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之子”与湘潭街五十九号

张书元 吕凤君

我记忆中的家曾在松花江边上的一个老胡同里，胡同里有很多老房子和几棵百年老榆树，站在老树下能看到江边的石头上拴着几只船。那地方人们都叫它大船口，也叫密哈站。那胡同一直通到尼什哈河口，过了河就到龙潭山下了。

龙潭山给了我很多美好的记忆，到山上采摘覆盆子、臭李子，看松鼠上树，听细雨滴答，而印象最深的就是山上那眼龙潭，那深不可测的碧水总会让人产生许多美妙的想法。那时我曾在龙潭里游泳，管理寺庙的老头见了说赶紧上来吧，上来晚了当心叫龙吃了。听了他的话我赶紧顺着潭边的老树爬到岸上。我对老人说你尽吓唬人，你说的那条龙早飞走了。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幻想着能真的看到有一条龙飞出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时常到龙潭山走一走，去看看那座大山，看看那潭碧水，重温儿时的梦想。

一

二〇一二年的秋天，我突然接到吉林市龙潭区文化馆调研部任玉梅的电话。她问我在哪里，我说在登山。她问是登龙潭山吗？我顺嘴说是。她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龙潭》要复刊了。顺便向你约稿，给写篇散文吧，最好是与龙潭区地域文化有关的。从电话里就能听出来，她很激动，就好像在迎接新生儿一样。事后我才知道，她把同样的消息告诉了郝炜，告诉了宋虹，告诉了潘峰，告诉了许多和《龙潭》有关的作家。

听了她的话我也比较兴奋。《龙潭》虽然只是个区文化馆的内部刊物，但在我的眼里它就像《作家》《人民文学》一样是个很神圣的刊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尽管人们仍然处在思想封闭状态，但和其他地区相比，龙潭区的群众文化生活还是很活跃的，一些文艺青年默默地聚集在龙潭区文化馆学画、作文。龙潭区是打牲乌拉所在地，又以龙潭古山城命名，区域农业资源丰富，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大型国企所在地，丰厚的历史积淀和老工业基地文化让他们有了创作灵感。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吉林市一所中学读书，经龙潭区文化馆张冠芝老师介绍在文化馆办了个借书证，并由此与文化馆有了联系。在那个年代，能找到很多书读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而能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发表出去，那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时文化馆创办了个刊物叫《龙潭文艺》，是个蜡纸油印的小册子，主要刊发一些诗歌和歌词。我曾写过几首歌词和儿歌拿给负责编辑的王占生老師看。在经过修改之后，歌词用在油印刊物上，儿歌被配上图用在画廊上。当时的画廊很高、很长、很大，像一面墙竖立在江北二商店对面的马路边。在那个缺少印刷的时代，它的影响远远大于现在的电视、报纸。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像一个圣坛供奉着人们喜爱的文字与图画。记得有两首儿歌都是安云鹏老师给配的画，有一首歌词还由董治苓老师（原吉林市四十四中学音乐老师，后来曾任天津音乐学院院长）给配了曲。

这期间除了上课，去工厂学工、去乡下学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去文化馆借书、听老师辅导成了我的业余生活。当时的文化馆坐落在土城子湘潭街五十九号。一栋东西走向的破旧平房，像一条虫，更像一条龙挤在闹市之中。南边是一家药店，近在咫尺的墙壁挡住了天空；北边是一条狭窄的胡同，是唯一的通道，也算是院子。文化馆常走的门朝北开，开门时稍不留意就会撞到外边的行人。打开那扇门是窄窄的走廊，左走是间会议室和图书馆的窗口，正面是办公室，沿着走廊往右走依次是领导办公的屋子，然后是创编组、文艺组，走廊的尽头是美术组。美术组的办公室算是比较大的，摆了两张三屉桌子，几个石膏像，还有几个画架子。屋子里长年散发着一股油彩味，让人感到一种温暖，也让人感到一种神秘。那时我常到美术组看人家绘画，听老师指导学员作画。

我羡慕那些有绘画才能的人，并且很快和一些人成了朋友。当时文化馆除了于长林、张玉明、赵忠宽等几位美术老师外，吉林化肥厂文化宫的陈侃大、江北机械厂俱乐部的唐士成等几位老师也常到美术组来。几个人一见面话匣子就打开了，天南地北的什么都聊，但聊得最多的还是美术，还是各自的学生。当时文化馆学员也很多，大多都是经人介绍，并且有一定的绘画基础。

在这些人当中，我和王赞艺、王劲华、徐福民、李凤龙和吴宝吉比较熟悉。和袁武、贾涤非、金红纬只是见过几次面，没有什么交往。那时常听于长林、赵忠宽和张玉明老师说起过他们的画。

二

那时的培训班是不收费的，并且管理也比较宽松。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馆像一个沙龙，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没有硬性的条条框框，没有没完没了的作业，既看不到愠怒的目光，也听不到斥责的语言。无论是老师还是学员，似乎都在自觉地担当着不同的责任和义务。美术组的于长林老师像一个慈父，对待学员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严格但不严厉，正像贾涤非所回忆的那样，他总是善意地提醒你：“你如果那样可能会更好一些。”虽然不够严厉，但句句让人入心，所以有些话多年以后还令贾涤非、袁武和金红炜等人铭记在心。张玉明则永远是一副美丽、快乐的面孔，让人联想起幼儿园里的阿姨，是年轻人所喜欢的。那时的赵忠宽老师正沉迷在摄影艺术当中，是郎琦和丁平的铁杆粉丝。为了拍摄共和国第一个污水处理厂的日落，我陪他去了好几次吉化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为了寻找到理想的高度，我陪他顺着一个车间的外墙扶梯爬到几十米高的厂房上，在等了大半天之后终于拍到了他理想的画面。在下厂房时我们遇到了难题，赵老师是严重的恐高症患者，竟然莫名其妙地爬到了厂房上。为了把他安全弄下厂房，我跑到工地找来几个工人，用绳索一点一点把他顺着铁梯放了下来。

陪赵老师登高拍照的事我一直没敢说。我有些后怕。如果事前知道他恐高的话，打死我也不敢陪他上去。另外，我也怕别人埋怨我拿老师的生命当儿戏。令我不解的是，是什么原因能让他这么疯狂？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似乎有了理解。当时文化还处在不活跃阶段，人们在精神生活上比较单调。所以，对艺术的追求便成为一种动力，人们试图通过这种途径找到自我、体现价值。或者，通过这种形式在爱好中找到乐趣。

那时的文化馆，无论是工作还是学画，人们似乎都处在一种自觉与执着之中。记得美术室里常放着一件黄色棉大衣，是领导们喜欢穿着深入田间地头的那种军大衣。我不知道是王赞艺的，还是安云鹏的。（当时安云鹏借调到位于西岗子的工艺美术厂，常回文化馆绘画。）那衣服已经不是很新鲜了，沾着油彩、油渍，偶尔还能看见饭粒儿。在那些寒冷的冬夜，它不知给学员们带来多少温暖。在那些朝阳升起的早晨，我曾数次看见王赞艺裹着军大衣带着满身的倦意走出画室，迎接上班的人们。我也曾看见安云鹏穿着那件大衣蜷缩在美术室的办公桌上。

在我的印象当中，孙银生当时在吉化炼油厂工作，喜欢以白桦为题材作画。他经常来文化馆找于长林和张玉明老师，有时背着个画夹子，有时纸包纸裹地拿着一卷画。见了面很腼腆地说又画了一幅，老师您给看看；或者说按您说的改了一下，您看看这样行不。我不懂画，但我喜欢他的那些白桦树，喜欢那冰雪涌动的河流，喜欢那简洁、明快的色彩。那种等待与期望的画面令人怦然心动。直到多年以后，他成为著名的美籍华人画家，他的创作题材都没离开故乡那片白桦林，没有离开龙潭山下的那条母亲河。

同样的创作主题，在袁武的作品中也有体现。他的国画《那山上有一片岳桦林》，让人联想到那些扎根于长白山上的老岳桦树，我觉得只有到过那个寒冷的高度，经过生活磨难的人才会更深刻地理解画作的意境和喻意。画面中，那些岳桦树盘根错节地挺立在高山上，占据了画作的大幅空间，而画家紧抿嘴角背靠大树，神情忧郁地不知在思考着什么。袁武和我年龄相仿，同样有过上山下乡、招工回城和高考的经历。当年他下乡到桦甸的深山老林里，艰苦与孤独让他对绘画更加着迷，他疯狂地用色彩宣泄着内心，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寄信、买连环画成为奢侈的事。回城后他仍然执着地追求心中的那个梦想，但飘浮着的工作状态和高考的陈规几乎让他绝望。最后，在师傅陈侃大的鼓励下，他走进了湘潭街五十九号，走近那些点燃希望的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给湘潭街五十九号下个定义，但我知道在那个迷茫的年代，正是这个充满人性与艺术的空间让一些躁动的心得以安宁，让诸多心怀理想的人跟袁武一道从泥泞中走向希望，经过生活的磨难，最后终于饱经风霜地挺立在高原上那片岳桦林中。

三

应任玉梅之约，我很快就把稿子发过去了。但过了很长时间也没听到她的消息。那段时间工作上一直很忙，所以事情很快就被我淡忘了。大概是事隔一年以后，我又接到任玉梅的电话，她约我到江北一家饭店见面，我问刊物出来了，她说你来了就知道了，有人要见你。

当我应约来到她所说的那家小饭店时，只见几位老文友早已等候在那里了。有著名作家郝炜、著名作家宋虹、诗人金克义、《松花湖》杂志主编金伟信、诗人吴宝吉等人。在座的文化馆领导解释说刊物早就出来了，就是没工夫给大家送去。这次借金伟信老师来龙潭进行文学辅导的机会，想让文友们见个面，希望在座的作家能一如既往地支持《龙潭》杂志。并一再表示说，正在筹办文化馆建馆六十周年和第三屆“龙潭之子”画展，新一期刊物要以馆庆和画展为主要内容，因为这期间文字量比较大，恳请大家多多帮忙。

馆长的话让大家联想起很多事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围绕着文化馆活动着许多沙龙性质的文学群体。其中以牟祥雷、宋虹为中心的吉化文学社团，以丛毓滋为主的江北机械厂文学社团，以张兴华为主的吉林热电厂电火花文学社最为活跃。那时曾听过一句话，说全国诗歌看东北，东北诗歌看吉林。这话听起来有点大，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吉化的诗歌还是很有特点的，宋虹的诗歌和散文诗脍炙人口，被称为散文诗的领军人；潘峰的诗歌具有浓厚的老工业基地特点，被称为“炼塔诗人”，围绕着这个群体的还有诗人倪力刚、许志宇、毛雅吉等人，都是很有影响的。其中，毛雅吉（即毛毛）是铁东副食品商店的普通营业员，后来因诗歌成就被推荐考上了吉林省文学院。另外，当时在龙潭区范围内的大专院校也有许多文学爱好者，他们都是文化馆的常客。例如作家郝炜，当时是吉林市四十四中学的语文老师，诗歌写得非常好，后来去了《江城日报》；诗人李田是三十五中语文老师，词作者李振吾和郝炜同校，当年他们都是《龙潭》的作者。

因为说起了当年的文学活动，郝炜提议说让王洪烈老师说两句。王洪烈是文化馆的上一任馆长，曾主管创编工作，当年和大家称兄道弟的很合得来。书元介绍说洪烈退休后一直在家照看孙子，接送孩子是每天雷打不动的内容，一听说要聚会马上就来了。轮到洪烈了，他说挺想大家的，想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想那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洪烈的话令人感动，年近七十的人了，精神仍然那么矍铄，提起往事他仿佛又回到当年。

洪烈的到来，让我想起文化馆的老馆长吕泉球、韩兴吉，两位老馆长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对群众文化工作却很内行，对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老馆长吕泉球和副馆长韩兴吉两个人突然探讨起生活与艺术的关系，当时我要找吕馆长办事便听了一会儿。

一些过多的议论我早就忘掉了，唯有韩兴吉那带有朝族人特点的话音至今犹在耳畔。老人用酿酒来比喻生活与艺术的关系。他说一九六七年自己下放到敦化的老山沟里，那地方长有很多山葡萄，因为太酸吃不了，又因交通不便运不出去，眼看着就那么白白烂掉了。有一次酒后他受养蜂人的启发，随便摘了一些山葡萄放到罐子里，又加了点白酒和蜂蜜做引子，然后就随意放到窖里了。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终于想起了那罐自酿的葡萄酒。当他急不可耐地打开罐口，随着封皮的掀开一股甘醇的美味扑鼻而来。他说他从没喝过那么好的葡萄酒，那感觉只有喝过那种酒的人才有。说到这里，他用那种特有的口吻连续说道：那叫一种享受，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什么叫生活？这就是生活。只有你到了那个地方才会懂的，才会造出这种酒来。

许多年过去了，我时常会想起吕馆长和韩老爷子。现在民间流传着一种用山葡萄酿酒的方法，和韩老爷子当年的做法类似，我不知道是否源于当年。

四

从小饭馆出来，任玉梅约我去文化馆坐坐。我本以为她会引领我们走回到记忆中的那栋熟悉的平房，走进湘潭街五十九号那些色彩缤纷的房间，让人置身到那温暖的气息之中。出乎意料的是我却被引领进一栋像民宅似的办公楼，任玉梅说文化馆正在盖新馆，得过一阵子才能搬过去。

走进楼洞，窄窄的走廊，很陡的楼梯，陈旧的装饰。从一层至顶层，每层楼梯口都醒目地挂着一些人的工作照。任玉梅说这些人都是后来的，这些年馆里引进不少人才。当我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面孔时，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问她你认识小梁子吗，任玉梅问谁是小梁子啊。

文化馆当初就是个人才济济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叫“小梁子”的人常到文化馆来。他的名字我本来是记得的，因为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梁子”，我便跟着叫，叫来叫去的就彻底给忘了。“小梁子”和我年龄相仿，长得黑黑的面庞，是造纸厂的工人，会画些东西，但来文化馆主要是为装裱书画。当时除了于长林、张玉明、赵忠宽和几位学员的字画外，包括工艺美术厂金意庵、安云鹏等人的字画也都喜欢让他装裱。另外，工艺美术厂参加广交会的书画也曾找他装裱过。

吉林市龙潭区工艺美术厂虽然冠有吉林市的名号，却隶属于龙潭区政府管辖。是专门为了广交会成立的企业。主要生产具有北方特点的树皮画。吉林是满族文化的发祥地，当年桦树皮可用来做弓箭的弓胎、做军士的帽檐，是重要的军需物品，也是难得的绘画材料。龙潭区工艺美术厂的桦树皮画曾闻名遐迩，是吉林市参加广交会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为了提高产品的艺术水平，龙潭区抽调文化馆的韩兴吉馆长负责美术厂业务，由赵忠宽和安云鹏负责艺术指导和员工培训工作。后来听说铁路配件厂有个叫金意庵的人，“二王体”写得非常好，韩兴吉便和区工业局协调，派人专门去铁路配件厂把金意庵挖到美术厂搞创作。说是搞创作，其实就是往加工好的树皮画上题字。树皮画加工好了，总得有个题目落个款，金老的字好，他便成了那些树皮画的点睛人。当时，金意庵正處在人生低谷，其书法作品也还没得到广泛认同。有一次，在筹备参展作品时，韩兴吉和赵忠宽等人提议说老金头的字这么好，干吗不让他写几幅挂到广交会去，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呢。对此，有人提出说弄不好会出现问题。尽管如此，韩兴吉还是顶着压力，让金意庵写了几幅书法作品装裱好，然后作为广交会的参展作品和其他艺术品一道参加了会展。出人意料的是，金老的书法受到港澳台商的看好，参加展出的作品被抢购一空。

金意庵书法作品在广交会上取得的成就让文化馆领导感到振奋，很多喜欢书法的人也知道了金意庵这个人。对于金意庵的才华，文化馆的人有目共睹。在金意庵之前，文化馆还没有比较出色的书法辅导老师。金意庵的出现在客观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填补作用。在那种特殊情况下，金老虽然没有收徒弟、带学员，但在文化馆领导的安排下，时常会在工艺美术厂，或者到文化馆做书法表演，借此指导、辅导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袁武从没正式拜意庵先生为师，却很早就与先生有了不解之缘。一九七八年，袁武刚招工回城，被借调到吉化公司化肥厂工会当美工，经人介绍认识了在工艺美术厂工作的意庵先生。吉化公司化肥厂与金老工作的美术厂之间隔着一个用电网围着的兵工厂。那段时间，袁武每周都要利用午休绕过很长一段弯路去看望金老，看金老在铺满阳光的工作台上打盹，看金老在宣纸上默默写字，听笔毫与纸张交流的美妙声音，体会一种胸怀高远的神情、气韵。随着笔锋的慢慢行走，那一点、一画、一撇、一捺便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那一年，袁武十九岁，意庵先生已经六十三岁，两个人都处在人生的谷底，共同的境遇，让两颗心靠在了一起。从那时起，意庵先生就一直默默地支持这个弟子。对于袁武来说，这位学富五车，却又虚怀若谷的老人，是师长、是朋友、更像他喜爱的老岳桦树一样，庄严、朴实地挺立在理想的高原上。

五

在文化馆创编室，我意外地见到了当年在吉林地区很有名的女诗人曹玉双。她的名字我早就熟悉，但从未见过面。曹玉双介绍说现在龙潭区的诗词作者很多，她们办了一个诗词协会，已经办了八年了，每年出一本《龙潭山诗词协会会员作品集》，现正在做第九集的筹备工作。桌上那一沓沓书籍和散落着的稿件，印证了她们的工作状态。

在调研室我还遇到了柳艳玲和周欣，柳艳玲是馆里的美术辅导老师，她的作品曾多次在地区获奖。周欣负责摄影部工作，是我老朋友、作家周景炜的女儿。几个人的简短对话，让我知道了她们都在为馆庆和“龙潭之子”画展忙碌。她们的对话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二十多年前，让我回想起那次不同凡响的艺术画展。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艺术的冰河已逐渐解冻，春天的气息让人怦然心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长林老师和张书元一道顶着料峭的春寒来到长春，找到时任《新长征》杂志美术编辑、吉林省期刊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务的金红炜，想邀请他参加画展的策划和画册的设计与印制工作。于长林是金红炜的启蒙老师。当金红炜听说老师要筹办“龙潭之子”画展时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这些年来从龙潭走出来的学子间相互都有来往，他知道那种浓浓乡情和友情时刻在牵扯着每个人的心。这些学亦有成的“龙潭之子”，需要一个机会向恩师汇报学习，沟通师生情谊，并给家乡父老一个交代。

面对恩师的邀请，金红炜没有过多的语言，他知道只有立即行动把事情办好，才能对得起恩师的一片苦心。他在繁忙的业务中抽空往返长春、吉林两地，很快拿出了策划方案和设计初稿，并通知了吉、长两地和外地的“龙潭之子”。经过紧锣密鼓的运作，展厅和参展的画家也定下来了。地点就定在湘潭街五十九号，定在他们所熟悉的那个空间。场地虽然不够宽敞，但设计却别具风格，灰色麻布的木制屏风，展墙两面分别挂画，基调简约、和谐。参展的十六位画家很快选定了自己的作品。当高国芳、贾涤非、孙银生、袁武、金红炜等人专程将画作从外地运抵展厅时，他们忽然有了一种孩子到家了的感觉。

经过协商，这次展览由吉林省美协、吉林市美协和龙潭区文化馆联合主办。开幕时间定为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

我没能看到首届“龙潭之子”开幕的场景。但我看过那次画展，看过李凤龙和吴宝吉关于画展的文章，看到了《江城日报》整版的图片报道和孟岩的文化评论，重温了高国芳、孙银生、金红炜、王俊业、贾涤非、袁武、张庆山、侯作庆、于振丹、张书元、乔炜等知名画家的名字。知道了参展的一百五十件作品中，许多作品不仅在全国和省内展出过并获过奖，有的作品已分别被全国政协和中国美术馆收藏。

一九八八年的首次“龙潭之子”画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吉林地区美术界的大事件。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即从一九七二年至一九八七年间，在经过龙潭区文化馆的启蒙之后，有一大批人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美术系、吉林艺术学院美术系、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山西大学美术系等；有许多人成为企事业单位工会和宣传部门的美术干部；还有许多人成为艺术院校的讲师、美术师和部门负责人。

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别山区那个将军的故乡，联想到那片滋生红色文化的土地。当然，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视。首次“龙潭之子”画展除了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活动，吉林市人民政府主管文教的副市长陈桂荣还参加了开幕式，并对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六

那天从文化馆回到江南家里已经是傍晚了，我翻箱倒柜地找出几期当年的《龙潭》杂志，悉心翻阅爱不释手。如果说“龙潭之子”画展为龙潭本土画家提供了展示平台，《龙潭》则很早就成为作家们的温床。

作家吴宝吉很早就在文化馆学画，可在“龙潭之子”的画展中既没他的作品，也没他的文字。我拿着书元同志主编的《龙潭之子美术作品集》仔细看，想在封面那些小照片中找到他的面孔，结果仍然是杳无踪影。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是“龙潭之子”中的异己分子。他说，你不能这样说我，我虽然没有成为画家队伍中的“龙潭之子”，但我早就是作家中的“龙潭之子”了。

宝吉的话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从乡下抽调回来之后我不再写儿歌，而是着了魔似的喜欢上了散文、小说。写了些东西让《龙潭文艺》的编辑王占生和吕泉球馆长看，吕泉球说这东西馆里没地方发，可别耽误了你。因为当时《龙潭文艺》没设散文、小说栏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写了张条子，把我介绍给《江城文艺》的副主编孔令保。

后来《龙潭》创刊了，新办的刊物由王洪烈主管，由吉化的潘烽负责编辑。再后来，赵正昆从师范学院调到文化馆，成为专门负责《龙潭》编务的副馆长。当时除小说、诗歌、散文栏目外，还设有杂文、诗人书简、龙潭作者小传、歌词曲艺、民间故事、信息之窗、审美园、摄影美术等栏目。栏目丰富多彩，刊物办得活泼有生气。用文学评论家、原《江城》杂志编辑胡煦的话说，作为区文化馆的刊物，其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地市级刊物，说她是一株奇葩当之无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龙潭》的影响不断扩大。在我的印象里，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八年是刊物鼎盛时期。作为区文化馆的内部刊物，不仅省市闻名，连外省都有影响。著名诗人、原吉林省作协副主席胡昭和辽宁省著名诗人兼诗歌理论家阿红对《龙潭》都有过很高的评价。

《龙潭》创刊后引起了很多作家的重视，也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吴宝吉就是从那时候狂热地爱上了文学，爱上了诗歌，弃画从文走进“龙潭之子”的另一支队伍。他不仅写诗歌，也写散文。记得他曾写过一篇《猫》很是感人，情节是雪夜捡了一只猫，令女儿爱不释手，但恐猫有病，又将猫扔掉，女儿寻猫不见，伤心好哭。他在结尾写道：“得寻回那只猫，寻回一个可信任的世界给女儿……”这稿子发在一九八七年的某期《龙潭》上，当时很受夸赞。

刊物出名后有些名家、写手也纷纷投稿给《龙潭》，不仅挤占了许多版面，有些关系也难以平衡。一九八八年，《龙潭》曾开宗明义要建设好我们的“跑马场”，再一次强调了它的辅导与教练功能，并增加了《文学社作品选登》《校园习作》《欣赏与借鉴》栏目。

七

因为《龙潭》复刊的事，我邀朋友一道去看望赵忠宽老师，当我提起湘潭街五十九号，这位近八十岁的银发老小孩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许多老友。他提起已故画家陈侃大，说他国画画得好，获过好多奖，有一幅画被省博物馆收藏，还有一幅画获过国家级的金奖。他还提起阎若谷，我知道阎若谷曾是《吉化报》的老记者，是老工业基地建设的见证人，是获过好多大奖的摄影家。他还提起许多跟摄影有关的人和事。

老人没有忘记当年为火电公司摄影爱好者举办“八人摄影展览”的事。记得那是第一次专门为一线工人摄影爱好者举办展览，在那个崇尚劳动的年代，这是件很了不起的大事。不仅惊动了省市的许多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中国摄影》杂志、解放军画报社还派专人进行采访。其中，中华新闻摄影协会秘书长胡颖、《中国摄影》杂志编辑朱宪民、解放军画报社车夫和刘忠还专门参加了活动并为展览题了词。

和赵老师见面是在江南的一家小酒馆里，当时还约了几位老友。在喝了两杯之后，我们又提起了“龙潭之子”画展。忠宽老师说为了第二次“龙潭之子”画展，书元和金红炜（时任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中图文化艺术公司总经理）曾在二〇〇九年初去家中看望过自己，邀他共同参与策划。

二〇〇九年，龙潭区文化馆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决定以国庆六十周年为题举办第二次“龙潭之子”美展，以展现龙潭区在艺术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果。当时，作为《龙潭之子艺术成就展作品集》主编和展览总负责人的张书元，在人手紧缺、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克服困难，自己借钱垫资印制作品集，为那次画展费尽了心思。金红炜曾经很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他（书元）的努力，便没有第二次龙潭之子画展和画册的出版。”

那次画展在吉林市博物馆前的“世纪之舟”展厅举行。展品丰富、气势强大，特别是袁武、贾涤非这两位在全国美术界有影响的画家作品，那种强劲的视觉冲力为展览增添了震撼效果。而早已蜚声画坛的高国芳、高向阳、傅宝民等画家的新近作品也成为亮点。同时参展的绘画、设计、摄影、雕塑等作品不仅体现了“龙潭之子”的多才多艺，更使展会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这次展览包括全部曾在龙潭区文化館学习过的“龙潭之子”的作品，还包括当年曾在文化馆工作过或参与辅导的美术家们。其中，有原吉林市美协主席、中国画画家安云鹏的作品，有前辈画家于长林的作品，还有已故画家陈侃大、唐士成的遗作。

站在那些灵光闪动的画作面前有的人流泪了，当年的懵懂少年虽早已成才，可指点他们走出迷津的恩师却化作飘逝的云彩。

八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是馆庆六十周年，也是第三次“龙潭之子”画展开幕的日子。这是个非常晴朗的早晨。我按事先的约定开车去接赵忠宽老师，到了江南兴隆小区门口刚要给他打电话，却猛然发现他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我们沿着松江东路前行，经过龙潭山下的尼什哈河口，来到密哈站那古老的岸边。江水仍旧在从容不迫地流淌，江边的土路早已变成宽阔的大道。我试图在一片花红柳绿中寻找到家的痕迹。

因为新建馆舍正在装修，这次以馆庆六十周年为题的第三次“龙潭之子”画展选在龙潭区化工经济园区政务大厅举办。开幕式在政务大厅的门前广场举行。橘红色的背景墙上写着“中国？龙潭之子美术作品展”几个大字，四十五帧“龙潭之子”头像宛如绚丽的花朵，绽开在蓝色的天幕下。

开幕式由吉林市龙潭区副区长高霞主持，由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袁武代表参展画家致辞。当高国方、孙银生、贾涤非、金红炜、高向阳等著名画家在市、区政府领导陪同下走上红地毯时，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展厅设在政务大厅的三楼。数百幅名家名作几乎占据了一个楼层。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油画学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吉林省书画院名誉院长（原院长）、吉林省美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吉林省文史馆馆员高国方的作品。油画《授勋之夜》不仅生动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朱德等十大元帅和将军们授勋的历史时刻，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和庄严热烈的场面也为展会起到难以预想的烘托效果。还有那幅油画《飞黄腾达》，那些驰骋在原野上的骏马，不正是“龙潭之子”的真实写照吗？

在开幕式之后，来自各地的画家、艺术家、媒体记者与“龙潭之子”进行互动。书元馆长如数家珍地介绍了参展“龙潭之子”所取得的成就。他说在这次参展的“龙潭之子”中，有国家级美协会员十人，有省级会员二十九人。其中，有十一人在中央美院等高校任教授、副教授，有四人是北京画院和吉林省画院的专业画家，有六人在北京从事美术创作活动。还有一人已成为蜚声华人世界的美籍画家。有些人的作品不仅在国家和地方组织的各项展出活动中获过大奖，画家本人也获得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表彰与奖励。

互动中，作为这次展览主办单位之一的中共龙潭区委、区政府的领导表态说：“龙潭之子”是历届区委、区政府重视人才、培养人才、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结果，也是老一辈文化馆人呕心沥血的结晶。区委、区政府要继承传统，重视文化事业，重视人才培养，更加珍惜“龙潭之子”这个品牌，一如既往地把群众文化事业办好。

活动快要结束时，我终于有机会上前问候于长林老师了。坐在轮椅上的于老师虽然已失去了语言能力，但思维清晰，记忆深刻。我虽然不是绘画意义上的学生，但于老师对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过很多关爱。当他知道我家境贫寒，自幼丧母，下乡回城后父亲又病故后，便和张冠艺老师一道张罗给我找女朋友。后来当他知道我找到了女朋友，便开玩笑说哪天你领过来让我们看看，好帮你把把关。当知道我快要结婚时，他给我画了两幅水墨画，画的意境是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他说你就要有自己的家了，没有什么可送你的，给你画了幅画，算是祝福吧。

大会结束前，我和贾涤非在印有“龙潭之子”的背景墙前合影留念。虽然当年仅见过几次面，并且爱好又有所不同，但对于贾涤非的名字我是记忆深刻的。这不仅仅是他在画坛上取得的荣誉和成就，更重要的是他的画作已成为吉林地区乃至东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符号。我不仅看过他的成名作《杨靖宇将军》，还看过他的《葡萄园》组图、《尴尬图》和《桑拿房》系列。作为外行人，我虽然不懂画，但那些难以厘清的线条和浓重油彩，强烈地冲击着我的视觉。那些变了形的老玉米叶子、被夸张了的女人形体、模糊了的京剧脸谱更让我感到诡异和好奇。我不得不在一种荒誕中去想象，去理解画家对生命的某种表达，去感受传统与现实的尴尬，这让我在关注他画作的同时，也更加关注他本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听说他应邀为吉林市创作《松江万古流》，我特意去市博物馆参观，并很为他感到骄傲。后来我目睹了那场可怕的火灾，更加为那幅名画被烧毁而痛心。令人庆幸的是，吉林人没有忘记贾涤非，更没有忘记他那幅跨越时空的画作。二〇一二年，贾涤非应吉林市人民政府邀请对《松江万古流》再度创作。时隔十九年后，当《松江万古流》再度出现在眼前时，我曾有过一种冲动，想见见贾涤非，见见这位超凡脱俗的画坛奇才。

九

二〇一八年春天，龙潭区在江密峰镇举办梨花节。在那个古老的梨园，我见到了文学意义上的许多“龙潭之子”。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清代原属打牲乌拉的这块梨园贡地宣传出去，为龙潭区经济文化发展做点贡献。

在一棵老梨树下，朋友告诉我说，文化馆打算编一本文学作品集，把这些年来龙潭区范围内的作家作品收集成册。我说那不成了“龙潭之子”的文学卷了吗。她说就是这个意思，区领导让我们放心大胆地干，把文学创作这块搞起来。

从那个古园林回来的路上我说想去湘潭街五十九号看看。别人告诉我说那地方早就没了，现在好像被一家医院占了。

一个雨后的下午，我开车来到湘潭街，我在繁华中寻找那个曾经熟悉的符号。在几经回忆之后，我依稀辨认出当年的位置，却找寻不到当年的痕迹。我若有所失地来到龙潭文化馆的新家，我走进刚刚开放的展厅，里面正在进行摄影意义上的“龙潭之子”的艺术展览。当我看到那一幅幅洋溢着对家乡深情厚谊、带有浓烈地域文化色彩的图片时，我的心情豁然开朗。

我走出展厅来到文化馆门前，那些标有国家级字样的奖牌，那些新近标上去的一连串成绩和数字，让我又看到了老文化馆人当年那种不怕麻烦、不怕担风险、真抓实干的开拓精神，看到了一种重视群众文化工作、重视人才培养的人文情怀。

我想，湘潭街五十九号就像街口那座高大的地标性建筑一样，记载着“龙潭之子”曾经的迷茫、寻找和希望，也记载了成功与辉煌。

作者简介：吕凤君，男，吉林市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作家》《山花》《短篇小说》《散文百家》《华夏散文》和《吉林日报》《江城日报》等报刊发表小说和散文作品。著有中篇小说《白先生的另一种记忆》《野狐岭》；报告文学《九龙山下草芊芊》；散文集《聆听自然》；长篇小说《雪花大如席》。

张书元，吉林市龙潭区文化馆馆长，副研究馆员。系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协会会员，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会员，吉林省中国画协会理事，吉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同明书画院院士，吉林名人书画院龙潭分院院长，“龙潭之子”文化传播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 徐文）

编后语：

“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说的就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吉林市。其中的一座青山位于吉林市区东部，山上有泉积水成潭，曰“龙潭”，龙潭山因而得名。大自然的优待与深厚的历史积淀为江城儿女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养分，在“龙潭之子”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少年踏着先辈的足迹，将诗、书、画等艺术发扬光大，使“龙潭之子”的文化品牌享誉全国。今天，从龙潭走出来的学子很多已成为艺术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一道寻觅湘潭街五十九号的回忆，怀念当年的师生情谊，一道憧憬着“龙潭之子”的辉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