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色沙漠”绽放别样青春

首赴南极考察是意外之喜

1980年初，两位中国科学家首次登上了南极大陆，为南极探险考察史标上了“中国”注脚。这两位首次代表中国出征南极的科学家就是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董兆乾、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青松。

如今已满83岁的张青松头发花白、精神矍铄，逻辑清晰，对40年前发生的事情依然历历在目，数字、日期，甚至一些拗口的南极地名从他的口中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卡顿，就像是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一样。

对于张青松，首次赴南极考察是个意外之喜。1979年12月19日，正在山东青岛出差的张青松收到单位的加急电报：“火速回京，有出国任务。”回到北京后，张青松得知，自己将代表中国赴澳大利亚南极凯西站考察访问，为期约2个月。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是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能够得到单位的认可去执行如此重要的考察任务，但转念一想，又担心自己对南极还不了解，难以完成考察任务。”但面对只有半个月的准备时间，张青松顾不上想太多，一边查阅南极资料，一边准备采样工作，十分忙碌。

南极气候恶劣，张青松心里有了准备。出发前，张青松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并没有把赴南极考察的危险性说得太多，只是在写给党支部的信里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次南极之行，我一定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顺利归来。万一我回不来，请不要把我的遗体运回，就让我永远留在那里，作为我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考察南极的标记。”字里行间，透露着探索南极科学奥秘的无畏与勇气。

带着坚定的信念，1980年1月12日，张青松和董兆乾从新西兰基督城乘坐“大力神”运输机飞抵“南极第一城”美国麦克默多站，揭开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序幕。

在这次南极考察中，张青松和董兆乾细致考察了南极洲的地质地貌、冰川水文和动植物等，收集到南极大量参考材料。回国后，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提交了50？000多字的综合考察报告，为我国组织南极考察、派出首支南极考察队和制订建立南极考察站计划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南极科学考察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只有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才有国际话语权。1984年11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征，首要目标就是在南极洲建立我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长城站。张青松被任命为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副队长，奔赴南极协助建站。

1989年2月，张青松离开长城站，与曾经挥洒下无数汗水和心血的南极大陆道别。他的南极现场考察之旅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又三次率队赴北极地区，研究阿拉斯加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变化，成为我国为数不多踏足“世界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的科学家。

如今，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但张青松始终心系那片冰雪世界。“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入列、“雪龙2”号试航、新建南极考察站……张青松一直关注着我国南极事业取得的新进展。

在长城站越冬是什么感觉

“80后”郭民权是长城站的越冬队员，来自福建省海洋预报台，已经在站上待了一年多。他和另外一位同事、来自山东省沂源县气象局的干兆江一样，都是经过层层推荐和选拔，才获得了参加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的机会。

南极的冬季气候严酷，除了一些长期观测项目，大部分的科考活动都停了。郭民权和干兆江负责的气象观测，就是少数几个需要持续维护保障的项目。他们每天要4次观测并发布气象信息，时间分别是凌晨2时、早上8时、下午2时和晚上8时，风雨无阻。

“这是一个国际共享项目，我们测得的数据要统一发布到世界气象组织。”干兆江说，也因此，持续性是刚性要求。

长城站有记录的最低气温是-27.7？℃，因为并不在南极大陆腹地，气温并没有想象得那么极端，但“要命”的是南极的风。两人在的这一年，长城站测得的最大风力超过了12级，大风天气是家常便饭。大风天气最大的危险是失温，风会很快带走身体的热量，不能在外暴露时间过长。

干兆江来自沂蒙山老区，他对南极的大风有种乐观主义精神：“这风会诓人，一会儿大，得顶着走；突然变小了，就会闪你一下，让人站不稳。”？除了每天固定的测温，他们还要帮一些科研机构采集样品数据，包括降水、微生物种类等七八个项目，其中很多都要在户外完成。

南极是科学的殿堂，很多科考项目都是国际合作，比如他们正在与乌拉圭合作的一个项目是观测果蝇在南极的分布情况。受人类活动影响，南极近些年出现了外来物种，收集生物样本是科考的重要任务之一。

“南极是地球最后的净土，但这片净土已经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臭氧層已经出现了空洞，微小的塑料颗粒已经随着洋流漂到了南极。”郭民权说起科考的意义，瞬间变得十分严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好地研究是为了有更好的政策和理念，以促进更好的保护与利用。”

“冰蛋糕”的滋味只有科考人才会体味

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是中国唯一专门从事极地考察的科学研究和保障业务中心。“90后”程绪宇在研究中心的站务管理处工作。

在程绪宇眼中，南极有着动人心魄的美：“这里拥有大自然最具耐心的雕刻师，它用风雪做刻刀，经过千万年的酝酿，将裸露的地表镌刻成肃穆的艺术品。这里也拥有大自然最具创意的画家，沉默的冰山、飘逸的云、灿烂的阳光被它糅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幅让人惊叹的作品。凝神倾听，你会发现南极还有好多音乐家，狂风肆虐时的慷慨激昂、雪山融水时的轻柔灵动、海冰摩擦时的节奏明快。”

程绪宇讲得如痴如醉，仿佛从未离开过那片圣洁之地。尽管年龄不大，他却有着丰富的极地科考经验——他曾三赴南极，参与我国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首航、实验性应用和业务化运行等任务，主要负责飞机的运行保障、安全维护等。

回忆起“冰蛋糕”的故事，程绪宇开心地笑了。

那是2017年1月8日，在第33次南极科考队执行科考任务期间，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成功降落在位于南极冰盖最高区域冰穹A、海拔超过4？000米的昆仑站机场，实现了世界上该类飞机首次在此降落，在国际南极航空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冰穹A区域被称为人类不可到达之极，此前此类机型从未在如此高海拔低氧的南极之巅起降。程绪宇回忆说，尽管制订了周密计划，但所有人都非常紧张，“飞行时长总共约9个小时，机舱温度很低，人员还需要吸氧，驾驶过程非常痛苦。”

直到飞机顺利返程，大家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来。那天恰巧是固定翼飞机队队长的生日。队友们用雪做了一个蛋糕，但由于飞行时间长，等凯旋时，“雪蛋糕”早已冻成了“冰蛋糕”。

“我们还是强迫他咬了一口。尽管队长直呼‘牙都要被硌掉了，但我们知道他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次飞行标志着我国南极考察正式迈入陆海空立体考察的新纪元，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程绪宇说。

程绪宇还想起一件趣事。南极自然环境恶劣，住宿条件有限，固定翼飞机队的队员住在改装的集装箱。但有时不够住，队长就主动把住舱让给其他队员，自己在外面住帐篷。遇上恶劣天气，大雪有可能一晚上就把帐篷埋掉了。“那几天的早晨，队长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对讲机吼大家赶紧起床，把他挖出来。”

“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可怕，远离家人带来的思念才让人难以忍受，但每一名南极队友都是抛家舍业、远渡重洋。有的人无法迎接孩子的出生，有的人无法见病重的父亲最后一面，只能将深深的思念和愧疚埋在心底……但就是有了一代代人的无私奉献，南极事业才有今天的成就。”程绪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