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场”到“主场”：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的场域研究

殷航 安培

[摘要]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需要信息参量发挥媒介中枢作用。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传播要经历“入场”“控场”与“主场”。“入场”是本国信息与国际对接的前提条件。“控场”是依托场域内的信息传导精准度、伦理契合度与创新扩散度等资本转换，推进信息协商共治。“主场”是信息治理场域的理想境界，它通过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建构、本土特色职业教育品牌变现、国际化信息生态生成，来实现职业教育从“能入场”到“善控场”最终“可主场”的增量式跨越。

[关键词]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场域;话语权

[作者簡介]殷航（1993- ），男，河南驻马店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安培（1991- ），女，河北衡水人，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天津  30035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14JZD045）和2018年天津市教委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工科建设的实践逻辑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8JWZD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20）04-0005-07

场域是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社会大场域由相对独立的小世界即子场域构成，如教育场域、信息场域等。场域不是边界明晰的领地，也不等同于领域，由主体、要素、关系和规则有机组成。它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具有自主性、变动性和斗争性的特征。一个高度自主化的场域，可以将自身的规则与逻辑强加于内部成员，影响场域的结构。这种自主性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自主的场域。由于资本、权力占有量不同，场域的成员通过筹码博弈以抢占最优位序或空间。场域的斗争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动态可调的复杂网络系统。竞争的存在导致场域内各要素的位移乃至整体结构与边界的变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必然经历国际化历程，信息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媒介纽带，庞杂无序的信息流形成信息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场域包含信源、信宿、媒介和信息等核心要素。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欲融入国际信息场域，需要获取以准入资格、通用符号和共属意义为表征的“入场券”;需要在“入场”后遵循规则，通过优质信息生产维系自己的地位，争取最佳位置，且恪守场域伦理，以产生灵活“控场”的效果;更需要在场域中资本累积消化后达到“主场”的终极目的。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场域的入场条件是什么？入场后各信息主体如何自主把控信息供给和分配，消除信息霸权、信息噪音，避免虚假残损信息干扰及信息垄断，从而增强本国职业教育信息国际话语权，达到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主场”场域的理想状态？这些都是本研究亟待回应的问题。

一、“入场”：职业教育信息国际接轨的前提条件

信息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基础指标。迈向现代化，职业教育需要精准、时效强且全面的国际化信息，这是通过信息的国际对接，实现由内向到外向发展转变的前提条件。因此，应明确参与信息传播的主体分布、信息内容、传播模式、传播诉求以及需要达到的传播效果，在此基础上夯定同国际信息场域接轨的现实误区，以保障有国际信息传播意愿的各职业教育参与方获得“入场”的资格要求，并以互信共享的对等身份在场域内对话。

1.拥有同频共振的传播愿景。职业教育国际化各相关利益信息传播主体多元复杂，既包括国内的政府、企业、学校和行业协会，也涵盖国际层面相关的主权国、组织、媒体和学者，它们之间的社会属性和价值诉求存在显著差异。国际交往构造出庞杂无序的信息流轨迹，包括战略调整、项目合作、师资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行业标准以及资格框架等信息。其信息传播模式可表现为三种态势：单向性模式，即主动的灌输与被动的附庸;双向性模式，即反馈介入后的传受互动、双方可即时互换信源位置;多级裂变模式，即意见领袖的加入以及不同媒介平台传播规律的差异，使得信息流量、走向充满未知。传受双方在媒介技术应用力、通用语言素养、文化属性及信息文本偏好等层面表现迥异，且信息传收的特定情境、编码与解码的前后语境也存在一定的不对称，这就加剧了信息传播的不确定性与边界模糊性。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信息的社会互动包括意义、符号和资格三个维度，行动相应地具有沟通、规范和转化的三重特质。它为信息传播规避传而不通、误传与误解乱象的解决提供了可行可据的理论范式。吉登斯认为，在信息互动中，意义的沟通至关重要，互动离不开符号层面的意义框架;而所谓行事的资格能力，也更多的是在意义的框架中被界定。行动者彼此交流着意义，通过各自利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相互理解的意义框架，实现沟通的目的。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传播的初级目的体现在：各参与主体都能够获得信息场域的准入资格，且彼此之间依托共同的意义框架，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实现优质信息传播的能传且通、传播效果的同频共振。

2.规避信息异化的传播误区。信息是由行动者的现实行为和未来动机倾向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总和，成为自我审视与评估的一面镜像。借由库利的“镜中我”思想，职业教育国际化各利益主体可以凭借信息厘定自身所处的国际化阶段、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未来战略布局的侧重点。但是，信息仅是职业教育应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迭代挑战，服务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必要条件。当下部分参与主体存在一定的信息盲目崇拜心理，将信息作为抢占先机、筹码博弈和霸权操作的“万能钥匙”。信息崇拜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体表现为信息概念的泛化、信息作用的夸大、信息经济地位的抬高以及社会信息化的魔化。适度的信息崇拜可充分彰显其能动效用，一旦超越阈值必然导致信息异化、人的主体性丧失及信息生态失衡等系列问题滋生。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选择趋向多样化，一方面增加了信息传收的可能，使得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能根据信息属性和传播技术灵活选择适配的媒介。另一方面也会放大信息的效能。强势信源基于竞争制胜的考量，依托发达的传播手段垄断信息，导致信息流通的稀薄与稀缺;而弱势信源则过分放大媒介技术的势能，减缓优质信息挖掘、搜索及输出的精力投入，转而幻想依靠发达的媒介力量尤其是网络平台的力量，被动等待国际社会的信息援助。由此，强信源垄断信息、弱信源发声表意困窘、弱信宿偏听偏信等传播失序现象，均将导致信息场域“中心繁盛—边缘式微”的两极对垒。

3.获得互信认同的传播资格。本国职业教育的国际信息场域“入场”需提前获取“入场券”，它以准入资格的形式赋予参与者通行无阻的身份标签。准入资格包括具备国际化的现实基础、明确场域内共情互补的价值理念、服从一致的场域规章范例、使用场域内互通的符号体系以及履行所规定的场域义务等。国际化的现实基础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国际化思维。参与国充分认识到迈向国际化是一个国家趋向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国际化发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关系到社会和人类进步以及个体利益。积极谋划国际化战略布局、融入国际话语体系，成为各国职业教育应时而动的必由路径。二是国际化积淀。参与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熟经验，在资格框架、质量评估、标准认证和课程设计上具备同国际接轨的可能，且已经开始试行部分国际交往平台或项目。三是国际化能力。本国的媒介配置与运用程度等足以支撑其国际化转向。场域领地的拓展与影响力的扩大得益于在归一的场域共同体价值取向感召下，成员彼此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体悟他人的感受即共情，养成同舟共济的信任感，将内部成员的分散能力聚合成动态涌现的整合力。“信任感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①信息场域中的成员通过资源分割实现自我进化，实质上是一种角逐关系，这就需要固有成员与准入成员塑造可群策群力且无法替代的专属优势。权利与义务是确立成员场域内作业权力分配与职责履行的事项标准，成员应将行为紧紧嵌套于条例框架之中，以免因触犯底线、利益冲突和无所作为而被排挤甚至淘汰出局。此外，还需构建互通的意义空间，也即场域内信息传收者做到话语情境衔接、文本形式链接以及语言模式可转换，以确保传受双方信息文本的会意、互信与认可。

二、“控场”：场域资本推进信息协商共治

“控场”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各信息传收主体的运作空间与效果追求，使场域内带有游离效应的各子部分按一定方式在大范围内相互联结、相互促进，从而产生新的质和新的场域结构，促使场域内成员、要素之间耦合，产生相干效应、整体效应。场域内的信息治理需要资本的赋予、维系、更新、变动与转换，使之成为场域内外部主体协商对话以及结构高度有序的驰豫参量。依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内部竞合与外部交往逻辑的实质是资本逻辑，一种资本不与场域联系在一起就难以存在和发挥功能。资本不仅是场域活动竞争的目标，也是用以竞争的手段。文章基于完整传播链条的四大环节“信源—信息—媒介—信宿”，提出场域的可控资本应体现在信息传导精准度、伦理契合度与创新扩散度三种向度上。

1.聚焦平等互动的传播角色，谋求精准传导。“角色”一词源于表演哲学，当下主要用于解释角色扮演问题。它是一套社会行为模式，规定着社会人的地位属性、权责义务、行动规范及社会期待。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场域的信息生产、分配与再分配得益于场域内外部各利益相关主体身份定位的明确、关系连带的紧密和权责义务的明晰。

一是构建场域内部交往机制。首先，政府和职业院校之间实现信息传收的内容适配与双向互动。政府将与行业标准、国家资格框架及相关政策决议等关联的信息即时传递给院校，转化为其固有信息储量更新的依据;“将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国际经验在内的改革信息时效、精准、全面地与院校接洽，转化为其战略调整信息增量补充的参考”。②政府在治理中应从强力主导向成效主导过渡，从单一信息发布到协同对话转变，规避烦琐的科层制度所带来的信息传导不畅，保证院校信息接收的适配。信息适配包含信息量适度和内容适用双层含义。信息量适度是政府预先对海量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对同质、无序、干扰以及超越信宿处理能力的冗余、低效信息进行充分把关、选择性屏蔽。信息适度是政府根据不同院校差异化的信息诉求，在编码环节考虑到信宿解码的语境与能力，避免因时空位序的不对等所带来的信息贬值。此外，职业教育国际化遵循双向互动的信息传播模式，这就要求政府在单向度配置信息的同时与院校实时互动。真正意义的国际化不仅停留在信息被动因袭层面，也应主动对外传播，使得自身的思路、经验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认可，以增加国际化的后发制动势能。其次，企业与职业院校之间的交往应实现信息通达无碍。企业是国际产能合作的直接参与者，是信息传导的关键节点及最大受益者。企业应强化协同职业院校联合育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将新技术创生、新岗位职责变动以及国际人力资源走向预测等信息进行常态、均等、透明的公示，為职业院校教学改革、专业建制、技术更新、师资建设、课程优化等提供信息辅助。职业院校应及时反映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信息，通过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提升信息猎取、消化速率，协助企业制定新一轮国际竞争战略。信息孤岛是信息传收双方在功能上不关联互助、信息不共享互换以及信息与业务流程和应用相互脱轨的现象。校企之间信息孤岛的改变，需保证两者间信息的自由循环。“信息自由循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之中，并落实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倡导和推行的国际传播政策。”③再次，同级职业院校之间应突破信息圆形壁和回声室效应的禁锢。同级院校由于同理心和属性临近性构成场域内部的次级群落，相互间应共享模式、章法和项目等国际化信息，但部分院校却过分低估信息合作的价值。弱信息院校在信息技术和素养上优越感不足且存在一定的自卑心理，强信息院校则盲目自信，两种行为都会被回声室效应所圈进。回声室效应指由于不跟外界接触，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相似意见以夸张或扭曲的形式不断重复，使得相关主体逐渐相信这些声音即真实信息的全部。长期在回声室中自我麻醉，将减少与多元、异质信息碰撞的机会，导致国际化进程滞缓。信息圆形壁垒是只愿意接受自己感兴趣且易于理解的信息，单纯与自我认可的主体接触。这种信息模式将放大参与者的单向度，使得场域趋向同质。最后，职业院校与师生间应杜绝信息脱域。院校需要调研师生国际化的现状与困境，将联合培养、海外进修、先进课程引进、行业标准变更以及师资、技术引进等信息进行分众传播，使得师生与院校信息共时，进而与国际市场信息同步。

二是构建场域外部交往机制。首先，利益相关国之间应摒弃信息噪音。场域中的国家均拥有信息创制权、发布权和知情权，各自根据优势与特色共同维系场域发展。强信息国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调整正确的信息生产方向，给予弱信息国必要的信息帮扶。弱信息国积极改进信息能力，为场域扩充贡献力量。但部分国家出于资源竞争、战略博弈的信息观左右信息走向与流量，某一国信息的内容及分发要屈从于其他几个相关国家的压力，该国受到他国的影响要超过其对他国的影响。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关系使得强信息国忽略外界信息反馈，输出非普适信息，导致弱信息国偏听偏信、误传误判，最终形成场域内的虹吸效应。治理策略在于强信息国坚守场域规则、树立责任意识，秉持平等交往理念，兼顾各方利益关切，通过凝聚各方力量与智慧谋求信息交汇的最大公约数;弱信息国探索多种形式的信息获取、传播渠道，将信息盲点对外传播，对强信息国进行信息祛魅，争取最优国际舆论环境。其次，媒体以专业传播者的身份设置信息议程。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媒介在信息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专业传播组织应坚持信息传导公开公正的中介属性，报道全面信息。媒体应对信息进行优化组合，及时澄清信息噪音，主动强调重要信息议程，扭转信息失衡格局。

2.创制合理适配的信息文本，契合伦理规约。完整的信息是帮助决策者消除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或判定某种行为危害性的重要标准。职业教育国际化带来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信息交往，受文化差异影响，各种信息形态糅合、本土信息与异域性信息混杂的现象凸显。

一是信息形态糅合层面。强信息国为获取信息博弈的主导权，将缺损、滞后和误导信息与真实信息整合编码，身处拟态环境的弱信息国难于鉴别，并依据此类信息制定国际化改革方案，将阻碍自身发展。随着媒介技术的普及，互联网成为职业教育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但网络的匿名性特征导致原本不发声的信息主体开始主动发声，在真实信息中夹杂大量杂乱信息，使得谣言、流言等失谐话语联合搅动舆论环境，关键信息被忽视，场域成员难辨信息真伪。因此，各传播者应形成共识性场域伦理，以伦理契约赋予成员道德约束与信任感，确保信息文本的真实可信以及传播态度的诉诸理性。

二是本土信息与异域信息混杂层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并存、碰撞、竞争的增量空间不断扩大，形成信息混杂。信息混杂是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不可逆的趋势，要求各参与国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经济体制与政治模式框定合作规约，以确保价值观的独立、民族文化不被同化。在教学培养方面，提升人才应对信息混杂的通用语言能力和全球文化通识素养，通过转换信息编码与修辞方式，结合当地环境，用乐于接受的叙事方式激发合作国的同理心，将全球性信息与地方性信息有效结合，实现信息的接近性，克服因水土不服带来的信息折扣。

3.开拓对话磋商的传播平台，促进创新扩散。线上传播推广与线下合作共享遵循弥合互补关系，具备各自独到的传播规律。只有构建两者不缺位、不空场的位序关系，方可形成动态平衡的传播矩阵。以广播、电视、报纸等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因其累积的公信力、引导力决定着信息精准传播的数量、流量和流向。各国应聚合国内主流媒体及其在海外分站的资源来整合信息。德国从2003年开始职业教育“攻势行动”，由政府宣传部门和行业协会在全境开展职教宣传，促进平台传播力优化。美国通过主流媒体向海外推介职教体系，平衡职业教育与学历教育的关系。我国职业教育近年来的年度工作重点均提及职教活动应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职教方针、典型案例和风采展示中的作用。虚拟社群、智能终端和小程序为主的社交媒体以即时转发、分享、反馈、弹幕和话题发布等传播特点，为共同关心的全球职业教育政策议题的对话磋商、抵制信息霸凌、形成全球性共识提供多元场景。各参与方应利用政务微媒体发布职业教育阶段性研究成果及工程项目领域的新突破，分享国际交流的典型案例和世界技能大赛的佳绩，传播工匠精神、塑造时代劳动模范、推广职业技能人才双创典型、营造职业平等和劳动光荣的风气，以此强化社会大众对“大国工匠始于基础工人”的认知。相关学研共同体通过官方微媒体解读世界范围的职业教育新成果、梳理国际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瓶颈问题，并与相关国媒体开展互动。企业应将自身品牌效应转化为社交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吸引力，及时分享产业一线实践经验，发布人才见习实训招募信息。媒介在劝服人们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与新产品方面呈现出显著价值，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立体媒介矩阵能促进信息在场域中创新扩散。

三、“主场”：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治理场域的理想境界

“主场”是职业教育在场域内运作的理想境界，各场域成员经历前两个阶段的酝酿，积蓄了涌现和反哺的双重力量。所谓涌现，即多个场域层次组成新结构之后，出现了结构组成前单个层次不具备的性质，即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的叠加，而且过程中还会伴随预期之外的社会效益，呈现“1+1>2”的场域功效。所谓反哺，即通过信息贡献、正面形象和声望效应为自身优化升级创造和谐的场域环境，争取最优场域位置、最佳场域规则和持续供给的场域资本。

1.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建构。话语权是一种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现实影响力，人类一切信息资源都是通过话语权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权的事物不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权关系。“话语权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④职业教育国际化各参与国通过自主探索和向外借鉴两种有效途径来建构话语权。一方面吸纳成熟经验，请求发达国家必要的信息援助，从而改善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将先进模式和标准等信息向海外传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主动参与国际谈判，争取最优博弈筹码，并为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技术、资本和智力等帮扶，从而提升关注度和认可度。话语权建构需遵循一定的国际秩序。根据《国际政治大辞典》的解释，秩序即序列、稳定，与无序混乱相对。秩序通过某种原则纽带，把众多不相同或不一致的部分排列组合，以确保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并依据一定的顺序运转。国际秩序是主权国家、国家集团和国际组织等行动主体按照某种原则、规范、目标和手段来处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所建立和维系的某种运行机制和发展态势。它包含主觀和客观两个层面，前者提出国际社会中的主体应该如何行事，反映了国际法等基本规范的要求;后者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实际运行情况，其中起作用的是国家实力和利益。在一定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确保其统治地位，会利用霸权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其道德、政治、文化价值。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屈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在于使其自愿服从、积极参与、自觉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这就要求各参与国在话语权建构中以国际秩序为行动规范且不能忽略话语霸权的存在。场域是一个透明开放、合作共享和机会均等的公共空间，不应被话语霸权所染指，把握适度原则，把控自身的发展态势而非主导、干涉整体的和谐秩序。

2.本土特色职业教育品牌变现。“职业教育品牌是从企业品牌中引申出的概念，是办学特色和教育质量的升华，实质是教育服务和人才培养质量的稳定优质性和持续创新性。”⑤职业教育品牌是各国职业教育国际融入的无形资产，能产生附加值、生成品牌效应，是一种口碑传播方式。如中国在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研发和产能合作中，有人才质量、国家形象、科研成果、社会责任和经验输出等长久的声誉积淀，能增进合作国间的互信、互鉴与互通，从而奠定深层次的合作基础。所谓本土特色职教品牌，即类似德国“双元制”、美国“能力本位职业教育”等典型的职教符号系统，具有高识别度、强美誉度等特征，是在充分融合文化基因和教育特色的基础上输出的“国家思路”“国家理念”和“国家标准”，也是独树一帜的“国家经验”“国家模式”和“国家方案”。本土特色职教品牌有利于本国的学位制度国际互认，学分体系国际互换，国家资格框架国际融通，课程模式、培养方案和评估标准等国际对接，最终实现本土模式的国际理解和认同。认同是个体被群体文化影响的综合反映，是一种印象管理方式。在社会交往中，个体通过自我修正和具有限定意义的符号互动行为，来影响他人的看法及评价。品牌效应带来的社会认同将给场域成员带来更多参与式合作机会，但应当注意的是，各国生成的本土特色职教品牌有一定借鉴价值，但不具备普适性，盲目沿袭可能产生品牌风险。各国在吸收借鉴的同时，应根据发展水平、整体教育环境和现实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费孝通“团体格局”的概念认为，社会圈子的大小与由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和知识文化水平等带来的强弱关系紧密相联。团体格局营销就是通过寻找格局中的核心人物，对其施加影响，借以形成对该品牌的从众心理和口碑效应。因此，职业教育国际信息治理场域的“主场”应在确保品牌独立性的基础上，由“有限品牌效用”向“权威品牌效应”逐渐过渡。世界范围内各国家或地区可生成本地区特色的区域性品牌标识，通过巨头品牌强关系链接，为场域赢得更多资本。

3.国际化信息生态生成。信息场域的理想状态应体现在：成员间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联系紧密，且保持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关系，这种状态的实现得益于信息生态的维系。信息生态将自然生态的概念引入信息领域，是一个由人、行为、价值和技术在一定环境下所构成的系统，其核心并非技术，而是技术所服务的人类。信息生态问题主要反映在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信息犯罪和信息综合征等层面。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生态建设遵循国际社会持续繁荣、良性循环的和谐发展规律。各国的行业协会因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介属性和去行政化色彩，可以在信息生态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主动屏蔽信息噪音、修复信息传播裂纹，成为沟通政府、企业和院校三方的信息枢纽。相关国际非政府组织可在信息生态治理中发挥“跨国公共领域”调停者的作用，通过平台搭建，为不同信息传播层级国家提供对话协商的公共论坛，为弱信息国挑战信息精英权力提供可能。跨国公共领域构想源于公共领域思想，是国内社会的公共领域国际化、全球化的产物，同样是公民个人或集體活动于其中的全球公共空间。公民依托该自由领域就共同关心的全球议题展开理性对话，形成全球性的价值观念和公共舆论。各职业教育国际化参与国可构建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活动为信息生态生成提供浓郁的人文氛围。此外，信息场域还应是一个风险共担、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和谐空间。职业教育国际化强调“全球理念”，以培育“世界公民”为目标，这与我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有内在契合性，国际化的职业教育观念、活动过程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都天然地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因此，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场域理应趋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导向和逻辑范式，以促进职业教育国际信息传播，增强信息互动，促进职业教育信息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注释]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彭志华，译. 海南：海南出版社，2011：133.

② 肖凤翔，殷航.职业教育国际化信息不对称治理的现实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8（11）：104.

③《人权宣言》 第19条是这样表述的：个人拥有可以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找、接收和传递信息的权利。联合国的其他文件如《联合国宪章》也表述了上述思想。

④汪民安.福柯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93.

⑤肖凤翔，殷航.向世界推介中国职教故事的逻辑理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12）：37.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结构——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包凡一，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阮建平.话语权与国际秩序的建构[J].现代国际关系，2003（5）：31-37+59.

[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5]叶惠珍.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及其话语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6]Wacquant，L.J.D.Towards a Reflexuve Sociology：A Workshop with Piene Bourdieu[J].Sociological Theory，1989（7）：2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