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环境对公共事件报道的影响力研究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 李水

1922年，著名传播学者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报纸营造了一个虚假的“拟态环境”，而公众却把它当成现实本身，形成关于世界的错误想象。即拟态环境来源于现实环境但不等同于现实环境，但同时反作用于现实环境①。

2019年底，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逐渐向全国蔓延。2020年1月23日10时，为更好地控制病毒扩散，武汉的高铁、客运、民航全部暂时停止运行。随后，因病毒逐步扩散至全球，周边国家如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出现确诊病例。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召开多次紧急会议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决定将此次中国疫情升级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李普曼认为，在不具备大众传播媒介技术的社会中，公众舆论的作用即对于现实社会的实在影响可能会成功，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传播过程逐步复杂化，杂音增加而使公众舆论很难参与到具体事务中。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则更甚，公众反而会被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在这样的公共事件背景下，媒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其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所建构出来的拟态环境，更决定了绝大部分受众群体的行动与决策。拟态环境的影响力主要是指媒体报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对受众的影响程度以及受众对于媒体信息关注程度的外在表征。“舆论”只是公众对“拟态环境”的反应，因为“舆论”是在公众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的，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公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建立在别人的报道和自己的想象中，加上大众传媒对“事件”的报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为公众提供了认识客观世界的“拟态环境”②。拟态环境对受众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使受众不断加深好奇，去利用媒介了解世界，获得新的信息，而且利用自身可用媒介给予反馈、发布信息，从而建构出新的拟态环境。日本学者藤竹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拟态环境环境化”的观点，指出人们对拟态环境的认知最终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拟态环境越来越环境化③。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更新，使得拟态环境无限接近于现实环境（但因现实环境也在时刻变化，二者绝不可能等同）。

基于此，本文以本次新冠肺炎事件作为分析对象，就拟态环境对公共事件报道的影响力进行研究，以期为媒体更好地报道和还原真实疫情信息、引导社会正确的舆论导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新冠肺炎疫情”拟态环境的形成

在疫情期间，鉴于对现实事物认识的有限性，公众需借助媒体等外界助力才能获得自身难以接触到的信息资源。媒体对现实世界中的海量信息进行把关过滤后发出信息，建构出“拟态环境”，而公众基于对当前疫情信息的需求，通过自身可使用和接触的媒介终端获取信息，在接触现实环境和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的同时，形成自身对于周边环境的认知即个体拟态环境。但因受众个体差异，每个人所接触的现实环境有所不同，从而使得个体拟态环境存在差异。如图1 所示，公众时刻与现实环境和媒介终端进行互动，其行为受到现实反馈、媒介信息反馈和公共舆论的影响。公共舆论作为拟态环境的反映，由媒体和受到媒体影响的受众形成，但因多种因素影响而存在与现实环境背离的虚假信息，这无疑会误导受众做出错误的行为决策。

主流媒体的报道在当前疫情事件拟态环境的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主流媒体以其独有的社会地位和信息资源优势，利用各个平台和各种媒介，第一时间在线上和线下传播最新疫情信息。这些报道借力融媒体平台，以传统媒体为核心向新媒体平台扩散，建构出一个关于疫情的全息拟态环境。

（一）传统主流媒体的调整与引导

对于相对不易接触或抽象的问题，传统媒体是公众认知并了解外部环境的重要窗口。在本次新冠肺炎事件中，疫情特性、被传染者的救助状况、发展分布情况等是公众渴望了解的信息。在此次事件背景下，传统主流媒体以其特有的权威性，在议程设置上起到了舆论的支撑作用。

2020年1 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1 月26 日，湖南省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宣传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立即全面启动宣传引导应急响应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着力营造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的良好舆论环境。1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各类政策和讲话的出台，为主流媒体营造拟态环境奠定了先行的政治基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为代表的主流权威媒体肩负起把关的社会责任，实时监测并滚动播出最新疫情，尤其是春晚“临时”安排的节目，以白岩松、康辉、欧阳夏丹等为代表的新闻评论员、主持人用平实的语言和最真挚的情感，为武汉打气，为人民群众树立信心。受众在观看节目的过程中，感受到“情相连，心相通”的氛围，尤其是武汉当地的观众群体，了解到了党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视，更感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暖。

作为省级卫视“领头羊”的湖南卫视积极响应，传媒湘军再次肩负使命，积极发挥着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担当，主动配合中央级媒体宣传报道工作，将频道工作的重心调整到疫情防控的宣传上来，走在了抗击疫情的宣传最前沿。《湖南新闻联播》陆续推出关于疫情的组合报道回应社会关切，拍摄制作公益广告正确引导观念，发挥示范作用，引导受众在疫情期间的行动，同时及时灵活调整节目编排，于1 月26 日起晚间黄金时间播出防疫特别节目《抗击疫情特别时间》，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担当主流媒体的使命。由权威信息、主流节目内容将媒体的抽象议题逐步具体化，并拓展到关乎本次疫情的民生话题，使得信息的接受程度提高，政府信息的传播机制也从政治动员转向常态的沟通与反馈，提高了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参与度。权威主流媒体把关下构建的拟态环境，让公众能感受到国家与政府的努力，具有振奋人心的影响力。

（二）意见领袖的权威发声

图1

主流媒体针对关乎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设置议题，其话语体系亟需调整，传统的官方形态不再适应于公众的信息需求，官方发布的信息要结合民意，寻找榜样，以平视的态度和姿态，促成官民融合式传播。在武汉爆发疫情不久后，为进一步控制疫情扩散，媒体发布政府对武汉的公共交通如高铁、民航等进行一定管制的信息，导致大批民众扫货并抢购口罩、消毒液等基础物资。为避免全国人民产生恐慌心理，2003年抗击“非典”先进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教授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并于第一时间赶往武汉，稳住民心。在钟南山院士去往武汉的过程中，媒体发出了一张他在餐车座位上闭目沉思的照片，桌上全是文件；同时，媒体放出钟院士在抗击“非典”时期的经典讲话，让年轻公众认识并回忆起了这位当年敢讲真话、敢涉险滩的人民卫士。关键时刻，以他为首的医疗工作者“逆行”进入武汉，实地了解疫情。随后，钟院士通过主流媒体发声，在回答央视新闻评论员白岩松提问的过程中，解决了万千受众对于疫情的疑惑。主流权威媒体通过两微一端和短视频平台的宣传，构建出一个极具权威性的正面形象，钟南山这个名字不仅代表了个人，更是疫情信息传播中的灯塔，指引公众做出正确的行为判断。

传统主流媒体一改过去的“灌输”式传播为感性的传染与扩散，钟南山本人的权威性和主流媒体的宣传共同造就的意见领袖，让受众找到信息洪流中的主导意见，让权威信息突破了谣言的封锁，从而形成一个“沉默的螺旋”，引导了疫情事件背景下正确的舆论走向。

（三）新媒体平台的积极报道

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传统主流媒体的传播资源正一步步向新媒体端倾斜，而新媒体平台以自身的优势，抓住了受众的碎片化时间，成为权威媒体的报道在良性拟态环境的着力点。以抖音平台为例，人民日报目前已在抖音发布了上千条作品，累计获赞数达到了30 亿次，累计拥有7250 多万粉丝。庞大的固定粉丝受众群体，会在人民日报官方账号发布信息的第一时间接收到信息，从而了解当前外界的情况。同时，人民日报也抓住了短视频传播的特性，除了报道新闻发布会实况和疫情权威信息，更多地是通过普通人的视角来进行信息架构，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除了传统电视媒体的直播，以抖音平台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也利用网络直播技术对疫情进展进行传播，人民日报通过长江live 线上直播平台，与抖音平台合作，直播《众志成城，战疫情》特别节目，在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过程中，相关专家、新闻发言人现场回答各路媒体提问。

现如今官方媒体对于公共事件的治理，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已然逐步适应了新媒体语态，并与新媒体受众群体对信息的内在需求相契合。在权威信息不断发布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了解疫情最新进展，帮助他们做好现实决策的同时，也加强了关于疫情的拟态环境建构。

总体而言，针对当前的疫情事件，主流拟态环境主要由传统主流媒体、意见领袖、新媒体平台的配合传播所建构，其影响力外延至公众的现实决策。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的影响在本次疫情突发事件中得到凸显，拟态环境的影响力、其内核与外延时刻影响并引导公共事件的现实走向，媒体报道在公共事件中的引导与议程设置，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受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看法及判断④。所以媒体在参与拟态环境建构的过程中，需保持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二、拟态环境对“新冠肺炎”报道的影响

当前主流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及时传播了疫情实况以及科学防控手段等信息，对受众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的扩散。但是网络成为谣言肆意生长的土壤，谣言的传播，造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离析。新媒体传播时代，媒介情境发生改变，地域的消逝、空间的流动，加大了新媒体对于人类行为的介入力度，媒介伦理失范成为困扰媒介发展的一个难题⑤。一些官方媒体在报道时用力过猛，造成一定的媒介伦理失范现象。官方公布的数据仍然存在瞒报谎报等情况，一线医务人员在“抗疫”工作中的难点与受到疫情影响的各行业群众得不到媒体的聚焦报道，当前公布的一些报道更是引起了民间舆论场的不满，从而导致公众的焦虑，这些情况无疑会对疫情防控造成不利影响。

（一）媒体的坚守为公众提供定力

传统主流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引导着当前事件中主流舆论的方向，但在此次新冠肺炎事件中，因为受众群体的个体差异，其媒介素养良莠不齐，很多人寻找信息的手段单一，且无法准确判断信息的可信度。在没有反复鉴别的情况下通过个人微信或其他社交媒体进行转发，而在此过程中虚假信息利用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的传播，从而形成由谣言建构的拟态环境。拟态环境来源于现实环境但是不等同于现实环境，拟态环境对现实环境会起到一定的反作用，在短时间内没有权威媒体辟谣的情况下，媒介素养较低的受众群体接收到错误信息后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影响其行为选择，这也就出现了大批民众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还要在药店门口排队购买双黄连的现象。

在新媒体环境中,信息传播的均等性和无缝化虽然使得政府的信息支配能力在不断降低, 但是作为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传播的管理者和责任者, 其信息发布与管理的水平仍将对信息传播的形态和结果起到重要的指引作用⑥。政府部门通过权威主流媒体传播信息，科普如何防控，逐步让信息对等，在政策发布等严肃议题传播的同时，调整传播态势，用更为平实亲民的方式科普疫情期间的注意事项。

而自媒体也在疫情信息传播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互联网和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融媒体时代悄然来临，媒介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受众传播信息和接近媒体的权利。媒介赋权同样也体现在自媒体的活跃进程之中。不同于传统媒体，自媒体在信息收集制作和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自主性、多样性和及时性等特征，让受众获取疫情信息的方式更为便捷。其中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和丁香园，背靠人民日报等权威信源，向公众提供实时疫情的同时，对网络上盛传的虚假信息进行辟谣，更开设了谣言征集板块，网络编辑实时把关更新，对最新的传言如“紫外线消毒灯能杀灭新冠病毒”“喝高度酒能抵抗新冠病毒”“金银花有望防控新冠病毒”“双黄连可以预防新冠病毒”进行筛选和纠正，将传言定性为“可信”“尚无定论”和“谣言”，让受众在传言满天飞的情况下做出正确的判断。

图2 全国确诊病例与舆情发展趋势图（截至1月31日）（图片来源：浙大传媒国际）

（二）舆论场离析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建构拟态环境的信息渠道呈多样化，公共事件的关注程度与媒体的议程设置逐步呈正相关，而受众自主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后，利用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对感兴趣的话题或社会重大事件进行了解，借以消除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这也会导致社会的舆情发展情况和当前的疫情发展持正相关态势（如图2）。

随着新冠肺炎的逐步扩散，各类信息如洪流般向公众涌去，其中包括疫情的最新发展态势、相关救助信息、患者的处理情况、舆论领袖对于疫情的讨论等，而主流媒体在发布信息时所营造的官方舆论场与以自媒体为代表所建构的民间舆论场使受众接收到了来自两个舆论场的针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息，如果信息内容差别太大，因通过移动终端获取的信息与自身生活相关程度更高，反而会选择相信未经把关审核的谣言，而且官方舆论场和不少官方媒体，由于种种原因，公信力日差一日，对民间的影响力不断下滑⑦，无疑会使受众对主流媒体发布的信息产生怀疑心理，这对于正确的舆论导向与良性拟态环境的建构十分不利。

在本次事件中，主流媒体传播的信息主要集中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爱心捐赠、医疗工作者的勇于担当、相关政府部门在紧急事件中的有所作为，在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安慰和信息需求的同时却忽视了从患者角度进行报道，这也就导致了大批在新冠肺炎事件中受到影响的个人和家庭通过网络媒体进行发声，用极其现实的刻画让公众了解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例如文章《妈妈在武汉隔离病房去世》，将新闻中的数字与现实剥离，让受众了解到武汉的实际疫情远比新闻报道中的要严重，该文章的浏览次数为10 万+，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也是10万+，许多评论的点赞数都达到数万次，通过这些数据可以了解到文章对于网络媒体受众的影响力。关于疫情的大量连续报道以及各类信息的涌入和传播效果的叠加，造成了官方舆论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与民间舆论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的通道隔断，也导致受众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无所适从，产生焦虑心理，在影响了媒体对于良性拟态环境的建构的同时，更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建设和对疫情扩散的把控。

三、公共事件报道中良性拟态环境的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媒体融合发展对于做大做强主流舆论的重要性，主流舆论在公共事件中能否引导社会舆情是其影响力的重要表征⑧，而舆情是拟态环境在现实环境中的重要体现。媒体所建构的拟态环境，来源于现实环境且作用于受众的主观环境。为了更好地打赢疫情攻坚战，控制住舆情的走向，良性拟态环境的建构至关重要。

（一）打通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通空间

官方相关职能部门是处理此次疫情事件的主体，建构积极的舆论氛围和拟态环境是媒体工作的重点内容。由主流权威媒体构建的官方舆论场与互联网自媒体平台营造的民间舆论场的共通区间决定了主流媒体与政府在大众眼中的公信力，共通区间越大，主流媒体的权威性就越能得到保障。

当前疫情事件中，大量稀缺的信息资源都掌握在政府职能部门手中，如“湖北省的年口罩生产数量”“相关医疗物资储备情况”等信息，职能部门不能只是被动回应公众提问，而应该主动进行信息公开，并借助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中共中央指导疫情领导小组发出关于遏制疫情发展的重要指示后，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积极响应，通过各个新媒体平台的官方账号开展宣传工作，同时主流媒体积极配合，建构出全民一心、坚决“抗疫”的主旋律。在进行疫情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体不仅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的宣传工作，而且要时刻关注在疫情当中的基层声音，并将民众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或事件纳入官方媒体的讨论中，不说“样板戏”，尊重客观事实，传播有“温度”的新闻，扩大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通区间，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影响和引导民间舆论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让官方舆论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无限接近于民间舆论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二者重合度越高，则媒体发布的信息越具现实性与权威性。

（二）加强网络自媒体管控，规范其信息生产

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技术给予公众媒体接近权和话语权，提供优质内容的自媒体成为新一代意见领袖，而且时刻关注并参与社会公共热点事件。该群体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自身观点，精准传播至粉丝群体后，粉丝用户再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转载形成“病毒式”传播，传播速度极快，能快速形成新的舆论热点和趋势，让传统主流媒体在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显得极其被动。

在此次疫情事件中，如果“两个舆论场”的指向不一致或出现较大差距，无疑会对良性拟态环境的构建造成巨大影响。但是在疫情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不能限制自媒体公开信息的自由，而应该在各类疫情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加大对虚假信息的惩罚力度，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机制让自媒体平台实现自我纠错、自我把关。同时，网络监管部门要善于借助信息系统的反馈机制来调控信息流量，在接收到反馈信息后有所作为，及时调整并公布官方声明，遏制谣言的传播，避免出现媒介失范现象，朝着建构良性拟态环境的方向努力，减少对公众的误导。

（三）提升公众媒介素养，合理分配公共事件报道与其他报道的比例

从本质来看，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人，因此，在当前的疫情环境下，公众要尽快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即信息的甄别能力。一方面，要适时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鉴别吸收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及时学习和掌握现代技术成果，了解媒介技术发展态势，提升对虚假信息的抗干扰能力。公众需自觉将各种信息污染与当前的社会现实分离开来，提高信息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做出判断。同时，教育部门如地方高校的相关院系，可面向社会大众，以提升媒介素养为目的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可线上线下同步展开，以降低公众获取相关知识的“硬”成本，在有机结合社会热点公共事件与相关理念的过程中，提升公众对媒介素养理念理解的深度与高度。在媒介素养普遍提高后，公众对于疫情信息质量的要求也会有所提升，这对于媒体也有积极的反作用。

媒体在针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要注意受众对于同类信息的接受程度和心理疲劳程度，在报道前，对报道内容和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不仅能有效缓解受众因为收到疫情报道后产生的焦虑心理，更能提高除疫情信息外各类信息的传播接收效率。在这种传受双方的良性互动中建构出的拟态环境会高度接近于现实环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其影响力也会带动受众的现实决策，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媒体建构的拟态环境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时刻围绕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我们渴望信息，在追求信息的过程中也就进入了信息的世界。在特定的突发事件中，拟态环境的建构一旦脱离现实，就会给现实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公众在公共事件中面对信息不足往往情绪先行，这无疑不利于官方舆论场的建构。权威主流媒体需要让信息逐步透明，对公众释放出更大的诚意，而官方舆论场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一定要与社会的现实环境和普遍民意结合，才能达到良好的引导效果⑨。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事件中，媒体应担起责任，善用自身的权威性和对公众的影响力，让技术成为助力，不让自己建构的拟态环境误导现实。

注释：

①王雪桦.议程设置理论的验证方法研究[J].新闻知识，2013(04)：12-14.

②冯希莹.公众舆论：理性与非理性的集合——解读卢梭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思想[A].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学会2010年年会——“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机制研究”论坛论文集[C].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2010：528-546.

③靖鸣，张朋华.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重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8)：71-75.

④范红霞，叶君浩.基于算法主导下的议程设置功能反思[J].当代传播，2018(04)：28-32.

⑤李畅，阮超男.“后区前置”媒介情境下新媒体传播的伦理失范与反思[J].新闻界，2015(23)：54-58.

⑥惠志斌.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与管理初探[J].图书情报工作，2011(03)：18-22+26.

⑦童兵.官方民间舆论场异同剖析[J].人民论坛，2012(13)：34-36.

⑧李东东.习近平总书记“1·25”讲话是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指南[J].传媒，2019(19)：1.

⑨余秀才.网络舆论场的构成及其研究方法探析——试述西方学者的“场”论对中国网络舆论场研究带来的启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05)：1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