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情缘

左建中

在我的认识中，北京是一个庄严雄伟的古都，不但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教育、医疗科技和商业的中心，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我的家庭是一个有革命历史的家庭，与北京有着很深的情缘，尽管我们不在北京居住。

我们一家与北京有着很深的情缘

第一个与北京产生缘分的是我的父亲左友文，他生于山东省莱阳县大山乡，因不满意当时社会状况，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莱阳中心县委委员，负责一、七两区党的工作。1933年莱阳中心县委遭敌人破坏，县委主要领导被敌人抓捕，父亲也遭到通缉。1934年除夕，因躲避敌人的追捕扭伤了脚部，只好留在一区群众家中。其间他也得到同事左武堂牺牲的消息，使他非常悲痛，同时，他也与党失去了联系。1934年秋天，父亲的脚伤痊愈，他寻找组织的心情更加急切。当他听说有一县委委员孙世平在北平（那时北京称呼北平），父亲急着与他会面，因为他们不仅同是县委委员，而且是中学时探讨革命道理的志同道合的同学。于是父亲凑集了路费，就按着人们提供的大致地址去北平寻找孙世平。父亲还是第一次见到像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尽管北平拥有宏伟的皇家宫殿建筑和悠久历史风貌，但他无心关注，只是一心一意寻找同志。他找了几天也没有找到孙世平。正在他焦急时，他听说张家口外有抗日义勇军，因此他又想到义勇军里能没有党组织吗？于是他又去了张家口，在塞外仍没有见到义勇军，只好返回北平。他本想在北平停留一下，无奈对此地人生地不熟，而且盘缠将尽，只能冒险返回胶东。家里人因为敌人经常来搜捕，因而躲到海阳县舅舅家去了。在那里家人告诉父亲：“你领导的党员都到大连去了。”当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很是感到欣慰，如一块石头落地，最终北上找到了组织。其间参加抗战，并在党的领导下在北满展开抗日工作，后又参加东北解放战争。

1945年10月，东北局派韩光同志到大连成立市委，父亲参与组建大连市委而留在大连工作。1954年4月底，父亲途经北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这时中央纪委送一请柬，邀请父亲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到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参加观礼活动。父亲很高兴，在5月1日这天到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活动，观看了激动人心的欢庆场面。1955年，父亲在市委开会时突发脑溢血，经过抢救而卧床。1960年7月，父亲脑溢血复发，大连市委请北京医院派专家乘飞机来连抢救，当时大连没有民航，飞机只能请求在空军周水子场站降落，经抢救3天未成功，父亲去世了。1964年，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来连向母亲征集父亲在大连沦陷区做地下工作时，为筹集经费下海撒网捕鱼用过的渔网等物品。通过这些事情，父亲工作地点不在北京，但他对革命的贡献得到中央纪委和中国革命博物馆给予的相应评价，北京医院也投入抢救。这些都使我们感到欣慰，表明父亲与北京有着很深的情缘。

第二个与北京有缘的人是我的母亲刘玉文，母亲与北京的缘分来源于与徐海东大将在大连居住期间产生的情谊。徐海东移居北京后仍与大连同志保持友情，在50年代期间母亲有事到北京曾在他家住过。徐海东是我们家庭所尊崇和怀念的人。

徐海东在军事方面是有指挥天才的常胜将军，在政治方面，忠于党忠于人民，他领导的部队总是依靠人民，热爱人民，和群众打成一片，是政治水平很高的将军。因而他辉煌的一生使我终身难忘。毛泽东主席给徐海东的评价是“对革命有大功的人”。

1939年，徐海东到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华中第一战，发挥他的指挥才能，在周家岗把日伪军打得落花流水，但他还是对这次战斗没能将敌人全歼而感到不足。在战斗总结会上作总结报告时，由于他9次负伤，有严重肺病，因而在讲话时猛然大口吐血，倒在讲台上。从此他离开战斗指挥岗位，开始病休生活。就这样辗转经过抗战胜利，内战开始。1947年9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下，他被转移到大连这个我党控制的城市，同时指示大连的同志要关心照顾好徐海东同志，大连的同志也都非常尊重这位红军名将。

徐海东是湖北人，吃惯了淡水鱼。父亲在大連做白区工作时经常和渔民下海撒网捕鱼，练就撒网捕鱼这一特长。市园林管理处发给父亲一张特许证，允许父亲可以到水库、湖泊撒网捕鱼。徐海东住在文化街75号，院子里有一水池，父亲送的淡水鱼可以养在里面。我们家住哈尔滨街，距离明泽公园和明泽湖很近。记得有一天，父亲在明泽湖撒网捕鱼，其中在一网里有一条2尺多长的大鲤鱼，父亲让我赶快把鱼抱回家，于是我就抱着这条大鲤鱼跑回家，养在浴盆里，然后我问母亲这条鱼怎么办？母亲告诉我是送给你徐伯伯的。

1955年，军队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1956年，中央决定徐海东迁往北京观音寺1号，尽管他离开了旅大，但他并没有中断与旅大同志的友好情谊，当他的家安在北京后，母亲曾因有事到北京，就曾在他们家住过。

第三个与北京有缘的人就是我。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我在大连24中学上学，“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了，同学自主成立了一个名字叫“小红军”的红卫兵组织。我加入该组织，不久被安排去长沙湖南大学串联。我们乘火车到永定门车站然后换车去长沙。在我的印象中长沙这个省会城市如同现在一个城镇，最高建筑为一个4层楼饭店。回到北京，一下车就被告知明天毛主席要接见百万红卫兵。

我们都很兴奋，我马上为接见作准备，花了1元钱买了10斤枣，第一天一早我们就到东长安街道边一边吃枣一边耐心等待接见，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突然响起东方红乐曲声，毛主席站在北京吉普车上向这边开来，人们都激动地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向道中间涌去。待散场时，地面散落很多被挤落的鞋子。

我再次到北京是1970年。事情源自1967年母亲自北京回来，当我们得知徐海东受到迫害，我们都很是惊讶，认为他一直养病，不能参加工作，怎么还受迫害，都想不出原因。对此我们都很关注，天天听广播、看报纸、看解放军画报搜集消息。1969年4月“九大”召开，从收音机、从报纸照片听到和看到徐海东出席“九大”，坐在轮椅上停在主席台过道中，并当选为中央委员，我们都很高兴，以为这样就可以停止对他的迫害。这次是母亲让我去看望他的。1970年1月到北京后，住到国防科委一研究所宿舍，把穿的外衣裤洗一下，然后去探望徐老伯伯。在北新桥下车后，由于不认路，我就到北新桥邮局问路，一位面容慈祥、态度和蔼、待人亲切的老师傅一边给我画路线，一边告诉我，“这个大红门就是首长住宅”。我至今对这位老师傅印象深刻，因为在那个年代，徐海东的头上扣有很多罪名，敢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当我到达观音寺1号时，警卫班通知里面，这时徐老伯伯的大儿媳黄姐姐从里面出来，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女孩，一面走，一面说：“你怎么才来，我都等你好几天了。”然后告诉我爸爸妈妈不在北京。我听了以后，感到很是惆怅。我是在两年后才听说徐海东在当年3月在郑州被迫害去世，使我唏嘘不已，但他的英名和伟大形象仍使我历历在目、深刻怀念。

1985年10月，我和妻子到北京旅游，当时游人还不像现在这样多，游玩比较轻松。我们很顺利地去了故宫、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和北海等景点，还到晨光街10号去看望了郭述申伯伯。郭伯伯曾担任过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在我的父亲去世后，举行追悼会时的主祭人，“文革”后他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当时已离休，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很大贡献的人。我的母亲常对我说：“你郭伯伯的为人是坚持实事求是，坦诚忠厚待人，深得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1999年6月，我到北京某医院去看眼疾，到京后，我住到亲戚处，因此我对号贩子并不需要理睬，但我对挂号处墙上的醫生名单不了解，不知挂谁的号，最后选了眼科研究所，结果所长出诊时将我转到青光眼科张舒心主任处，经过张主任认真检查，给我开了住院单。我一看如此顺利，喜出望外，谁知道到住院处时被告知没有床位，得等待。听到这话，如同冷水浇头，无奈只能等待，这时亲戚给我一个北京博物馆卡。这个卡一年内可以免费参观博物馆3次，我也只能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参观活动。我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同时我还想见一下祝文煜同志，因为是他到大连征集父亲做白区工作时用过的渔网，但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告诉我：“祝馆长已经退休了。”我还利用这个机会故地重游，到观音寺1号去看看，尽管我知道这个房子已经换了主人。当我到了北新桥，由于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变化太大，而且与我上次到这儿的时间已相隔30年，使我很难记得去那儿的路线，于是我又想到用上次的老办法，到北新桥邮局去询问一下，我希望得到像上次那样的幸运，但这次却没有得到。一个中年工作人员只给了我冷淡的一句，“不知道”。听了这个回答，使我感到一丝寒意。在那个荒诞的年代，人们尚有乐于助人的精神，“文革”后却缺失了，这使那个慈祥和蔼的老师傅的身影在我的印象中更加深刻。

光阴似箭，转眼已近年终，但某医院住院处仍告知我没床位，这使我对他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有了疑问。我只能采用一种北京最流行、最通用的做法——找关系。但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这也是我最不喜欢采用的做法。但为了我的视力，只好违心去做。当我找关系以后，真是立竿见影，3天后，某医院住院处就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办理住院手续。因病情延误，使我的眼睛部分视神经损伤，主任医生高超精湛的医术也不能挽救部分视神经恢复到正常状态，我很感伤，我只希望不要再认人唯亲了。

由于北京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科技中心，它的革命斗争历史、丰富的文化底蕴和历史风貌，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尽管我在北京遭遇到困难，但我还是要感谢北京医生对我给予高超医疗技术的治疗，总之我们家庭与北京有着割不断的情缘。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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