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螺旋理论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扶贫路径选择

林萍

[摘  要]三农问题关系国计民生，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途径。本文将农村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相结合，引入四螺旋理论，建构以乡村振兴为纽带，以实现贫困群体脱贫为目标，通过政府、企业、职业院校、贫困群体四位一体的协同扶贫共同体为核心的多元协同的帮扶机制，破解制约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四螺旋理论;乡村振兴;农村职业教育

[中图分类号]C91;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7-0070-06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之一，农村贫困群体的存在是我国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短板”。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消灭贫困是前提。单纯物质扶持不是治理贫困的有效方式，一旦失去国家资助，返贫现象会大量出现，有效治理乡村贫困问题关键在教育。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鼓励更多退役军人、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其招生范围广泛，门槛设置较低。农村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是社会弱势群体救助补偿机制的重要实现形式。以职业教育作为切入点推进乡村振兴是扶贫标本兼治的有效做法，通过农村职业教育，培育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乡村精英，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鼓励、帮助贫困地区农民实现脱贫自救，推进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是一个普遍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体现在人的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而教育则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教育通过人力资本的形成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连续的作用。”[1]有关学者调查同样显示：多接受一年教育劳动者收入会随之增长6%-7%。[2]29-30对贫困群体进行以能力资本为核心的人力资源开发，强化其能力建设，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精准扶贫的重点。

农村职业教育在扶贫攻坚战中具有多重功能。在趋利性动机下，人们往往更重视其工具理性价值，即借由职业教育路径，通过对贫困群体技术技能的培训，促进贫困群体能力资本积累，提升贫困群体的职业能力，促进就业，短期内消除贫困，但这极易造成返贫现象发生。乡村振兴战略下的职业教育，应倡导扶贫的“价值理性”职能，“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这包含着政府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有效提升贫困群体心理资本，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促进贫困群体永久脱贫，并终结贫困代际传递，这正是职业教育扶贫最终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追求与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具有内在的耦合性。农村职业教育涉及思维理念、价值取向等觀念层面，必须突破工具理性的局限，更多关注农村发展的文化向度，“价值理性”优于“工具理性”，这是农村职业教育扶贫追求的更高的扶贫境界。乡村振兴是经济与社会的振兴，更是文化教育的振兴。

公共产品是指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不排他性、受益的不可阻止性等三个方面的特性。根据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又可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农村职业教育具有独特的公共性，因其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域范围内，农村贫困群体无论每个成员是否支付了“价格”，他都可以享用它，要排除该地域内任何成员消费这种公共产品是不可能的，这便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非排他性。所有的贫困群体都可以平等地享用它，他们的享用不会减少其他成员对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使用。显然，农村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共产品。较之义务教育，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农村职业教育的公共性程度都较低。这是因为农村职业教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外部性特征，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有助于促进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之外的其他人生产效率的提高，其社会收益显然高于个人收益。具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不仅能够保障农村贫困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还可以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政府应在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方面承担主要责任，通过彰显职业教育的外部性特征推动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不仅需要国家积极投入，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包括企业、职业院校、民间团体等社会组织。

一、四螺旋理论作用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机理

四螺旋理论是基于三螺旋理论而来。三螺旋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出现于生物学领域。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亨利·埃茨科威兹和阿姆斯特丹科技学院的罗伊特·雷德斯多夫教授将其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他们提出，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是一种新型互动关系。三者根据市场要求联结起来，形成三种力量交叉影响的三螺旋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三螺旋理论，被学界认为开创了一个新领域、新范式。三螺旋理论属于典型的多主体理论，并不刻意强调政府或者企业、大学谁是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企业和大学的合作关系，三方都可以成为动态体系中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三者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互惠互利的目标。

四螺旋理论在三螺旋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学生”（本文指贫困群体）这个新的元素，将“学生”纳入四螺旋理论中，形成以政府、企业、职业院校、“学生”为主体的四螺旋理论。我们可以通过借鉴三螺旋理论创新思路模式，提出“政府—企业—职业院校—贫困群体”四螺旋协同联动模型（如图1）。

在四螺旋协同联动模型中，每个主体在作为主螺旋线进行路径探索，发挥各自优势与作用的同时坚持协同作用机理，四主体联动，四股力量交叉形成非线性螺旋关系，共同推动和实现协同效应的良性循环。在四螺旋协同联动模型中，以乡村振兴为纽带，形成政府-乡村振兴-职业院校、职业院校-乡村振兴-企业、职业院校-乡村振兴-贫困群体三个作用机理。

1.政府-乡村振兴-职业院校：协同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教育尤其农村职业教育是有效的授人以渔的教育方式，通过提高贫困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使贫困群体掌握脱贫致富的专业技能，快速走向工作岗位，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但要实现功能的最大化，追求“帕累托最优”，政府面临着打破乡村物资匮乏、观念落后、人才流失、结构失衡等一系列发展障碍。政府除了加大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资金投入外，应发挥统筹领导作用，合理规划布局，提供政策支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效能。

2.职业院校-乡村振兴-企业：协同技术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路径是转换农业发展动能，鼓励和支持农民创业就业，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3]一个地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水平应成正相关关系。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通过向乡村企业输出技术人才，能发挥更大的促进地域经济发展作用。不仅提高了农副产品的科技含量，而且優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经济发展又为农村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农村职业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往复循环的过程。农村职业教育与当地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3.职业院校-乡村振兴-贫困群体：协同教育脱贫。农村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通过农村职业教育贫困群体可以直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当下精准扶贫已步入到培育内生脱贫动力和能力阶段，将个体技能提升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协同企业推动地区发展。职业院校为了提高劳动力的附加值，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努力提升受教育者能力，实现协同教育脱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作用和积极影响，以印度的农村教育“喀科运”为例，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实现乡村振兴[4]。

“结构主义贫困论”和“关系主义贫困论”认为：贫困的根源与赖以生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相关。“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和互动结构的个体，其存在方式受他人态度及自我建构影响”，其中主流群体的“污名化”以及贫困群体自身的“内卷化”起着关键作用。[5]可见，贫困不仅是个体原因所致，更是个体与其所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和表现。总之，政府、企业、职业院校、贫困群体这四个关键主体形成交叉非线性螺旋关系，每个主体发挥各自优势与作用，作为主螺旋线进行效能与路径探索，共同推进各方的协同效应。

二、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协同失灵原因

当前，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存在“低效化”现象，扶贫效果不理想。结合四螺旋理论，究其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扶贫举措不完善，扶贫协同不力。

1.政府政策设计“缺位”，外源性保障不足。一是法律的缺失。除去2014年教育部和农业部联合出台的《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案》，针对职业教育目前只有《职业教育法》。一直以来农村职业教育关注度低，缺乏法律保护、缺少规范约束，处于无章可循、细则规定不完善的状态，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情况堪忧。二是经费投入不足。我国职业教育资金来源单一，主要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缺乏多渠道、多形式筹措资金的有效机制。贫困地区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投资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导致农村职业教育院校资源少、教学条件差、师资严重不足，培训基地的缺乏使得受教育者难以通过切实培训来提高技能水平，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缓慢，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能力不足，扶贫工作效能低下。三是监管不力。农村职业教育通常地处偏远，且分散不集中，上传下达比较困难，政府事务繁多，政策执行监督大多由各行政部门自行管理，缺乏专门的监督机构，亦无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效果的客观性不足、透明度不够，基层扶贫乱象频出、问题增多，监管缺位使得扶贫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以被及时发现并有效改进。

2.校企产教融合缺乏有效机制，互动性不足。由于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信息闭塞，农村职业院校对地方产业发展现状未能深入了解，盲目供给，导致供给的人才与实际的社会需求脱节。一是农村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不科学。部分农村职业院校课程更新缓慢，缺乏动态的专业调整机制。由于忽视本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需求，农村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中缺乏系统性与规范性，未能突出当地区域特色，盲目跟风开设一些前沿热门专业，导致专业设置方面严重趋同，专业与实际产业不匹配，专业布局难以跟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无法为地方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二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技能培训环节存在不足。在实践教学方面，针对农村从业者的培训内容较为单一，不能满足多层次劳动力培养的需求。农村职业院校教学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先进实际培训设备与实际培训基地，加之校企合作缺乏，“双师型”教师匮乏，限制了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的开展，成为改善农村职业教育供给的“阿喀琉斯之踵”。三是校企对接性不强。贫困地区普遍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空心化、产业层次和质量不高，提供的就业岗位无法满足职业院校的人才输出，出现“倒挂”现象。而当地企业对农村职业教育缺乏关注，参与性低，企业一般都是盈利至上，投资大都追求回报率，合作热情不高，甚至出现不愿意合作的情况，不会自发考虑为职业院校提供实训场所。二者的互动性严重不足，校企产教融合缺乏有效机制，难以实现“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3.农村职业教育存在扶贫主客体互动失灵现象。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主要是扶贫主体导向与客体意愿错位、协同不畅，导致扶贫效果不佳。一是职业院校资源供给与脱贫需求不匹配。目前农村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供给乏力，与脱贫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追逐功利性，忽视“价值理性”。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薄弱，结构类型单一、数量少且分布不均衡。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城乡职业教育间各自为政，扶贫合力不足，中高职衔接不畅，纵向培养体系尚未建立。教育培训课程设置不合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技能教学比例失衡，在“脱离农村实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扶贫主客体间的矛盾加剧。二是贫困群体职业教育意愿不强。长期以来，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无用论”等文化观念的影响，教育内卷化严重。“精神贫困”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隐形”障碍。

贫困者安于现状，认为贫困是宿命，对职业教育认识不充分，认可度偏低，普遍接受职业教育培训的意愿不强，扶贫主客体互动失灵。加上乡村振兴主体空心化、留守农民资本低层次化、农民人力资本匮乏、就业渠道狭窄等降低了参与者的积极性，陷入“教育贫困陷阱”且难以自拔。

4.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主体单一、缺乏协同性。一是管理机构缺失的羁绊。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的多个部门，需要科学系统的制度进行协同治理。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主体不应是政府单一主体，而应是政府、企业、职业院校、贫困群体等多主体合作。当前，统筹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制度仍然较为薄弱，资源整合度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无法形成合力。由于專门的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管理协调机构的缺失，使得管理主体多头、政出多门、管理协同不力，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参与各方在行动上难以协调，这严重影响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效能。二是行政导向下多方参与治理不足。在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过程中，地方政策供给不到位，体制机制不灵活，社会力量参与的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企业、社会组织、贫困群体等未能真正成为扶贫联动机制，政府尤其缺乏联动机制。农村职业院校和政府部门结合不紧密，农村职业院校在社会系统中层级较低，汲取动员资源的能力欠缺，与其他机构之间的互动关系较弱。职业教育扶贫与产业扶贫各自孤立开展，缺乏使农村职业教育的专业与产业对接的有效机制。农村职业院校、企业与政府的融合途径较少，农村职业院校、贫困群体与企业的融合效能缺乏。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协同不力，“边际效益”递减。

三、基于四螺旋理论的农村职业教育扶贫路径选择

在打好扶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应受到更多重视，发挥更大作用。

1.进一步完善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的顶层设计。四螺旋理论下，政府在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治理的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利用政策资源，精心规划，牵头并协调各行为主体的协同配合是保障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效能的关键。一是立法保障农村职业教育。无规矩不能成方圆，细致完善的立法是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提和有效保障。由于现行的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与制度都是临时性的，短期内虽然能够发挥作用，但这并不能成为农村职业教育扶贫长期的制度保障。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针对贫困地区的现实需求，加强支持农村职业学校发展的制度设计，制定系列法律法规，将农村职业教育扶贫纳入

《职业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的体系之中，保障农村职业教育有序发展。二是继续加大经费投入。资金投入将直接影响农村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效能。可设立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单位及部门制度性单列农村职业教育扶贫专项资金，构建完善的资金供给体系。农村职业院校办学经费不应只是单一的政府拨款，要加大社会资本的引进力度，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鼓励农村职业院校因地制宜发展校办产业增收，积累办学经费，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扶贫工作。三是健全扶贫考核与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评估机制，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使国家教育扶贫政策及扶贫项目资金有章可循，强化整个教育扶贫流程的协作程度，纠正扶贫过程中的偏差行为。

2.构建扶贫治理共同体，提升扶贫治理效能。为了打破“多头并出”“条块分割”的分散管理局面，保障农村职业教育扶贫高效、有序、规范运行，可组建新型扶贫机构——职业教育扶贫工作领导小组。站在全局高度统筹城乡职业教育资源，统一协调和组织开展农村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拓宽扶贫主体与客体互动渠道，协调各类扶贫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各部门在职业教育扶贫顶层设计上的沟通与协调。促使各方紧密联动、相互协作，提升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治理效能。当前攻坚阶段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如何让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扶贫治理的社会主体间更加协同。

四螺旋理论视阈下的农村职业教育扶贫除政府外，还涉及职业院校、企业、贫困群体三个主体。而职业院校直接面对扶贫客体。政府应建立城乡职业教育精准扶贫联动体系，推动职业学校之间加强联合。深化与发达地区对口支援学校的合作，加强跨区域、跨学校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对接区域产业调整专业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总体效应。在层次衔接上，为纵向延伸，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融合，打通职业教育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并把农村终身教育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打破贫困群体在贫困恶性循环链中的低收入一环，实现内生式脱贫。

3.探索利益共享、资源交换的产教融合模式。职业院校专业与涉农产业对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深度融入现代化农业产业链，并实时更新职业教育扶贫菜单，通过企业对接扶贫项目，匹配相关资源。可通过推广“教育+产业+就业”模式，探索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教育。农村职业院校可以与地方成立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形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运作模式，以走出实际培训基地缺失的困境，而企业则可以得到人才与智力支持。通过“订单式”的培养方式，企业和职业院校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破解企业发展瓶颈，进而促进产业良性循环，实现双赢。

4.职业院校应加快“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支持下的农村职业教育新模式研究。将“互联网+”理念嵌入扶贫的各个环节，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学习渠道，推动线上线下学习。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提高教育资源的共享度，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选派优秀大学生到各个贫困地区进行支教，引导东部发达地区职业院校教师到贫困地区职业院校轮岗任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贫困地区教师资源的不足。加强与当地企业的合作交流，聘请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专业技术过硬的技术骨干到学校担任专兼职老师，以此充实专业教师队伍。

参考文献：

[1]谢德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涵义阐释与功能定位[J].职教论坛，2018，（3）：24-29.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马建富.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职业教育机会与应对策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8，（18）：5-11.

[4]朱容皋.发展中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模式比较[J].新余高专学报，2009，（3）：22-24.

[5]孟照海.教育扶贫政策的理论依据及实现条件-国际经验与本土思考[J].教育研究，2016，（11）：47-53.

责任编辑  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