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突然发生(创作谈)

2020-04-09 04:51宋阿曼
西湖 2020年3期
关键词:奶奶家爷爷奶奶

宋阿曼

1

我从不记事起就常被寄放在法图麦奶奶家。法图麦是她的教名,我只知道这个名字,就叫她法图麦奶奶,后来简化成法图奶奶。我将她老公——一个瘦小可爱的老头——就叫作法图爷爷。两位老人非常疼爱我,当亲孙女照顾。我可以在法图奶奶家作威作福,父母下班来接我,我常是不大愿意走的。法图奶奶有一架顶厉害的脚踏缝纫机,只要缝纫机的脚踏板被踩动,手轮飞速转动起来,总会有漂亮的衣服逐渐成型。她喜欢给我做夏天穿的斜襟短袖,我感到新奇,觉得那是清朝格格穿的。不仅给我做衣裙,她做成衣剩下的边角料随便拼拼就会穿在邻居小孩的身上,这些小活计她从不收钱。除了会做成衣,她还精于绣花,无论是被套、枕巾还是鞋垫儿,她都能将它们变成一件艺术品。如果有熟人来家讨鞋垫儿,她会得意地从衣柜里拿出许多,摆开来,让他们按自己脚的大小去挑喜欢的花色。法图奶奶家有座花园,她似乎很擅长侍奉这类美的事物,她的花园总是花团锦簇,一派生机。比起住在楼房里的局促,我更喜欢在法图奶奶的院子里疯小孩一样自由穿梭。

法图爷爷就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老实最淳朴的老头,他总是用笑意将他脸上的皱纹挤得更明显。法图爷爷有自己的地,根据他对时令的判断,隔几年换一种谷物。法图爷爷无论种什么作物,等到成熟时都会背满满一麻袋上我家,话不多说,放下就走。法图奶奶很有主见,法图爷爷一团和气。这一直是我记忆中他们相处的样子。

后来我大一些,不用被寄放了,但我还是常出没在法图奶奶家所在的巷子。短短一两年,我们之间建立了无关血缘的亲情。几乎每年我和母亲都会提上粮油或生活用品去看望他们。初高中学业紧张些,走动稀疏,但每隔几年我母亲就会提醒我必须去看望两位老人家了。去年国庆节我回家参加发小婚礼,趁空暇和母亲去探望他们。我发现他们换了新居。穿过那条我一无所知的巷子时,我对旧巷子的印象似乎格外清晰起来。

正是这次拜访,让我有写《堤岸之间》这篇小说的冲动。自然,新院子里还是有个小花园,简易晾衣绳挂着的枕巾上依旧是精妙的手绣;但院子堆满物件,花园荒芜,几只鸭子在花园里大摇大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图奶奶和爷爷各踞一屋,大有不再往来之势。我与法图奶奶亲切问候之后,她开始向我母亲倾诉法图爷爷的种种“坏行为”。我坐在一边聆听。那些在法图奶奶看来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和细节,在我看来是多么可爱的罅隙,她肯定觉察不出自己的语气是嫌弃并爱着。我暗笑,人老了还真是可爱啊。

这是我第一次讲述小说灵感的来源,也可能是唯一清晰的一次闪念。写作《堤岸之间》这篇短小说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备忘。备忘两位有趣的老人。备忘我童年的一部分。当然小说仍以虚构为主,且仅以很短的篇幅展现一个切片。我由他们思考时间的形态,思考“对抗关系”的相处景观,思考爱。思考一条河的干涸与涨潮。我感谢他们与我有过关联的一生。

2

“药方是什么?”

“药方是和海豚一起跃出水面。”

这是2015年我和好友阳鹤的玩笑式对话,一直没忘。从生活的潮涌中跃起,是一次明亮的自我宽解。一次深呼吸。每次想起都感到无比轻松。

《白噪音》里的小张和小钟是城市地下交通线上最普通的两个青年。搞技术的小钟可能是晚九点后北京13号线上的任何一个人,搞编剧的小张可能是文创园咖啡馆里讨论剧情的任何一个。小说很轻,人物只是在自身逐渐显形的生存疑惑中做了短暂的漫游;那是热衷知识与信息的当代人不察的:知识的习得如何影响了我们的想象力。与我近期写的《李垂青,2001》、《我们城市的船》不同,这篇小说没有进行快节奏的叙事,也摒弃了复杂的情节与冲突,只想展现平静、平淡生活中,年轻人情态的“一瞥”。重要的是一些美丽的瞬间,比如,地铁车体探出地面的一瞬,飞机当空驶过的一瞬,雨中的顿悟时刻,一次偶遇。越是迅速的城市,人的时间似乎越窄,一天过去得快而雷同。而我期待的,是一些意料之外的,超越流水线惯性的“突然发生”。这是可信的、可承领的、可永久回味的超生活之闪光。如果按捺住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时产生的浮躁,从公共知识与二手感受中取摘自我,以独特感觉、嗅觉、触觉浸入日常事务,我们总能从中发觉抵御琐屑与盲目的动人情节,光影与视听。

我近期常为记忆感到忧虑。第一次感觉到备忘的紧迫。无论是个人记忆还是公共记忆,都在时间内完成其必然的消退;这种必然对很多人来说自然而然,但对于创作者而言,无疑是一种灾难。许多艺术家,都有备忘自己(在备忘自己的同时备忘他人与世代)的作品。自我备忘常常不是将自己从记忆中挖掘出来移至台前,更多的是他人,是那些深度参与自己,那些共同组成“童年”、共同组成“故乡”的他人。他人的存在与自身的存在互为佐证。我和朋友聊天时说,我隐隐觉得备忘自己或许就是在备忘当代,很多话题与记忆自以为私人,却往往极具普遍性。我和朋友也都觉得,总体性通过个体得以赋形,但这对具体赋予者提出了超级高的要求。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一个高超的赋形者,他的《阿玛柯德》恰好完成一次完美影像记录。春天纷飞的尘絮飘在故乡小镇,进入他镜头中的是人物群像,每个人的存在都和他人紧密相关,如此共同构成记忆。费里尼的立意并不在展现时代,但却通过许多的个人视角与生活细节,真实再现了“二战”前后意大利境内法西斯主义在普通人生活中的波动。这部被视为“自传电影”的作品不仅是费里尼对故乡与童年的备忘,而且跨越种族与国界,让许多非意大利人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这就是伟大作品的魅力。去年引起关注的家庭纪录片《四个春天》也是如此,四年时间,导演陆庆屹记录了父母与姐姐生活的瞬间与片段。相似的还有王占黑的“街道英雄”系列,某种意义上也用虚构的方式对身边人作了记录,是在抵御时间,防止某一段空间从记忆中模糊甚至消失。

作家写的内容是否对本人产生慰藉,对于读者而言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无需提及。作家要做的反而是掩藏好自己,將一切交付文本。大多数写作者之所以觉得创作谈难写,大约就是因为在这个篇幅里,要在自己的文本内现身,不能不真诚。而且往往不知道,失去虚构护甲的我们又是否能给到读者温柔与美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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