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英语和漱石文体

2020-06-11 00:32林少华
读书 2020年6期
关键词:英国文学汉学夏目漱石

日本有学者认为,一如屠格涅夫、福楼拜分别以其文体的纯正在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夏目漱石的文体也对日语、对日本文学有伟大的贡献。“先生是当今我国诞生的唯一的文体家。其文格的相对纯正、其文体的至为娴熟,纵使在我国整个文学史上也鲜乎其有。”(赤木桁平:《夏目漱石》)

日本近现代作家中,村上春树特别欣赏漱石。他认为,如果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家中投票选出十位“国民作家”,那么夏目漱石无疑位居其首。“在那样的‘国民作家当中,我个人喜好的是夏目漱石和谷崎润一郎。其次——尽管多少拉开距离——对芥川龙之介怀有好意。森鸥外固然不差,但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其行文风格未免过于经典和缺乏动感。就川端的作品而言,老实说,我喜欢不来。当然这并非不承认其文学价值,他作为小说家的实力也是认可的。但对于其小说世界的形态,我个人则无法怀有共鸣。”显而易见,即使同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相比,同也有文豪之称的与漱石同代的森鸥外相比,村上也最喜欢夏目漱石。村上在其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甚至以大约两页半的篇幅谈及漱石本人也不看好的中篇小说《矿工》,并在承认其“文字也较粗糙”的同时给予正面评价——大岛对名叫乌鸦的少年田村卡夫卡这样说道:“比如你为漱石的《矿工》所吸引。因为那里边有《心》和《三四郎》那样的完美作品所没有的吸引力。你发现了那部作品。换言之,那部作品发现了你。舒伯特的《D大调奏鸣曲》也是如此,那里边具有唯独那部作品才有的拨动人心弦的方式。”

那么村上春树最喜欢、最看重漱石作品的什么呢?

一个是其中的人物。请看村上在其自传式随笔《作为职业的小说家》中的表述:“以日本的小说而言,夏目漱石小说中出现的人委实多姿多彩,富有魅力。即使稍稍露面的人物也栩栩如生,有其独特的存在感。他们发出的一句话、一个表情、一个动作,无不奇异地留在心间。我读漱石的小说每每心悦诚服的是,‘因为这里有必要出现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大致推出一个来——类似这种权宜性出场人物几乎一个也没出场。那不是用脑袋琢磨出来的小说,而是切切实实有‘体感的小说。不妨说,每一个句子都是‘自掏腰包的。那样的小说,读起来就有一一值得信赖的地方,能让人放心地读下去。”

不过同人物相比,更让村上喜欢和看重的,无疑是漱石的文体。村上在同一本书中说道:“无论夏目漱石的文体还是加内斯特·海明威的文体,如今都已成了经典,都已作为一种参照(reference)发挥作用。漱石也好海明威也好,其文体屡屡受到同时代人的批判,有时还被揶揄。对两人的文体(style)怀有强烈不快感的人当时也不在少数(其中多数是当时的文化精英)。然而时至今日,他们的文体已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标准。假如没有他们构筑的文体,现今的日本小说和美国小说的文体,我觉得或许多少有所不同。进一步说来,漱石和海明威的文体,有可能已经被作为日本人或美国人Psyche(希腊语,心灵、灵魂)的一部分纳入其中。”村上在其新作《猫头鹰在黄昏起飞》这部访谈集中说得也很明确:“以文体评价而言,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夏目漱石到底成一个主轴。并不是对其所有作品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漱石确立的文体,之后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动摇。志贺直哉、谷崎、川端,那种新文学提案某种程度上是有的,当然也出现几个像是另類的人,但足以动摇夏目漱石文体的突出存在没能找见。我想这怕是一个问题。印象中,无论如何都是观念性、思想性的东西受人青睐,而文体总是等而下之。”概而言之,漱石作为文体家,其地位无可撼动,无人可出其右。

不妨断言,村上之所以喜欢漱石,之所以把漱石列为日本“国民作家”之首,主要不是因为漱石故事写得好,更不是因其作品的“观念性、思想性”,而是因为其行文风格或文体——村上始终认为“文体就是一切”——至于漱石的文体究竟好在哪里或者其文体特色是什么,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村上似乎没有明说。好在同样欣赏漱石的鲁迅明说了,说得相当明了。他在和周作人合编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关于作者的说明》里面写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登在俳偕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文词精美”这一文体评价,除了《矿工》“文字比较粗糙”,可以通用于漱石所有作品,尤以《虞美人草》出色;而“轻快洒脱,富于机智”则在《哥儿》《我是猫》中有分外充沛的表现。“轻快洒脱”,换个说法,或可说是富有节奏感或韵律感;“富于机智”,乃是一种风趣、妙趣、机趣、情趣,这里大多与幽默相关。愚钝产生不了幽默,幽默是机警、睿智的产儿。这样看来,作为《我是猫》的总体文体特色,似可概括为节奏感(韵律)、幽默感(机趣)、精美感(洗练)。下面试举几例。

例如猫的自我描写、自我形容:“猫的脚虽有若无,无论走去哪里都从未发出笨重声响。如履晴空,如腾云雾,如水中击磬,如洞里鼓瑟,如品尝醍醐妙味,言诠之外,冷暖自知。没有凡庸洋楼,没有典范厨房,没有男仆,没有女佣,没有千金小姐,没有贴身侍女,没有鼻子夫人,没有夫人老公。去想去的地方,听想听的话语。而后伸伸舌头,摇摇尾巴,挺挺胡须,悠悠返回,如此而已。”如何?用词何其考究,精美、纯净,行文工整而富于变化,典雅而俏皮生动。以目读之,如流风回雪,千回百折,以口诵之,如倾珠泻玉,铿锵作响。而幽默感自始至终潜行其中。再看猫喝干两杯啤酒后的自我感觉:“身上逐渐变暖,眼睑变重,耳朵变热,想一唱为快,想喵喵起舞。主人啦迷亭啦独仙啦,统统一边儿玩去!很想挠一把金田老头儿,恨不得咬一口其夫人的鼻子,如此不一而足。最后想摇摇晃晃站起来,站起来又想踉踉跄跄走一走。感觉太妙了!还想去外面逛一逛。到了外面很想来一句月亮姐姐晚上好!委实乐不可支。”喏,行文错落有致,节奏抑扬顿挫,机智所在皆是,读起来如风行水上坂上走丸,一气流注无可抑勒。尤为难得的是,机智幽默而无轻佻之嫌,文词精美而无铺排之感,平明晓畅而无庸俗之气。以文体言之,如此“主轴”如此“突出存在”,在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确“没能找见”,“无与匹者”。自出机杼,横绝一时,足以垂范后学,率模天下。

那么,这样的漱石文体是如何形成的呢?漱石阅读量大,记忆力好,博学强记,且有语言天赋,对语言表达分外敏感,同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学悟性。作为母语的日语、作为专业的英语自不必说,对“汉学”亦颇有造诣。私见以为,其文体的形成乃是日语、汉学和英文相互作用的结果,汉学尤其功不可没。

漱石在东京府第一中学校读初中读不到三年突然退学,转入主要讲授汉学的二松学舍——此前曾短期上过类似私塾的“汉学塾”——就读于二松学舍那一年间,“先生的汉学研究似乎同样是从经书方面入手,但由衷耽读的当是唐宋诸家诗文。从那时开始就特别喜欢陶渊明写的东西”(赤木桁平:《夏目漱石》)。仅仅学了一年就在大约十五岁时写出了这样两首汉诗。一首题为《鸿台》:鸿台冒晓访禅扉,孤磬沉沉断续微。一叩一推人不答,惊鸦缭乱掠门飞。另一首题为《离愁》:离愁别恨梦寥寥,杨柳如烟翠堆遥。几岁春江分袂后,依稀纤月照红桥。怎么样,相当说得过去吧?别人如何不敢妄言,反正我这个以汉语为母语的汉族中国人,即使这把年纪了也写不出来。不仅如此,漱石二十三歲那年还首次以“漱石”之名为日本著名俳人正冈子规的《七草集》附写了九首汉诗。同一年又以汉文写了题为《木屑集》的游记。“以文体而言,整体上带有唐宋诸家风格,行文畅达,措辞瑰丽。先生本人也曾向笔者说‘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总之,作为二十三岁的青年,已经显示了值得惊讶的汉学造诣。”(同上)而且,漱石对于汉诗文的憧憬和创作与之相伴终生,可以说是与小说创作并驾齐驱的之于他的“文学”双翼。甚至,对于漱石,说起“文学”,首先是汉诗。

这样的汉学造诣不可能不对漱石小说创作的文体产生积极影响。索性再举两个例子。《我是猫》第十一章,猫听得主人苦沙弥这样一番高谈阔论:“趁人不注意掏其腰包是谓扒手,趁人不小心刺探其心事是谓密探,趁人不知之时卸掉其木板套窗偷其物品是谓毛贼。把大砍刀插在榻榻米上硬抢人家钱财,是谓强盗;罗列恫吓性词语强迫人家就范,是谓侦探……如若听之任之,即是助纣为虐,决不可姑息养奸!”再看哲学家八木独仙君之语:“所以说贫时缚于贫,富时缚于富,忧时缚于忧,喜时缚于喜。才子毙于才,智者败于智。”无论修辞方式,还是节奏(韵律)掌控,抑或整体构思,无不明显带有“唐宋诸家风格”。时而独步高蹈,时而浅唱低吟,时而警句迭出,时而悠然徘徊。击首尾应,击尾首应,起承转合,一鼓作气,深得中国古典诗文之妙。其夫子自道“余之文学功力或由此得来”,绝非一时虚言。

汉学情况如此,那么英文呢?前面说了,英文是漱石的专业,在东京帝国大学接替“归化”日本的英国学者、作家小泉八云讲授英国文学,水准可想而知。不过据漱石之子夏目伸六回忆,漱石“从小就喜欢汉文而大大讨厌英语”。上初中时,当时的初中分“正则”和“变则”两部,后者学英语,前者几乎没有英语课,漱石选择的是前者“正则”部。只是为了考东大预科,后来才从二松学舍退学而转校学英语,在预科读到三年级时才粗通英语。考东大时,作为志愿本来想学建筑,而在好友的劝说下转而学英文。“至于国语和汉文,觉得没什么研究的必要了,于是决定专攻英国文学。”并且很快显示出英语实力,开始崭露头角。正冈子规夸他“讲蛮语(英语)如讲邦语(日语)”,在学期间曾被外籍英语主讲教师指名翻译日本古典散文《方丈记》。两年留英期间,第一年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书籍,几乎整天闷在客舍一室手不释卷。“回头清点那期间所读书籍数量,父亲不禁为自己的涉猎之广感到惊讶”。漱石自己也说是“一生中最为积极最为真诚地持续从事研究的时期”。第二年较之英国文学,关注更多的是文学本身的问题:在根本上文学究竟是什么?开始为撰写《文学论》查阅英文相关文献和做读书笔记。尽管如此,漱石还是不喜欢英语。回国三年后从东大辞职而应邀进入朝日新闻报社之际,漱石在信中坦率承认:“最为讨厌英国,世界上没有那么心术不正举止轻佻的国民。靠英语吃饭真是遗憾得不得了。现在终于离开英语,心情豁然开朗。”夏目伸六说他父亲“尽管对英语及英国文学具有那般浑厚的造诣,但仍不能由衷感到亲切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夏目伸六:《父·夏目漱石》)。

反过来说,尽管漱石那么讨厌英国,但对英语和英国文学无疑有深厚的造诣。这点从他回国后在东大任教三年间担任的课程亦可看出。翻阅漱石的弟子赤木桁平的研究专著《夏目漱石》,漱石作为英语讲师所任课程有文学形式论(包括诗歌韵律研究),有文学论。而后继之以英国文学史,同时讲授莎士比亚,从《奥赛罗》讲到《威尼斯商人》,深受学生欢迎,“二十号大教室经常挤得满满的”。不过,中国读者知晓的恐怕更是他让学生翻译“I love you”的名人逸事。学生当然都翻译“我爱你”(ぁなたを愛する),漱石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呢?“今宵月色很好”(今夜のぉ月はとても明るぃ),足矣足矣!

这样的英语和英国文学造诣不能不对漱石的文学创作、对其文体产生某种影响。显而易见的,窃以为即是幽默、幽默感。相对说来,无论中国古典文学(汉文)还是日本文学,都较为缺乏幽默传统、幽默元素。文艺评论家高山樗牛尝言:“古往今来,我国文学家鲜有幽默者……即使偶然见得,也很浅薄,其意大多低俗。我等每每将幽默的缺乏作为我国文学的一个短处而为之叹息。”(转引自赤木桁平:《夏目漱石》)然而,《我是猫》最让人称快的特色,主要的魅力就是幽默。左右逢源,俯拾皆是,从容不迫,一以贯之,而且绝无浅薄低俗之嫌。其背后有着丰饶的想象力、深厚的学养、高迈的见识、文人的情趣、敏锐的心灵,以及对人、对人生的爱。即使冷嘲热讽,也不失却温暖的同情、宽厚的理解,以至近乎凄怆的悲悯。唯其如此,作为《我是猫》的阅读体验,才不至于感到尖酸苛刻寒气袭人,而不时觉出一丝温馨、一分悠闲、一种静谧——这样的幽默,不难推断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每以幽默见长的英语修辞和英国文学。当然这终归属于一定程度上的,并非与日本文学传统无缘。毕竟,漱石所喜爱和擅长的俳句往往出之于诙谐。而书中幽默闪烁的禅机,显然来自中国的禅学(实际上漱石也曾坐禅)。

说到文体,众所周知,村上春树是日本当代文体家,他说:“实不相瞒,我本身也是在其他语言体系(systim)的强烈影响下构筑自己文体之人中的一个。”(《为了年轻读者的日本短篇小说导读》)村上虽非英语科班出身,但从小就喜欢英语——不同于漱石从小就讨厌英语——中学阶段已经能看英文原版小说了,成为作家后还翻译过许多美国当代小说。这也进一步说明,一个精通外语的作家,有意也好無意也好,完全不受外语“语言体系”的影响是不大可能的。不过就漱石来说,较之作为英语“语言体系”的句子结构方面的有形影响,恐怕更是超脱于语言体系的作为整体风格的影响,而最终化为浑然天就的幽默文体。

概言之,漱石文体乃是和、汉、洋的综合产物。比较说来,汉诗文(中国古籍)主要影响其行文的节奏(韵律)、修辞、结构以至文章的筋骨,英国文学则增加其丰沛的“绅士”情趣和幽默感。当然,二者都有赖于漱石炉火纯青的母语功力,有赖于出类拔萃的语言天赋和文学才华。正因如此,和、汉、洋才能在交融互汇当中产生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进发出新的文体元素火花——漱石文体诞生了!

顺便补充一点,国内有学者认为漱石为了不从属于政治权力和官办学问而自动放弃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毅然决然走上自食其力的职业作家道路。查阅漱石夫人夏目镜子、其子夏目伸六回忆性文字等相关史料,这里似有三点出入。一是漱石从东大辞职时不是教授,而是讲师;二是,漱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职业作家,而是从朝日新闻社拿年薪的专属作家、“记者作家”;三是从东大辞职而加盟朝日新闻社有经济上的原因,东大讲师年薪为八百日元,朝日新闻社年薪两千四百日元,当时漱石已有六个子女,家庭负担较重。不过,漱石辞职之际东大已内定他为教授,而他仍执意辞职,这就涉及他辞职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漱石不仅不喜欢英语,而且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他一再表示“想做罢的是教师,想做起的是创作”,“我的神经天生不适于学校”,“写讲义比死还难受”。甚至说教英语就好像汪汪学狗叫。尤其《我是猫》的发表使他意识到自己“异样的热块”终于破裂,创作欲一发不可遏止,更加坚定了他改行的决心。而此时正好朝日新闻社向他频频招手,于是漱石顺水推舟,成为朝日新闻社特殊的正式职员——不必上班,每年给报社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报纸上连载。

(《我是猫》,夏目漱石著.林少华译.青岛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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