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曹冬英，王少泉

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曹冬英，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00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深刻内涵，不同“大变局”的“体量”存在差异且可归入诸多类别。基于时间点的计算及史实的验证能够发现，历史上曾存在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因素，但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启示我们：“大变局”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威胁；稳中求进有助于在“大变局”中成功实现崛起；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须重视发展、合作与和平，同时需要关注实体与虚拟空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国家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明确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后，他在多个场合进一步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影响不断强化的新论断。从学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情况看，李杰探究了“大变局”的含义[2]；阮宗泽指出“大变局”具有五大特点[3]；吴传毅与金庭碧探究了“大变局”与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相关性[4]；赵磊基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这两个关键变量分析了“大变局”的情况[5]；杨蓉荣和李滨分析了我国在当前“大变局”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6]；李文指出“大变局”的构成与应对举措[7]；王文从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这5个时间维度分析“大变局”的特征及中国可持续崛起的复杂程度[8]。这些研究均极具学术价值，但这些研究并未对历史上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统计、分析。有鉴于此，本文意图展开此项工作，以弥补学界缺憾。基于最近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间隔向前推算至公元前4世纪20年代，并查找史实加以验证，我们发现，除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历史上曾存在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许多“小变局”，这些“变局”受多种因素影响，而且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够给我们提供诸多启示。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体量”与类型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与“体量”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指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经过长期积累之后，在技术、经济和交流等领域出现百年难见的重大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会催生世界（至少是重要地区）的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等发生显著变化。从当前世界各国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这一“大变局”根源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大国战略博弈和文明交流互鉴等多个方面的助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间歇性地出现于人类发展历程中，这种“大变局”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催生，而且必须是影响范围极大、影响强度极强的“变局”才能够称为“大变局”。从影响范围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对其出现时期的世界主要文明地区产生重大影响。换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必然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出现于公元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仅对当时世界主要文明地区（东亚、西亚和欧洲部分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从影响强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会对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乃至军事等产生深刻影响。

从影响范围和影响强度这两个方面对历史上出现的诸多“变局”加以审视，就能够区分某一“变局”是否可以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18世纪7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开始推进，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形成压倒性态势，英国在大国战略博弈中胜出，世界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单极状态，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这一“变局”对当时世界上大量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这一“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比，20世纪上半叶的“变局”只是“小变局”。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重新得到推进，美国和苏联在大国战略博弈中胜出，两极格局由此发端，诸多文明的实力有所增强，尤其是以苏联为主导的斯拉夫文明实力显著增强，但主导世界的依然是西方文明。这一“变局”对世界上大量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产生显著影响。但从影响强度上看，这一“变局”的影响强度小于18世纪70年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这一“变局”的“体量”较小。因此，从本质上看，20世纪上半叶的“变局”是18世纪70年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而非一次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类型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处于时代更替之时看，可以将其分为处于时代更替之时的“大变局”和不处于时代更替之时的“大变局”两大类别。前者实例如：13世纪初期（蒙古帝国兴起）、1494年、1763年和2017年分别处于热兵器时代来临之时、大航海时代初期、工业时代初期和数字时代初期。后者实例如，10世纪后期，海上丝绸之路取代西北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并与其他一些因素共同催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时期并非时代更替之时。

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开启乱局看，可以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分为三大类别：带来和平与发展的“大变局”；带来战争与衰退的“大变局”；带来战争与发展的“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不一定带来和平与发展，有可能带来的是战争与衰退。如，蒙古帝国在13世纪的全面崛起，给整个亚欧大陆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这一“大变局”，给大量地方带来了战争；英国在18世纪中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快速崛起，这一“变局”伴随着战争，但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世界上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当前世界各国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给诸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和平与发展。

二、历史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在历史长河中多次出现。基于最近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时间（平均）间隔，能够推算出历史上出现的诸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查找这些时间点发生的史实，能够判定这些时间点是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间隔

从“变局”的“体量”大小看，我们能够直观判定，近500年共出现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494年（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初）。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使西班牙获得了独有权利，能在世界上大量地方（尤其是拉丁美洲）建立殖民地，由此开始快速建立西班牙帝国；明王朝处于“弘治中兴”（1488―1505年），但已经无法在宏观上逆转半个世纪前“土木之变”（1449年）导致的由盛转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面崛起，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相对衰落已成定局。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763年（工业时代来临之初）。7年战争结束，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第三个是当前所处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间节点取2017年。

取这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对“大变局”的时间间隔进行推算：2017年减去1763年为254年，1763年减去1494年为269年，再约取254和269两个数的中间值260，这一时长有可能是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间隔。

（二）从1494年向前推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及其期间发生的重大史实

除2017年、1763年和1494年之外，按照每隔260年出现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1494年向前推算至公元前4世纪20年代，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时间点，并按照这些时间点查证史实，然后发现，期间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局”。

1. 1494年减去260年为1234年，即13世纪30年代

这一时间点，世界进入热兵器时代。1234年，蒙古帝国与南宋合力灭掉金帝国，蒙古帝国全面兴起，陆上丝绸之路复兴；“东征”的十字军已经在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上建立“拉丁帝国”（1204―1261年）。13世纪30年代，拉丁帝国的领地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少部分地区，帝国财政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即将被尼西亚帝国取代。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进入末期。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

2. 1234年减去260年为974年，即10世纪70年代

这一时期，北宋实现局部统一（979年灭北汉），党项对中国西北部的控制力强化，为陆海丝绸之路主导地位的更替奠定基础——海上丝绸之路在北宋初期取代陆上（西北）丝绸之路在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什叶派穆斯林建立的“绿衣大食”在上一年（973年）迁都开罗，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不可逆转。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只是一个“小变局”的时间点。

3. 974年减去260年为714年，即8世纪初

712年，唐玄宗继位，开元盛世开始。阿拉伯帝国依然处于扩张期（732年结束）。714年，法兰克王国宫相丕平死后，国内发生了争权内讧，但不久即恢复稳定，墨洛温王朝（481―751年）被加洛林王朝（751―843年）取代已成定势。实际上，这一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8世纪中期：751年，阿拉伯帝国与唐帝国在怛罗斯交战，战后双方都没有继续在中亚扩张。“安史之乱”（755―763年）爆发后，唐帝国由盛转衰；后倭马亚王朝（756―1236年）建立，阿拉伯帝国分裂。

从“变局体量”上看，8世纪中期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

4. 714年减去260年为454年，即5世纪中期

这一时间，北魏在中国北方的统治稳固。453年，刘义隆被弑，“元嘉之治”结束，中国南方再次进入动荡期，原本有可能实现的国家统一成为泡影，中国继续分裂135年。在欧洲，455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不可逆转。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王朝（395―457年）即将终结。波斯帝国伊嗣埃二世（438―457年在位）正在打压基督教。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只是一个“小变局”的时间点。

5. 454年减去260年为194年，即2世纪末

这一时间点，中国在“黄巾起义”后全面呈现军阀割据状态，曹操重新占据兖州，为其最终控制中国北方奠定基础，孙策开始开拓江东。中国此后数百年的分裂（尽管中间有西晋的短暂统一）由此发端。塞维鲁王朝（193―235年）刚刚建立，帝国内部同时存在三位皇帝：塞维鲁、奈哲尔和阿尔拜努斯，开始孕育罗马帝国的“三世纪危机”。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

6. 194年减去260年为公元前67年（没有公元零年），即公元前1世纪60年代

公元前64年，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前64年）灭亡。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西北丝绸之路稳固；罗马共和国的前三头同盟正式形成，罗马共和国被罗马帝国取代态势已经呈现。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只是一个“小变局”的时间点。

7. 公元前67年再往前推260年是公元前327年，即公元前4世纪20年代

这一时间点，中国处于战国时期，封建制生产关系全面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合纵连横之术开始全面登上战国舞台，秦国在其后数年攻占巴蜀，形成对其他诸国的优势，为秦最终统一天下、秦汉帝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罗马共和国刚从高卢人手中收复罗马城（公元前331年），由此开始进入全面扩张期。波斯帝国在公元前330年灭亡。

从“变局体量”上看，这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点。

公元前327年再往前推260年为公元前587年，晋国正在与秦、楚和齐等国家争霸，罗马共和国尚未建立，希腊城邦正在兴起，谈不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以上7个时间点及2017年、1763年和1494年发生的重要事件如表1所示。

表1 “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及发生的重要事件

从表1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公元前4世纪至今，共出现7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公元前4世纪20年代、2世纪末期、8世纪中期、13世纪30年代、15世纪末期、18世纪60年代、21世纪初。这些时间点中的5个节点处于时代更替之时：公元前4世纪20年代，中国处于封建社会全面来临的时期；13世纪30年代是热兵器时代来临之时；15世纪末期是大航海时代初期；18世纪60年代是工业时代来临之时；21世纪初是数字时代来临之初。

第二，按照每隔260年出现一个“变局”进行推算，得出的时间点中有几个“变局”只是“小变局”：公元前1世纪60年代、5世纪中期、10世纪70年代。这几个“小变局”均在13世纪之前的冷兵器时代，每一个“小变局”均位于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

第三，7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长分别是：约520年、约560年、约480年、260年、269年、253年、未知。可见，冷兵器时代之前，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平均时长为520年；热兵器时代来临后，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平均时长约为260年；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尚处于起始期，时长未知。按照此前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平均时长进行估算，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概在23世纪70年代终结（2017年加上260年为2277年）。当然，有这样一种可能：数字时代来临，有可能像热兵器时代来临一样，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新演变模式，不同“大变局”的时长有可能明显变长，也有可能明显变短。

第四，按照每隔260年出现一个“变局”进行推算，得出的时间节点中，有一个（8世纪初）不是“变局”的时间点。这一特例的存在，证明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然出现，在8世纪初期却没有出现，但在8世纪中期出现了，尽管延后40年，最终还是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具有偶然性，会出现于前后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间，但并不必然出现在前后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间点。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运用历史观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展开审视可以发现，历史上出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生成的。

（一）历史视阈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如下特征：

第一，冷兵器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长在480年至560年之间；热兵器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长均在260年左右。从表1可以看出：冷兵器时代，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长分别为520年、560年和480年。热兵器时代以来，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长均在260年左右，呈现出一定规律性。

第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启通常有战争相伴，但不必然催生“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历史上出现的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开启之时都有战争相伴：第1个伴随着秦国攻占巴蜀、罗马共和国收复罗马城；第2个伴随着汉末军阀混战、罗马帝国三位皇帝争夺帝位；第3个伴随着“安史之乱”，阿拉伯帝国派军参与了平叛；第4个伴随着蒙古帝国的四处征战；第5个伴随着西班牙在一些地方的殖民开拓；第6个伴随着英法7年战争以及英国在其他一些地方的殖民开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有可能是很多地方的长期分裂状态，历史上第2个和第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就是东西方的长期分裂。

第三，一国或数国借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功实现崛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历史上第1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时，秦帝国和古罗马共和国都用了上百年时间才在东西方取得霸主地位；在第4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蒙古帝国耗时数十年才控制亚欧大陆大部分地区；在第5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班牙耗时数十年才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在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国也耗时数十年才建立其“日不落帝国”。

第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必然有一个或数个国家的衰落，通常也会有一个或数个国家崛起。“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强国甚至世界强国的变更，这种变更不一定完成于十几年或数十年之中，有可能一百余年才能够完成变更，如古罗马共和国耗时百余年才在欧洲、西亚和北非地区成为霸主。变更过程中，一个或数个国家的崛起是必然现象，与这一现象相伴的是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的衰落，如18世纪下半叶，英帝国日益崛起，与之相伴的是诸多国家的衰落。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的“大变局”中，甚至会出现某个或某些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通常是新强国的崛起所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常见现象，如，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不断崛起，与这一情况相伴的是诸多政权（如西夏、金和南宋等）的消亡。

第五，不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量”差异较大，越接近当代，“体量”越大。在前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情况并未对其他文明产生直接影响，即东西方文明的内部变化并未对其他文明产生直接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量”较小。第3个和第4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对亚欧大陆及北非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不同文明内部的变化已经能够对其他文明产生直接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量”开始变大。第5个和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能够对全世界大量国家和地区产生显著影响，主要国家的某些举措会对很多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量”之大达到新高度。当前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影响，不仅存在于实体空间之中，也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丰富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体量”内涵。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量”的纵向对比看，越接近当代，“体量”越大。这一现象的关键成因是，越接近当代，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结为一个整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影响程度越来越深。

（二）历史视阈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掌握先进生产力的一方，最终会击败生产力落后的一方。在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国因为掌握先进生产力而在国际竞争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成为世界霸主，推动了当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除生产力因素外，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因素。

1. 政治因素

从政治方面看，拥有先进政治制度的政治实体，能够助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生成乃至发展。英国在17世纪后期构建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政治制度，借助这一优势持续增强国力，助推了历史上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某些情况下，统治集团甚至最高统治者个人的意志会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重大影响，一些“意外事件”也有可能助推“大变局”的出现。实例如：花剌子模于1215年残杀了蒙古帝国的商队及使者，引起铁木真强烈不满。随后，蒙古帝国展开报复。花剌子模于1231年被蒙古帝国所灭。这一情况助推了历史上第4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

2. 经济因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不仅有政治因素的影响，经济方面的因素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某一个或某一些政治实体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会助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及发展，如历史上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及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一些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强；某一个或某一些政治实体的经济实力较强，也有可能阻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速度，如南宋基于极强的经济实力，顽强抵抗蒙古帝国数十年，阻滞了第4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

3. 军事因素

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的军事理论、军事技术得到明显改进，其军事力量显著增强，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代差后，很容易催生“变局”，尤其当其军事力量与其他方面的变化共同作用时，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可能性明显变大，如历史上第5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军事方面与美洲的政权、部族等形成代差，为这两个国家在美洲（尤其是拉丁美洲）快速开拓殖民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助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

4. 科技因素

在第4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蒙古帝国有效运用火器，为其迅速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助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发展；在第5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西班牙和葡萄牙拥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助推了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及“大变局”的出现和发展；在第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英国凭借先进的工业技术，推进了“大变局”的发展。

5. 文化因素

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的文化实力较强，有助于其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或发展。18世纪，西方文化借助军事、医疗等技术在亚非拉诸多地区得到快速推广，助推了这一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及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助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发展或在“大变局”中快速崛起的国家，不一定是文化实力最强的国家。如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助推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但蒙古帝国的文化实力明显弱于很多周边国家。从宏观上看，越接近当代，文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越重要。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我们的启示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威胁

首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会带来所有国家的成功崛起。历史上每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都有国家成功崛起，也有国家最终衰落，这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一现象告诫我们，我国必须在当前“大变局”中抓住机遇，以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其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通常伴随战争——以前的“大变局”均如此，当前的“大变局”尚未出现大规模战争，但这一潜在威胁一直存在。这一现象告诫我们，我国必须在当前“大变局”中尽量降低卷入战争的风险，为成功崛起创造条件。再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必然带来统一与发展。这一现象告诫我们，我国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优化国家崛起环境。

（二）稳中求进有助于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功实现崛起

在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些国家的崛起都经历过一个长期过程。我国要在当前“大变局”中实现全面崛起，也将经历一个长期过程。历史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必然催生国家崛起，如起始于8世纪中期的“大变局”。因此，我国在当前的“大变局”中需要“求进”，即基于自身的努力提升成功崛起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我国必须在当前“大变局”中，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经验，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改革与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创造条件。

（三）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重视发展、合作与和平

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起点均与战争相伴，但接近现代，战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变小，“大变局”越来越多地由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共同催生及推进。整体上看，衰退、对立甚至战争常常出现于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与此不同的是，发展、合作与和平是当前“大变局”的重要主题。对这些主题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国在当前“大变局”中成功实现崛起。我国必须在当前“大变局”中基于协商消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分歧，降低发生战争的风险，强化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

（四）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同时关注实体与虚拟空间

历史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均发生于实体空间之中。与此不同的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存在于实体空间之中，也存在于虚拟空间之中。这种差异的主要成因是，数字时代的来临创造了虚拟空间，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塑造了全新的存在空间。鉴于此，我国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必须关注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同时在这两个空间抓住机遇，消除威胁，为我国的成功崛起创造条件。

[1]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J]．世界知识，2018(2)：6．

[2] 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领导科学，2018(27)：20．

[3] 阮宗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五大特点前所未有[J]．世界知识，2018(24)：14–15．

[4] 吴传毅，金庭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6)：33–40．

[5] 赵磊．从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3)：114–121．

[6] 杨蓉荣，李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和挑战[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2)：101–106．

[7] 李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构成与应对[J]．东北亚学刊，2019(3)：24–29．

[8] 王文．500年？400年？300年？200年？100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7)：32–38．

Explor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CAO Dongying, WANG Shaoqua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Fuzhou 350001, China)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as profound connotations. The volumes of different “Profound Chan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many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calculation of time points and the verific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have been six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in history. Politics, economy, milita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are all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but the most fundamental factor is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The revelation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enlightens us that “Profound Changes” is an opportunity as well as a threat; “Making-Progress-While Ensuring-Stabilities” will help to realiz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Profound Changes”; and we must focus on cooperation and peac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and virtual spac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era; country

2019-08-23

曹冬英（1982―），女，江苏淮阴人，讲师，博士。

D602

A

1006–5261(2020)01–0026–08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