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土地利用的陕西商州区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

张孝存,刘若涵

(商洛学院 城乡规划与建筑工程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0 引言

乡村是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全球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乡村成为人文地理学者越来越关注的焦点。农村土地是乡村活动的载体，通过分析土地利用方式以及时空变化可以充分认识乡村的功能和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乡村地理复兴以来，随着西方乡村社会经济、人口的重构，学术界对乡村性的认识和关注点也在不断发展：从早期的描述性流派到乡土解释流派，再到社会建构学派等；从关注乡村的本体和乡村性背后宏大社会经济结构到关注乡村性的认识论，再到关注他者在乡村中的存在，以及对乡村性作为多元复合体的关注[1]。Mormont[2]指出：乡村、乡村性是一个概念集合体，源于一系列意义的社会生产，即乡村性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与产物。国内学者对乡村性的研究起步较晚。冯艳芬等[3]以广州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基于土地利用的乡村性评价体系，对影响乡村性指数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朱会义等[4]认为环渤海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居住用地增长、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以及建设用地增长；朱彬等[5]以乡村性指数为变量，运用差异系数对江苏省乡村性县域差异的演变过程与空间格局进行了定量分析，指出乡村性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但是以镇域为尺度对乡村性进行研究的鲜见报道[6-17]，笔者从土地利用角度对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镇域乡村性进行了评价和时空差异分析，对于探讨内地镇域乡村性变化及其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意义，从而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帮助。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商州区位于陕西省秦岭腹地的商洛市(108°34′20″～111°1′25″ E，33°2′30″～34°24′40″ N)，为“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石山区。商州区因地形差异可分为中高山地、川塬区和低山丘陵区，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图1)。其年平均气温为13.9 ℃，年平均降水量为710 mm，冬干夏湿、雨热同季，属于暖温带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截止2017年底，商州区辖4个街道办事处和14个镇(城关街道办、大赵峪街道办、刘湾街道办、夜村镇、沙河子镇、杨峪河镇、金陵寺镇等)，253个行政村，总人口为56.48万人。商州区不仅是商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家级的生态建设示范区和国家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

图1 商州区等高线图

1.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2.1 数据来源 数据调查时间为2019年3月10日～3月25日，以商洛市商州区18个镇(办)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各类土地利用面积数据，主要土地利用数据均来源于商州区统计局和商州区自然资源局。

1.2.2 研究方法 (1)ArcGis空间分析法。主要运用Arcgis技术分析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农村居民点密度和乡村性的空间演变。

(2)数理统计分析法。乡村性是综合反映乡村发展水平、揭示乡村内部差异、识别乡村地域空间的重要指标[8]。结合研究区实际和其他学者经验，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性评价指标的权重进行测算，运用SPSS 24.0对乡村性影响因素与土地利用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2 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2.1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分析

2017年商州区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耕地、建筑用地、交通用地、水域、草地和裸地，所占比重分别为62.58%、24.22%、7.75%、1.44%、2.43%、1.06%和0.52%。2017年商州区土地利用结构表现为林地所占比例最高，其次为耕地和建设用地，草地和裸地所占比重最低；土地利用呈现以农用地为主的特征，其接近总面积的90%，且农用地主要为林地和耕地，两者占到总面积的86.8%，土地利用虽然仍以农用地为绝对主体，但是与2011年相比(表1)，农用地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表1 2011和2017年商州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2.2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

由表1可知，2017年商州区耕地面积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耕地面积同比减少了1.22个百分点；林地面积同比减少了0.20个百分点；水域面积减少了0.01个百分点；建筑用地面积增长了0.75个百分点，交通用地面积增长了0.13个百分点，建筑用地和交通用地面积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草地面积起初增长缓慢，2016年突然快速增长，2017年增长了0.52个百分点；裸地面积变化较小，增长了0.02个百分点。总之，商州区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较快，建设用地、交通用地和草地面积增加较快，其余类型变化幅度较小；从土地利用变化总趋势可以看出商州区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3 乡村性评价体系的构建

3.1 乡村性评价体系指标的设计

选取乡村性评价指标是构建乡村性评价体系的重要步骤，根据综合性、可比性、操作性、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相结合的原则[3]，笔者将乡村性评价体系划分为乡村生产、乡村生活和乡村生态3个子系统，3个子系统共设置了9个评价因子(表2)。

表2 乡村性评价指标内涵

3.2 乡村性评价体系权重的设计

乡村性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对于评价结果的合理性有较大的影响。目前，关于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多种，但是研究发现，层次分析法在多因素综合评价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选取专家赋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作为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最终测算出乡村性评价指标的权重(表3)。

表3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3.3 乡村性评价体系评价模型

由于上述建立的各指标代表的涵义不同，存在量纲上的差异，因此，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13-16]。

(1)

(2)

式(1)、(2)中，Maxxi、Minxi分别表示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第i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13]。

评价模型选取线性加权求和来测算研究区乡村性指数，计算公式为：

(3)

式(3)中：RI代表各镇(办)的乡村性指数，Wi表示指标的权重，Si表示各指标标准化值，i=1，2，…，18，数值越大表明其乡村性越强，城市性越弱[14]。乡村性评价对象为商州区2011和2017年18个镇域共18个评价单元。将9项评价指标按照上述公式进行叠加，计算出每一个镇域乡村性指数。统计分析结果，研究区乡村性指数范围2011年为0.071～0.795，2017年为0.379～0.858。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研究区的乡村性指数等级划分为6类，分类标准见表4。

根据乡村性指数等级划分标准，将2011和2017年2个年份的镇域乡村性指数划分为6个强度等级：强等级(Ⅵ)、较强等级(Ⅴ)、中等偏强等级(Ⅳ)、中等偏弱等级(Ⅲ)、较弱等级(Ⅱ)和弱等级(Ⅰ)。

3.4 乡村性评价结果

从时间对比来看，商州区乡村性总体呈减弱趋势(表5)，2011年以强等级和中等偏强等级乡村性的镇所占比例最大(44.44%)，而2017年乡村性等级以中等偏强所占的比重最大(33.33%)，乡村性等级仍然以中等偏强为主，其中强等级乡村性的镇域个数明显减少，中等偏弱等级镇域个数略为减少，而属于较强等级的镇域个数略微增加，属于中等偏强等级的镇域个数明显增加，而较弱等级和弱等级的数量未变。

由图2可以看出，2011年商州区属于强等级乡村性的镇有4个(闫村镇、北宽坪镇、三岔河镇、牧护关镇)，分布在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属于较强、中等偏强和中等偏弱等级的镇分别有3个、4个和3个，主要分布在北部及东西部的低山丘陵区；属于较弱等级的有3个，弱等级的只有1个(城关街道办)，较弱和弱等级的分布在中部的城区及周边。

图2 2011年商州区镇域乡村性空间分布

由图3可以看出，2017年商州区属于强等级乡村性的镇只剩1个(三岔河镇)，显著减少；属于较强、中等偏强和中等偏弱等级的镇分别为5、6和2个，较弱和弱等级的镇与2011年状况一致。

商州区乡村性的空间分布特点：从中心向四周呈增强趋势，乡村性最弱的镇分布在中部城区及近郊，并向外不断增强，南北山区的乡村性最高。其中城关街道办的乡村性等级为弱等级；陈塬街道办、刘湾街道办和大赵峪街道办属于较弱等级，而三岔河镇、北宽坪镇和闫村镇等山区镇为强或较强等级。

相比2011年，2017年商州区中心城区和周围镇办及中部位于丹江河谷镇的乡村性等级均有所下降，表明商州区中心城区及周边镇城镇化速度快，乡村性明显减弱。但西部三岔河镇的乡村性一直处于强等级，表明三岔河镇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

图3 2017年商州区镇域乡村性空间分布

4 影响因素

4.1 自然因素

区域自然因素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土地利用方式，进而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变化[3]，自然因素包括地形、气候和土壤等因子。地区海拔高低会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开发，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为川塬区，两侧为低山丘陵及中高山区，镇域具有较大的地形差异，因此选取高程因子进行分析。利用ArcGis软件将商州区镇域矢量图和商州区的DEM栅格数据叠加，计算得到各镇域的平均海拔，相关分析表明，18个镇域的平均海拔与其乡村性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P<0.01)，相关系数为0.866，表明商州区海拔较高的镇域乡村性指数相对较高。

由于地势和地形条件的影响，商州区海拔较高山区镇地形崎岖，气候温凉，土壤较薄，交通不便，适宜发展林牧业；处于这种地区的三岔河镇、牧护关镇、黑山镇、闫村镇的乡村性等级较高，显示出较强的乡村性，主要原因在于这些镇林草地覆盖度较高。大荆、腰市镇处于低山丘陵盆地，土壤肥沃，适宜于耕作，非农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适中，乡村性处于中等；丹江河谷的镇(办)处于川塬地带，地势低缓，交通便利，非农经济易于发展，城镇化发展较快，因此其乡村性弱。

4.2 经济因素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和农业向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和转移，促进城市化发展，影响区域乡村性的分异[9]。经济因素包括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二三产业产值等[17]，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笔者选取后者来揭示乡村性指数和经济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镇域二三产业产值与其乡村性指数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0.642，说明二三产业产值越大，乡村性指数越小。

城关街道办位于城区，不仅地形平坦，还有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可以更好地发展二三产业，2017年城关街道办的二三产业总值位居全区第一，因此城关街道办的乡村性等级最低，为较弱等级。处于城郊的镇办刘湾街道办和沙河子镇等发展二三产业条件较为便利，有利于非农经济集聚，因此，其乡村性有所减弱，为较弱等级和中等偏弱等级。而杨斜镇、板桥镇、三岔河镇等镇，地势较高且距离主城区较远，二三产业力量较弱，因此这些镇的乡村性较强，均为较强等级和强等级。由于二三产业总产值与乡村性指数呈现明显的负相关，这也就印证了基于土地利用角度计算得出的镇域乡村性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乡村的经济状况，可以利用乡村性指数揭示乡村发展的内部差异[3]。

4.3 社会因素

乡村发展水平也与社会因素有关，社会因素包括乡镇的区位及其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良好和教育的普及是否全面等，本文选取了交通用地状况和建筑用地情况来反映乡村性指数和社会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道路用地面积和建筑用地面积与其乡村性指数呈显著的负相关(P<0.05)，相关系数为-0.590和-0.496，由此可以看出，道路面积和建筑面积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乡村性指数越小。

城关街道办的建筑面积和道路面积逐年增大，良好区位、交通条件和建筑用地的不断扩大使得主城区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城区带来更多非农产业和就业机会，因此城关街道办的城镇化水平高，乡村性最弱；城关街道办周围的镇办受主城区带动，交通情况在逐步完善，工商业建筑用地面积不断扩大，所以周围镇办的乡村性较弱；而三岔河镇、杨斜镇等海拔比较高的山区镇，交通不便，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缓慢，因此城镇化水平相对低，乡村性比较强。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从时间尺度来看，2011～2017年商州区乡村性整体呈现出减弱的趋势，2011年商州区镇域乡村性等级以强等级和中等偏强等级为主，分别占22.22%，而2017年商州区镇域乡村性等级以中等偏强等级(33.33%)为主；说明商州区的乡村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从空间分布来看，镇域乡村性从城区及周边向四周呈现增强趋势，乡村性最弱的镇分布在中心城区及近郊，并不断向外增强，南部和西部局部乡村性最高。

(2)乡村性指数受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与海拔、二三产业产值、道路面积和建筑用地面积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较好的区域，乡村发展速度越快，乡村性指数越低，其乡村性逐渐减弱；反之，乡村性指数越高，其乡村性逐渐增强。

(3)从镇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角度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与当地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从一定程度反映了评价方法的可行性。

5.2 讨论

乡村性研究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截至目前，对于乡村性的理解和乡村性评价指数的计算并无一个统一的标准。一个区域的乡村性是由于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但由于文中所收集到的样本数量和数据有限，因此笔者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从镇域层面来研究乡村性的时空变化特征，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假若可以从村域层面来研究乡村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则更有助于深化对乡村性的理解，从而为乡村的发展提供更扎实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