版第27页；赵忠文：《中国史史学大辞典》，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