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藏明成化《处州府志》文献价值考述

吕冠南

（山东大学国际汉学研究中心，济南250100）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郭忠、刘宣纂修的《处州府志》是一部篇幅浩繁的地方志书，全书凡十八卷，不仅对处州府下辖的若干县治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与考辨，还收录了历代与处州相关的诗文作品，具有极高文献价值。据《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介绍，目前国内仅有北京、上海图书馆及宁波天一阁藏有成化《处州府志》，然皆为残本，不便于学界研究利用。以汇辑宋、元两代单篇文章为旨归的《全宋文》《全元文》，由于未使用成化《处州府志》之全本，故存在一定的疏漏。《全宋文》在编纂时，可能并未使用过成化《处州府志》；《全元文》在编纂时，虽利用过成化《处州府志》，但其所用乃国内所藏残本，对于国内佚失的各卷内容，则俱付阙如。幸运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明治九年（1876）文部省交付的成化《处州府志》之完帙，为我们全面认识该书的价值提供了条件。本文拟以成化《处州府志》在补苴《全宋文》《全元文》方面的价值为中心，揭示该书的文献价值。

一、成化《处州府志》卷首所载《全宋文》《全元文》失收序跋

成化《处州府志》在卷首抄录了此前处州府下辖各县地志之序跋，凡8篇，皆为《全宋文》《全元文》所漏收。兹撮其旨要，略加考订于下。

（一）宋佚序跋4篇

1.楼璩《乾道栝苍志序》。成化《处州府志》云：“乾道六年修《栝苍志》，时守楼公璩委教授曾贲编，楼自序。”据此可知《乾道栝苍志》由楼璩委托曾贲编纂，撰成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书成之后，楼璩亲撰序文，介绍编纂此志的起因：“余守栝苍，得旧图经甚详，惜其猥酿讹舛，不足以传久，乃属郡博士与乡之老成更加是正，而为之志。”[1]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5)栝苍虽旧有图经，但舛误颇多，故有重新整合修订之必要，《乾道栝苍志》的修撰正出于上述目的。本序作者楼璩（1107—1182），字叔韫，乃宋代著名学者楼钥（1137—1213）之父，璩于乾道五、六年间（1169—1170）为栝苍太守[1]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M].巴蜀书社,2001.(P451-452)，序言“余守栝苍”即指此事。《全宋文》《宋代序跋全编》皆未收录楼璩，《乾道栝苍志序》可能是楼璩仅存的一篇文章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括苍志》七卷，教授曾贲撰。乾道六年，太守四明楼璩叔韫序，钥之父也。”[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P248)可知此书凡七卷，然亡佚已久。但《乾道栝苍志》并非栝苍地区的第一部志书，目前可知最早的栝苍志书由谢少卿修撰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见陈百朋《嘉泰栝苍续志序》。但遗憾的是，谢少卿修撰的《栝苍志》也已亡佚了。

2.陈百朋《嘉泰栝苍续志序》。成化《处州府志》云：“嘉泰二年修《栝苍续志》，时守胡公澄委主簿陈百朋编，百朋序。”[3]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5-6)据此可知《嘉泰栝苍续志》乃嘉泰二年（1202），由胡澄委托陈百朋编纂而成，该书之序文亦由陈百朋撰写。序文追溯了栝苍地区修志的历史，首先是“栝苍有志，绍兴丁丑，郡太守谢公少卿所编”，“丁丑”为绍兴二十七年；随后是“乾道庚寅，楼公工部始命郡博士重加参订，鋟板公库”，此即上文介绍的楼璩委托曾贲所编《乾道栝苍志》。但作者认为上述志书虽贡献良多，但“其于一代名流，千载胜概，尚多缺遗。倘续志弗修，亦后来考古者之愧”，故撰《栝苍续志》以补苴前贤之作。遗憾的是，这部志书现在也已经亡佚了。元代陈性定在《仙都志》中曾征引过《栝苍续志》的内容，说明该书在元代还有流传。本序作者陈百朋占籍丽水，其他事迹暂不可详考。《全宋文》和《宋代序跋全编》皆未收录陈百朋，幸有成化《处州府志》，尚保留了他的这篇佚文。

3.何澹《嘉定龙泉志序》。成化《处州府志》云：“嘉定二年修《龙泉志》，时知县林应辰编，参政何澹序。”[3](P7)据此可知《嘉定龙泉志》修于嘉定二年（1209）。据孙诒让《温州经籍志》，林应辰乃林拱辰之弟，淳熙间中进士，曾撰有《易说》《骚解》[4]孙诒让.温州经籍志[M].中华书局,2011.(P10)。《龙泉志》则是其在方志领域的代表作。为《龙泉志》撰序的何澹亦为善属文之士，《全宋文》卷六三九七至六四○○曾录其文四卷[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82册，P164-219)，但漏收此篇《嘉定龙泉志序》。序文既陈述了龙泉旧志的缺失，又介绍了新志的成书历程，对于读者了解《嘉定龙泉志》的产生背景颇有助益。

4.郑如冈《绍定青田志序》。成化《处州府志》云：“绍定五年修《青田志》，时邑人程頔编，运使郑如冈序。”[3](P7-8)据此可知《绍定青田志》编于绍定五年（1232），程頔修，郑如冈序。《全宋文》卷六七四四录郑如冈文二篇：一为《论语意原序》，一为《易翼传后序》[5](第296册，P114-116)，漏收此序。序文称“凡官府之废置，山川草木之品汇，皆一定而不可易。至于户口而课登耗，人物而纪盛衰，典邑佐政，因列姓字而较其臧否，将于是有考焉”，由此可推知《绍定青田志》之主要内容。像大多数宋修方志一样，《绍定青田志》也已经亡佚，幸有郑如冈的这篇序文，使我们可以了解该书内容之一斑。

（二）元佚序跋4篇

1.吴海《皇庆处州路志序》。成化《处州府志》云：“皇庆元年修《处州路志》，时本路达鲁花赤脱钵昭勇以浙东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劄委教授杜熙、学正杨福祖、学录钱有祥，会集耆儒，并各县儒职，一同编撰，前进士吴海删改，梁载订正成书。吴海序。”[3](P6)据此可知皇庆《处州路志》之修撰历程及负责者，杜熙是该书的主要撰者，有关其生平及佚文，详见下文，兹不赘述。吴海的序文首先表彰了处州地区的钟灵毓秀及宋修方志的彬彬其盛，随后则解释了重修方志的体例：“仿《温州路志》次第，参旧俗，揭新条，列七邑之事，萃于一郡之中，凡二十卷，曰《处州路志》。按图览籍，坦然可见。”处州下辖的县志较多，但州志似乎还以这部皇庆《处州路志》为最先。本序作者吴海乃饱学之士，平生著文颇多，《全元文》卷一六五○至一六五七收其文八卷[1]李修生.全元文[M].凤凰出版社,2004.(第54册，P145-292)，然漏收此文。

2.郑滁孙《皇庆处州路志序》。本文亦为皇庆《处州路志》之序，但与吴海序言的重点有所不同。本序主要记录了郑滁孙与皇庆《处州路志》作者杜熙之间的谈话，并表达了他对杜熙修撰该书的期待。滁孙字景欧，宋景定间登进士第，其传见《元史》卷一百九十[2]宋濂等.元史[M].中华书局,1976.(P4338)。《全元文》卷三七三、卷九○五重收郑滁孙，前者收文三篇[1](第11册，P91-97)，后者收文二篇（前者皆已收）[1](第28册，P28-32)，俱未收此文。

3.杜熙《皇庆处州路志跋》。杜熙是皇庆《处州路志》的主要编纂者，这篇跋文着重介绍了杜氏修志的背景及自我评价：“《栝苍郡志》既续之后，又余百年，有司俾修其事，熙董教于此，适丁其时，质诸栝之老成，以成其书。其节目之次第，事类之详悉，视旧志之简略，不侔矣。”所谓“熙董教于此”，系因皇庆年间，杜熙任处州路儒学教授，这在《全元文》卷七四二龚璛《昆山州新学记》[1](P5)中有明确记录。《全元文》未收录杜熙，据成化《处州府志》，可补其佚文。

4.陈晟《至大松阳志略序》。成化《处州府志》云：“至大四年修《松阳志略》，时教谕陈晟编。晟自序。”可知《松阳志略》为陈晟所编，编定于至大四年（1311）。序文追溯了松阳县的历史建置之沿革，对修志的缘起及该志之体例也有充分的介绍：“然县乘不作，诚为缺事。余适承校乏，窃不自揆，辄弋郡志之所载，因询遗抉隐，第为十则，曰城郭、疆境、山川、土产、赋税、学校、寺观、祠庙、令长、贤隽。与夫古今碑记，题咏之可称述者，附录于下，名曰‘志略’。”在至大《松阳志略》已经亡佚的情况下，这篇序文详细记录了《松阳志略》涵摄的具体内容，对于探讨宋元亡佚方志的内容特点提供了参考。《全元文》卷一八一五收陈晟文二篇[1](第59册，P510-511)，未收此篇。

以上8篇序跋涉及的地方志，现已全部亡佚。但通过以上8篇序跋，我们仍可大致了解这些亡佚方志的编纂体例、内容构成、修撰历史等内容，这对于地方志的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成化《处州府志》所载《全宋文》《全元文》已收作家佚文存目

本节旨在以成化《处州府志》卷帙先后为序，对该书载录的《全宋文》《全元文》已经收录的宋元作家的佚文进行存目简介。

（一）《全宋文》已收作家佚文14篇

1.喻良能《旧州治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3]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3-4)，撰年不详。文章以清丽的文笔记录了栝苍的自然山水与馆阁楼台，层次分明，句式多变，富于文学价值。《全宋文》卷五四○○收喻良能文九篇[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41册，P435-443)，失辑此篇。

2.高似孙《忠节祠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3](P50-51)，撰于绍定二年（1229）。文章记叙了栝苍兴建忠节祠的缘起与经过，叙事颇有灵异色彩，文末以楚辞体韵语结束，再次表彰了忠节精神。《全宋文》卷四四六七收高似孙文一卷[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292册，P172-199)，失辑此篇。

3.叶秀发《清风祠祭文》。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59-60)，撰于淳祐四年（1244）。清风祠乃马光祖为纪念宋吏部侍郎闾丘昕而建，祠成于嘉熙四年（1240），叶秀发名之为清风祠，并撰文表彰了闾丘昕的士大夫精神，即此文。《全宋文》卷六八七七收叶秀发文二篇[1](第301册，P286-289)，失辑此篇。

4.倪澄《劝农文》。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四[2](P23-24)，撰年不详。文章指出了栝苍地区自然环境决定了良田寥寥可数，因此劝勉乡民积极务农，展现了地方官员对民生的关怀。《全宋文》卷八○八八收倪澄文一篇[1](第349册，P463-464)，失辑此篇。

5.陈汝锡《渔夫问答》。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六[2](P28-30)，撰年不详。文章设定了贵介公子与溪上渔父的一节对话，借渔父之口表达了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规劝。《全宋文》卷三二○四收陈汝锡文七篇[1](第148册，P391-395)，失辑此篇。

6.龚原《遂昌县修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2](P1)，撰于熙宁年间。遂昌县学修建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后有所荒废，本文记叙了宋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毗陵李侯、海陵王侯重修遂昌县学的故事，文较简短，但提供了北宋遂昌修建县学的资料。《全宋文》卷一八二八收龚原文十四篇[1](第84册，P145-155)，失辑此篇。

7.周绾《重修遂昌县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2](P1-5)，撰于绍兴十一年（1141）。文章记叙了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郑必明重修遂昌县学的相关情况。《全宋文》卷三一二五收周绾文一篇[1](第 145 册，P186-187)，失辑此篇。

8-10.张贵谟《遂昌县儒学双峰阁记》《文笔双峰塔记》《对吟轩记》。以上三文分别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2](P5-6)、卷十四[2](P19-21、22-23)。《遂昌县儒学双峰阁记》撰年不详，文章记载了庆元四年（1198）遂昌县尉朱正大“慨然任责，拓池、凿地、立桥，如泮宫之制。撤讲堂后直舍，增卑培薄，移阁其上，名曰‘双峰’，以增文笔之秀”的史实。《文笔双峰塔记》撰于庆元三年（1197），介绍了朱元成兴建文笔双峰之塔的经过。《对吟轩记》撰年不详，乃张贵谟为韩允寅对吟轩所撰记文，对诗酒倡和的生涯表达了憧憬。《全宋文》卷六一五六收张贵谟文七篇[1](第272册，P265-271)，失辑以上三篇。

11.季陵《龙泉县重修儒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四[2](P1-3)，撰于绍兴三年（1133）。文章记叙了汪汝泽重修龙泉县儒学的前因后果，叙事详细，脉络清晰。《全宋文》卷三五○二收季陵文八篇[1](第161册，P231-240)，失辑此篇。

12.周启明《龙泉县重修文庙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四[2](P3-4)，撰于景祐元年（1034）。文章记叙了天禧五年（1021）周启明在龙泉县兴建文庙的相关情况。《全宋文》卷三○五收周启明文一篇[1](第15册，P127-128)，失辑此篇。

13.季南寿《籍桂堂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四[2](P5-7)，撰年不详。文章首先介绍了籍桂堂的命名缘由：“邑之南，长桥稍东，旧有堂曰五桂，为治平四年榜中人作也。先达无记，后来不继。绍圣中，邑大夫福唐、唐梦得意最少之，谓弗可训。于是迁卑即崇，辟小为大。取凡士之由是而升于天子者，书姓名壁间，更名籍桂堂。”随后又记叙了绍兴年间重修籍桂堂的情况，最终表达了对政治清明的期许：“此堂非以为观美也，时有来者寓目于斯，思夫人声华之美，事业之富。大而垂绅正笏，致君尧舜之上；小而剖符绾墨，措俗成康之际。”《全宋文》卷四三七六收季南寿文三篇[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98册，P98-100)，失辑此篇。

14.何执中《报恩光孝宫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四[2]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8-12)，撰于大观元年（1107）。文章表彰了道教在治国方面的优势，并选用龙泉县天宁万寿宫“妙应先生吴应能施德济民之效”的例子加以论证，颇有迎合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全宋文》卷二二六八收何执中文十七篇[1](第104册，P25-34)，失辑此篇。

（二）《全元文》已收作家佚文5篇

1.高明《处州路重修总管府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P9-12)，撰于至正六年（1346）。文章介绍了至元二十七年（1290）总管斡勒好古始建、至正五年（1345）达鲁花赤僧家奴重修处州路总管府记之经过。《全元文》卷一五五九收高明文十五篇[3]李修生.全元文[M].凤凰出版社,2004.(第51册，P90-105)，失辑此篇。

2-3.林彬祖《处州重修庙学碑》《处州学卫道碑》。此二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P20-22、32-34)。《处州重修庙学碑》撰于至正七年（1347），讲述了此年处州府重修庙学的过程，在时间上恰与上篇高明所记处州府重修总管府相连接。《处州学卫道碑》撰于至正十八年（1358），介绍了石抹宜孙自至正十五年（1355）主政处州以来的诸多政绩，学正祝宝、学录柳韶因此邀请林彬祖叙述宜孙之德，以表彰宜孙“卫吾道”之功，彬祖遂受命撰此卫道碑。《全元文》卷一七○五收林彬祖文一篇[3](第56册，P242)，失辑以上二篇。

4.项棣孙《处州路重修儒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P22-24)，撰于至顺元年（1358）。文章介绍了泰定四年（1327）处州路重修儒学的过程，展现了地方官员对文治的重视。《全元文》卷一二三○收项棣孙文二篇[3](第39册，P296)，失辑此篇。

5.洪师中《重建闾丘清简公祠堂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P50-52)，撰于泰定五年（1328）。文章表彰了宋代士大夫闾丘昕匡国济时的才干，并对处州地区修建闾丘公祠堂的相关情况予以介绍，从中可知祠堂始由宋人马光祖修建，后经元人也仙不花、郑明善复建于泰定四年（1327）。《全元文》卷一六一四收洪师中文一篇[3](第52册，P514)，失辑此篇。

三、成化《处州府志》所载《全宋文》《全元文》未收作家佚文存目

本节旨在以成化《处州府志》卷帙先后为序，对该书载录的《全宋文》《全元文》失收的宋元作家的佚文进行存目简介。

（一）《全宋文》未收作家佚文6篇

1.盛麃《处州教授黄公学政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2](P44-46)，撰于嘉定元年（1208）。文章着重记叙了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黄启在处州兴办文化事业的过程及功勋，此即题中“黄公学政”之所指。盛麃之生平不可详考，《永乐大典》卷六四○八《常州府九》引《大德毗陵志》云：“[州学教授]盛麃，绍熙二年十二月至，庆元元年三月满。”[4]王继宗.《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M].中华书局,2016.(P552)可知盛麃曾于绍熙二年（1191）至庆元元年（1195）担任常州州学教授。

2.赵崇镳《黄龙寺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八[1]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9-11)，介绍了缙云县黄龙山护法院的自然风光及修建历程，文笔清丽，议论诚挚。作者赵崇镳生平暂不可详考，《全宋文》卷八一二一赵顺孙《应诏荐举人材事》曾有“赵崇镳一臞如水，尤有特操，排奸窜谪，无怨悔色”之语[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51册，P213)，据此可知其颇有操守。可能正因如此，这篇撰于元至正二十三年（1286）的《黄龙寺记》，在篇末并未署元代年号，而是采用撰于“柔兆阉茂”这一太岁纪年法，其间或隐寓着故国之思。

3.郑球《遂昌县重修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1](P6-8)，撰于淳熙年间。文章记录了淳熙年间遂昌知县林采修缮遂昌县学的情况，同时还记录了此后遂昌文治的日益完善。

4.郑琳《遂昌县重修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1](P8-9)，撰年不详。文章追溯了遂昌县修县学的历程，下限延至嘉泰元年（1201），较上文提到的龚原、周绾、郑球等人的《重修记》又有所延展。

5.钱长侯《知县题名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1](P10-11)，撰年不详。所谓“知县题名”，指的是钱长侯于熙宁七年（1074）任遂昌县令时，追溯此前的25位县令，将其名字刻于石上，“欲提其名氏而稽问之，则是二十五人贤、不贤，历历可详。见其贤，则予不敢不勉；见其不贤，则予不敢不戒。亦以告来者，使知予言也”，表现了勤政的决心。钱长侯之生平略见于《处州府志》卷十一：“钱长侯字元之，长城人也。熙宁中，为邑令，迎母就养。政尚威严，奉母氏教饬，济以慈恕，全活甚众。”[1](P16)据此可略知其为人。

6.潘材《嘉瑞堂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1](P21-22)，撰于嘉定十六年（1223）。文章记叙了嘉定年间司马掀任遂昌县令时，县内呈现各种嘉瑞：“季夏之月，嘉莲呈瑞，双花联芳，见谓和气之效。阅秋，百谷方仰雨，侯躬祷诸祠，甘霔随车，岁获丰登，无复旱暵之虑。粟颖垂金，累累披陇间，至有一本发十八茎，茎生八九穗。”于是先民相庆，“即县西之堂，扁以‘嘉瑞’”，此即嘉瑞堂之由来。

（二）《全元文》未收作家佚文6篇

1.陈大明《处州路新建总管府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1](P5-7)，撰年不详。文章介绍了至元己丑至辛卯（1289—1290）处州府总管斡勒好古兴建处州路总管府记之经过。陈大明之生平无法确考，其另撰有《东岳行祠记》，刻于山西洪洞，惜已佚[3]刘泽民,李玉明主编.汪学文分册主编.三晋石刻大全·临汾市洪洞卷[M].三晋出版社,2009.(P1137)。

2.石抹继祖《处州路重修儒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1](P24-26)，撰于延祐六年（1319）。文章记叙了延祐四年（1317）以来，处州府兴建儒学的经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石抹继祖，字伯善，乃石抹宜孙之父，《元史·石抹宜孙传》有继祖小传[4]宋濂等.元史[M].中华书局,1976.(P4309-4310)。

3.张应高《乡饮酒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二[5]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M].巴蜀书社,2001.(P47-48)，撰于大德元年（1297）。张应高生平不可确考，宋人郑霖《三学同舍会序》（1249年作）曾提及“吴门张应高仰之”[6]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M].齐鲁书社,2015.(P2650)，未知与此张应高是否为同一人，若是，则可知应高字仰之，吴门人。文章记叙了元贞三年（1296）栝苍行乡饮酒礼之始末，从侧面反映了元初栝苍文治之一斑。

4.陈德载《张进久死节传》。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六[1](P27-28)，撰年不详。文章记载了平民张进久在匪寇暴乱中宁死不屈的故事，作者“嘉其壮志，恐遂泯灭而无闻，因叙其事”。陈德载生平略见于《元诗选·癸集》癸之庚下陈德载小传：“德载字□□，青田人。至正间避寇，多历险阻，形于诗题，曰《山村杂兴》。”[1]顾嗣立,席世臣.元诗选癸集[M].中华书局,2001.(P1129)

5.林载《遂昌县重修学记》。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2]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9-10)，撰年不详。文章记载了延祐四年（1317）遂昌县重修县学的历程，反映了地方官员对于文治的重视。

6.齐志冲《李侯去思碑》。此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3]李之亮.宋两浙路郡守年表[M].巴蜀书社,2001.(P11-14)，撰于龙凤五年（1359）。“龙凤”乃元末韩宋小明王韩林儿所用年号，龙凤五年当元至正十九年。文章表彰了遂昌县令李讷的政绩与军功，提供了韩林儿治下的地方政治景况。齐志冲生平不可详考，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九之三《选举志·举人》“至正四年甲申乡试”：“婺源齐志冲，山头人，山长。”[4]夏銮.道光徽州府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5号.成文出版社,1975.(P656)据此可知志冲占籍婺源，至正四年（1344）中举。

四、成化《处州府志》所载《全宋文》残文之全璧

《全宋文》收录的部分文章并非全文，而是节文。通过与成化《处州府志》比对，可以发现有3篇文章在该书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收录，据此可补足《全宋文》所收文章之残缺。兹补其残文于下：

1.梁椅《重修丽水学记》。《全宋文》卷八○二三据民国十五年铅印本民国《丽水县志》卷五录此文[5]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347册，P208-209)，乃节文。成化《处州府志》卷四收有此文之全貌[2](P9-11)，如下表所示（黑体下划线文字为《全宋文》缺失文字）：

梁椅《重修丽水学记》

《全宋文》著录本 成化《处州府志》著录本州，尤沉浸文雅，知为政本末，故孳孳于学校如此。役既，士踵门请曰：“愿有纪。”椅辞谢，不获，则相与步翠微，闯宫墙，裴回四顾：州社直其东，烟云纷飞，若往若留；帽峰矗其南，文明之晶，眩转熠煜，奔薄怀襄；西俯荷华之隰，疑光风霁月，人往来其间；北则丽溪，神龙所家，而迤灵汇奇于此山者也。椅由是得深省焉，传曰：“天有四时，地载神气，无非教也。”夫太极阴阳动静之妙，其融液流行，其聚结盘礴，昭昭然示人于覆载间，触机而生感，观象而兴悟，盖有手舞足蹈不自知者，而况高明之境，万形森陈，尤足以荡开襟灵，助发神观。然必总之曰：“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三才一原也。神明之舍，本体洞然，则川流山峙，皆吾志气所通；雨施云行，皆吾嗜欲所被。呜呼！君子之为学，亦求其与天地相似而已。今庠序之士既幸宅胜以游，又幸复有邺侯饬蛊而新，则仰观俯察，必能以参赞位育自任，岂徒缉辞藻，骋辨说，区区为严利计哉？椅不敏，请以复于诸君，尚朝夕焉以无忘乎钱公之德。是岁既望记。

2.郑必明《筑胡公堤记》。《全宋文》卷四三八○据光绪《处州府志》卷四、雍正《浙江通志》卷六一录此文[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第198册，P191)，起自“鄱阳胡公涓以进士贰遂昌”，讫于“是以民不告劳，役不踰月而堤成”。此乃节文，全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二[2]郭忠纂,刘宣修.成化处州府志[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刻本.(P17-19)。在“役不踰月而堤成”之后，尚有以下一节文字：仆绍兴辛酉春备员斯邑，暇日有儒生来访。仆询前日令佐之有助于民者为谁，众俱以公对。又一日，谒奠于先圣先师，有指长堤而语曰：“百里公能为胡公记，是乎？”予曰：“兹固所欲。然学疏浅，恐不足以揄扬胡公之万一耳。”邑人请益坚，辞不获已，乃为之言曰：“昔稷思天下之饥者，犹己饥之；禹思天下之溺者，犹己溺之。若胡公其以禹稷之心为心者乎？古之人其行事有一便于民，有一利于公者，咸得书名信史，以垂不朽。若适之建积翠之陂，吉甫筑固本之塘，郑强白公之渠，谢安召伯之埭，梁公之堰，宇文之垲，是皆为利一时，留名千古也。今胡公能建不拔之基，贻无穷之利，回视古人，可以无愧，故予乐为之书。旦使后之为邑，勤者知劝，怠者知勉，而无能者知惭，其为利岂浅浅哉！”是为记。

3.富嘉谋《建庆元县经始记》。《全宋文》卷六六四六据《虞邑遗文録》补二录此文[1](第292册，P168)，起自“处统县有六”，讫于“平旷而殊胜”。此乃节文，全文见成化《处州府志》卷十五[2](P24-26)。在“平旷而殊胜”之后，尚有以下一节文字：矧地宅厥中，镇以龙山，印以龟潭，遂永地于兹。西北距州四百里，达杭州一千里，邑之封疆狭广，东西之经二百三十里，南北之纬一百二十有五里。东距建之政和，西距建之松溪，南又距建之政和，北距州之龙泉。福之长溪在其东南，建之政和在其西南，州之青田在其东北，建之浦城在其西北。乃以松源、延庆釐为三乡，分为十有二都。松源则因其旧，庆元、荣庆，今以名择。三乡之主事分示规制，度地治基，增卑为高，建县治屋八十间。若手诏颁春，若庾犴，罔不咸具。丞廨在其东，尉廨在其西，县学在其北，邑之内植坊一十七所。乾之维则有社稷，以春祈秋报，坤之维则有教场，以阅武治兵。乃庙司城于东，乃桥广渡于西。乃开山通道于福，而行旅者得由坦道；乃辟地凿崖于安溪，而入邑者乐出。夷途皆山经地志之所未有。凡邑之工程始于庆元戊午夏六月甲辰，至乙未春三月戊寅乃告成。时松源之官赋积逋者千万有奇，嘉谋请于郡守赵公雍予其半益之，故其成益速，民亦乐输而争先。嘉谋非智创之才，只身大明萧寺凡十有二月，而徙今治。方析邑命下，咸谓“缔创之事，古人所难”，今储才不素，虽用民力，惧历稔而无成。时有木数千株在深山穷谷，既巨且良。天久不雨，一夕暴流涨溢，皆蔽溪顺流而下，亦异矣。而又田谷屡丰，田里熙然，岂谫才所能集？天寔为之。邑成之秋九月二十六日，以荐格上，蒙恩就升京秩，而因任于今。四年成，下不远，士民填溢公门，乞辞诸碑，以志其颠末，乃摭实而书之。嘉泰元年十月既望记。

五、结语

以上四节以成化《处州府志》所载宋、元佚文为考察核心，探讨了《处州府志》在宋元文辑佚方面展现的重要的文献价值。综合统计，《处州府志》收录《全宋文》《全元文》失收文章39篇，收录《全宋文》已收残文之全文3篇，合计42篇，如此巨大的佚文数量是一般方志所难以比拟的。在这些佚文的作者中，有12位未被《全宋文》《全元文》收录，这是因为这些作者多为处州官宦或乡贤，他们熟谙乡邦文化，却未必为处州之外的人所熟知，因此其影响大多拘囿于处州一隅，其作品也大多仅保存在处州地区的方志中。而一旦处州方志的流传出现障碍，其收录的作品自然也随之晦而不彰。成化《处州府志》载有如此丰富的宋元佚文，必须从其全帙仅存于日本这一特殊的传播情况去分析，才能获得完备的理解。与此同时，《成化处州府志》这一个案，也展现了域外汉籍在方志研究中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