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溶編纂明季史書考*
——兼論清初“貳臣”的立言選擇

栗 娜 張宗友

關鍵詞：曹溶；明史；贰臣

曹溶(1613—1685)，字秋嶽，又字潔躬，號倦圃、鉏菜翁，浙江秀水人。明崇禎十年丁丑科進士，明清易代後出仕清朝，晚年絶意仕途，潛心著書。溶工詩擅詞，在當時即與龔鼎孳齊名，又好藏書，觀其《静惕堂書目》，宋元琳琅，蔚爲大觀。曹溶著述頗富，有《倦圃蒔植記》《續獻徵録》《學海類編》《静惕堂詩詞集》等。同清初名儒顧炎武等俱有交往；爲官期間，幕下曾聚集朱彝尊等名士。在文學上，開浙西詞派之先聲；在學術上，收集、刊印了大量典籍，對明史纂修貢獻頗著。在清初士林中，曹溶堪稱核心人物之一，在古典文獻之交流、傳承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近年來，學界對曹溶的研究頗爲深入，涵蓋了諸多方面。關於曹溶生平事行的研究，有曹秀蘭《清初詞人曹溶大同裁缺歸里時間辨正》和《曹溶榕城之役時間考》(1)曹秀蘭：《清初詞人曹溶大同裁缺歸里時間辨正》，《晋陽學刊》，2008年第4期，第121—122頁；《曹溶榕城之役時間考》，《嘉興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25—28頁。等；關於曹溶往來交遊的研究，有謝正光《顧炎武、曹溶論交始末——明遺民與清初大吏交遊初探》《清初貳臣曹溶及其“遺民門客”》等(2)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222—329頁。。除此之外，關於曹溶的討論更多地集中在曹氏詞學成就方面，特别是對其詞風與浙西詞派形成之間的聯繫問題，陳雪軍、李碧華、唐先進等學者，都對此進行了細緻的探討(3)參見陳雪軍：《論曹溶的詞學觀及其在浙西詞派中的地位》，《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2期，第133—137頁；李碧華：《憤懣中的雄健與淡泊——淺析曹溶詞的内容、風格和詞學見解》，《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輯，2008年6期，第120—123頁；唐先进：《曹溶词研究》，西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但是，在這些研究成果之外，曹溶的史學成就，尤其是于明史纂修上之貢獻，却尚未能留意或深入，頗有未發之覆。

事實上，曹溶在絶意仕進、隱居鄉里之後，將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收集明季逸史，編纂成書一事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浙江巡撫張國安奉詔纂修《浙江通志》，黄宗羲應邀與修，曹溶致劄一通志賀，云：

弟衰後始解讀書，薈蕞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剽聞。終苦雙腕頽唐，不稱頌揚之意。頻思刺舴艋，登著作之堂而請焉。萍踪飄摇，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藉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各省修志者視律度爲步趨乎？(《與黄太冲》，《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137通。(4)(清)曹溶撰，(清)胡泰選：《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雍正含暉閣刻本。按：本文所引曹溶書劄皆出此本，以下不再注出。)

劄中不僅提及曾著有七八種史籍，亦表明自己對黄氏與修官修通志的支持，其對明史修纂的熱忱可略窺一斑。但令人疑惑的是，儘管如此，康熙十七年清廷詔舉博學鴻儒，爲官修明史預備人才之時，多人舉薦，曹溶堅辭不往；康熙十九年被薦佐修《明史》時，曹氏亦辭而不赴。曹氏如此態度，與其積極致力於明史纂修的個人作爲相矛盾。本文試圖在研究曹溶致力修史的内在與外在動因，對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成因進行分析，藉以探討明末清初“貳臣”士人的生存狀態和其中透露出的幽微心理。

一、 曹溶明季史書撰述考

康熙十七年(1678)，詔舉博學鴻儒，時任保和殿大學士的李霨與杜立德、馮溥合薦曹溶，曹溶婉拒。在致李霨的復劄中，曹溶提及自己撰述明史並請募刻一事：

迂僻如某，咿唔一生，妄有論撰。拙稿以外，所輯明史事實六種、選定宋元詩文秘集五種，就塵篋中，飽蠹魚之腹。自傷冉冉老矣，窘阨日甚，而幸深辱閣下之知。不因此時有所陳請，則湮没者抱恨無窮。伏惟垂念拙學之苦，於在外大僚，能任刻書費者，以此事諄告之，使鄙志得伸，姓名藉以傳後，真莫大之榮，過賜爵執珪百倍也。(《又(與李高陽)》，《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7通。)

信中提到其所著明史事實六種，然則尚未刊刻。又康熙二十二年，徐旭齡出任山東巡撫，曹溶致劄相賀，又提及募刻所著史書一事，中云：

弟老而無成，與世日隔，惟尚存秃管，撰造不休。除無所關係之外，中間編綴故明末年之書，已進二種，未進尚五六種。歲月有限，今將擇絶無忌諱者，先刻《續獻徵録》一書，計六十卷，所記皆名臣事蹟。自傷貧薄，不能鳩工，平生交舊，惟老先生不以衰廢見輕，或可捐助刻資，以爲諸老之倡。使一生苦志，不致銷沉，莫大之感也。(《與徐敬庵》，《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20通。)

既云“已進二種，未進尚五六種”，曹溶所著明史著作當在七八種間，與前文提及曹溶於康熙二十二年致黄宗羲劄云“薈蕞末年事七八種”數相合。致張遺劄云：

故國故人，白雲在望。弟早衰善病，懼朝露及之。將募刻《傳諭録》《崇禎疏鈔》《續獻徵録》三書，近始有見商者，未卜成就何如，是以久棲於此。弟生來具蠹魚癖，野史尚有六七種涉忌諱者，藏敗簏中，不敢以問世也。(《與張瑶皇》，《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136通。按：皇，當爲星之誤。)

其中所言“野史尚有六七種涉忌諱者”，當不包括前文所言已募刻之三書。綜上而言，曹溶所著明季史著，當在八九種之間。而其中見於官修目録史志者不過三四種，《清史稿·藝文志》載有傳記類《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並附表一卷，《明漕運志》一卷兩種；《四庫全書總目》則收録有《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劉豫事蹟》一卷、《明漕運志》一卷及《金石表》一卷。其中《明漕運志》、《劉豫事蹟》二種尚有可疑之處。

《四庫全書總目·明漕運志提要》云：“舊本題國朝曹溶撰……此書溶自載於所輯《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文與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河漕轉運篇》無一字之異，溶斷斷不至如此，知《學海類編》决非溶家原本也。”(5)(清)永瑢、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四，武英殿本，《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749—750頁。四庫館臣認爲《明漕運志》乃後人將谷應泰之文誤入曹溶所修《學海類編》之中，並非曹溶所作。此説頗有理據：一者，《學海類編》雖輯成於康熙年間，但並無刊本，後世僅有鈔本流傳，被篡改的可能性很大；二者，《四庫全書總目·學海類編提要》中指出，其書“爲書四百二十二種，而真本僅十之一，僞本乃十之九。或改頭换面，别立書名，或移甲爲乙，僞題作者，顛倒謬妄，不可殫述”，與其書序所言“是編皆本來完秩，選擇精嚴，無濫收者”並不相符，故而其書或已經人改竄。故暫不將其列入曹溶明史著作之中。

而《劉豫事蹟》一書，按《清文獻通考·劉豫事蹟提要》云：“宋楊克弼有《僞豫傳》，溶本其説，復雜採他書，輯成是編，考訂較爲詳悉。”(6)(清)張廷玉、嵇璜、刘墉等：《清朝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十通》第九種第二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6829頁。按是説，曹氏此書乃考訂楊克弼《僞豫傳》而成。雖然曹溶《劉豫事蹟》是基於《僞豫傳》而成書的，但是在此基礎上，曹氏又雜取衆家之説，輯成一編，加以考訂。按曹溶既有所加工創作，此書當可算作其著作。但其中所考，俱宋金之事，不列入其明史著作之内。

即便加上確鑿無疑的《崇禎五十宰相傳》，可見官修目録與官方正史中所列出曹溶之史學著作，不過兩種。按曹溶信中既言“尚存秃管，撰造不休”“雖神志日衰，不敢手廢丹墨”“一生精力，專在故明史書，種類頗多”，則其史著當不止此二種。

具體考之，除上述二種外，書名可考者，《與張瑶星》中所提及之《傳諭録》《崇禎疏鈔》《續獻徵録》當在其中。錢林《文獻徵存録》稱：“其《崇禎疏鈔》《傳諭録》上史館。”(7)(清)錢林：《文獻徵存録》卷十，見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11册，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671頁。曹溶在《與徐元文》一信中也提到“出以所纂輯末年雜事，重加參訂，釐爲數書，敬于仲冬恭上史館”，“進局二種，已呈臺覽”之事，則此二書當時應已有輯本，故能上呈史局。至於《續獻徵録》一書，據曹溶自言，乃其“頗竭一生心力”所出，堪爲“正史之附翼”(《與湯潛葊(斌)》)。在曹氏描述中，此書“起萬曆中葉，訖崇禎甲申。卷爲六十，編載名臣事蹟，靡有缺遺”(《與徐立齋(元文)》)，“列傳五百有奇”(《與湯潛葊(斌)》)，又不似《五十輔臣傳》“譏切過多，未敢輕出”(《與徐健庵(乾學)》)。觀曹溶書劄，提及借金刻書之事時，多言及此書，但依信中所言，雖曾有人欲刊刻之，但最終應未能成書，阮元《儒林集傳録存》中載：“(曹溶)又著《續獻徵録》《五十輔臣傳》，俱未刊行。”(8)(清)阮元：《儒林集傳録存》壬集卷第二十三，見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13册，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484頁。正應此事。

此外，尚有《五十輔臣傳》一種，曹溶致徐乾學劄中亦提及此書，前文阮元認爲此書同《續獻徵録》皆未成書，此説不確。《五十輔臣傳》全稱當爲《崇禎五十輔臣傳》，《四庫總目》中亦有收録，但衹存編年録殘本一卷。提要云：

不著撰人名氏。版心有“檇李曹氏倦圃藏書”字，蓋曹溶家舊本。疑溶嘗作《崇禎五十輔臣傳》，此其稿本之一册爾。始於天啓七年八月，中惟崇禎元年一月差詳，崇禎二年則惟韓爌調停沈維炳薛國觀申救任贊一事。書中文理斷續，率不可讀。繕寫惡劣，亦幾不成字。(9)《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册，第383—384頁。

《崇禎五十宰相傳》與《五十輔臣傳編年録殘本》於《四庫全書》中皆僅有存目。考光緒《知服齋叢書》本《崇禎五十宰相傳》，其年表部分始於天啓七年十一月，崇禎二年亦不載韓爌申救任贊事，與《四庫總目》所載《五十輔臣傳編年録殘本》有所不同。該本題倦圃老人重訂本，後附有曹溶門生陶樾整理之初稿及説明文字，識語云：“原稿久置高閣，零殘失次，其孫承宗、韓爌、李國[木普]三傳竟不可得矣。今與重訂本較對，事蹟詳略間有不同，特並録之。”觀其體例與内容與重訂本不合，而與《編年録》提要所云亦不相符。則傳世本《崇禎五十宰相傳》當爲重訂之定本，而《編年録》或爲初稿前的資料長編，或爲初稿與定本間的某一版本之部分。總而言之，二者實爲同一著作。既然《崇禎五十宰相傳》尚存，那麽阮元所言便有可疑之處，但是不管是未能刊行，抑或刊行後亡佚，曹氏曾著《崇禎疏鈔》與《傳諭録》二書一事是確鑿無疑的。

綜上，曹溶之史著，可見於傳記史籍者，僅《金石録》一卷、《崇禎五十宰相傳》一卷、《續獻徵録》六十卷、《傳諭録》、《崇禎疏鈔》五種。前文所及，曹溶輯明末之事實成史者，至少在八九種之間，但書名可考者，已僅有前文所言五種；而文本傳至今日，能爲後人所見者，則衹有《崇禎五十宰相傳》一種而已。

總而言之，曹溶輯明末事跡而成史著者，約在十數，再加上不載明末之事之《劉豫事跡》、《靖康要録》，不載史實而言目録之《金石表》，則曹溶史學著述之豐碩，不言而喻。由此可見，曹溶對於修史一事，極爲用心。作爲出仕清廷之“貳臣”，曹溶如此汲汲于明史之纂修，其間原委，頗值深究。

二、 曹溶編撰明季史書的條件與動因

曹溶一生，極爲坎坷。《孟子·萬章下》有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0)(清)焦循等著：《孟子正義》，《雕菰樓經學九種》中册，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1620頁。論世而知人，欲探究曹氏纂修明史的動因，自然需聯繫其所處之時代。明清之際，正是一個深刻影響明季士人，甚至後代學術風氣的獨特社會階段。處於易代動蕩之際的曹溶，爲何能取得如此豐碩的明史纂修成果？

(一) 修纂明史的條件

明末清初，正是風雲際會之時。一方面，易代之際，最易出英雄，正如曹溶致黄宗羲信中所言，“歷觀前史，人才莫盛于斷續之交，霜雪侵陵，勁節乃顯。”(《與黄太冲》，《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137通。)故而其時産生了爲數衆多的英雄人物，催生了一批爲這些人物作傳的史家。另一方面，曹溶自身正經歷了這一鼎革時期，自然能够接觸到第一手的史料。其間原因，一者，曹溶于崇禎朝任河南道御史，入清後仍任原官，而明清之時，監察御史掌照刷磨勘文卷之職(11)參見《明會典·照刷文卷》。(明)李東陽等撰，(明)申時行等重修：《明會典》卷二百一十，《續修四庫全書》第79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99頁。，爲曹溶獲得史料提供了便利；二者，曹氏所處時代，較易接觸到明季士人。而其仕清之後，遍及廣東、山西、福建等地的爲官經歷，亦使曹溶能更廣泛地與各地遺民及其後人産生交集，獲得第一手材料。曹氏《與劉賡拜》一劄云：

丁丑同籍，於今四十有七年，其中名不磨滅者數人，令祖爲之冠。久欲採行事入《續獻徵録》，道遠不可得，忽見足下，有意外喜。一喜堂構之托，令祖不亡；又私喜拙著有令祖，其書傳世勿疑也。寓邸大江之麓，耄夫不能從。得冬月授使者書，及明春垂訪約。小分手不足恨，自念附同籍矣，又識其賢子孫，以墓志見托，使遺山野史，於末年事該載有據，益鼓努不倦，足下蓋有助焉。文章事業，隨世變遷，惟忠孝節義，不以異代分。近觀明史之編，尚表章而除忌諱，藏書畢出，宜在此時。聞令伯富於搜羅，幸察千里同心，録副本寄我，徐當有以報。(《與劉賡拜》，《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30通。)

劉賡拜不可考，但其祖當爲崇禎十年丁丑科狀元劉同升，故曹溶言其爲丁丑同科者之冠。劉庚拜請曹溶爲其祖撰寫墓志銘，必然帶來行狀一類文字，曹氏因此喜出望外，以採入《續獻徵録》一書，使其書“該載有據”，即是曹溶自傳主後人處采得直接史料之據。正因曹溶身處於風雲際會的社會動蕩時期，使其能更爲直接地接觸到當時的史料。曹溶藏書收書的癖好，則爲其整理史料，修纂史書奠定了更堅實的基礎。

曹溶素有藏書之好。王士禛在《池北偶談·宋元人集目》中稱：“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静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12)(清)王士禛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卷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386頁。阮元在《儒林集傳録存》亦云：“(曹溶)官京師日，堂上列書六七千册，人多至其家借鈔。”(13)《儒林集傳録存》壬集卷第二十三，第484頁。曹溶在京師做官，最晚不超過順治十二年，堂上藏書之數已然如此可觀。曹氏晚年致蔣鬱書劄中又言其“老作蠧魚，癖思奇籍，曾請良教，願見秘藏”(《與蔣文從》，《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下，第64通)，可見仍在不斷擴大藏書數量，其一生藏書之宏富可知矣。

曹溶身爲藏書大家，藏書理念亦遠邁前修，對其纂修史著，亦有深遠影響。《絳雲樓書目》題詞云：“偕同志申借書約，以書不杜門爲期，第兩人各列其所欲得．時代先後、卷帙多寡相敵者，彼此各自覓工寫之，寫畢，各以本歸。”(14)(清)錢謙益撰，(清)陳景雲注：《絳雲樓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又進一步撰寫《流通古書約》，爲書籍之流通借鈔提供了一個較爲成熟的原則。曹溶之友人多受其影響，借鈔一事，一時蔚然成風。曹溶曾向張遺求見其所著史籍，信中道：“足下盛代之典型，熟於掌故，又才筆宏贍，取捨劃然。曾睹《謏聞二筆》，深服辨定精審，於國事有裨益。足下山中多暇，考據詳明，紀事之書，當滿笥篋。”張遺，字瑶星，金陵遺民，王士禛《香祖筆記》載其“著書十餘種，有一書紀南渡時事，可裨史乘”(15)(清)王士禛撰，湛之點校：《香祖筆記》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3頁。，可知張遺亦是史家，曹溶求其“記事之書”，除豐富自己的史學收藏之外，亦爲明史纂修增添材料。正因曹溶有搜史之便，又有藏書之志，方爲其修著史書提供了充分的條件。

曹溶廣泛的人際交遊亦是其搜羅材料編輯史籍之便利條件之一。曹溶交遊之廣，由其書劄便可略窺一斑：《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收書劄近七百封，其中所涉之人，不下三百之數，而《倦圃尺牘》亦不過僅收録其晚年書信，足見曹溶交遊圈之大。曹溶本性闊達，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云“好結納，富藏書，爲一時勝流所歸”(16)(清)鄧之誠：《清詩記事初編》卷七，見周駿富編《清代傳記叢刊》第20册，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741頁。。是以曹溶與人交往，重才學而輕身份，使得其交遊遍佈朝野，兼有重臣隱士。這種遍及清初各類士人的交友圈，對其編纂明季史書，無疑大有助益。

順治十年(1653)，曹溶補太僕寺少卿，入京任職，其時談遷正受朱之錫所聘入京爲其記室。而此前談遷初次所著《國榷》手稿被盗，第二次手稿方纔寫就。故而其於此時入京，亦有尋訪故明史事、重新充實其書之意。朱之錫與曹溶同朝爲官，亦有往來。談遷充任記室時，曾代朱之錫撰寫《賀御史中丞曹秋壑榮任序》等文致賀曹溶，二人或於其間便有交集，甚至亦已談及修史之事。是以談遷在其《上太僕曹秋壑書》中開篇即云：“日枉駕過存，款語殷恰，此自門下隆詣，非鯫生所敢望也。蒙諭史例，矜其愚瞽，許爲搜示，私衷銜切，靡可言喻。”(17)(清)談遷撰，汪北平點校：《北遊録》，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第266頁。可見二人或已討論過修纂史書之體例等問題。此外，談遷前劄亦提及：“先朝召對事述，云在朱都諫子美處。及秘録、公卿年表等，萬乞留意。祠曹或素所厚善者，於宗室薨賻、大臣賁恤，月日可詳，特難於萃輯耳。希望萬一。”便是希望曹溶在搜羅史籍上給予幫助，而曹溶自是欣然應允，此後二人多有往來。談遷《北遊録》中記載了多次往曹溶宅借書之事，如《北遊録·記郵上》曾提到：“四月戊寅，展抄邸報。”此處之邸報，當指前文所及曹溶所藏《崇禎邸報》，乃是曹溶晚年進獻宫中之書，其價值無須贅述。而曹溶能將此借予談遷，他們二人在明史修纂上的交流之深入可見一斑，曹溶與遺民史家交往之密切亦可管窺。

談遷《北遊録·記郵上》“甲午”一條下記載：“丁亥，陰，過曹太僕借書，出劉若愚《酌中志》三袠，孫侍郎北海(承澤)《崇禎事跡》一袠。……侍郎輯崇禎事若干卷，不輕示人。又著《春明夢餘録》若干卷。並秘之。”(18)《北遊録》，第55頁。其中所提及自曹溶宅借孫承澤秘本一事，正從某個側面反映出曹溶與“貳臣”史家的交遊情况。孫承澤于明清之際的仕宦生涯與曹溶大抵類似，且二人自明至清皆同朝爲官，相互之間也多有唱和，孫承澤去世後，曹溶還作《挽孫北海少宰》以紀之。雖然二人于修史上之交流並無直接記載，但通過上文言及談遷《北遊録》所記，亦可略見端倪。二人於此事必多探討，書未成時便有互相呈遞，以資參考修改之事；而每成一書，定然也多相贈相商，故而曹溶可家藏有孫承澤“不輕示人”的《崇禎事跡》，以及當時尚未成書之《春明夢餘録》若干卷。由此看來，曹溶與所謂“貳臣”史家的交流，較之一般遺民，顯然更爲深入。這種與“貳臣”及遺民史家的交遊往來，不僅對曹溶本人修史提供了很大幫助，在廣闊的意義上，對整個明清易代之際史料的保留、史書的編修、史學的發展，都産生了一定的影響。

(二) 修纂明史的動因

除客觀條件的便利外，曹溶修纂明史的更深層次動機，更應歸結到其主觀意願之上。這種動因大致可分爲三個層次，其一便是對明亡的反思。這種觀念，在其《崇禎五十宰相傳》序言中已表露無遺，其結語云：“‘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帝不專爲相臣言也，而以言相臣，豈有辭焉？爰自即位之初，迄於殉難之日，凡備顧問、歷殿閣者，一一考載之，今後之人君有以觀覽云爾。”(19)(清)曹溶撰：《崇禎五十宰相傳》，《明代傳記叢刊》第42册，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第768頁。即表露出曹氏修史之因，在於點出“前事之鑒”，以備“後事之師”。正是因爲對明朝覆滅的反思，才使得曹溶有這種爲史以備後人鏡照的觀念，而這種觀念正是促使其修纂明史的一大原因。

此外，修史的行爲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曹溶對立言的追求。《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20)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088頁。這正是中國古代文人的終極追求，曹溶自不例外。其《途中雜詩》其一曾云：“禄仕乘壯齒，躑躅不顧家。黄鵠自生翼，何能不天涯？”(21)(清)曹溶：《静惕堂詩集》卷二，《清代詩文集彙編》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9頁。以黄鵠自比，離家遠役亦不可懼。其對於求取功名的渴望可知矣。但出仕兩朝，名列“貳臣”之中，立德一途已完全斷絶。而犧牲“立德”前景换來的亦非其所期待的遠大前程，清廷對“貳臣”的曖昧態度，使得曹溶於官場“屢躓屢起”，最終淪没衆人，“立功”的理想也愈發遥不可及。在這種情况下，曹溶衹能選擇“立言”作爲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的道路，正如其《除夕與陸叔度談藝有述》一詩中所言，“努力衣德言，淪没動深警”。

考察曹溶之藏書，其中故明文獻甚多。而其借鈔活動，亦多有搜集故國遺籍之舉。這種著意收藏故國舊本、前明史籍的行爲，事實上與曹溶堅持纂修明史的動因是異道同因的，就其本質而言，都是在故國之思的驅使下，對儒家傳統的一種本能追逐，也是曹溶作爲“貳臣”尋求一種儒學上的身份認同的方式。也就是説，曹溶的著史與藏書相類，都有儒家傳統的忠君愛國思想作爲内在動因的一方面。

曹溶纂修明史根本的動因，是其對文獻傳承的主動擔當。《與黄虞稷》一劄中，曹溶寫道：“末年之書，最易散失，一經鑒賞，當與流傳。”這正是其收集前人事跡、纂修明末記事的緣由，乃在於保留文獻的意識。另一方面，這種擔當亦體現在曹溶對於他人修史的鼓勵與幫助上。前文所及曹溶與黄宗羲、談遷交往之事，正是印證。除了對私修明史及地方史籍的支持外，曹溶對於清廷官修明史的態度也十分積極。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參加博學鴻儒科並得入明史館之後，曹溶作《朱錫鬯授簡討寄懷二首》勉勵之，其一云：“定識千秋傳信史，勿令列聖憾宏謨。”(22)《静惕堂詩集》卷三十六，第517頁。按：“簡討”，當作“檢討”，蓋避崇禎帝(朱由檢)諱。還在致汪森的信劄中提到：“海昌人携到談冠若《國榷》一部，係纂修明史必資之書，前欲購送錫兄，以索價過高而止。今其書尚留郡中，莫有售者，與之定值四兩，其書六册，約七百紙，老年翁如欲得之，則命使者來取。”(《又(與汪晋賢)》，《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223通)乃是爲朱彝尊、汪森二位明史館臣購書薦書事。曹溶不僅自撰明史，也爲其他或官修或私修的明史提供文獻支撑，其對保存有明一代人事文獻的歷史責任感可知矣。

使人困惑的是，既然曹溶以纂修明史爲己任，而對入明史館也没有表現出强烈的不贊同。况且作爲“貳臣”，事實上曹溶已無入清爲官十數年的前提下保存名節的必要，其不入明史館參與纂修的原因何在？

三、 曹溶爲何不應徵博學鴻儒

關於曹溶不赴鴻博徵，不入明史館的原因，《嘉興府志》稱其 “因疾不赴”(23)(清)吴仰賢等纂，(清)許瑶光修：《(光緒)嘉興府志》卷五十二《秀水列傳》，《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十三册，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第487頁。，而《清史稿·文苑傳》則“以丁憂未赴”(24)(清)趙爾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3327頁。。曹溶確於康熙十七年丁母憂由福建軍幕返鄉，觀其詩詞，末年亦頗有苦疾之句。但詔舉鴻博之時，以丁憂不赴或亦疾辭者衆多，其中大部分只是托詞。曹溶雖確有此情，但《清史稿》又云：“部議俟服滿牒送史館。”若其有意入館，機會尚存，而曹溶最終選擇了放棄這條道路，是以疾病與丁憂不過是表面緣由。究其内在，曹溶不赴明史館的原因，事實上應歸結於兩個方面：一是對仕途的心灰意冷，二是道德上的沉重壓力。

首先，曹溶于“立功”一事執念頗深，其《贈龔芝麓三首》中曾云：“黄鵠凌高翮，厥志在廣路。良非咫尺趍，鄙士曷能慕。”(25)《静惕堂詩集》卷四，第253頁。仕進於曹溶而言乃是人生的必然抉擇。但事與願違，曹氏仕途可説是極爲不順。曹溶入清爲官，上書言事，可謂兢兢業業(詳《清史稿》本傳)。即便如此，仍屢遭降調，爲官之所遠達嶺南、雲中，環境之惡劣自不必言。這種惡劣的環境與仕途起落、心理落差交織在曹溶心中，必然動摇了“立功”的執念。《静惕堂詩集》中，自順治三年曹溶首次被降職始，類似“昔爲柱下史，今爲丘中民。一身數遭躓，曷能拯世屯”(26)《正月十七夜小飲三首》，《静惕堂詩集》卷三，第248頁。、“仕宦不益人，衹覺田園荒”(27)《送芝麓還朝四首》，《静惕堂詩集》卷五，第257頁。、“莫爲故人尋淚碣，匡扶壯志已成灰”(28)《答文公粤中見懷》，《静惕堂詩集》卷三十五，第503頁。之類的詩句便頻頻出現，並且隨着曹溶前程的漸漸灰暗，這種心灰意冷之感也愈發明顯。康熙十三年時，曹溶赴福建軍幕。《檇李詩繫》載，康熙十六年，曹溶“丁母憂，未受職而返”(29)(清)沈季友撰：《檇李詩繫》卷二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75册，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520頁。。從軍之舉，是曹溶於仕途的最後一次嘗試，但亦無所成，故其不受職而返鄉，並且此後再不復出。考察曹溶的爲官經歷，雖然早早降清，亦未有任何大逆不道之舉，但由於其尷尬的身份，以及隨之而來的與遺民甚至“反賊”的交遊，必然導致了清廷的猜忌。加之清廷對漢官的防範從未放鬆，是以雖然曹溶一直不甘寂寞，想要達到建功立業的理想，但得到的却多是貶謫、借調、革職。在這樣的情况下，即便是曹溶這樣汲汲營營於官場之人，也難免心生退意。這便極可能是清廷多次徵召，而曹溶都堅辭不往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對曹溶打擊最大的兩次降職，均與朝中黨争不無關係。順治十一年陳名夏被彈劾論死，同爲南党的曹溶自然免不了被牽連，其摯友龔鼎孳更是坐事被連降八級。其時，曹溶與龔鼎孳同被發往廣東，相和之時，已有“謇謇道莫施，讒言遂狓猖”之言。第二年，曹溶又坐陳之遴被劾案，再一次被降職，並調往山西。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言：“(曹溶)又與陳之遴同年相善，其降職正坐党陳也。”(30)《清詩紀事初編》卷七，第741頁。這次降調，有如流放，曹溶於康熙二年到達雲中(今大同)，康熙六年，又因裁缺回鄉。五年的邊塞生活，對曹溶的打擊毋庸置疑。在雲中時，其致倪長圩劄云：“弟浪跡邊地，荏苒三年，奇窘奇寒，百苦交逼，平生倡狂習氣，摧折無餘。”(《又(與倪伯屏)》，《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下，第91通)雖然曹溶安慰自己“於冷淡之中，時有入處，以奉義命自慰，忘其困窮”，但終究還是“行且謀歸，從年兄于烟水之上，不復苦役此身，空無補於蒼生尺寸也”。塞北荒蕪寒苦，朝中又黨同伐異，自然讓曹溶消沉不已。在福建軍幕中，曹溶亦寫道：“我見順時者，高步贊帷幄。其次效疆埸，披表舞長矟。下位難爲工，努力懼謡諑。”(31)《婁邑丞施則威轉餉來閩以史測質我於其還作詩送之》，《静惕堂詩集》卷八，第280頁。甚至在其《崇禎五十宰相傳》中亦作長文論及党禍與國亡的聯繫，可見官場傾軋對其心態的影響。正因如此，曹溶雖然鼓勵朱彝尊在國史館勤修明史，但同時也提醒朱氏“起居舊例文難襲，門户微詞事易誣”(32)《朱錫鬯授簡討寄懷二首》，《静惕堂詩集》卷三十六，第517頁。。這正是曹氏多年官宦生涯所得到的教訓，也是其再不願入仕的重要原因。

再者，曹溶不應徵鴻博而積極致力于明史之修纂，也是投靠清廷的負疚感長期纍積的必然結果。這種負疚感，來自於身仕兩朝的自我追悔和兼濟家國的理想追求，而當仕途的不順徹底摧毁了所謂理想追求時，其對於自身身份的負疚感必然會更加强烈地爆發出來。

康熙二十一年，曹溶致書因病辭館歸里的沈珩云：

前見集中議國史甚核，以今遭逢，可補前作者之未遂，不意遽請急以歸，意殊不解。頃聞關中李天生，授官不半月，涕泣上書，求歸養母，既爲之三歎，年翁乃亦爾。聞之堯夫言，以急營葬故。二者雖皆義所當然，然易退乃人之所難，吴康齋、陳白沙就聘輒去，並起於處士，先生則何云哉？賢者真不可及，能無歎息仰止。(《與沈昭子》，《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下，第31通。)

言沈珩雖因營葬急歸，乃是人之常情，但是急流勇退亦是人之所難，而沈珩能爲人所難爲，曹溶自己唯有“歎息仰止”而已。此外，信中提及爲李天生三歎事。李因篤(1632—1692)，字天生，明末遺民，康熙十八年赴鴻博徵。其後不過一月，便以奉養母親爲由請辭。曹溶得知此事後，作《李天生以修明史授檢討不拜請養歸秦寄懷四首》以紀，其一云：“入國乍疑毛義檄，潔身寧負□□恩。”將李因篤退出明史館的行爲稱作“潔身”，其對自我身份的否定已是顯而易見。觀《静惕堂詩集》，這種欲求“潔身”而不得的悵惘之語亦不少見。《詠文公室中冬蘭》中以冬蘭隱喻自身：“托根不盈尺，何意全微生……願終君子惠，暮節輸精誠。”(33)《静惕堂詩集》卷五，第262頁。《雲州有八月十五夜月》又云：“壯夫矜暮節，勵志懷馨香。”(34)《静惕堂詩集》卷六，第268頁。這種對“貳臣”身份的負疚表現於外，便是對自身身份的逃避，也必然會導向不入明史館的選擇。總而言之，仕途不順，名節未全，老來多病，家境不堪，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曹溶最終没有應徵參與官修《明史》的活動。通過曹溶在理想與現實兩難境地中的最終選擇，不難管窺清初“貳臣”立言的終極選擇。

四、 曹溶與清初“貳臣”的立言選擇

在清初的政治環境下，所有明季士人都面臨一個不可回避的選擇，是苟全性命以求“立功”，還是潔身自好以得“立德”，立德就意味着要遠離官場，棄身於郊野，而“立功”則意味着要遭受當代乃至後代無數人的唾棄與不齒。在這樣的兩難選擇中，選擇“立功”的雖不免私心，但亦有兼濟天下的理想寓於其中。在雲中荒塞五年，曹溶匡世濟民的理想尤爲凸顯。康熙三年，山西大旱，曹溶竭力挽救黎民，籌糧賑災，其時所作《憫荒五首》(35)《静惕堂詩集》卷七，第271頁。中，以“禾田盡槁死，陰井以塵生”、“丁男百遺一，散處如驚禽”、“村嫗土中出，兩肘肉正乾”的生動語言表達了對災民的深切同情，並提出了“我聞斯語悲，積儲古有箴。邊屯當急圖，無爲貴黄金”的解决措施。此後，除了上書請求减税之外，曹溶亦致信舊友冒襄求援：“顧早洩頻仍，南北相望，水經庵中，沉幾静理，必有洞察其微，爲救時良畫者，弟竊因嵋公請萬一，幸慨而教與。”(36)(清)冒襄撰：《巢民文集》卷三《會曹秋嶽先生詢救荒書》附《秋嶽先生來書》，萬久富、丁富生主編：《冒辟疆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第391頁。而冒襄也傾囊相助，是以旱災得以平安度過。此後，曹溶又致劄俞汝言云：“遭逢惡歲，米二鐶而鬻妻子者，接踵於道，竭力盡心，始畢賑事，地方晏然。”(《與俞汝言》，《倦圃曹秋嶽先生尺牘》卷上，第200通。)地方晏然，正是其所追求之目標。雖説曹溶之選擇免不了自身榮華欲望的驅使，但是這種撫民安邦的政治理想，也同樣是明末清初許多士人選擇一身仕二朝，成爲“貳臣”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這種政治理想，事實上是難以實現的。清廷爲了安撫民心，鞏固統治，選擇延攬大批前明官員入朝。但是，滿漢天然的矛盾，加之對漢族官僚(尤其曾身仕明廷者)的警惕，使得清廷一方面需要用漢人來滿足自己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願漢臣勢力坐大，形成一個統一的集體，對“貳臣”就顯出一種若即若離的曖昧態度。况且“貳臣”身上本身烙印有“不忠”標籤，即便在清廷之中亦備受歧視。在這種情况下，漢臣雖然在朝中殫精竭慮，如履薄冰，但是仍不免一時疏忽便導致萬劫不復的禍事。曹溶如此，龔鼎孳亦如此。龔氏的起降經歷，較之曹溶，更爲跌宕。順治三年，給事中孫垍齡上疏彈劾：“辱身流賊，蒙朝廷擢用，曾不聞夙夜在公，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聞訃仍復歌飲，留連冀邀非分之典，虧行滅倫，莫此爲甚。”(37)《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第13325頁。部議降二級，得順治恩詔獲免；順治十一年，又以涉滿漢兩議被順治帝斥責：“朕每覽法司覆奏本章，龔鼎孳往往倡爲另議。若事係滿洲則同滿議，附會重律。事涉漢人，則多出兩議，曲引寬條。果係公忠爲國，豈肯如此？”(38)(清)王先謙撰：《東華録》卷一百九十四，清光緒十年長沙王氏刻本。事後被連降數級，調往廣東。龔鼎孳這兩次結局截然不同的被劾經歷，正顯示了清廷對漢臣摇擺不定的態度。而清初所謂“貳臣”，大多都處於這種空有濟世理想，却終究不被清廷重用，志向無由施展的兩難境地之中。

古人最重忠義名節。滿洲以關外少數族群入主中原，本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大明臣子，却在皇帝選擇殉國的同時，自願投向了身爲寇仇的清王朝。當時世人眼中，清王朝又非正統的中原王朝，而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外族政權。在這種觀念影響下，“貳臣”所受社會壓力之沉重亦可以想見。曹溶晚年處境困窘，甚至刻書之費都難以凑出，是以書劄中多有籌措書費語，但即便如此，其著作仍少有流傳。曹氏早年開幕京師廣東等地，從遊者衆，又“性好獎藉後進”，交遊遍及士林，但晚年刻書竟致凄凉如此，究其根本，與曹溶的“貳臣”身份脱不了關係。曹溶於嶺南及雲中爲官時，對幕下遺民多有庇護，與不少遺民關係緊密。但是事實上，在這些群體包括多數世人的眼中，曹溶這種身仕兩朝的行爲無疑讓人不齒，在不經意間，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對其有所疏遠；而清廷新貴又無意與這類“貳臣”結交。正因如此，晚年的曹溶，交遊零落乃至無力刻書的境遇，是可以料想的。錢謙益晚年曾自述云：“少有四方之志，老而無成。海内知交，凋謝遒盡，及門之士，晨星相望，亦有棄我如遺跡者。”(39)(清)錢謙益撰，(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校標：《牧齋有學集》卷二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936頁。摇擺不定的“貳臣”晚景凄凉，大抵如是。生活在移民團體與清廷的夾縫之中，“貳臣”所受的歧視可想而知。除了外界輿論帶來的壓力之外，“貳臣”自身的負罪感亦成爲痛苦來源。順治二年，“貳臣”朱徽辭官回鄉，曹溶作《送朱遂初都諫南還五首》相送，詩云：“失意各相親，綢繆在中路。烈士貴揚名，徒爲生所誤。子今雖得歸，顔色已非故。”(40)《静惕堂詩集》卷三，第244頁。正反映了“貳臣”“爲生所誤”以致“顔色非故”的痛苦。古人以節義爲重，背離忠義之路本身已是一個極艱難的選擇，而當這一背離的替代道路——“立功”的理想最終也未能實現之時，當初與道德理想相悖的痛苦就更加凸顯。外在的壓力持續地加重内心之煎熬，“貳臣”的悔愧自然也就越加深重，曹溶末年選擇隱居不出，也正是這樣的原因使然。

在“立德”和“立功”的道路上雙雙失敗的“貳臣”，終極的選擇惟有“立言”一途。一方面，“立言”而達經世致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立功”的途徑；另一方面，“立言”而至傳與後人，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道德的虧損，可謂一舉兩得。是以清初出現了士人修史的熱潮。更重要的是，對於這些“貳臣”而言，纂修明史不僅能够獲得“立言”的成就，也能够借此抒發他們的故國之思，同時亦是對内心背離道德理想的痛苦的一種掩蓋。故而不僅是曹溶有衆多的明史相關著作，清初“貳臣”著史已成風氣，曹溶之好友如孫承澤有《思陵勤政記》《春明夢餘録》，吴偉業有《綏寇紀略》《復社紀略》等。這是他們立言追求的共同的外在表現。

五、 結語

曹溶作爲清初人物，其經歷與選擇，正是明季衆多“貳臣”生活軌跡的縮影。出身江南人文薈萃之地，歷經明亡清興之變，被迫出仕二朝，交遊遍及貳臣、同僚與遺民，如此曲折之經歷，與曹溶内心的立言理想相呼應，使其能致力於明史纂修，並且取得頗豐碩的成績。但是，事實上曹溶所遭遇的宦海沉浮、知交零落、壯志難酬等種種現實，加之立德傳統所導致的内心煎熬，最終使其做出了不應鴻博之徵而勉力于私修明史的選擇。曹溶在立德與立功、出仕與隱居之間挣扎徘徊，最終所作出的這一看似矛盾的選擇，恰恰映射出由明入清的“貳臣”們獨特的生存與心理狀態，這種狀態，也爲我們進一步探討明季清初的士人生態以及政治文化等問題，提供了一個特殊的樣本。

曹溶是清初“貳臣”的一個典型代表，一位很獨特的文人。曹溶以其豐厚的藏書爲基礎所編輯出來的史書，因其親歷性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價值，使得曹溶具有有别於一般“貳臣”的史家面孔。遺憾的是，因其晚境窘迫，所編史書大都亡佚，這對明史纂修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儘管如此，曹溶纂修明史之史實與動機，却是探討易代之際士人心靈史與政治史的一個獨特窗口，值得深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