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职业生涯

出生于1828年的容闳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生，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

遭遇就业危机

1835年，7岁的容闳跟随父亲前往澳门，并入读当时仍附设于伦敦妇女会女校的马礼逊纪念学校。1842年，由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故马礼逊纪念学校迁往香港，容闳亦随之迁往香港继续学业。1846年年底，马礼逊纪念学校校长勃朗夫妇因病准备返美。临行前，对这些孩子怀有深厚感情的勃朗先生十分无奈，说道：“谁愿意跟我回美国继续完成学业的，请站起来吧。”容闳第一个站起来了，接着第二个站起来的是黄宽，随后是黄胜。

1847年1月初，勃朗返回美国，离开时带上容闳、黄宽及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容闳于4月12日到达纽约，进入麻省之孟松预备学校就读。1850年毕业后考入耶鲁学院（1887年更名为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个进入耶鲁学院就读的中国人。1852年，容闳入籍美国。1854年，容闳以优异的成绩从耶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同年，具有爱国情怀的容闳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裕生活，踏上了归国的道路。

容闳

但是，刚回国时胸怀大志的容闳却面临着就业的危机。当时的国内还是科举士子主导意识形态和官僚机构的社会，容闳这样的“海归”尚未被人们所认知，更无法与传统士子争高下。由此，容闳面临待岗的风险。

可是，容闳并未因为自己喝过“洋墨水”而高估自己，而是放低身段找工作，他认为从事的工作只要能够维持生活，同时能实现“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行。经过寻索，容闳在美国商人西柯克的极力推荐下结识了当时在广州的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容闳认为通过伯驾这座近水楼台，自己可早日结识朝廷的高级官员，提出振兴中国的计划，于是欣然应聘为伯驾的秘书。

然而，因为清政府当时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外交政策，伯驾无法获准进京，也很少能与封疆大吏交往，容闳借伯驾之光结识权势人物的希望成了泡影。更让容闳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伯驾竟然有自己见不得人的使命：他鼓动侵占中国台湾，并与英法各国联合提出“修约”要求，扩大侵华权益。这显然是与容闳振兴中国的计划背道而驰的。看清了伯驾的嘴脸后，容闳在美国驻华公使馆只干了3个月便辞职赴香港重觅职业。容闳归国后的第一份工作随之宣告终结。

后来，容闳又在香港高等审判厅担任了一段时间的译员。第二年他前往上海，谋得海关翻译处的职务，可很快发现同事们都收受贿赂，且中国人升职空间太小，因为他听说凡是中国翻译，绝不可能有升迁至总税务司的希望，虽上级“许增月薪至二百两”，他还是辞职了。

后来，容闳又进入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此时太平天国正与清政府激战，优质绿茶产区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而外销通路则被清军把持。容闳直接去找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面陈7项治国方略。洪仁玕是太平天囯领导层中对西方见识较广的一位。他很欣赏容闳，立刻给他开了特别通行证。拿着通行证，容闳直入产茶区，采购了4.5万箱优质茶叶并运到上海，狠狠地赚了一笔。

容闳还有一次在上海的“事件营销”轰动整个中国。当时，一个苏格兰的“六英尺高的健壮大汉”侮辱了容闳，容闳要他道歉，对方反而给了容闳一拳，容闳立刻还击。容闳称此事“在一个短时期内成了外国人之间谈论的主要话题”，因当时租界内从没有中国人敢如此捍卫自己的权利。

力促两个“第一”

容闳最先把中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运动上。后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容闳对太平天国的好感渐渐破灭，转而继续做起了他的茶叶生意。

1863年，容闳收到曾国藩接连发来的5封信，邀他去安庆。曾国藩召容闳入幕，主要是要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解决急需。容闳却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武器，而是整个经济体系落后，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于是，容闳向曾国藩提出自己的建议，就是第一步要向国外购买“制器之器”来设厂制造机器。

曾国藩对容闳的建议大为欣赏。他给容闳签发任命，授予五品军功头衔，派他全权负责创设“制造机器”的新式机器制造局，并出洋到美国置办机器。

1865年，容闳在美国采购的机器设备运回了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将这些机器与上海原有的设备合并，在如今虹口区沿江一带组建江南制造总局，又称江南铁厂。这座中国最早的一批工厂之一，就是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前身。江南机器制造局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厂。

容闳回国后，曾国藩保举他以五品候补同知衔，任江苏巡抚丁日昌的译员，但容闳志不在做官。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组织第一批幼童官费赴美留学。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最后一批中途回国的留学生们大多没有毕业，也没有取得文凭。就这样，容闳殚精竭虑促成的中国学生出洋留学、教育兴国的事业中途夭折。

可是即便如此，容闳组织的这些留学生仍然成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这批留美生中后来有30人从事工矿、铁路和电报业，其中产生了9个工矿负责人，6个工程师，3个铁路局长。有5人从事教育事业，出了清华大学校长和北洋大学校长。有24人从事外交行政事业，其中12人做到领事、代办以上职务，有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副部长以及驻外大使。有20人进入海军，其中14人成为海军将领。

从1882年起，容闳开始侨居美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身在美国的容闳一直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信表示愿回国效力。1896—1898年，容闳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但终因官场腐败内斗而被朝廷否决。维新运动失败后，容闳避居上海租界，后赴美积极活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1912年1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第二天便亲笔写信给容闳，诚邀他归国担任要职。4月21日，“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病情恶化，逝世于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沙京街寓所，终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