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与政策路径选择分析
——基于物价、工资与就业角度

(延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 延边 133002)

一、引言

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是Alban W.Phillips(1958)提出的“失业-工资”曲线，描述了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反向变动关系。[1]随后，Paul A.Samuelson与Robert Solow(1960)提出了“失业-物价”曲线[2]，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又在“奥肯定律”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产出-物价”曲线[3]，致使菲利普斯曲线表示为失业率与工资水平、通货膨胀率的交替关系，实际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偏离与通货膨胀率为同向变动关系。至此，菲利普斯曲线可用于分析物价、工资、就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也成为了各国政府用来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参考工具之一，以期合理带动各指标的平稳发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世界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可由菲利普斯曲线进行解释，但其有效性在金融危机以来逐渐弱化。自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萧条状态，经济年均增长开始接近甚至超越3.5%的潜在水平，就业情况也在不断转好，但多数发达国家失业率水平与其经济发展走势相比，呈现出了有悖于菲利普斯曲线的长期低水平的状态，即失业率与通胀率双低的发展困境。对此，本文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基本理论，通过分析1971-2018年日本经济年度数据，从物价、工资与就业角度探讨日本宏观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与现存问题，深入探究造成当前经济现状的成因与相关政策的改善路径。

二、宏观经济发展的历史演变与现状分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进入“大缓和”时期，日本也由“平成景气”阶段迈入泡沫经济时代，日本通胀水平与失业率逐渐趋于同向拉升的变动趋势；20世纪初，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市场需求的增大，国际油价也一度冲上168美元的高位，全球通胀再次提升，日本就业水平得到了良好的改善，失业率的下降与通胀率的上升构成了反向变动的关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发展均深陷通货紧缩与负利率的发展困境。但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与安倍内阁推行的“安倍经济学”积极调控下，日本失业率的逐步下降反映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相对应的，其通货膨胀率始终低于2%的既定目标，但其多次走高也使得二者再次出现背离走势。因此，日本正面临着通胀率与失业率双低的困境，这说明就业水平的改善无法通过工资的变动而影响通胀水平，从而无法带动社会总需求的提高。

图1 日本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考察经济增长水平与通货膨胀率时，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平成景气”下“广场协议”的签订推动了日元升值，GDP年度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呈现同向上升趋势；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也正式步入了经济衰退期，日本经济走势与通胀率整体持续低迷,；2012年安倍晋三提出走“拼经济”的“安倍经济学”，也使得日本经济迎来了短期向好发展，GDP整体水平虽有波动但均高于政策实施之前，CPI至2013年达到0.35%，通胀率一改以往的负常态，总体失业率变化水平始终保持在5.5%以下。但是，日本经济在2014年消费税出台后重新逼近零增长，表明了政策调节的局限性。

图2 日本经济增速与通货膨胀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此，本文绘制了1971-2018年的基本工资增长率与CPI增长率分别和失业率作用的“失业-工资”与“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由前两张图表可知，日本失业率与基本工资、CPI增长率呈负相关，且根据数据散点分布其主要走势可按年份分为1971-1984年、1985-2000年、2001-2007年与2008-2018年四个阶段，倘若将其除以周期，则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菲利普斯曲线逐渐平坦化。而自2015年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2017 年以来工资增长与通胀率却一改以往下降趋势开始走高，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也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因此，在后两张图表我们可将日本菲利普斯曲线变动情况分为两个部分，从2008 年金融危机开始到2016年末，是变动趋于扁平化的阶段，而2017年后至2018年末转为陡峭，而这与全球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的趋势相反，我们可发现日本经济的特殊性，但菲利普斯曲线变陡是否意味着其经济调节的有效性还需进入深一步的探讨。

图3 “失业-工资”与“失业-物价”菲利普斯曲线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OECD数据库

三、宏观经济发展现状的成因与政策路径选择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可知，日本宏观经济形势处于菲利普斯曲线平坦化阶段，应当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改善就业，以减少失业率与通胀率的差距。然而，当前全球经济动能疲弱，使得各国央行无法进入加息周期，也没有政策空间降息来承托经济。为探寻日本宏观经济发展方向与政策路径，本文通过分析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走势的成因与未来发展趋势，并结合相关政策目标与政策环境进行了针对性探讨。

第一，造成CPI价格上涨或将为暂时现象且与外部因素有关。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在下跌的原油价格在 2015 年底达到顶峰，并持续上涨直至2018年末。在石油价格上涨同时，日本能源价格也在上涨，这很可能导致生产价格上涨，最终造成日本的 CPI 上升。根据内务省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10 月，日本的整体CPI增长率为 1.4%，不包括新鲜食品的CPI为1%，不包括新鲜食品和能源的CPI为0.4%。因此，可合理推断日本近期的消费者价格上涨是由外部生产价格上涨引起的暂时现象，而不是由工资上涨导致的国内消费增加。

第二，工资差距依旧较大，工资未来增强趋势或将受限。在这种非正式员工持续增加的趋势下，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工资差距并未显着缩小，非正式员工的基本工资要低于正规工人，这也导致了他们的收入限制了消费，并降低了就业保障。这就意味着未来即使失业率下降，工资增长的空间也可能不高。换句话说，即使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内发生急剧陡转，日本经济的现状仍会趋于平缓。

表1 日本不同就业类型的工资差距(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网

第三，造成当前失业率走低的原因，或将由于日本当前的就业质量不高。由于日本就业体系主要基于终身雇佣制度与年功序列薪酬，使得多数企业难以减少冗员和遏制闲散富裕族的诞生。为化解这一局面，企业开始减少正式雇员的数量，使用大量的临时工社外工季节工计时工和派遣劳动者以降低企业成本。同时，作为增长战略的一部分，安倍内阁提高了妇女、老年人和外国人等非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度，以应对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减少。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以兼职和兼职工作的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造成非正式工人的比例遂一直增加，从而降低了失业率，却造成了整体劳动力市场就业质量不高的现状。

第四，日本的低通胀预期，或将限制通胀率的增长趋势。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将拉动消费，造成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上升的良性循环。判断预期通货膨胀率变化的很好的依据之一就是平衡通货膨胀率(Break-even Inflation Rate)。因为根据到期日相同的一般债券与物价指数连动债券两者的市场利率差距，可用来衡量投资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而BEI正是与通胀挂钩的政府债券。通过对BEI市场利率差距的计算，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得到的一直是临时性通货膨胀，无法形成长期预期的通货膨胀，这表明了当前通胀水平的提升并不是持续性的，曲线还会再次归于平坦化。

由此可知，日本菲利普斯曲线的平坦化转向陡峭走势虽反映了经济的向好发展，但却不能完全归结于经济发展因素，且有极大可能再次归于平坦化。对此，政府在选择关注“需求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在低通胀下，利率水平已经很低，零利率边界使得货币政策面对需求冲击鞭长莫及，传统的政策传导机制发生紊乱，政策效力将减弱。而最近关注“供给侧”改革的“新三支箭”可解释为创造一种经济环境的意愿以改善居民消费，但2019年10月进行的提高消费税又使得政策作用结果变得不可预测。因此，倘若只通过结构改革改善就业和消费的基本素质，那么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可能会更陡峭地变化，但也极大可能因发展局限性而再次平坦化。目前，适宜采取合理引导经济参与者形成良好的通胀期望的政策路径，以使日本经济将工资和通货膨胀提高到一定程度，从而调整经济发展水平。这意味着政府需对通胀上升机遇坚定承诺与更多的政策跟进，以调整通胀预期，才能推进菲利普斯曲线的效果增强，从而促进经济维持向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