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抚顺特支

1927年10月24日，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将抚顺地区作为党组织活动中心区域之一，几次派人到抚顺秘密从事革命运动。

党组织初期的发展

1928年8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派苏振久到抚顺开展工作。苏振久到抚顺后，组织当地三名党员，成立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苏振久为负责人。同年11月，满洲省委派王鹤寿任抚顺特支书记，党组织工作迅速開展起来。抚顺特支在一个八百人的小工厂里，秘密进行组织工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2月23日，王鹤寿到奉天参加省委会议的时候被捕，抚顺特支暂由苏振久负责。

1929年春节前夕，抚顺铁厂的日本监工无理殴打中国工人，激起工人的极大愤慨，奋起反抗，将日本监工痛打了一顿。日厂当局指挥中日巡警将带头三人逮捕，数百工人与巡警发生冲突，将三名工人首领夺回。一百余名中日巡警持枪实弹，逮捕了一百六十余名工人，严刑拷打，十六名工人被投入监狱。各工厂工人都跃跃欲试，表示：可惜我们没有像大连那样的工会，不然我们的工人全体罢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蛮横！当时满洲省委和抚顺特支遭破坏，负责人苏振久能力不足，“惜乎党组织太弱，当地负责同志太幼稚，未能取得这一斗争的领导和建立群众的组织”[1]。

1929年5月，抚顺发展了12名同志，有小铁厂工人和油漆工，“内有五人不十分可靠”[2]。“抚顺因工作人能力弱和幼稚，工作不能进展，矿工总有五千之众，总未打入，斗争日有，情绪特高，最近工作时间减而工资亦减，生活苦，需得力同志前去发展。”[3]

1929年6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在给抚顺特支的信中，对特支工作进行了批评与指示，“职工运动是抚顺主要的并且是唯一的工作”。苏振久被调回沈，由关世杰任抚顺特支书记。关世杰在继续做好抚顺铁厂等处工作的同时，千方百计打进古城子、火山坑、东乡坑、老虎台四处矿坑及机器厂和三个发电所。7月间，关世杰身份暴露，调回沈阳。

坚持领导工人运动

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派杨靖宇到抚顺工作。杨靖宇有丰富的白区地下工作经验，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以“八大坑、南满大厂、发电所为中心”开展工作。他深入矿区，组织工人，发动群众，印发抗日传单，在矿工中组织了“互助储金会”“兄弟团”“识字班”等，进一步把工人团结起来，在群众中威望非常高。

1929年8月初，日本人无故裁减工人，杨靖宇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组织矿工们到矿山办公地点，要求收回被裁工人，增加工资，反对加班加点等。最终迫使日厂方答应了工人的要求。8月30日，叛徒范青向敌人告密，杨靖宇等十余人被捕，抚顺特支遭破坏。

中共满洲省委即派王永庆到抚顺恢复党的工作。“党现已重新派一同志到抚顺建立线索，参加生产，与原来线索及各方面均不发生关系。”[4]王永庆按照省委指示，重新组建抚顺特支，积极发动和领导工人斗争。

1929年11月11日，中共满洲省委在《最近一月来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计划》中提到，派出的同志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工作也很积极，已发动了一次很小的斗争（阿金沟煤矿三个月未给工人开工资），取得胜利，所以得到不少工人的信赖。此段时期内，抚顺发生的小斗争极多，但“总括说起来，抚顺的斗争是很多的，此地因各个地域分散，不易通声气，暂无总罢工可能。”[5]

1930年初，日本要将全部中国工头裁撤，以日本工头替换，加紧对工人的剥削，工人反抗情绪高涨，这是一次领导工人斗争的绝好时机。2月28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第十八号报告中，分析了抚顺炭矿工人“无组织性，斗争难持久，罢工多转为骚动或暴动，发动斗争较易，而继续领导斗争甚难”，还要特别注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的屠杀，与对领袖惯用的一网打尽的手段”。同时又强调“不使领导权落在工头手里”。中共满洲省委对领导抚顺工人斗争作了充分的指导和准备，制定了策略路线的具体办法。东大井工头首先被裁，其他工头全部转为支持工人罢工，抚顺特支决定将计就计，趁机发动大规模反对日本资本家压迫的罢工斗争。党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警觉，立即逮捕了多人，党组织遭到破坏，抚顺特支书记王永庆因身份暴露调回沈阳。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杨一辰到抚顺任特支书记，杨一辰秘密串联工人，召开动员和组织会议，继续领导抚顺工人的罢工斗争。在特支的发动和领导下，工人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怠工、罢工和骚动遍及抚顺矿区。抚顺特支有计划地组织南花园减工资事件，估计能发动两千人参加。新城子押支事件，估计能发动三百人参加。4月底，中共满洲省委遭破坏，杨一辰回沈阳主持省委工作。5月份调整了抚顺特支的领导，刘景曾为特支书记。刘景曾在组织工人罢工时，同一些党员一起被捕，放出后继续领导罢工斗争。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5月末，日本警察对抚顺党组织进行了大搜捕，党员几乎全部被捕，特支又遭到破坏，工人斗争被镇压。

抚顺工人受压迫日甚，生活日苦，连“苞米”“窝头”都吃不上了。可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却一直没组织起来，抚顺特支乃至中共满洲省委亦屡遭破坏，中共满洲省委意识到，“我们的组织太弱”，“目前对此地工作目标是召集积极的工人开训练班，这种训练班将继续开下去，能在三四个月内训练出数十个工人干部，才有能力组织抚顺的总罢工。”[6]

“武暴计划”的影响

1930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张干民到抚顺重建党组织。张干民深入到西露天矿采煤现场当工人，迅速发展组织，开展工人斗争。7月份，发展了党员郝金贵等四名，重建了抚顺特支。在党的领导下，还建立了抚顺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抚顺职工会”。工会人数迅速由最初的三四十人，发展到百余人。

抚顺特支组织并取得了一些小规模工人斗争的胜利。如老虎台矿的狗腿子打工人，适值工人们刚下班，其中一名同志立即呼喊：“随便打人不行，我们大家不要看着，要揍他。”工人们一哄而上，把狗腿子打了一顿。从那时起，狗腿子和日本监工都害怕了，不敢再随意动手打人。

这段时期是“左倾”冒险主义对东北影响最严重时期，满洲省委于1930年8月10日提出了《满洲省委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暴动的具体计划报告》（简称“武暴”计划）。抚顺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同盟罢工，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抚顺地方苏维埃，建立红军。撫顺特支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错误地认为，“斗争是一触即发”，“如果我们计划坚决地去领导，很容易形成总的政治罢工武装暴动”[7]。

8月中旬，满洲省委合并党、团省委领导机构，成立满洲临时行动委员会。8月下旬，陈潭秋到东北，将满洲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满洲总行委。满洲总行委与抚顺特支按照“武暴”计划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在8月份，抚顺特支成立干事会，张干民任书记。满洲总行委又从清原县抽调多名党员到抚顺以加强力量。10月份，抚顺特支党员发展到三十余名，抚顺特支改组为抚顺县委，下设五个支部（发电厂一个、农村一个、矿厂三个）。二是不断加大舆论宣传力度。将传单散发到矿区、街道等一些公共场所，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工人团结起来开展罢工斗争，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三是在9月7日，组织召开抚顺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同时总结出了九条抚顺工人迫切需求，提出了十条抚顺工人斗争纲领。四是在9月份，组织并建立了工人纠察队，队员有十多名，专门负责与敌人周旋。但党面对的真实情况是：抚顺仍在日本帝国主义白色恐怖统治下;党组织依然弱小，组织和领导力不强;抚顺工人联合会十分涣散，不能有效将工人组织起来。发动总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暴动的时机并未真正成熟。

1930年10月24日至27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满洲总行委撤销并恢复中共满洲省委，及时取消了“以抚顺为中心的地方武装暴动计划”。

11月11日，叛徒范青①再次向敌人告密，致使到抚顺检查布置工作的省委主席团成员林仲丹和县委负责人张干民等主要党员被捕，中共抚顺县委遭破坏。

历风雨几经考验

1930年12月17日，省委派三名干部到抚顺，组建了中共抚顺临时支部，受奉天特委领导。1932年8月改为中共抚顺支部。1933年1月，又将支部改为特支。同年4月抚顺特支被破坏，一直到1936年，抚顺地区都没有党的组织。

这一阶段关于抚顺特支的资料留存很少，党员最多时有十余人，赤色工会会员二十余人，大致处于“和平的状态中”，“过去特支不仅在政治上犯了不正确路线的错误，同时过去对抚顺的工人斗争形势，亦是消极悲观的估计，因之这些大的小的工人日常斗争，我们都没有领导，而落在这些斗争形势的后面”[8]。尽管中共满洲省委一直努力在抚顺建立支部，建立煤矿工会，抚顺临时特支的同志也为之努力奋斗，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武装占领抚顺，加大对抚顺煤炭资源的掠夺，中共满洲省委准备在抚顺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均难以进行。

1936年1月29日，抗联一军军长杨靖宇派张佐汉到抚顺做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1936年2月，中共南满洲省委建立，杨靖宇任书记，兼抗联一军军长和政委，张佐汉直接受中共南满省委的领导。同年8月，建立了抚顺支部。

杨靖宇对抚顺支部工作作了具体指导，一是搞地下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提高警惕，严守党的机密，对敌人一定要严加防范;二是要巩固宣传基础，扩大群众影响，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三是以士兵和工人为重点，在他们中间努力发展党员;四是对不符合要求的党员要立即清除，做到纯洁党的组织。张佐汉按照杨靖宇的部署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和领导广大煤矿工人开展斗争。

1937年4月，抚顺特支改为抚顺县委，党员发展到二十余名。县委把工作重点放在煤矿、制油厂等重要产业部门，并建立了工会，发动煤矿工人开展反日斗争。同时，十分注意加强农村工作，设法将九名党员分配到六个村任职，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8月11日，抚顺县委改为抚顺特支，党员发展到三十余名。

10月4日，由于叛徒苏振久②的出卖，抚顺党组织有31人被捕，遭到空前严重的破坏，张佐汉等13名同志英勇牺牲。至1945年8月，抚顺党组织再未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