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警察建设的回顾与前瞻

关键词 警察 110漳州 110 承诺 神坛  

作者简介：罗长斌，湖北警官学院法律系，研究方向：刑事法、警察法。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2.312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不少国人热衷于“造神运动”，很多人物被神化，成为一些人的偶像，在这些偶像身上，寄托着一些人的理想和愿望。曾几何时，中国式的造神运动也不可避免地漫延至中国警界，中国警察被人为地推上了神坛，他们无可奈何地经历了从人至神的转变，然后再复归至人的剧烈阵痛过程。历史是用来反思的，现实是用来批判的，社会就在这种反思和批判中前进，中国警界的法治进程莫不如是。在法治中国的新语境下，是我们用现代法治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警界发展历程的时候了。

一、110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回到大陆的港澳同胞如遇急事，会习惯性地拨打报警电话，但事与愿违，中国警方的反应速度，或对案件的处置令其颇为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86年1月10日，广州市公安局设立了110报警平台，建立了接处警一体化的雏形。因这天是1月10日，故将报警电话称为110。公安部总结并推广了广州经验，110报警平台开始在全国普及，并不断以暂新的面孔和姿态展现在国人面前。

漳州110是我国110发展史上的一张“名片”。当时的漳州，治安形势不算复杂，民警郭韶翔，将一辆破三轮摩托车修好，并将5辆报废的吉普车拼成一辆警车，成立了快速反应巡逻中队，并努力在当地电视台播放宣传。消息一出，报警电话骤然增加，巡逻中队忙的不亦乐乎。为了不让自己创办的品牌半途而废，郭韶翔在街头巷尾贴上誓言：“有警必接，有警必出，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事请找巡警”等等。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漳州110名气大振，巡警中队也兵强马壮发展成巡警大队，郭韶翔担任了大队长，后又出任为公安局副局长。[1]1996年，公安部派员到漳州考察，对这种行为大加赞赏，并把“五有五必”改为“有警必接、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因成绩突出，漳州110被国务院和福建省授予“人民的110”“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并数次受到中央领导的检阅和全国各地60000多人次的参观，国外及港澳地区的新闻媒体也对之给予了报道。

1996年7月，公安部下发通知，对110建设进行专门部署，全面推广漳州经验，全国掀起了110建設的高潮。

“有求必应”“有困难找警察”，这些震撼人心的口号，无疑不是在创造世界奇迹和神话。110警察的作为，似乎在应验不少孩子心目中的警察形象，那就是警察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无所不敢、无所不至。一时间，在人们眼中，中国警察不是人，而是神。“耐不住寂寞”的中国警察，仿佛变成了救世主，成为人们膜拜的偶像。在这些振聋发聩的口号指引下，中国警察，尤其是基层民警，不时在用自己的生命、鲜血和汗水捍卫自己的“崇高形象”。

二、中国警察的尴尬和无奈

（一）“有求必应”的时代之殇

只要翻开中国110历史的任何一页，都会呈现出一些“精彩故事”：某日，武汉一居民不愿起早，拨打110请民警代买早点。接警民警颇为尴尬，但苦于警界承诺，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将早点送到这位居民家中。[2] 一石激起干层浪，此事一经报道，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人们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其实，只要扫描下各大媒体，相关报道目不暇接：一对夫妻来电，让警察帮忙照看住院的孩子;一位老太太打电话，请警察把20斤大米背到家中;一坐台小姐因陪客人太晚，让警察送其回家……此外，什么要警察送厕纸、清理狗屎、买单等奇葩报警不一而足。

其实，为了让人民群众“百分之百”满意，警察苦点、累点也没什么，但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比如，1997年，辽宁巡警张国成为居民处置房屋漏水从7楼阳台坠落牺牲;河南巡警徐步礼为人取钥匙从三楼坠落……这些仅是110动人故事的一个小小片段和插曲。

中国110创造了世界纪录，因为它是世界上最便宜的电话，更因为它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电话。其实，这昂贵话费的最后埋单者岂止只是警察？

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一则消息：某日晚，浙江绍兴有两群人发生冲突，110接警后，随即赶往现场。由于场面失控，处置民警只能求援，但连续呼叫了5辆警车也没等到增援，结果有位青年被砍成重伤。后来，民警告诉记者，如果有足够的增援，这场悲剧完全可以避免。而当时，另外5辆警车也接到其他报警无法抽身，后来赶到的两辆警车，一辆在处理杂技团的噪音问题，另一辆则是在处理因几块钱的房租纠纷，当这两辆警车处理完事赶到时，犯罪嫌疑人早已逃逸。警察所能做的，只是尽快将被砍青年送往医院救治，最后还费了一周多时间并辗转到外地才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二）过分承诺锻造的疲惫之师

公安部曾做过统计，相当长的时期，110出警中有70%以上的警情属非紧急求助，其中恶意骚扰、报假警等占相当大的比例。[3]大量非警务求助或恶意电话占用了有限的线路资源，严重干扰了警方的正常调度，导致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受到危难时无法及时得到救助。而且，这些电话加大了警察的工作量，造成警力资源的巨大浪费。由于110电话会不时想起，不少基层民警往往24小时处于备勤状态，休息得不到保证，生物钟颠倒，生理周期紊乱，成天精神萎靡，像机器样超负荷运转。调查显示，公安基层民警日均工作时间普遍超过10小时，有79%的民警周工作时超过60小时，超过一半的民警每年11天的法定节假日和52个双休日连三分之一都休不到。[4]一项针对北京、辽宁两地的公安民警的体检调研表明，在接受检查的1.6万名民警中患病率竟高达86%。[5]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中年骨干警察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

由于过分承诺，中国警察已经变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疲惫之师。

（三）进退维谷的尴尬和无奈

110的历史并没有按人们良好的愿望和初衷那样去演绎和发展。当警察做完好事后，人们都兴高采烈，新闻界也大肆宣染，警察“为群众排忧解难”，是“人民的保护神”等等，荣誉接踵而致，赞扬声不绝于耳。如果事情没办好，大家就有情绪，就骂警察，大张旗鼓地开警察的“批判会”。面对这局面，也许是中国警界在仿效国外建立有特色的报警平台机制时没有预料到的。

频繁的非警务出警让警力受到过多牵涉，大量非警务活动让有限的警力无法用在刀刃上，警察的法定职能受到极大弱化。“有求必应”等口号契合了困境中人们的希望，那就是警察能够化解一切难题，包揽一切。而同样是“肉身”的警察却实在勉为其难，心有余而力足，他们已经被一些琐屑、无理甚至是恶意的要求所纠缠而无法分身。如果坚守诺言，继续“有求必应”，中国警察将付出沉重代价;如果食言，又将失信于民，前功尽弃，中国警察的“光辉形象”将变得暗淡无光。事实表明，110已难以为继，中国警察已陷入了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和无奈！

三、告别神坛：中国警察不是神，神只是一个传说

（一）嘉兴110：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就在人们为110、警界承诺大声喝彩，或争论不休的时候，2005年1月11日，浙江嘉兴市公安局没有象往年那样大张旗鼓地借宣传日为110造势，而是一反常态，悄悄揭掉110承诺标语牌。这一消息被报道后，很快又一次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也许新闻报道用“悄悄揭掉”四字有夸大其词的感觉，但是嘉兴警方这一行为明显在表明一种态度：“四有四必”“有困难找警察”等承诺经过风风雨雨的历程已经走到了尽头。嘉兴市公安局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时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立即开始效仿，它们要求下属各警务单位把墙上、巡逻车上的承諾标语揭掉、刷掉。

摘下曾在中国大地上响彻云霄的“承诺”牌，中国警察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常人不能想象的。可是，尽管“压力山大”，中国警察的摘牌行为却为何反应如此强烈，动作如此快捷，态度如此坚决呢？关心中国警察的人们，无论赞成抑或反对者，都应在中国基层警察那里获得最标准的答案，因为是他们用生命、鲜血和汗水相互交织的笔砚在书写中国警察史。

（二）走下神坛：中国警察的复归

曾经沧海的中国警察，无论怎么努力，似乎怎么也不能让“人民满意”，无数基层警察的生命、鲜血和汗水，也没能捍卫住中国警察的“崇高形象”和“神的荣耀”。高处不胜寒，既然难以继续在“神坛”上“做法”，何不来个坚决了断，告别“神坛”，还俗“人间”。如果说漳州110把中国警察由人变成了神，那么嘉兴110则开始让中国警察由神复归至人，历史和现实毫不留情地对中国警界进行了一次空前大洗礼，尽管这一历程极其痛楚，但是，神人角色的转换已是必然。在法治中国的口号声中，的确是中国警界静心反思过去，寻找出路的时候了。

从走过的历程看，中国警察权力的运行似乎已开始脱离其设定的初衷， 偏离其应当运行的轨道，如果不来一次彻底改革，中国警察权异化的魔影将会在神州大地四处游荡。警察权的滥用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特征，一个不能管好警察的国家，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三）法治警察：中国警察的必由之路

“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这是早在三百多年前就流行于西方的一句法谚，其精神实质很早就渗透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血脉，并为这些国家的法治文明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极富价值的营养元素。时间已进入到21世纪，饱经人治沧桑并善于扬弃的国人不可能对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实表明，中国对法治的呐喊已不只停留在研究性层面了，除法律明确规定外，政府高官在多种场合强调，政府部门需要建立明确的权力清单，并且“照单行事”，“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中国警察而言，其权力清单早已白纸黑字地写进了多层次的法律，他们只要“照单行事”即可。目前，中国警力严重不足，警察不越位、不错位，集中精力做好自己，就是最好地为人民服务。而警察去做份外之事则是滥用公共资源，浪费纳税人的钱。对“单子”以外的事，中国警察应该学会拒绝，大胆说不。

由于历史原因，人治的影响，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工具化政策造成的恶果还将在中国警界持续发酵，中国警察从神到人的复归之路也将会走得十分艰难。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警界摘掉“承诺牌”13年后的2018年，福建全省110报警求助1276万起，其中有效警情仅434万起;[6]湖北全省110报警823万余次，非警务类警情占总警情的70.1%[7]……忘记过去则意味着背叛！中国警察应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的使命。我们坚信，在法治中国的脚步声中，中国警察曾经“被崇高”、被人为地供奉在神坛上受人膜拜与观赏的历史永远不会再来。

参考文献：

[1]王玉田，张春波.郭韶翔把110写在百姓的心坎[J].人民公安，2008（23）.

[2]王宁江，王远.减负怎么减：有危难找民警[N].北京晚报，2001-02-14.

[3]何银松.论公安110处警中的非警务活动[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1）.

[4]姚宏科.对警察职业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公安学刊，2012（6）.

[5]张楚，李娜.基层警察的权益保障对策研究[J].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7（3）.

[6]http：//m.xinhuanet.com/fj/2019-01/09/c_1123968423.htm，2020-01-12.

[7]http：//www.sohu.com/a/288004671_100163025，20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