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武汉医生的“劫后余生”

陈莉莉

武鋼总医院的感染科病房在住院部的17层，住院部是这家医院最高的建筑。

3月13日这天，武汉风大，空旷、高处的窗外，风声听起来近乎咆哮。

即使戴着口罩，路明状态上的松弛也很容易感染到身边人。

3月12日，新冠肺炎患者已从她所在住院部的17层搬至医院内部另一处恢复，接下来医院做集中消杀工作，为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做准备。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在等待正常医疗秩序前，“就地休整”。

两天前，路明特意给自己做了CT检查和核酸检测，“一点问题都没有”，她想趁这个时间回家，和家人在一起。

2月14日，武钢总医院被指定为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18日，路明上了抗疫一线，算起来，她有近一个月的时间没和家人在一起。

比起1月就在一线的同事，路明说她并不是在一线时间最久的，即便如此，看到检查结果的那一刻，回想疫情中经历的种种，什么感觉？

“劫后余生。”她说。

手烂了

标志性的白大褂穿在衣服的最外面，蓝色的隔离衣从脖子、袖口露出来。在感染科室的半清洁区里，路明演示她从污染区出来后的流程，“所有的防护设备全部脱掉”。

新冠肺炎患者转到院内其他地方以后，路明和医护人员也就没有午餐吃了。“有病人时，医护人员会和病人一起订盒饭（早、中、晚），现在病人没有了，吃饭要自己想办法解决。”

得知封城的消息时，路明正在家里看电视，那时她已经休班。

封城打乱了这座城市里的正常生活。“不单单是医护人员，所有人的生活都打乱了。”

疫情暴发前，路明的春节计划是走亲探友，平稳地过个年，后来所有的计划取消。大家族的年夜饭也不再吃了，就3个小家庭各自吃年夜饭。“我们是搞医生的，跟别人比还不一样”，路明家有两个医生，她的嫂子也是。“聚在一起，就怕传染。”

去年，路明买了好多新衣服，想在春节的时候穿一穿，现在那些衣服一次也没穿过。加入一线工作以后，路明一直只穿一套衣服，“不可能把每件衣服都搞坏了”。

路明常穿的一条裤子是黑色的，因为总是要洗，要用消毒液，有的地方就褪了色，褪色程度不一，裤子整体的颜色也就不一样。本来路明想着疫情一结束，就把裤子给扔了。

“还是舍不得，就穿着吧，留作纪念。”她觉得也挺好看的。

每次从污染区出来，路明心里都很害怕。回到半清洁区，路明都会叫护士用喷壶围着她，一圈圈地喷，“衣服就变成了这个鬼样子”。鞋底也要喷一遍，“自己老觉得不放心”。手也不停地洗，“都洗脱了皮”。

有一天一上班，路明发现两只手烂了。她觉得可能是自己洗得有点过度了。特意几天没去洗它，“也就好了”，但是留了疤，有时候会自动裂口子。

“总想洗，总是不停地洗。”

疫情让路明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

现 代

如果是正常医疗秩序，路明是在医院的综合病房（老年科）工作，她负责的患者中，也有人感染新冠肺炎。

2月18日，因为得到传染病房（呼吸5病区）工作，怕影响家人，路明觉得自己需要住在外面。“很多家里有孩子的都没回去，早早地住到了外面。”

路明认识的所有本地医护人员几乎都在外面住酒店，没回过家。护士长姚新把孩子送到了父母家，自己一个人吃、住、行。

天天吃盒饭、吃方便面，“也不想吃了”。“有时候也想，哎呀好想吃点肉啊。”“还不是想到餐馆去好好吃一顿？但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时期里，路明也知道：有比没有强。

路明发现两只手烂了。她觉得可能是自己洗得有点过度了。特意几天没去洗它，“也就好了”，但是留了疤，有时候会自动裂口子。

武钢总医院给在一线的医生联系了医院隔壁的酒店，“环境特别糟糕”，一张大床，要住两个医护人员，路明没去。“本来就是隔离的，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还怎么隔离？又都是易感人群。”

同事曾海自疫情以来，一直住在社会力量提供的免费公寓，路明从他那里要来了微信名片。加了那个人的微信以后，对方把公寓地址和房间照片给路明发了过来，路明觉得有意向后，对方就发过来一个二维码，告诉她应该怎么注册，又给了她一个密码，告诉她应该怎么入住。

“房子是复式的，loft，很漂亮。”光看照片，路明就觉得公寓比酒店的情况好多了。“酒店是国家出钱，最后要走审计，汇总哪家医院报了几个酒店，谁住了，住了多长时间。”

没见过面，没接触过，仅仅加了微信，在微信上付了50元钱的水电费，路明就住进了位于武汉市徐东商圈的一间公寓里。

一切都很现代。“解决了很多很现实的问题。”路明住的房间是公寓里剩下的最后一间房子。

公寓老板卞亚光没想到，他2018年年中给公寓安装的智能锁，在2020年这样派上了用场。位于武汉徐东商圈的公寓是卞亚光创业项目中的一处公寓，共有50间房子，其中30间免费给医护人员住，路明是其中一位。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主攻长短租公寓创业领域的卞亚光与专业领域在内分泌的路明不会轻易相交。

公寓距离武昌医院很近，距离路明工作的武钢总医院大约8公里左右。武昌医院是武汉市第一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曾海的爱人是武昌医院的医生，家里孩子小，两个人都不敢回家。爱人先住了进去，曾海随后跟着，后来就把房源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医护人员。

住进来以后，网络不好，路明问老板怎么回事，第二天网络就给修好了，“也没看到工作人员，就没有面对面地接触”。

路明本来打算4个人一起住公寓的。房间里有两张1.5米的大床，后来有一个同事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另外两位同事也就不去了，路明就自己一个人住着一间大房子。

“我们家都是大人，有很多孩子很小的医护人员，晚上回到公寓后就需要视频，小孩在视频里头说话、唱歌。”

医护人员当然也可以回家。“但是如果家里孩子小、有老人，你敢回吗？”

疫情暴发之初，武汉市对新冠肺炎患者的措施是居家隔离。“居家怎么能隔离？作为医护人员，我们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大众了。”

“只有把自己关起来，不跟家人在一起，你自己才能放心。就怕万一。”

睡觉的地方本应让人放松，现在回到住处，住的人也都是医护人员，“我知道大家都是健康的，我就不怕，但一旦有人感染，还是怕的。医护人员都是易感人群，回到住的地方，每个人都立刻关上门”。

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给鞋子消毒。

路明自己做了一个地垫，把湿毛巾放在上面，湿毛巾吸满稀释的消毒液。回到房间后，路明就把鞋子踩在湿毛巾的上面，外衣、外裤脱下来放在凉台吹风，然后去洗头发、洗澡，不到半个小时不出来。

还有一件事是路明必做的。“用蒸汽熨斗，把衣服从头至尾熨一遍。”

这是她的整套消毒防护规范。

恢 复

在传染病房，路明觉得“相对来说还是安心的”。因为知道面对的都是新冠肺炎病人，医护人员的防护也很好，甚至每根头发都武装到了。

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后，“面对的都是普通病人，我们不知道谁有（新冠肺炎），谁没，对医生来说，反而风险会增加。而且医护人员没有疫情期间的那种防护了”。

收进来10个病人，如果其中有1个是新冠肺炎，“你如何快速地把他甄别出来”？

但如果不及时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很多非肺炎患者得不到救治。很多病人早就需要住院，但是一直住不了。“来我们医院，我们看不了，就推荐别的医院，同样也是看不了。也是蛮可怜的。”

“因为新冠肺炎去世了很多人，因其他病去世的人也不少。”路明说。

路明第一次穿上防护服进入病房，查房，跟病人沟通，询问病史。“跟病人沟通非常重要，这时候，他们需要心理疏导。”

很多病人恐惧，焦虑。

有一个病人，总是一个人在走廊走来走去。“我们这里的病人多数患者年紀偏大，他们还有基础病，风险大，死亡率高。”很多老年人是死于器官衰竭，比如心肌炎、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呼吸功能衰竭等，“多方面的”。

患者里很多人对路明说，自己在这家医院，而家人在别的医院，家人都不在身边。

碰到这样的病人，路明心里就特别难受。

医护人员当然也可以回家。“但是如果家里孩子小、有老人，你敢回吗？”“只有把自己关起来，不跟家人在一起，你自己才能放心。就怕万一。”

疫情中，病人死了，家属不能看。“你只能看到一个一个袋子，一块一块裹尸布。”死人也很快，“运到火葬场一烧就完了”。

路明看到这场疫情中，很多家属都麻木了，不像以前家人去世以后，会哭天抢地很长时间。

“现在都很快。飞快地签字，签完字以后，飞快地给运走。没有太多的感情，都很冷淡。家属自己也恐惧，他想看也不敢去看。”

“你说封城对不对呢？现在看来是对的。但确实是晚了一点，对吧？ ”

安 慰

武钢总医院成为定点医院前，路明没敢报名加入抗疫一线，慢慢地走过来，自己也接受了。“医生也是普通人。”武汉市本地医护人员有3000多人感染，“人是很脆弱的”。

正常医疗秩序里，有很多病人在路明面前去世。武钢总医院成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后，反而“没有以前那么多人去世了”。

武钢总医院收的多是轻症、普通型的新冠肺炎患者。“其实对这些轻症患者是没有办法的，没有药。所有的医院都一样，现在没有药。”

在路明看来，新冠肺炎最大的问题就是影响到呼吸，有人会说用呼吸机，但“你不可能永远背着呼吸机。除非做肺移植，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做肺移植”。

“在这场灾难面前，人类无力又渺小。”

作为医护人员，路明说她“没有更多力量去做什么，经历就像特鲁多医生说的那样：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全球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但在中国的疫情故事里，路明倒是觉得“中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它主要是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抵抗力来战胜病毒”。

没有有效的药，“我们就需要给他们心理安慰，让他们放下心里的包袱，鼓舞他战胜疾病的信心。有些药，患者吃了以后，反而可能加深对肝肾的损害。而且病毒性的疾病是自限性疾病，你不用治疗也会好，就是需要时间，至少需要 20天”。

疫情发生以后，路明觉得周边人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她去给妈妈送菜，小区里的人见到她都特别热情。“比以前还要热情”。

她住的公寓里，麦当劳给医护人员免费送餐，“时不时还有人给医护人员免费剪头发，送面膜”。

她每天早晨7点半起床，驱车到医院，晚上回到公寓的时间“不定”，在那间房子里，她待了近一个月，紧张、忙碌。

它让她休息，转而回到医院的战场。

挺过来了

一个多月就这样过来了。

疫情刚暴发时，路明有几个朋友说去武汉中南医院看病，从早晨9点去排队，到第2天早晨5点才回家。“一直在排队，还不一定能排得到。”

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人传人”的时候，突然间看到那么多病人，就诊经验跟以前不太一样。路明“很害怕”。

“这个病毒，大家都在认识过程中，有可能将来我们的基因都会发生改变，你能逃到哪里去呢？哪里也逃不掉。只能面对它。”

姚新跟路明说，她前天跟一个从国外重疫区回来的医护人员拥抱了一下，“没控制住，哭了”。

路明说她违反医疗原则。

姚新是武钢总医院参加一线的第一批医护人员，当时武钢总医院还不是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她被调去了武汉第九医院。“真的是军事化行动，说集合当晚就集合，集合以后当晚就走。”

“在这场灾难面前，人类无力又渺小。”作为医护人员，路明说她“没有更多力量去做什么，经历就像特鲁多医生说的那样：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第九医院是武汉青山区第一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之一，姚新到了以后，发现第九医院所有的后勤人员，“食堂的、安保的、搞卫生的，全都跑了”。

医护人员每天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很多人每天就喝牛奶、吃面包、喝牛奶、吃面包。有一天姚新说想吃点汤汤水水的，就讓老公泡了一碗面，从家里端过去，被别人看到了，说他们在秀恩爱。

“所有人都跑了，给多少钱都找不到人。他们都觉得医院很可怕，不敢待在医院。所以很多工作，比如保洁都需要医护人员自己做。医护人员开启了很多新的角色，当保洁，当陪护，还得安抚患者。”

武钢总医院的后勤人员也都跑了，疫情发展到后期，终于找到了一名保洁人员，“那是因为家里太困难了，才愿意出来的”。

只有医护人员从家里往医院跑，在那里挺着。“医护人员都习惯了，已经就是这个状态了。你不干谁干啊？没人干。”

“反正过来了，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

有时候听周围的这个感染了那个也感染了，“都是曾经熟悉的同事，就觉得心里很难过，也觉得自己幸运”。

路明说读书的时候，她的胆子属于特别大的，她敢一个人去解剖室，虽然有浓烈的刺激眼睛的福尔马林的味道，她经常是一个人拿着吃的东西就走进去了，早早地坐在里面，“不怕”。

但是这场疫情让她觉得害怕。“每天都有人死，你说怕不怕？”

疫情暴发前，路明有很多朋友住院，路明私下告诉他们说：“回家吧，医院不安全。”

去年12月底，路明说整个医护系统都在传“不明肺炎”的事，她也知道，“只不过没有那种勇气”。回过头去看这件事，路明说这是天灾，“但是人祸是可以降到最低的”。

武汉中心医院离华南海鲜市场最近，在路明看来那里的医护人员感染的是第1代病毒，“毒力最强”。后来感染的可能是第2代、第3代了。

“不是武汉中心医院一家医院损失惨重，其他医院都是一样的。在这场疫情中，武汉中心医院是武汉医院的缩影。”

（文中路明、姚新、曾海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