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天下之大道”(上)

彭小瑜

戴望舒在一九二九年写过《雨巷》，写的是江南春晓的情景：“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到了一九四五年，在香港，受尽战争磨难的他写了《口号》：“盟军的轰炸机来了，也许我们会粉身碎骨，但总比死在敌人的手上好。”

由一九二九到一九四五年，诗人心情变化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经历的艰难岁月！诗人心情背后也隐隐呈现着世界历史难以抗拒、超出个人把握的力量。对照这两首诗，我们再来阅读韦斯特教授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整体的感觉会和作者一样，也就是不得不注意到，这所在中国现代教育和学术上意义非凡的学校可以说是“既成功，又失败”。而无论强调其成功还是强调其失败，我们只能在世界格局和中国社会的宏大画面中来理解和认识燕京大学。由中长时段来观察，深度和持续的中外文化共融从来没有在现代中国停止过，而燕京大学以及它后来加入的北京大学始终是这一交流以及中美友好关系的高效平台。需要注意的是，燕京和北大所擅长的中外文化对话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中西关系，但是从来不局限在中西和中美之间，从来都是拓展到包括亚洲和俄罗斯等国的广泛国际文化研究。这一特色在北京大学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发展中尤其突出。

晚清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和对话，有着鲜明的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有着强烈的实用色彩，但是燕京学者以及其他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都注意到，对中华民族复兴具有根本意义的文明对话必须建立在深度的、能够探索问题根源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对中国学者来说，这一对话不可能是单方面期望或要求对方了解和理解我们，一定需要包含我们自己对外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的系统研究。而这一切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爱国救国的社会变革道路的一个侧面。用齐思和先生这位燕京毕业生和教授的话来说（《勇德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变迁》，一九四三），就是如何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应用儒家之最高理想于社会公义的追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

燕京大学的历史并没有在一九五二年停止。燕京的人文学科和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以及部分理科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园继续作为北大的校园在使用。燕京在此期间对中国学术建设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其文化影响和师生脉络一直留存。这方面的个案很多，我先就我在北大图书馆的见闻，举出一个例子。

西学图书收藏的基础和不足二十世纪的中世纪欧洲研究强调十二世纪法学家对近代西方思想和制度建设的贡献，在这方面有开创性成果的剑桥学者约翰·内维尔·菲吉斯（John Neville Figgis，1866—1919）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表有一系列著作，探索西方政治思想由古典时期、中世纪到近代的漫长起源过程。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由热尔松到格劳修斯的政治思想研究》（一九0七）。菲吉斯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其实是一种历史法学派的思路，即强调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本土成长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的系统性。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此书第二版在一九三一年的重印本，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燕京以来的借书标签和借书卡片都还在，上面只有三次借阅：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一九三六年三月五日和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北大图书借阅电子化之前，我在卡片上看不到读者借阅此书的记录。由借阅记录的证据看，中断此书和中断大量其他图书借阅的直接外部原因当然是“卢沟桥事变”之后的战乱局势。

按照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标准，燕京大学的西学图书收藏远远谈不上充分和系统。但是由燕京基本收藏齐全菲吉斯所著各种图书这一个案来看，由燕京英文学术著作收藏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来看，师生与当时前沿的西学研究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接触。经由燕京大学这一窗口进入中国学界的西学和西方历史学问，尽管在动乱的社会环境里很难得到深入的消化、思考和拓展，还是拥有了初步的文献积累并开启了人才队伍建设。齐思和教授（一九0七至一九八0）、周一良教授（一九一三至二00一）都由燕京大学毕业，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对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的世界历史学科有开创之功，分别成为世界古代史和亚非史教研室主任（在他们各自突出的中国史研究成就之外）。齐思和一九四六年就曾经提出要“以中国人的眼光来研究西洋史，以西洋史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史”。他當时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期望是，中国史和西洋史能够成为史学界的两大主干，“中国史与西洋史打成一片”。他同时也注意到日本史等外国史的其他分支也逐渐受到学界重视（《中国史学界的展望》《中国史与西洋史》）。不过齐思和在一九四六年对国内外国史研究水平的评价并不乐观：“至于西洋史方面，现在当然是尚在介绍时期，但在较进步的大学中，已能让学生读较好的外国大学课本（特别是英文课本）并且使学生接近史料了。”仅仅能够阅读西文的教科书？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非常低的评价。

由齐思和的这段话，我们可以扩展到对燕京大学办学成绩的一种评价：西学的教学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一部分学生和学者对外文的掌握达到了很高程度，少数学者接受了欧美最好的教育。这些进步可以被看作民国时期教育和文化发展的最好成绩，虽然西方历史和其他问题的研究还远远谈不上深入系统。齐思和在一九四六年强调，国内西学图书和文献资料的稀少状况对认真的西学研究构成极大的困难，是个人无法克服的，只有等到社会整体进步了，才能逐渐得到改善。他指出：“语言的隔膜、图书的缺乏、指导的无人等等，这自然都是很困难的问题，但这些都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过在学科发展思路上，燕京大学和当时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还是留下了一个历史痕迹很深、对后世有很大消极影响的遗产，即中国学生即便到了外国留学，无论是做历史还是做其他学问，也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

大家都知道民国时期山河破碎、社会动荡对学术发展的打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对话最好最便利的平台之一，燕京大学曾经给过西洋学问比较多的关注，但是现在回头看，做得还远远不够，本来还可以做到更多。韦斯特在他的书里谈到了燕京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的创新和成就。他提及美国基督新教的“社会福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燕京大学基督宗教研究的特点，促成他们将在中国的工作与关注社会问题的取向密切结合。韦斯特在这里指出，燕京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在宗教学领域有相当的进展。司徒雷登早年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教书时编译有中文的《初阶新约希腊语》和《新约希汉英字典》。不过燕京在中国推进的学术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学者来进行的，这些学者包括韦斯特详细论及的五位学者，即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紫宸和洪业。这些学者都有很好的中国学问功底，除了吴雷川这位晚清翰林，都在美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积极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很好的相关著述发表，并具有国内和国际的学术声望。其中赵紫宸还在一九四八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第一次大会上被推举为六位副会长之一。

司徒雷登周围的中外学者、往往出身社会中上层的燕京学生，以及出资支持燕京大学的美国董事会成员，他们都是在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兴办教育和接受教育，处在中美两种文化的语境之中，并且能够开始进行一定深度的文化对话。单个地看，正如韦斯特不断提及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力图在中西文化之间寻求一个结合进而共融的路径。燕园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教员和学生衣着西服和长袍马褂混杂的情景，无疑都是这一努力的有趣证据和绝好展示。在韦斯特所用插图中，还有师生为了给圣诞歌曲伴奏，把风琴安装在农村驴车上的画面。

西学研究的展开没有成为重点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即便过滤掉战乱和政治局势这些外部元素，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燕京师生追求中西文化和谐共融的深层次工作其实非常艰难。燕京的部分必修课程使用英文讲授，燕京学生良好的英语训练和能力是公认的事实。但是韦斯特集中描写燕京大学学术和学科规划的主要章节，谈论的是“汉学研究和职业教育”以及（重视国学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他注意到，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宗教研究专业的师生在全校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学科设置的应用性不断加强，譬如创办新闻系，试办畜牧和制革专业，不过课程设置的主体仍然是基础的文科和理科教育。

而在人文教育中，中国学问的研究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得到了特别和额外的重视，获得了充沛的资源。韦斯特在这里引用了几个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建设有关的数据，并指出其背后是学社提供的充足资金：截至一九二五年，中外文图书不到一万册。到一九二九年，中文图书增加到十四万册。到一九三三年，中文图书为二十二万多册，西文图书仅有不到四万册。到一九四0年，燕京图书馆收藏了清代出版的绝大多数文集以及两万多册地方志。燕京大学的西学图书收藏是完全无法支撑一个像样的西学研究的，正如齐思和在谈到西洋史研究的时候已经论及的。图书馆学界的学者们可以做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比较研究一下当时国立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图書收藏情况，看一下两所学校在西学和国学研究图书上的投入分别有多少，由一个独特角度看民国时期两校对西学的重视程度有无不同。

《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是该馆在一九三三年编写和出版的一部小册子，能够给今天的我们了解燕京教育和学术提供一个很好的视角。当时负责的馆主任是田洪都。一九二六年冬落成的图书馆大楼地面有三层，还有地下室。其中第三层为书库，“可藏书籍三十万册”，而燕京在成立之初“存书不及二百册”。当时燕京将日文书籍也算作“中文一类”，但是收藏的重点不是日本研究，而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凡对国学有关之在日本出版者，于经费可能范围内，广事搜罗。”在原本不多的西学图书中，“关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之西文书籍，开辟一部，计有四千二百七十九册”。一九二八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其资助的购书经费“专为购置与国学有关之中西书籍”，“对该类书籍，特加关注，数量与质量，年来均有所增加”。由中文与西文图书购置的经费比看，整个二十年代，西文书经费仅为中文书经费的一半略强，而到三十年代，西文书经费比例提高到略低于中文书经费，但是如前所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用来购置西文的国学和东方学书籍。

我个人使用现在北大图书馆的经验是不完全和不完整的，但是一直不变的检索印象是，即便在受重视的宗教研究领域，燕京大学也没有收藏基督教历史和思想研究的基本文献，甚至没有足够系统的《圣经》文本，譬如中世纪研究必需的拉丁文版本《圣经》，也没有米涅所编的教父文集。图书收藏更缺少其他现代校订版本的教父和中世纪作者的著作，譬如像《德意志历史文献集成》这样的欧洲史研究不可或缺的资料。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对西学和其他外国学术基本典籍的系统采购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其意义绝不亚于我们在经济建设领域的晚近各项成就。

那么，燕京大学西学图书收藏受到相对轻视，是一个什么性质的问题呢？韦斯特曾经谈到燕园建筑设计放弃西式风格的商定过程。他指出，最终占上风的是西方学者、传教士和美方资金捐赠人的意见，即最大程度体现中国特色。用司徒雷登经常重复的话说，这样的审美也有助于体现教会大学继承优秀中国文化元素的善意。而中国教授多有留洋经历，希望学校建筑具备西式楼房经济实用的特色，在审美上也能够接受西洋样式。燕京图书馆以三楼为书库的原因应该就是中式的大屋顶和外延屋檐使得顶层空间狭小、采光不好。燕京大量中式风格建筑的顶层都因此无法作为办公和教学空间。韦斯特认为，突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研究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燕京的办学方针和学科设置都有了更加中国化的调整，以适应当时热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有一个关键问题，韦斯特没有在此提醒他的读者，那就是燕京的西学研究原本就非常薄弱。正如规划燕园建筑风格的故事所透露的，与燕京有关的美方人士无论在审美上还是在功用上，对中国文化的偏好无疑是善意的，不过在特定意义上这一偏好又属于被他们自己的认识所局限的一种立场和理想。他们努力推动了美国和中国的汉学研究，希望以此创造多种文化之间互相学习、借鉴和共融的氛围。这方面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一九二八年成立、至今仍然是美国和亚洲人文学术交流重要机构的哈佛燕京学社，其成绩毋庸赘言。司徒雷登及其同事和朋友围绕燕京大学所进行的大量工作，都是为了促进中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而这项工作因为哈佛燕京学社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但是司徒雷登以及韦斯特等西方研究者都没有论及的问题是，这一特定的“跨文化理解”还需要另外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即推进中国人对西方文化透彻和系统的感受和认识。

极度重视中国文化和学问的研究，又在原本极其薄弱的基础上相对忽视西方文化和学问的研究，是燕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的思路和实践。这一中西文化对话的路径会是有效和切实可行的吗？为了回答这一疑问，我们还是需要回到齐思和和周一良的思考。他们的基本思路是：国学和外国学问是不可割裂的，二者在方法论上需要互相借鉴，中国学者需要把西洋史研究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其中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图书文献的建设和积累。周一良还一直呼吁将研究日本历史和重视日本学术传统作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工作。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学社将主要资源用于加强国学研究，可能并非是打通隔膜、疏通对话的最有效方式。我个人一直觉得，燕京在引进西学到中国和推动西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出重要贡献，如果当时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帮助我们了解西方和研究西方上，对中美之间和中西之间的深度文化对话可能会更有帮助。西学研究和外国问题研究在国内成规模的系统开展，是在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是燕京和北大合并之后的北京大学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待续：

（《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美]菲利普·韦斯特著，程龙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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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作者“现代中国研究”的新视野，有着文化史研究的意义。这种介于“思想”和“学术”之间的课题，保持着研究的开放和活力，呈现出作者丰赡舒展的学术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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