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癫”的中介：论《狂人日记》《金锁记》中的“疯癫”形象

刘乐晨

摘  要：“疯癫”凭借其本身所表达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成为一种标识或中介，在现代文学中形成了丰富的内涵。文章以《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两个疯癫形象为例，分析其疯癫的成因，揭示理性话语下国民“吃”与“被吃”的生存本相，表达对病态人性背后的病态社会和病态文化的反讽与嘲弄。

关键词：“疯癫”;《狂人日记》;《金锁记》

一、“疯癫”形象界说

何谓疯癫？论述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首先便要对“疯癫”做一个界定。“疯癫”是一个被不断认识和发展的概念，对它的阐释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现代汉语词典》对“疯癫”的解释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近似于现代医学对“精神病”的定义：精神病，是指在各种生物学、心理学以及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常伴有主观痛苦体验和社会功能损害的个人情绪、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的改变。

然而，这种把“疯癫”单纯视为一种精神错乱的病理现象的做法，在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梳理过的人类疯癫史面前，则显得十分可疑。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道，“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在福柯看来，仅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确诊疯癫的医学身份是不能够认清疯癫本身的真实内容的，疯癫不仅仅是生理病变的产物，而且是文明或文化的产物，是一种文明或文化现象。所谓的疯癫史并不是疯癫本身的历史，而是人们怎样看待疯癫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它像一面镜子，照射着理性世界的荒诞。

基于此，“疯癫”在本文中便意味着超出理性规范轨道，被拒斥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和话语权之外的“异质”存在。文学作品中的“疯癫”形象，不再是单纯的病理现象，而是一种标识或中介，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内涵。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疯癫的中介”，使世界“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

二、《狂人日记》《金锁记》中的“疯癫”形象

（一）铁屋中呐喊的“狂人”

鲁迅的《狂人日记》抛弃了以故事为核心的传统小说模式，以日记的形式，用流动的拼贴片段，展现了一个患“‘迫害狂之类”病的青年的内心世界，他偏执于思索“吃人”与“被吃”问题，敏感多疑，终因“多荒唐之言”、行为举止荒诞混乱而被视为疯癫。

狂人看到听到的一切都同害他吃他的阴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在一起。社会是吃人的社会，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家族是吃人的家族，现实的人生、眼前的事物，在他心目中幻化成一个“吃人”与“被吃”的恐怖世界。他从“仁义道德”的字缝里看出历史上满本都写着“吃人”，惊觉自身处于“被吃”的危险中;在看到桌上的蒸鱼时，觉得“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块，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地吐出”;发现自家大哥也是“心里满装着吃人”吃人者后，惊叹“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随后又发觉自己也是“吃人”行列的一员，“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自己”……这个用“吃人”串连起来的心理流动过程断断续续地拼出了狂人的疯癫形象，将一个“受迫害狂”的病理特征和心理世界描写得惟妙惟肖，形象表现出他与“正常世界”格格不入、行为和思维荒谬透顶的“疯癫”特性。

进一步分析狂人的心理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稽的“狂人”，实则是一个披着“疯癫”外衣、内心清醒的觉醒者。从社会、历史到家族，他以发出“吃人”之言为武器，一层层的剥开了封建礼教冠冕堂皇的外衣，揭露出其疯癫变态的真面目，批判了封建文化对人性的压迫与摧残，以期唤起民众觉醒反抗，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正常。狂人远远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见識，注定将他推向孤独的境地，成为不被身边庸众所理解的孤独的呐喊者，而这种极其微弱的个体反抗者力量，则必然不会冲破“铁屋子”的束缚，撼动深植于民族文化、国民人格、道德意识内的封建传统势力。

因此，狂人的结局便也只能是如鲁迅在文言小序中所交代的那样，回归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中，“赴某地候补矣”。

（二）枷锁下异化的“疯女”

如果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通过“男狂人”塑造了一类“概念化”的疯癫典型，那么张爱玲则在《金锁记》里，用细致真实的笔触，多层次、多维度地创造了一个“极致化的”、被囚禁在情欲和金钱双重加锁下的“女疯子”——曹七巧。

曹七巧原是个健康强悍的麻油店姑娘，因自小在人情练达的柜台前长大，身上不免带着些市井习气。到了该出阁的年纪后，被一心想“攀上好亲戚”的哥哥嫂嫂“卖”到了姜家，给患有骨痨的姜二爷当姨太太，姜家为了笼络她，让她对这桩婚姻死心塌地，将她从姨奶奶扶为正房奶奶。然而，名正言顺的“二奶奶”身份终究也掩盖不了卑贱门第带来的耻辱，麻油店出身的曹七巧在姜家完全被当做一个笑话。“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连下人奴婢都肆意讥讽挖苦她是“低三下四”的“麻油店的活招牌”，不配指使她们来伺候。娘家哥嫂上门来探望时婆婆的不屑、妯娌的猜忌、下人的势利，更是令七巧十分难堪怨愤。

姜公馆人情的冷寒深入骨髓，原本应是港湾般存在的丈夫也仅仅是个名分，不但不能让她依靠，甚至连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无力完成。曹七巧是个健康且青春的女人，有着正常女人的情欲，所嫁的姜二爷却是个患骨痨的连坐都坐不起来的废人，是一堆“没有半点人气”、“腻滞的死去的”、“没有生命的肉体”，无法给予她一点点温存和愉悦。长期的性压抑，是导致曹七巧癫狂的根本。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讲到：“常态的性缺乏可以引起精神病。实际上由于这种缺乏的结果，性的需要仍不得不寻求变态的发泄。”情欲严重缺失的曹七巧，除了紧紧抓住金钱这一依靠外，还无可抑制地将自己内心难以排解的欲求幻化到了“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有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的“结实小伙子”季泽身上。

而对季泽爱的幻梦的破灭，则彻底将曹七巧推向了歇斯底里的“疯癫”。这以后，她更加坚定的视金钱为全部，疯狂占有能够抓住的黄金来满足已经变态的欲望。儿子的幸福、儿媳的幸福、女儿的幸福都为她所不容，她用狠毒的设计，葬送了女儿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情，让其沦落为与自己一样的“活死人”;用鸦片将儿子彻夜留在自己房里，以诱逼儿子透露其夫妻隐私为乐;对待儿媳更是刻薄至甚，直到将其逼死。“戴着黄金的枷”的曹七巧以“一个疯子的审慎和机智”，“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曹七巧的一生都在和枷锁下自己的欲望战斗，但她还是战败了，还是清醒地让自己一步步成了欲望的殉葬品。歇斯底里的“疯癫”，便是她向四周宣告自己的沉沦的强悍姿态。

三、“疯癫”形象的内在意义解读

狂人与曹七巧，一个是思想层面上的狂人，为了被夺去的人性而愤怒，为了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拯救尚未受到毒害的孩子而呼号;一个是现实意义上的疯子，沿着自虐和虐人的恶性轨迹不断下滑，在双重加锁的禁锢下异化为丧失人性的妖怪。看似截然不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两者的内在指向是统一的。

（一）“失语”的他者

“疯癫”是被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话语权所排斥、迫害的结果，理性为了确定自身的话语权，势必要排斥任何对理性有危险的元素。因此，疯癫者始终无法摆脱被话语权掌控者“言说”的命运，成为“失语”的他者。

狂人和曹七巧同为孤立处境下的失语者，狂人发现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真相，劝诫身边的人改掉吃人的痼疾，拯救还未被毒害的孩子们，却被人们当成是满嘴“荒唐之言”的妄想症患者;曹七巧在姜家人眼中是生育的工具、是照顾无法自理的二爷的保姆，在哥嫂眼中是换取利益的筹码、攀上富贵亲戚的牺牲品，毫无人格可言。无论是在内，还是在外，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没有为狂人和曹七巧们提供生存的空间。他们呐喊、反抗、斗争，却始终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只能在失败中任由“理性势力”摆布，彻底“失语”。

（二）反向的启蒙

从狂人到曹七巧，“疯癫”都指向了一种生命张扬、内心觉醒的生存状态，他们将心灵与外界脱离，在自我营造的狭小空间中坚守着自以为合理的存在，以极度的非理性为读者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迪。狂人看似癫狂，所言却句句都是直指封建礼教本质的真理，他日夜思虑的“吃人”与“被吃”问题，本质上正是民族病态产生的历史根源，揭露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他以“救救孩子”为口号的呐喊，更是揭开了思想运动的序幕。曹七巧则是现实世界中一个被吃又吃人的“狂人”，她以清醒的姿态，将自己锁在封建礼教的牢笼中，用沉重的枷角劈杀身边至亲的人，反映出了中国传统大家庭的压抑扭曲及其代表的封建伦理思想的吃人性。

鲁迅和张爱玲在塑造狂人和曹七巧这两个疯癫形象时，都选择以疯癫者为审视的镜子，通过疯癫来反衬大众观念中正常的“理性世界”的荒诞与荒谬，及其对人性的残忍束缚、压抑和虐杀，揭示非理性的疯癫源于非人道的压抑的实质，表达了他们对人性的思考和对现实世界的控诉，从而使读者从这些“疯癫的中介”身上看到反抗人性的压抑、呼唤人的尊严的深远意义，达到启蒙之目的。

（三）循环的悲剧

狂人和曹七巧的失败注定都是无法逃脱的。一方面，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思想先进的启蒙者，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都处于劣势，势必会被权威的旧势力以各种方式扼杀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作为觉醒于传统社会的独异力量，他们无法完全切断自身与传统社会的联系，彻底摆脱过去的束缚来迎接新的未来，最终只能走向悲剧结局。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狂人与曹七巧的结局在本质上具有悲剧意义的一致性和循环性：从“疯癫”到“痊愈”，具有反封建精神的狂人在清醒后无路可走，只好选择“早愈”，回归到规范下的日常生活中，倒退成为“吃人者”的一员，“赴某地候补矣”;从“正常”到“疯癫”，狂人所遭受的封建礼教悲剧在女性曹七巧身上再次上演，封建思想意识的束缚、不平等的性观念以及女性的人身依附性，一步步推动着曹七巧变成了黄金枷锁下面目可憎的怪物，她的无力反抗并不能为她自己带来觉醒和冲破牢笼的希望，只能越陷越深以至彻底疯狂。

四、结语

“疯癫”本身所表达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在现代文学中形成了其丰富的内涵。它既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指涉着现实，又构成了对文明的巨大隐喻。作为“疯癫的中介”，狂人与曹七巧所传达出的“吃”与“被吃”背后的國民生存本相，是现代作家和知识分子对人类历史和现实遭际中面临的生存困境的文化思考的结果，隐含反抗人性的压抑、对抗理性世界的扭曲的深远意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启蒙目的。其出现，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文学作品的窗户，也为我们认识社会、文化、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命运提供了新角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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