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舞者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茅银辉 梁小聪

在考虑2020年第1期“花城译介”栏目的稿子时，人们还在热议两位新科诺奖得主，其中托卡尔丘克由于相对陌生，也就更加让人好奇。于是心想，索性就约一篇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吧，正好呼应读者的期待。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1962— ），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1987年以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而后接连出版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E.E》《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等，受到波兰评论界的普遍赞扬。她擅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擅于深入挖掘人物的心理，始终关注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她的小说灵动、轻盈、精准、内在，富于想象和变幻，具有打通现实和非现实、形而下和形而上、自我和多重自我的超强能力，从而获得特别丰富的意蕴。她曾两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刻奖评审团奖，四次获得尼刻奖读者奖。2019年10月，瑞典学院宣布授予托卡尔丘克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这让她一下子被一道强光照亮，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作家。

短篇小说《女舞者》有点苦涩，有点凄惨，但十分精致、动人，不动声色中涌动着一股直抵心灵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壁画观众、给父亲写信等细节所呈现出的孤独形象和特殊心理都让人难以忘怀。无疑，《女舞者》讲述了好看又耐看的意味深长的故事。

显然，他们盘下这整栋危房纯属临时起意。他们远道而来，开车途经这里时汽油告罄，时值夜晚，便就地留宿了。这个乡镇有个怪诞又令人不舒服的名字——心绞痛镇。这儿曾经是一处小型疗养地，有饮用水取水口、带喷泉的公园和两栋旅社。其中一栋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一栋，被他们以白菜价从乡政府那儿租下。他们宣称要将它改成一座剧院，名字就叫“心绞痛乡镇舞蹈剧院”。

她很欣喜，因为这座危房里有个舞台。

房子不大，整体由木头和红砖建成，外墙是普鲁士风格的。一楼曾是前台和厨房，游廊上有个小餐厅。北侧是个舞厅，就像那些有一定档次的乡村客栈一样。舞厅的墙面上覆盖的一层半高镶板已破损得不成样子，腐烂的木头碎片掉落一地。厅中的舞台也是木制的，不算大，但好歹也是个舞台。舞台两侧入口上方是充当后台的空间。

楼上还有几间客房和两间浴室。仅此而已。

她很瘦，说瘦恐怕还不够，应该说是瘦骨嶙峋或者骨瘦如柴更为贴切。她全身上下都是直挺、突兀的，脸瘦长，鼻子纤长，披散着一头灰白长发——这让她看起来有点像个女巫。和她同龄的女人一般都会梳个漂亮的鬈发，或将头发简单地盘在脑后。她消瘦的双手十指细长，纤长的双腿总是穿着长裤。从背后看起来，像是个青涩的少女，但正脸却出卖了她的年龄，好在那些皱纹如网格般固定住了她的面部特征，让这副容貌不至于褪色走形。看得出，她当年一定是个美人。

她的那位丈夫、伴侣或曾经的那个谁吧，在剧院开办三个月后就消失无踪了，他看起来明显比她年轻，也许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也许是他染了色的胡子，以及棕红色或蔚蓝色的衬衫给人带来了这种印象，衬衫的红色与周围柔和的绿色形成强烈的反差。当她因情绪低落、无名火起、对整个世界充满幽怨而大发脾气的时候，他会对她说：“闭嘴吧，亲爱的。”当她整夜因脊椎疼痛而无助地呻吟时，他会翻过身来，在黑暗中说道：“闭嘴吧，亲爱的。”

谁也不清楚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她而去的。或许是一次认真而决绝的争吵，又或许是他已经受够了这座棚不遮雨、廊窗尽碎、摇摇将倾的危房吧。总之，他消失了。

对此，她表现得好像毫不在意。有时，她会请乡村里唯一的那位有车族——农场主从城镇里帮她捎些东西、寄封信，或是代付电费。她会定期收到养老金或伤残抚恤金。她也时不时地自己进城去药店买些药膏、胶囊和乳液，都是些西方的名牌货。

皮肤干燥，真让人抓狂啊。得涂上腻乎乎的润肤膏去滋润它，最好的莫过于可可润肤乳，可是它那病恹恹的味道一会儿就熏得人头疼。需要润肤、涂油、拍打，没完没了。一般说来，都会被所谓最好的、最贵的润肤膏误导，其实普通的橄榄油反而最有效。这一身皮肤与生俱来，如之奈何。她的指尖在脸颊上、乳沟间、肩膀上划过，这是她惯有的手法。干燥的肌肤似乎在手指下颤抖、紧绷着。如果人能像干旱的森林一样被点燃，那么她早就会像火把一样燃烧起来了。又干又热——她很少感到冷。她踮起腳尖，循着芭蕾舞蹈演员的“惯性”，抬起手，让肺部吸足空气，慢慢地，女舞者以优雅的步伐移动着，就像在跳舞一样。

她没给这座危房搞什么特别的装修，只是时常会从村里请个人打扫卫生，最常来的是个未婚生子又找不到工作的女孩儿。她给女孩付工资，而女孩为她做保洁。其实也没什么可打扫的，因为女主人的起居就像个幽灵一样，轻柔而安静;而且她食量很小，就算吃了什么，也不会弄得杯盘狼藉。她就住在楼上的一间房里，从不涉足其他房间，所以家务活也就是铺铺床，有时洗洗衣服而已。她从不给自己生火做饭，只吃水果、胡萝卜、杂粮面包和牛奶麦片。为了喝牛奶，她会跑到村里直接在奶牛身上吸吮，一旁挤奶的农场女主人对此非常反感。这个年纪，需要好好注意自己的骨骼，尤其要当心骨质疏松，防范其他的危险。否则，人会变得像干枯而中空的植物茎一般脆弱。

女舞者没对屋子做过任何改动。招待台后还一直挂着那块牌子，上面依旧吊着几把钥匙，钥匙绑着不规整的长木片，木片上标记着房间号码。秋风从破碎的窗子里吹了个通透，裹挟的枯叶，落在了以前饭厅的地板上，那里居然还有青蛙在蹦蹦跳跳。于是，她拿钥匙锁死了通往游廊的门，从此止步。

她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舞厅里，在那儿打扫卫生，往天花板上悬挂漂亮的纸灯笼，给墙壁刷上蓝漆。她要求擦洗舞台木板，然后踩着高跟鞋上去检查木板的强度。她偶尔也会走遍整栋建筑，那时，到处可听见她欢快的节奏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踢——踢踏，踢——踢，踢踏踢，踢……交响乐常常从留声机里流淌而出，像异国风情的香水般飘向公园和乡村。夜晚，她会坐在卧室的桌前写信，开头总是这样一句：“亲爱的爸爸！”她从来都没写完过一封信，便把信纸丢入一个老式皮箱，那里面积存了无数信，可能数以千计——所有信都用幼圆体书写，而且所有信都差不多，写不满一页。她为一封信写了上千个开头。紧闭的箱子里，原本是紫色的墨迹已然暗淡。

例如她会这样写：亲爱的爸爸！请您想象一下，我给您带来了什么新消息？我买下了一座剧院！这栋漂亮的老房子是本世纪初的建筑，有几间客房和一间采光极好的宽敞餐厅，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舞台。爸爸，您能想象得到吗？现在我终于可以为自己工作，终于可以去跳我喜欢的每一个角色了。没错，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舞蹈生涯其实已经结束了，我绝对是有自知之明的，但我舞蹈家的灵魂依旧年轻呀！我有很多计划，有时我还能自个儿跳跳舞。我不后悔跟您吵了架，亲爱的爸爸，我想，我们都老了，该和解了。现在最让我遗憾的是，爸爸您再也不能看到跳舞的我了。也许并没有什么主角可以让我饰演，也许是因为脊椎的问题，我当不上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但我已经足够出名了，我跟我的团队在多少舞台上收获了掌声。爸爸您错了，您那时怒气冲天地说我没有天赋，就在我们最后那次见面。这太不公平了……

信又被扔进皮箱里了。

搬到这儿两三个月后的第一次演出，她邀请了心绞痛镇的居民。那时候她的那位丈夫还在。淡蓝色的卡片上用紫色墨水写着：“表演将于19：00开始，彼得·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天鹅湖》选段，舞者：芭蕾舞团的首席女演员……”丈夫亲自挨家挨户派送这些邀请函，还配上一盒心形巧克力。所有人都应邀而来，连抱着婴儿的妇女也不例外。舞厅已经焕然一新，两盏聚光灯大放异彩，一盏被湛蓝色的吸墨纸包裹着的，光线如水波和迷雾般散射，而另一盏则从上方投下光束，在舞台上勾勒出一个明亮的椭圆。地板上衬着闪闪发光的蓝色箔纸，花园里的草丛和苔藓也被移到舞台上作湖岸布景。抱着婴儿的那位年轻妈妈惊叹不已。

当所有人都已落座，从舞台后面传来柔美的音乐声，不一会儿，一位双腿修长的女郎登场了，她身姿苗条，穿着白色薄纱裙和光滑的缎子舞鞋。

她无所畏惧地起舞——所有人都为她动作的幅度、舞姿的大胆、跳跃的猛烈而捏一把汗，担心她失去了平衡，摔倒在木地板上。薄纱裙随着她那修长的大腿起落，总是稍有迟滞，比身体的动作晚一秒，仿佛是一团发光的白云随身而动。她那双穿着白色紧身连袜裤的腿上似乎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脚，就像某种以非常规方式行走的存在。而替代了脚掌的肢体尖端，被封在舞鞋的亮点里，轻刷着木质地板，完全不同于人类沉重的脚步，仿佛是一只猫在舞台上欢跃。她用白色小花编织的银色发髻高高地盘在脑后，脸上的舞台妆浓得让人快要认不出本来面目了，这样的妆容与白色薄纱裙和音乐倒是十分相配，然而看向她的脸时，那副面容就像戴着个惨白色的幽灵面具。一切看起来就是这样。

包括她丈夫在内的九个人为她鼓掌叫好，而女舞者优雅地屈膝感谢。演出结束后，所有人都得到了橙汁、葡萄汁和小蛋糕，心满意足地回家。真的心满意足吗？谁知道呢。

亲爱的爸爸，若您能想象得到今天都发生了什么，那爸爸您一定感到非常惊讶。这是我十几年以来第一次公开为观众表演！我跳了《天鹅湖》中我最拿手的一段，可惜爸爸您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我跳这段舞了。我知道爸爸您是怎么看待我的舞蹈的，但您一眼都没看过我跳舞就“一票否决”了我，这样公平吗？我梦想着我们还能再相见，梦想着爸爸您能够来这里。但我也知道这不可能，因为长途跋涉对您来说实在太艰辛了，但我还是喜欢想象着爸爸坐在观众席上的画面……我可能会跳些特别的舞蹈，但还没想好。爸爸的感受会是怎样的呢，真好奇呀！毕竟当我还小的时候，您指责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根本没有音乐细胞。我的钢琴课总是惹爸爸您生气，您总说我弹钢琴简直就是敲鼓，那您说一个小孩子能弹成什么样呢？您把钢琴老师打发走了，所以我只能在窗台上弹、在桌面上弹。您还嘲笑我的舞蹈课，我只能跟妈妈偷偷地去上课，妈妈谎称我是去上法语补习班，甚至还把法语课本带上了。而爸爸您居然一点都没有发觉！爸爸不爱我的念头在我脑海里多次闪现，但您为何要这样对我呢？因为我是个女孩吗？或许这就是充足的理由了。那么，父亲有可能不爱自己的女儿吗？我肯定弄错了。父爱是不一样的——爸爸竭尽全力让我不再受苦，让我过上美好的生活，也许只是因为爸爸认为所有艺术家都不幸福的缘故吧。但毕竟人们都渴望成为艺术家，得到大家的喜爱。应该没有其他原因了。比起鞋匠、书籍装订工，无论他们有多出色，出于某种原因，人们还是更热爱歌手、舞者和作家。

初演前的夜晚，她的那位丈夫，或者那個谁，说要回城里。她在双人床的另一端摸索到了他，抱住了他那柔滑而温暖的、天鹅绒一般的脊背。他的皮肤油光润泽，像披着一层松软的羽毛，摸起来舒服而充满活力。她感到身心俱暖，而他低声咕哝着翻了个身。她睡不着，于是倾听起木蠹、老鼠的深夜奏鸣曲，听见飞蛾扑向玻璃，听见窗外窸窸窣窣的脚步，听见远处猫头鹰的啼鸣。冰凉的脚和疼痛的脊椎让她根本无法入睡。床垫太软了，她那枯槁的身躯像一段木头一样陷了进去。脊椎传来阵阵警告性的刺痛。早上，她看见他就睡在床的边沿，而自己就黏在他身旁。这样的旅程每夜必经，而白天也是如此，只要他一挪动，她就会如影随形地凑过去。最终，他离开了。

那天她写道：亲爱的爸爸，我必须要告诉您，您的那些话一直留存在我的生活里，至今仍在耳畔回响。父亲终究会疼爱自己的孩子，毕竟这是天性，所以我明白爸爸您并不想伤害我，只是警告我别去触碰那艰辛的艺术生活。某种程度上，我承认爸爸您是对的，因为如果现在给我第二次选择的机会，我并不清楚我会何去何从。我真的不知道。

冬天来了，天气却是异常温暖。电火炉足以让卧室和厨房暖和起来，排练时打开舞台上的两台小热风机，十分钟后便暖意盎然。她练舞时，发现自己已经跟不上音乐的速度，必须要减小摇摆的幅度，降低跳跃的高度，注意倾斜的角度。

已经年过六旬，就别期望自己能像年轻时那样健步如飞，身轻如燕，虽说她的体重比起以往并未增加。

亲爱的爸爸，我想亲手给您做件生日礼物，但真不知道做什么好。想起来真是奇妙，我们都不再年轻了，我们的时间线在平行地流逝，可以说，我们是在并肩前行。爸爸快到90岁了，而我再有一个月就满64周岁。我一直记着，我们的年龄相差26岁，我希望自己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就像我祝愿爸爸的那样。我们又有这么久没见面了，上次大约是三十五年前……

当然，这封信依旧没写完，便躺进皮箱里的信纸堆，止于那半句话。

十二月份，她筹备了一场圣诞节演出。她打算跳《胡桃夹子》，每天都要勤奋地排练几个小时。她准备好了邀请函，并一一寄发出去——也就是说，她把邀请函塞进了城镇邮局的信箱里。她还给村长、镇长、卖润肤乳的那家药店的售货员和教师们邮寄了邀请函。然而，来看表演的只有四个人——农场主夫妇，以及他们各自的母亲——两位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行将入土又爱凑热闹的老妇人。而其他人，可能是害怕她会在起舞时摔倒，像枯枝一般咔嚓断裂，毕竟没有谁想成为悲剧的见证者，人们只爱参加那些愉悦的活动。

她放任自己为这个夜晚哭泣。仰卧着，泪水夺眶而出，渗入她那沙漠般干燥的面颊皮肤里，竟没有一滴淌落在床上。

圣诞节，她收到了几张祝福贺卡，其中有一张来自她的丈夫、伴侣或曾经的那个谁——穿红色衬衫的男人。

二月里，乡村被大雪覆盖了足足两周，那时她放弃了训练，成日蜷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雪景。一周后，开始有人来敲门了，是村庄里的农场主，他怒气冲冲地问她：到底还活着吗？您不透露一点迹象，门前不见您的脚印，烟囱里也不冒烟，您这是整的哪一出啊？谁会这样啊？我要开雪橇车进城，需要给您捎带点什么吗？她回答道：葡萄、橄榄油，另外多带点生菜和番茄。农场主耸耸肩，傍晚的时候就给她送来了一大塑料袋的食物，里面有一条面包、一小袋酸白菜，还有萨拉米香肠和巧克力。事实证明，她最后把这些东西全都吃完了。农场主现在每天过来给她的砖砌大壁炉生火，这样就可以让整个底层保持温暖。他说，冬天应该吃酸白菜炖肉，而且必须要喝杯伏特加。可以看出，他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亲爱的爸爸，您知道不被爱的人有什么感受吗？他会感到所有他要做的事情都是错误的，甚至停下不做了也是错误。他身上一无是处。就像一块碎布、一张被扔在地上的废纸。为了得到爱，他费尽心思，但徒劳无功。也许不被爱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结果能让他们满意;他们无怨无悔地工作，却没有实现愿望的可能，也没有任何奖励。就像是推巨石的西西弗斯和那些用竹篮打水的人，到头来一场空。

待雪消融时，路通了，她随农场主驾车入城买油漆和刷子，还有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和不同粗细的管子。显然是要搞装修了呀，农场主笑着说，但我跟您讲，这不值得，因为整栋危房就要塌了，这简直就是在扔钱。她说，只是为了下一场复活节演出。这次她又要别出心裁搞点什么新花样？他有点儿伤感地笑了笑，再也不發一言。

后来，她整天在舞厅里粉刷。村庄里时常能听到音乐声，好像是她用留声机播放的。音乐是那种收音机里常听到的，无聊得很;寒鸦和乌鸦的叫声也加入这些旋律，在那一年，这些鸟儿爱上了荒废的公园里的树。下午，她烧水洗了个澡，把身上沾染的油漆冲洗干净，为的是第二天又再弄脏自己，然后她沏了壶茶，开始写自己的信。

门廊里塞满了旧桌子，她便就地取材给自己搭建了一个脚手架。她在塑料桶里调好了油漆，在罐子里混好了颜料。三月天渐渐回暖，有那么几天甚至闻到了春天的气息，她打开窗户，竟听见自己在低声哼唱。她外出进城，去邮局或银行时，还顺道给自己买了瓶红酒。每天看似一成不变，只有大自然能打破这重复而单调的节奏，又下霜了，大团湿润的空气笼罩在村庄上空。树皮变得柔滑而带上了光泽，一股看不见的腐烂味道包裹着经年的落叶。最后，花儿在公园里绽放。

四月初的复活节来临之前，她又向整个村庄发了演出邀请函，农场主逐门逐户地劝说人们光临，希望大家都行行好，那两个小时对你们来说无关轻重，却能让她十分满足，因为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个冬天;要知道，这个女人并不坏，她只是有点疯狂，但疯狂的方式还算不错，因为她对谁也不造成伤害，只是跳舞而已。因此，圣周日下午，在享用了丰盛的午餐后，来看表演的还是九个村民，外加三个来自城镇的客人。他们循着墙上箭头的指引，战战兢兢地走进黑漆漆的舞厅，随着美妙的音乐伴奏，在昏暗中落座。

接着，灯光骤然亮起，大家一下子被惊呆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间人潮攒动的真正的剧院里。就像在电影院里一样，观众席、阳台、包厢一应俱全。他们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千人发出的细碎嘈杂声。这还是当初那间令人伤感的、破破烂烂的大厅吗？现在的墙壁被一张张略显臃肿的面孔所铺满，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包厢右侧甚至还出现了一个戴着王冠的头颅和一位胸前斜佩着紫红色总统绶带的大人物。再就是戴着礼帽的贵妇和戴着高帽的绅士们，当然也少不了面目平庸的芸芸众生。观众席画得就有点不太上心了，都是千篇一律的大众脸，只有包厢里别具一格。若是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玛丽莲·梦露的金发和猫王那别致的发型。噢，他们已经在相互炫耀美髯了，这位留的是毕苏斯基将军款，还是莱赫·瓦文萨式样的？这些脸都是巧克力色的，脸上留着长胡须。还有老人和小孩的形象。接下来几排座位上的面孔开始变得相似，再远处就只剩下两个象征眼睛的圆点儿和一竖一横两条直线了——分别代表鼻子和嘴巴。但这无伤大雅。面对此情此景，农场主放声大笑，赞道：太有才了！真是绝了！连婴儿都笑了，但突然又哭了起来，肯定是因为在这孩子的小脑袋瓜里容纳不下这么多张形貌各异的脸。所以，当音乐轰然奏响时，观众们热烈地鼓掌，而她，着一身白色薄纱舞裙，鞠躬致意。完全看不出她的年龄。她在观众面前特意跳得轻柔一些，现在大家都相信她不会让自己揪心了——她不会摔倒，不会崩解成灰，不会被氢气球般的薄纱裙带得飘飞上天。有一段音乐听起来像是模仿昆虫的嗡嗡奏鸣，而她真的化身为牛虻和蜜蜂，忽扇着手掌。她头戴一对奇怪的发饰，看起来就像头顶上长了一双巨大的眼睛。噢，大家都太喜欢这表演了，不禁拍手叫好。

第二天，全镇的人都知道了那些绘制在剧院墙上的画，紧接着传遍了整个周边区域。五月的一个周末小长假，有几个人慕名而来，只为一睹为快。她表现得彬彬有礼，但在一件事上非常坚持：请留下地址，以便日后收到演出邀请函。

去年的整个夏天，她每个周日定期为惊艳于她的舞蹈和“壁画观众席”的游客们出演。还有人给当地电视台拍了一部关于她的短片，摄像机一会儿对着她拍，一会儿又转向壁画，当然也少不了坐在那几排座椅上的现场观众的镜头。拿到了录像带后，她就翻来覆去地观看，几乎每晚不辍，她还专门为此买了一台电视机。然后，她写了第一封完整的信。

亲爱的爸爸，我给您寄了我第一次独舞的录像带。我非常希望，爸爸您能够不带偏见地看完。我想我们最终应该能和好如初了吧。我一直都爱着您，爸爸——现在我终于能说出口了——我几乎每天都给爸爸您写信，这些信我还留着，若是您什么时候想看了，我可以装箱打包给您寄过去。实在太多了。爸爸您说得不对，我是有天赋的，只是爸爸您不能慧眼识珠。我十分努力，而现在有很多人来欣赏我的表演。我跳舞的时候，这剧院都要被挤爆了！我已经看到爸爸那意味深长的笑容了——是讽刺的笑，对吧？我知道，我一直害怕这种微笑。我一直为这样的我感到羞惭，而我根本就是这样的。但每种感受都有各自的限期，我已经老了，老到不再羞惭了;而爸爸您也老了，老到不该再鄙视我了。也许现在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能够烟消云散了吧，我们会忘记过去所有的怨恨和伤痛，最终成为一对慈父孝女。

就在她到邮局寄走这封信的当晚，一封电报不期而至，是父亲去世的噩耗。她一把将电报纸揉成了团，扔在地上，还用鞋跟踩得稀烂。她悲愤莫名。那天夜里，她点亮了全部灯光，取来油漆，在观众席上又添加了一张脸，就在剧院一楼的第四排座位上。她朝着那个方向画了个十字，再度起舞。

责任编辑 许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