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蒋竹媛

（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重庆 400700）

引言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奇迹中起到的作用有限。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过去四十余年里，消费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国家出台若干刺激内需的政策，但效果并不明显。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居民可以很方便地从互联网上购买商品，从而实现自己的消费需求。而且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居民可以通过很便捷的支付从而实现消费。移动支付就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具体体现，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可以带来消费水平的提升值得研究。

文献综述

学术界认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原因较多，例如收入或者收入差距、消费文化、消费政策、房价、税收政策、家庭债务（尹雪瑞和夏咏，2019）。从金融角度研究消费不足的文献也较多，主要有金融发展不足（花中东和高静，2016）、金融抑制与金融资源配置（郭长林，2016）、金融集聚（谭燕芝和彭千芮，2019）、互联网金融（邢天才和张夕，2019）。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移动支付的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得到长足发展，同时也改变了普通居民与金融之间的距离，金融可得性大大提高，那么对居民的消费有何影响？

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李毅和杨蓬勃（2017）从农资消费信贷的可获得性角度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可获性，结果发现我国农业数字普惠金融的可得性、覆盖率与满意度均在不断提高。董云飞等（2019）利用2005-2016年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考察对家庭收支的影响。易行健和周利（2018）利用我国家庭的微观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周弘等（2019）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孔维汉和李爱喜（2019）利用2010-2016年江苏省县级面板数据，从农村居民消费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崔海燕（2017）利用2011-2015年我国26个省（自治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出，消费不足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并且较多文献希望从金融角度寻找到影响消费不足的原因。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互联网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被学术界关注，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明显存在不足：第一，数字普惠金融不同于互联网金融，其对居民的金融可获得性影响更为深入，但学术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第二，从仅有的几篇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分析看，目前采用的数字普惠金融仅是问卷调查中的某一个问题，并非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第三，也有研究构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但是指标选择的代表性不足，也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数字普惠金融。

模型与数据

借鉴崔海燕（2017）、董云飞等（2019）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计量经济模型：

其中，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sum为居民的消费水平，IFI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μi和νt分别代表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那些随着省份和年份变化的因素，比如地区差异、经济周期等；ξit为随机扰动项。

在公式（1）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其模型如下：

其中，urbsum和rursum分别表示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是刺激内需的一个方面，在中国二元经济体制下，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继续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其中，gapsum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此，本文的消费数据，主要有总的消费水平（sum）、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urbsum）、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rursum）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gapsum）四个指数。四个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获得来源主要为EPS全球统计数据。其中，总的消费水平、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三个指数分别采用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城市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折算到以2011年为基期的真实消费水平，并对三个指数取对数处理（见表1）。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本文关心的核心解释变量。本文采用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该指数的构建原则、指标选取和编制方法等进行赘述，具体请参见郭峰等（2019）。该套指数除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还涉及到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等分项指数。本文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IFI）进行基准回归，采用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IFIG）、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IFID）。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之外，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影响消费的其他因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lnpergdp）、人均储蓄水平（lnpersav）、正规就业率（emp_pop）、人均平均工资（lnavr_wage）、财政收支比（finre_ex）、万人在校大学生数（stu_coll）。

表1 描述性统计表

表2 基准回归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根据公式（1）、（2）和（3），采用Stata16.0软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第（1）列和第（2）列主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总的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在仅控制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显著为正，系数为0.0045，即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数每上升一个点，总人均消费水平将上升0.45%；第（2）列控制了其他因素后，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系数有一定的下降，其值为0.0026，说明不管控制其他因素与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对总人均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3 稳健性检验

表4 进一步讨论

第（3）列和第（4）列主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市居民的影响，结果显示，不管控制其他变量与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对城市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第（4）列的系数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一个点，该地区的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将提高0.38%。同时，第（5）列和第（6）列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均高度显著为正，显示不管控制其他变量与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上升一个点，该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将提高0.46%。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

（二）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采用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检验。表3汇报了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对三种消费的影响结果。前三列主要是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再控制了其他因素，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对总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是指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越来越大，人均消费水平会不断提高，具体来说，当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面提升一个单位，总消费水平将提升0.36%，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将提升0.38%；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提升0.41%。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指每个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强度。根据表3的后三列估计结果，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每提升一个点，总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分别提升0.13%、0.11%和0.19%。对比6个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要大于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三种消费水平均具有相同的特征。

（三）进一步分析

对比表2第（4）列和第（6）的结果，以及表3第（2）列和（3）列，以及表3第（4）列和第（5）列，均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市居民的消费提升低于农村居民，那么是否是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仅从表2和表3的估计结果并不能得到这个结果，因为不同模型，数据不同结果不同也是正常。要想得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消费差异的缩小作用，需要借助公式（4）进行估计。在表4所示中，六个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均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每个模型均控制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

第（1）列和第（2）列主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在不考察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估计系数为-0.0055，而考察了其他控制变量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估计系数为-0.0054，两者均通过5%以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数每上升一个点，城乡居民消费之比将下降0.0055（该变量的标准误差为0.405，相当于下降0.014个标准差），第（3）列和第（4）列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管控制其他变量与否，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均显著为负，系数分别为0.0048和0.0043，两个系数相差并不大，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效应较为稳定。第（5）列和第（6）列考察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两个系数均显著为负，但系数均小于前四列的系数，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效应要小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为0.0025，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每上升一个对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效应将缩小0.0025。

结论

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水平的考察，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作用。文章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考察对总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这对于刺激内需政策失效的情况，通过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

第二，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文章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考察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均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负向影响影响。

第三，加强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广度发展，适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深度发展。从文章的估计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广度指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大于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指数。

综上，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4G到5G网络的转变，会让我国每个角落拥有较好信息网络，通过移动端可以很容易进入购物平台。同时移动支付的安全性不断提升，居民对移动支付接受度将会越来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的金融形态。在新形势下，数字普惠金融将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将继续深化，从而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通过消费增长带来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