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记

一

多年前，父母就催促为他们选一块墓地，说是越来越贵了。我不想选，似乎选这么早，就是在等着他们的那一天了。后来拖不过，还是去选了，甚至破例请了风水。先生说，这块地好。你望那边看看。我看看，背靠青山，面对黄河，河对面的山也没有破土。果然好。

父母后来问，说，选好了，还请了风水。

你爷爷走得早，父亲说，那年我三岁。你奶奶走的时候，我十三。

十三就是孤儿了，我心里想。虽然父亲还有一个姐姐。

父亲先是做保卫干部，后来是警察，算是危险职业，却一生无碍。母亲却在二十六岁时，差点走了。那天下班，她急着回家，穿越运转场，遭遇车祸，残了一条腿。母亲没走，是因为牵挂我们三个孩子，死神逼近的时候，她拼了一把，逃出了半条命。我后来想，上苍慈悲，若是那年母亲走了，我和两个弟弟也就孤儿一样了。父亲，毕竟是父亲。残疾的母亲，也是母亲。

母亲没走，隔壁的李婶却走了。母亲出院，汽车进了院子，是邻居李婶的丈夫背回来的。李婶好看，有点黛玉的病态的美，蓝布衫永远干干净净、平展展的。李婶走的时候，不到三十，说是肺结核，跟黛玉一个病。

再走的是秋芳阿姨。每年秋天，家里不知从什么地方买了麻，我就去她家借纺车。母亲做鞋，纳鞋底和绱鞋帮都需要细麻绳，这纺车就是用来纺麻绳的。

秋芳跟母亲一起从河南来西北，算是很亲的人。她常来家里，跟母亲两个在灶房里择菜，说话。中午或晚上，秋芳吃了饭走了。母亲将她的碗筷煮了消毒。秋芳也是肺结核，可是很欢快，喜欢笑，笑起来“嘎嘎”的，嗓子是哑的。

李婶走了，李叔又娶了一个。不好看。秋芳走了，秋芳的男人也娶了一个，也不好看。我那时小，不懂得，心里疑惑，走了就走了，娶什么呢？

几十年过去，我还记得秋芳阿姨说，俺家最好找，市郊车牟家庄下车，大杨树第二排，第二家。

李婶呢虢过什么话环记得了。

二

李婶和秋芳走了，觉得奇怪，人怎么就那么走了。走了，去了哪儿呢？人为什么要走呢？

最苦的是老家的三姨。先是大表哥、小瑞，后来是姨夫、表姐夫、大表姐。家里连着走了好几个，三姨怎么受得了。那边先是瞒着，瞒不过，才说了。

父亲说，三姨心大。我心里说，心不大，怎么活。

大表哥的走，是武斗，跑不及，他给人追上，一顿乱打乱砍。太表哥叫卿贤，生得秀气，身板挺拔，写一笔好字。

小瑞跟我有点莫名其妙的关系。母亲伤残，三姨曾想把小瑞说给我，让她帮着照料。可也只是那么想一下。

小时候回老家，小瑞瘦弱弱的，眼睛黑溜溜，站在家门口陌生地望着我。熟了一点，我们去河边玩，她小解，我背过身子在远处等着。过河的时候，她怕，我背着她。她轻轻趴在我背上，小手凉凉的，搂着我的脖子。

小瑞的死，是表姐夫到兰州才告诉我的。因为淋了雨，又来例假，感冒了，也没人操心，以为过几天就好了，却不知怎么就患了尿毒症。那年月哪里知道换肾，即便是有，也换不起。我因三姨的那句也许是随意的话，心里忘不了小瑞。可几次回老家，都没想起要去她的坟上看看。一晃，小瑞走了四十多年了。墓草年年青，哪年回去，还是去坟上看看她吧。

小时候去三姨家，门背后有一个大水缸，缸上贴着一片红纸，上面写着记得添水！我小，不认几个字，将“添”听成“甜”。心里疑惑，为什么是记得“甜”水呢？写这字条的姨夫也走了。姨夫倔强，右派平反，他拒绝回学校教书，一直在街道拉架子车，一直到死。学校补发那些年的工资，他也不去领。三姨还是背着他去领了。

表姐夫算是“恶死”。很早就偷着做生意的他，一次带着不知从哪里收来的黄金还是银元，去南方兑换，不巧给乘警查到。趁人不注意，他打开车窗就下去了。他若活着，该是大生意人了。

大表姐也走了。表姐夫走了以后，她嫁了两次。后来，她从很高的楼上跳了下去。我从高楼上往下看过，太恐惧了。跳楼的人，得有多决绝，才能跳下去。

三

妻子的表弟杨筱一家，是另一种不幸。先是父亲、母亲，癌症。再是哥哥，癌症。弟弟，癌症。我跟妻子去过西安他的家，两间小平房，没几件家具，空落落的凄凉样子。我们去，他不在。门上挂着锁。那时没电话。我和妻子撬开锁进去，自己煮掛面吃。第二天，他才回来。他写日记，给我一个本子，上面记了很多，我记得有，年难过，年难过，年年过。

杨筱的弟弟小红我见过几次。一年他在西边当兵，路过兰州来看我们。弟弟个子很高，很精神。不知为什么，他返回时竟然是坐飞机。那时候很少人坐飞机。妻子安排他吃饭，迟了，误了班车，还找了熟人开车送他去机场。部队复员后，小红回到西安。他有了未婚妻，小巧好看的一个女孩。结婚一年多，小红就走了。小红的妻子，现在怎么样了呢？想想，她也五十多了。

杨筱家里，床底下是几个骨灰盒。父母的、哥哥的、弟弟的。不知为什么没有安葬。问他，他说算了，就这么放着，以后再说吧。

我总是疑心他们住的地方不对，有什么放射物。可那个院子里住着不少人，也似乎都没事。真是奇怪。

去年在广州见到杨筱，他脸色灰暗，说是身体不好，没力气，也不想吃饭。大舅子是学医的，安排他去医院检查，他也不去。

一个多月后，他在西安查了，还把片子拍在手机上发来。癌症，他的语气很淡，似乎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逃不了。家里因为这个病，走了好几个人，杨筱已经有些麻木了。

我去西安，本想看看他。去了，还是没见。见了他，说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说，就是俩人喝酒，说些闲话，可他也不喝酒的。一个谨小慎微的人，知道死神在背后跟着的人，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没有坏的生活习惯，躲着，可还是逃不了。

大舅子说，就是遗传，家族体质。活不过四十岁。他活到快六十，算是命大了。

学医的人，见惯了死亡，那么冷静。他们似乎能窥视到死亡一点一点地生长，直到覆盖了生命。反过来说，在医生的眼里，可能死亡也是一种生命，反生命的生命。癌细胞不也是生命么？

杨筱的妻子知道丈夫的家族史，可还是嫁给了他。妻子不简单。好多年没有见她了。他们有一个儿子，但愿妻子的基因更强大，儿子能健健康康，不再遗传下去。

几个月过去了。杨筱怎么样了呢弛许，我再去西安的时候，他就不在了。

四

身边的死，是见过的。

初中时候，一天后半夜了，忽然有人敲门，声音很急。父亲好像不在家。开了门，知道是邻居天福家的奶奶不行了。天福的父亲上过朝鲜战场，受了伤，一直在家里养着。天福的母亲是解放脚，使不上劲。我跟天福用床单兜着奶奶去医院。医生翻开奶奶的眼皮看看，说，已经走了。去太平间吧。

太平间的门打开的声音格外疹人。进了太平问，通道两边，一间间的停尸问都停着尸体，只有最里面右侧还空着一间。日光灯的灯光幽暗。其实日光灯应该叫月光灯才对。硬着头皮往里走，心突突跳，往两边的隔断看看，一具具的尸体都用白布盖着，只是朝外露出惨白的脚。

到了那个停尸间，放下担架上的奶奶。奶奶的身子斜着，胡乱往正里推推，心里害怕，就赶紧往外走。出去的时候，虽然害怕，但还是忍不住往两边看看那些惨白的脚。大冬天，那些脚不冷么？

天福的奶奶死了，不是病死，是老死的。老死的若是大象，老了，它们就离开象群，独自往森林深处走。走不动了，就倒下了，慢慢成了白骨。人呢环行。人能往哪儿走呢？

意外的死，也见过。

几年前过马路，旁边一个年轻女子匆忙赶了几步，却给一辆车撞飞了。她飞起来，落在几米远的地上。几秒钟后，她竟然无事一样坐了起来。汽车急忙刹住，司机下来，她却忽地又倒了下去，口鼻涌出一股股的血。

我俩是并排走的，若是我快走两步，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该是我了。心乱跳，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路那边，心再次跳起来，比刚才跳得还厉害。之后几个月，每次过马路，都战战兢兢。

因这样的车祸，想起母亲的遭遇，才知道那一瞬人该是如何恐惧。要真是自己被撞了，死了，出过车祸的母亲又该怎么活呢？

五

多数人，是无奈才走了。可也有自杀的，不想活了的。

牛大夫有一个脑瘫的孩子，叫星星。生产的时候，因为缺氧，造成脑瘫。接生的医生说，不要了吧环要了。跟妻子也说好了，可出了医院门，妻子却反悔了。

我见到星星那年，他该有十一二岁了。见人来，星星兴奋地想说什么，却说不清楚，只是手脚无法控制地乱动，嘴角的口水乱淌。因母亲的残疾，我看不得这样的人，赶紧转过脸去。星星也不能咀嚼，母亲和姥姥不嫌弃，顿顿将饭菜咀嚼烂了，用勺子喂他，才活了下来。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真的。

星星电视里见到泰山，想去看看。他的小舅待他好，下决心带他上泰山。几个人抬着他，终于上了泰山。泰山不过是山，再难，只要有人就能上去。可另一件事就难了。星星虽然脑瘫，发育却正常。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一米七那么高了。他说不清楚的话，母亲和姥姥却听得懂.他要媳妇！

牛大夫为了多挣点钱，私下里跟人开了一个诊所。也许是因为星星带来的心理压力，牛大夫后来竟然注射毒品减压。一次，也许是过量，也许是他故意，死在了诊所里。

因为毒瘾，走了的还有宝善的妹妹兰花。兰花，多好的名字。他们的母亲早年走了，留下一堆孩子。父亲懦弱，几个孩子多有不学好的。兰花后来不知跟着什么人学会了吸毒。哥哥宝善为此甚至几次打她。可是打她也没用。一次，宝善为了怕她出去，将她锁在自己家里。谁知，兰花竟然从六楼跳了下去。

我还记得兰花，圆圆的脸，乖巧的样子。

关于自杀，母亲似乎也想过。一次母亲住院，我打水回来，看见她拄着拐杖站在窗前，正往下面看着。母亲听见我回来，回头笑笑，那笑也有些诡异。她问我，从这儿跳下去会怎么样？

我探头看看，说，跳不下去，下面是阳台。

我不知母亲为何忽然要说那样的话。也许，她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一切都要我们照料。她是想不给我们添麻烦吧。

我说，你可不能，人家该说我们几个不孝顺了。

活着真难，母亲说。

难，也得活着。人这一輩子就是这样，我说。为自己活，也为别人活。为奠名其妙的什么活。

六

小何命中没有儿子，这是算卦的人跟他说的。

为了要儿子，老婆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小何认了，罚多少钱都认。老婆又怀上了，托人去医院一照，是个儿子。计生人员堵到门上，小何虚应着，一家人连夜从陕北逃到了兰州。

儿子长大了，很乖，放学就回家，从不出门。可那天就那么奇怪，放学后跟两个同学出去了。三个孩子拎着鞋，在河边的沙滩上赤着脚玩耍。河滩的沙子很细，细细的沙子从脚趾头缝里涌上来，慢慢盖住了脚面。

一会，那两个孩子往前走，小何的儿子落在了后面。他看着水浅，就在水边走走。河里有人挖沙子，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好像水浅浅的，可有的地方下面很深。

两个孩子忽地听见小何的儿子叫了一声。回头，人就不见了。

两个孩子吓傻了，跑过去喊，也喊人。可空荡荡的河边没有人。两个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环知是谁的主意，两个孩子把小何儿子慌乱中丢在岸边的一只鞋，在河边挖了一个坑，埋了起来。

两个孩子回家了，一脸的惊恐，大人自然看得出来。孩子说了实话。这两家的太人碰在一起，说好了，谁也不说。

孩子没回来，小何急得四处找，也去两个孩子的家里找，都说是不知道。小何报案了。警察来了，孩子害怕了。警察去河边，挖出了小何儿子的一只鞋。

小何把工作扔了，沿了黄河去找儿子。小何找了半个月，找了一个月，也没找到。

找不到人，小何有什么办法呢？小何哭，小何喊老天爷你太狠了！

小何喊完.又喊：儿子没了就没了，干嘛把他的鞋埋起来呀？！

警察调解.让那两家给赔点钱。说好了。那两家却不给。小何是外地人，斗不过此地人，只能伤心地远远搬走了。

七

儿子的死，让小何绝望。三个女儿，就这一个儿子。为这个儿子，夫妻二人还流浪一样远离家乡。老天爷真是太狠了！

小何的儿子死了不久，二好的爹走了。他的走，我却莫名觉得是自然甚至喜悦的。

二好的爹，不大說话，整天乐乐呵呵的，极勤快，乡里种地的人一样勤快。他住一楼，顺便将窗子外面的一块空地圈起来，盖了一间小屋，种了几棵树，也有一棵梨树。墙外边，二好的爹还种了许多爬山虎。初春时候，他弄来沤得臭乎乎的什么黑水，沿着墙，浇那些爬山虎的根。院子里的人路过，捂着鼻子，躲着，可春天了，夏天了，藤蔓生出来，绿油油爬满了墙，人们也喜欢。

路过围墙，看到几个掉下来摔碎了的梨，忽然想起二好的爹。过不多久，这些梨就熟了，熟了，谁来摘呢？往年这些梨，二好的爹也似乎没有特意去摘，谁问，就摘几个孩子们路过，仰脸望望，他看见了，也给摘几个。余下的，要到最后他才摘了。也有几个，十几个，在树尖上的，就由着它们自己落了，或是干枯了。

那么结实，欢欢喜喜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卜脸粗拉拉的样子，憨憨的，他走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吧？一个人，农夫一样满脸笑着，憨憨地浇水、上肥、剪枝，那么结实，不会生病那样的结实，怎么可能就走了认们看到那几棵树，看到梨树上又结梨了，才想起二好的爹真的不在了。

二好的爹，是生病走的么环会。那样一个人，不会生病。也许，只是干活乏了，要歇歇。

他不在几年，梨树也不好好长叶子，也不大结梨。

爬山虎呢？丕是结实样子，每年还是呼呼地往墙上攀爬。绿绿的，黑油油的绿，总也不会死那样。

八

前几年，高老师也走了。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父亲的同事介绍就认识了他。高老师跟我的父母也认识了。年节和生日的时候，也相互走动一下。

过了几年，我工作调动，远了，也就很少去。

偶尔去看他，高老师很高兴。高老师不把我当学生，去了，叫师母炒几个菜，跟我喝酒划拳。他不善酒，输赢，都是我喝酒，他陪我抿一点。

再后来，去得越来越少了，一年也不一定去一次。

十多年后，我几乎不去了。很少的一两次看他，带了茶叶。他说，啥都不要带，来了就是。

我不去看他，他却每年的春节去看我的父母。父母的生日，我时常忘了，他却记得。父母电话，说高老师来了，你赶紧过来。我赶过去，他也并不埋怨我，只是说我忙。

这几年，很少有高老师的消息。回家，父亲说，高老师过节也不来个电话。

我跟高老师的儿子川洲偶尔有联系，知道他生病，住院，可总也没去看望他。真有那么忙吗弛并不是。去年，电话再联系，川洲说，我爸又住院了。拖了一阵，依旧是没去看他。又过几天，川洲来电话说，我爸走了。他要埋在老家，我们正在回去的路上。

回家，父母有时会问有没有高老师的消息。我说，没有。弟弟插话，这么久没消息，又有病，说不定早走了。

我没见到高老师的死，也就觉得他好像没死。他喜欢乡里，尤其是喜欢老家的北山，喜欢那些流水石头树木。他在那儿画了很多速写。

这样一个喜欢太自然的人会死么？我不知道。

而姑姑的死是确切的。姑姑吝啬。当然，她家孩子多，虽然姑父当领导，工资高，但毕竟是在那个年代，没有额外收入。我小时候偶尔去姑姑家。晚上，孩子们睡了，姑姑在厨房单独给姑父弄吃的，荷包蛋，麦乳精什么。

几个孩子也跟着姑姑，十分节俭。过年的时候，姑姑家包饺子，表哥说，我们不喜欢吃肉，于是饺子馅里掺了很多白菜。

姑姑活到八十多岁，终于住院了。她这一辈子，就住了这一回医院。

姑姑死了。表哥想让我写悼词。普通人家写什么悼词呢？无非是一个女人的任劳任怨。可哪个女人不是任劳任怨呢？我在外地，也就借故推了。

姑姑住院的时候，跟父亲说，怎么没想起，家里拆房子的时候，墙里还藏着几十块银元呢。

母亲说，她还是钱多。不然，怎么会想不起来呢。

母亲有点怨她。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借了姑姑五十块钱，到了开工资的日子，姑姑就打发表哥来家里等着拿钱。父亲一个月才九十块钱，还了五十，余下四十，五口人的日子怎么过呢？

姑姑比父亲大十几岁，相貌也差得多，似乎也不亲，我总疑心父亲是他们家抱养的。

姑姑的死，我一点也不难过。似乎死了也就死了。人，都是有私心的。

九

老所长周建平也死了。

周建平五十多岁的时候.脾气还是很火爆。主管副厅长在台上批评他。他二话不说，上去揪住副厅长的领子，就给扯了下来。到底是副厅长，厅办开会，就把他停职了。

停职归停职，工资是照发的。

我见到周建平的时候，他又上班了。那位副厅长退休了，现任厅长不能就让这么一个人闲待着。

周建平爱喝酒。也许以前他就爱喝酒，也许是给停职的那几年，心里闷的，借酒浇愁。有时我们出差，路上不便，他就把酒灌在矿泉水的瓶子里，走一路喝一路。

一年多过去，他到龄退休。退休没几年，他生病了。我去看他。儿子送我出来，悄悄对我说，我爸是癌。

他住院了，依旧喝酒。先是明着，后来暗着。他还能动，医生护士又不能时时看着他。夫人和儿子心里明白，没办法，愿意喝，就喝吧。

周建平问大夫，什么病？大夫不说明白。周建平知道越是不说的病，越是吞吞吐吐，越麻烦。

他终于知道了。他不甘心，要去上海。夫人陪着去了，几家医院看下来，没有办法。他不想回来。他知道上海没办法，这边也没有办法。可是，总得回来呀。

周妈妈跟我说，他不想离开上海，不想呀！可是没办法。上海也没办法。

我去看他。他瘦成六七十斤，像一个孩子大小。瘦弱的样子，叫我想起川端康成的一张照片。

周妈妈说，谁谁来看你了。

他把脸转到墙里边，不肯转过来。

出来，周妈妈哭着对我说，我睡在床上，想让他把脸转过来，他不转。我背靠着他，他也不转过来。

周建平死了，開头那几年，每年春节我都去看周妈妈。周妈妈也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来拿酸菜呀！周妈妈是东北人。周建平呢？好像是河北人。

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了。

跟周建平不同的，是我的老师。我经常跟人介绍说，我的坏老师。坏老师不坏，少有的洒脱。老师也从不体检，他的逻辑是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了。偶尔一次牙疼，也许是疼得受不了，他竟然用一根烧红的铁丝，对着镜子，将牙疼的地方戳了一下。

他说，戳一下，就不疼了。

小时候女儿嫌他长得老，也不好看，开家长会不准他去。坏老师对女儿说，老有老的好，你有一个爸爸爱你，还有一个像是爷爷一样的爸爸爱你，多好！

老师退休后去了天津，每年夏天回来住一段。他回来，分批请各样的人喝酒。他请的有些人，我很不喜欢。有意思的是，他会把那些我不喜欢的人请在一起。老师语言俏皮，犀利，没人敢跟他斗嘴。个子小小的坏老师，气场却很大，压得住乱七八糟的阵脚。

前年，忽然收到老师手机发来的微信老师身体不好。知道是师母发来的。老师从来不用微信。赶紧电话过去，老师住院了。

第二天赶早飞过去。几个人编好了话，说是天津有活动。及至进去，老师不动声色，问，这边谁请的？几个人乱答，老师只是笑笑，也不点透。

快中午了，老师吩咐家里人请大家喝酒，并特别交代，把某某某某一定叫上。

第二天一早，不到六点，师母忽然电话，说老师不行了。待赶到医院，老师已经走了。

老师的眼睛没有闭上，嘴也半张着。我把老师的眼皮往下抿抿，把下巴往上托托，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是没彻底闭拢。

老师生前只写诗，而跟我们平时聊天，不时有精彩的话。几个人建议他写点笔记，他却不肯。也许，他是觉得有什么可说的呢？世界广大无边，人能说什么呢？老师也研读《易经》，似乎是会算命的人，可从不给人算。

想起古人那句话，老师就是视死如归的人吧。

十

坏老师给我的母亲过过生日。奇怪的是，不大会说话的母亲，跟老师说起话来，却不大寻常。回去路上，老师说，你母亲不简单。

母亲内秀，没念过几个月的书，却能写一笔颜体。母亲说，家里不让上。小时候我画画，画手画不像，母亲补上几笔，就像了。母亲若有机会念书，会是什么样呢？

母亲也就是那样的命吧。

母亲早年没什么病，有病是几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是我们长大了，她累了，一松懈，病就上身了。一连串的病，哮喘、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先是哮喘，几乎每个月都输液。住院不计其数。我担心母亲的哮喘会发展严重，影响到肺部。奇怪的是，母亲几十年哮喘却一直没有大碍，只是因为服用某种民间的药，里面有激素，母亲胖了很多。

父亲呢，也是各样的病。去年，他的手心不知为什么起了筋疙瘩，影响到无名指和小拇指的活动。我去看望，总是见到无事的父亲呆坐在沙发上，看着自己的手，默默搓着。

父亲格外关心医药广告，见到那些所谓神效的药，就打电话过去询问。每每我在药监局的网站上查，他买的那些药要么是夸大药效，要么是假药。几次说他，他不听，也只能由着他。

一次回家，父亲说，电视上说了，治愈糖尿病的药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中央台播的，你去找找。我上哪儿去找。父亲因为糖尿病，已经瘦得不成样子。

前几天我外出，母亲感冒了。她觉得自己没有力气.觉得要走了，让父亲打电话叫我回来。我回来的时候，她说，想叫你爸打电话，叫你回来。我这样，不会得白血病吧？

父亲是有点怕死的。母亲呢环怕。她只是怕给我们添麻烦。

父母亲八十多了。因父母的年龄，我也想起自己。前几年过生日，写了一首《墓志铭》：

我这一生都想站得笔直，

可都没有站好。

此刻，我还是躺下，

与地平线平行，

望着天上的流云，

带走我不能继续随行的……

我们一家人，五十多年前从老家漂泊到西北的一个小站打柴沟，再到兰州，再分开。小弟兰州，大弟西安，我在广州兰州两边奔波。

父母百年之后，将在异乡安身。父母之后.自然是我。尼采说，人要在恰当的时候死亡。恰当，哪里那么容易呢？我也不过是遵循自然规律。我学不上老师，但周建平那样绝望，可能也不会。

从高楼上望着窗外，那么多人在忙碌。那么人死了，那么多孩子出生。

这会儿正是夏天，四季轮回，阳光明媚，大地平安。一年年老去，也不断新生的世界呢，并没有因为什么变得太好，可也并没变得太差。

人邻，作家，现居兰州。主要著作有《白纸上的风景》《闲情偶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