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演进的四条道路

何富强

一八九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经济学原理》一书开启了“英国经济学的新时代”。按照最初的计划，此书只是他的鸿篇巨制的第一卷，此后他便着手写作第二卷，但计划一再被扩展，最终却没能实现。一九一九年《工业与贸易》一书终于问世，在他去世前一年《货币、信用与商业》出版，这两本书可以视为《经济学原理》的姊妹篇。按照熊彼特的说法：“这三部书全都很重要——谁要是只晓得有《经济学原理》这本书，谁就没认识马歇尔。”

《工业与贸易》的书名恰是该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其中尤为关注工业的技术演进及其对人们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影响。尽管马歇尔声称他旨在解释所处时代的现实经济问题，因而无意使此书成为经济史上的扛鼎之作，但他确确实实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的经济史资料，为读者呈现了英、法、德、美四国工业演进的完整图景，足以构成一部工业领导地位变迁的国别史。就连他的最杰出的学生凯恩斯也承认，这是“马歇尔在历史方面最出色的作品”。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接近工业化进程尾声的国家来说，马歇尔对四国工业演进的不同道路及其原因的考察，即便时隔百余年之后，依然具有极其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或许是由于此书中译本尚未出版，国内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此鲜有关注和讨论。本文尝试采撷马歇尔对于四国工业演进道路的真知灼见，以抛砖引玉。

马歇尔把工业领导地位界定为“把别国不久将要去做或试图去做的事情付诸当下行动的能力”，这是一国国民的眼界、遠见和能力的体现，其他国家则受到这些因素的限制，或者未能识别行动的时机，或者尚未具备行动的条件，或者没有采取行动的实力。英、法、德、美四国的工业领导地位都是经由工业革命之后才确立的，马歇尔秉持“大自然没有飞跃”的信念，并不认同“革命”的说法，认为工业革命无非是数百年来经济演进的一个阶段。

在进入这个阶段之前，经济民族主义精神已经遍布欧洲，并最先在以威尼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城邦和荷兰生根发芽。通常认为，威尼斯和荷兰的兴盛全系于商业和贸易，这多少忽略了背后的支撑力量——工业优势：它们最初确乎借航运业以扬名，但最终端赖制造业以立身。荷兰的繁荣首先要归功于海运贸易，但正是由于在造船业中率先采用通用部件的做法，让荷兰在海运贸易中脱颖而出，并促进了其他所有的工业。工业领导地位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理想，也最能激发民族自豪感。

由于工业演进的过程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大量的对外贸易，一国的对外贸易既有关乎国民温饱的部分，也有体现民族理想的部分，因此最能恰如其分地展示该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民族工业和国家贸易之间的关系如同山脉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看一看地形图上的山脉轮廓，就能知道江河的基本流向;同样，世界主要工业的分布图也能让我们对贸易的主要路线一览无遗。反过来，贸易也会影响工业，在把贸易看成零和游戏的早期年代，每个国家会因为对外贸易时机的差异而走上截然不同的工业演进道路。工业演进会不断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随着工业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快速扩散，各国工业领导地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整个经济史特别是贸易史无外乎就是这个过程的记录。

一、英国：标准化和简易化的机械创新

在工业革命前的近两个世纪里，英国都扮演着小学生的角色，步履蹒跚地跟在荷兰和法国的后面，纵有争强好胜之心，却无一决高下之力。但特定的技术因素与特殊的时代环境、特有的国民性格相结合，促成了英国工业的竞争优势，并且在十八世纪一跃登上了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它拥有几乎一切工业和技术，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本宝库，它的工业技术、企业组织、发明创造以及经济政策，都成了各国竞相模仿的样本，为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古老国家的复兴起了示范作用。

众所周知，英国工业演进的特定路线发轫于纺织业。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似乎各有各的道理，而马歇尔有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只有注重实际调查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获得的。他认为，羊毛和棉花等纺织材料以及由此加工而成的纱线天生具备标准化的初级形式（精细均匀的圆柱体），因此非常适合由标准化的机器进一步加工成标准化的成品。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英国才树立了机械标准化的典范，并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工业。在英国工业演进的初期，羊毛和棉花是仅有的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对外贸易商品，纺织业是英国工业水平的主要体现，但最终使英国工业在世界经济史上一骑绝尘的，是以煤和铁为代表的重工业。有趣的是，马歇尔把铁的特性与英国人的性格结合在了一起：铁的强度、效率，可能还有它的硬度，都与坚忍刚毅的国民性格相适应。

英国以蒸汽机和更早时期纺织行业的机械革新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相比于法国和稍晚时期的德国，在灵巧性上充其量顶多打个平手，英国人的创造性才能所追求的结果，突出表现在方法和机械的简单化。这个结果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改变了工业组织的特征，一方面，标准化和简单化的发明加强并加速了现代企业的严格专业化，一个工人所需操作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单一;另一方面，一个工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操作相同或相似的机器，因而经常从一个岗位转到另一个岗位，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这又会削弱严格的专业化。

至于时代环境，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年代。法国大革命初期的暴行大大刺激了英国的特权阶层，由恐惧心理所激发出来的人类同情心，最终表现为新的济贫法，这是极富争议的制度安排，马歇尔认为它使最不该受到救济的人的生活不适降至最低，从而颠覆了自然规律;而为了应对危在旦夕的战局，即使是像皮特那样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自由贸易的忠实信徒，也被迫妥协来寻求更多的收入，这就形成了后来让英国深受其害的一种拙劣的保护性关税。但比起它在欧洲大陆和新大陆的对手来说，这些不幸简直不值一提，特别是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给它的主要对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反倒让英国的相对优势更加明显。

如果这些因素得以保留，那么英国的领导地位可能还会保持下去，但随着财富一代代的积累和传承，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远甚于对新的机会的发掘，最初的活力、毅力和动力渐渐消弭殆尽。也许应该对英国工业领导地位给一个合适的评价：它的没落只能由本国人民独自承受，但它的成就已经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财富。马歇尔将此比喻成养育了一批优秀儿女的父母，他们对世界的贡献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所取得的成绩。

二、法国：个性化和精细化的特色技能

在前工业社会，法国曾经拥有欧洲大陆最出色的工业技能。自从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以后，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世界中心的巅峰地位被英国远远甩到身后，又眼巴巴地看着德国、美国后来居上，但无论如何，它始终有足够的资格分享工业领导地位，只是从未达到前三国那样的荣耀。马歇尔把促成法国工业领导地位的因素概括为地域、种族和政治。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前近一个半世纪的专制主义统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重商主义政策，使整个国家产生了一种向心力，进而推动了孕育工业革命的经济环境的形成。

专制主义始于路易十四，这位“心灵比头脑伟大”的君主，通过建立中央集权给长期动荡的法国带来了人们渴望已久的稳定，并且造就了权力与经济的共生关系。他的雄心勃勃的财政大臣科尔伯特，更是穷其一生都在兢兢业业地致力于把法国打造成一个统一的工业国家。马歇尔认为行政能力低下和行政手段贫乏是导致重商主义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在法国，有赖于科尔伯特这样一个优秀的头脑，重商主义确实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接近于“富国”的目标，以致在他施政的二十余年问引起了貌似属于一个世纪的变化。

然而，科尔伯特到底没有给法国带来决定性和建设性的工业优势，他的继任者既缺乏他的强势，又不如他正直，于是，时时处处尽显家长式管理的弊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那些在保护性政策的羽翼下获益最多的工业，包括航运业、钢铁业和纺织业，全不是发展得最好的;而真正使法國赢得声誉并确立领导地位的工业，几乎很少或完全没有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和资助。

专制主义还造成强大的中产阶级的缺乏和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与此相应的是宫廷和特权阶层的挥霍无度。这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富人的奢侈意味着对一流的高品位商品的越来越多的需求，从而激发了法国最出色的工匠从事需要具有个人品位和思想的工作;另一方面，结实耐用的产品在法国简直没有市场，对富人来说，它们不够档次，对穷人来说，它们不够便宜。因此，在强调个性化和精细化，需要特殊才能和天赋的工业领域，比如象征着艺术品位和鉴赏能力的时尚产品，法国代表着潮流和方向，至今依然保持着领导地位。换言之，法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更多是基于个人的特殊技能而不是大规模生产，对色彩、外形、品位和时尚等要素来说，机械动力和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就微乎其微了。

三、德国：基于科学和教育的实用性

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头顶着“神圣罗马帝国”的荣耀，一度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后，德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德国在哪里？”这个历史性的问题，拷问着一代又一代的德国人。民族意识促使它最终觉醒，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复兴之路。它的伟大复兴始于关税同盟的建立;而象征着它重新赢得欧洲霸主荣耀的，则是普法战争的胜利。

关税同盟的建立要归功于经济学家李斯特——这是另一个经济学一直致力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典型例证。他的经济思想有点像马和驴杂交生下来的骡子，既是重商主义的，又是自由放任的。李斯特是以倡导保护主义著称的，但这并不是最适合他的身份标签。即便公认为是基于保护政策的关税同盟，最具重要性和历史意义的，反倒是实行内部的自由通行和自由贸易。他确实主张政府要运用限制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发展——“保护幼稚工业”是令他在现今社会依然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遗产，但他最终是要复归自由放任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当一国的工业力量已经处于优势地位时，采用保护政策的理由也就成了过去。关税同盟统一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德国工业革命的进程，仅仅一代人之后，德国工业就赶上了法国。

在普法战争之前的两个多世纪里，欧洲的基本格局可以借用海涅的诗来表达：“法国人和俄国人占有了陆地，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里，德意志人的威力才是无可争辩的。”这些欧洲大国都是德国复兴路上的障碍和敌人，而内部还有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霸主之争。“铁血宰相”俾斯麦接连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三次战争，解决“德国在哪里”的问题。对德国来说，这意味着统一和复兴;不幸的是，这给世界带来了战争和灾难。马歇尔虽然早就预感到了战争的迫在眉睫，并且亲眼见证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他大概也不会料到，在他死后仅仅十五年内，这个国家还能重新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只是后来世界秩序已经彻底改变了，实现国家利益的行为逻辑不再是野蛮的暴力征服而是互利的自由贸易。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战后德国的和平发展反而使它成为欧洲第一经济大国。

统一为德国完成工业化扫清了障碍，而它的扎实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则为它奠定了工业领导地位的基础。马歇尔认为，德国教育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纪律性和系统性。与通常的想象不同的是，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德国大学的师生享有极大的自由，这种自由不限于论题的选择和论点的表达，还包括在大学之间的流动和迁徙，这确保了效率与秩序的有效结合。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在别的国家仅仅体现在工业中，而德国则在教育中加以利用，从而造就了“科学的无产阶级”的成长，使德国能够更广泛、更深入、更系统地将科学应用于工业。

尤为重要的是，德国人建立了一流的实验室，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实验室就相当于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在不断成长的工业中，科学方法的改进更多来自德国。这也使得德国有别于其他国家：在别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造就了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在德国，物质文明是早先智力发展和积累的结果。

四、美国：以大规模和多样性为特点的标准化

美国的工业领导地位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才真正确立的，在战后重建的约五十年时间里，它完美地从一个农业国变身为工业化强国。那些有效控制了美国这片土地的人，从他们的故乡随身带去了有用的技术知识、政府治理和司法制度的观念，以及深谋远虑的习惯和付出当下努力获得远期利益的意愿。正是此类被马歇尔称为欧洲历代传承下来的“道德财富”的存量来到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才被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属于不同种族的人，形成了一种共同遵循的主导精神。这给美国的工业演进带来了两方面的益处，一是需求的同质化，二是技巧和才能的多样化。前者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标准化产品市场，使工业的大规模、多形式的标准化具有更强的经济性，后者则提供了工业发展所需的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到一八九0年，美国工业已经跃升到全球第一位。

也许在此可以顺带谈谈政策这个话题。作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在建国初期先后提出了三个著名的报告，其中《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被看作美国施行产业政策的证据。汉密尔顿确实认为要想成为与英国旗鼓相当的工业国家，新建立的制造业若没有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就是后来由李斯特进一步阐发的“保护幼稚工业”的思想雏形。然而在报告中，汉密尔顿只是为美国勾勒了工业化的远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由此看来，它真算不上一个产业政策;而且，另两份报告顺利获得了国会的批准，唯有这份报告被国会否决了。要说美国从建国初期就实施了产业政策，这跟在人口统计时把胎死腹中的婴儿也算在内是一样荒谬的。

不过，保护政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们最初以为这仅仅是培育幼稚工业的权宜之计，最后却发现，即使保护对象早就成长壮大，它们还总是纠缠不合，挥之不去。在内战结束后大规模工业化的进程中，美国成了世界两大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俄国）。只不过，经济学家陶西格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除了一八四二年以前的丝绸和棉纺织业，美国几乎没有哪个行业是由于受到政府的贸易保护才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的。

美国只用了一代人就完成了工业革命，而同样的进程，英国经历了两三代人，德国花了半个世纪。这种经济奇迹，可以用很多因素加以解释，但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当属“和平崛起”的模式。自南北战争以来（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再未牵涉进任何大规模的战争。这要归功于建国元勋的政治智慧，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政坛时说：“我们对待国外重大行为的准则是在扩大我们的商务关系的同时，应尽可能少与他们发生政治上的牵连。”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美国才避免卷入国际纷争，埋头致力于工业化过程。尤其应当强调的是，当一八九四年首次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依旧老老实实地在业已确立的世界秩序中继续巩固自己的经济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列强元气大伤，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被欧洲视为世界的救星，他也表达了凌云壮志：“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待我们给予领导和指引。”结果却是美国国会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当时的美国心甘情愿地让英国继续充当老大，无意于发起任何实质性的挑战。直到欧洲列强再次相互摧残之后，美国一度几乎占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才开启了美国世纪。美国的崛起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说法：“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这与德国复兴的战争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五、未来的工业领导地位花落谁家？

马歇尔在有生之年已经看到了一个趋势：英国已日薄西山，美国正如日中天。直到今天，美国的工业领导地位仍保持着明显的领先优势。赫鲁晓夫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曾宣称要在二三十年内超过美国，从战后废墟中爬出来的日本、德国亦曾风光无限，但最终都未能撼动美国的地位。眼下，中国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并且在十年前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增长速度超过美国的国家。如果维持这样的发展态势，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超越美国，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这种状况将在十年后出现。此类预测都是基于过往的增长记录所做的线性推断，现实世界的经济发展往往是非线性的。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说过：“先前强大的邦国，现在大都变得弱小了;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是弱小的。……我相信，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马歇尔大概对此也确信不疑——“没有绝对的理由认为，工业领导地位会跟近来一样一直保留在相同的种族，或相同的气候条件下;甚至也无法认为它的一般特征会保持不变。”他还大胆预测了未来工业领导地位将会在哪些国家之间转移。在他看来，只要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保持不变，那么，工业领导地位的主动权将会掌握在这些国家手里，它们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资本充足，并且能够把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理念有效地转化为实践。这些理念并非现有工业强国的专有财产，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演变。这就给后发国家获得和分享工业领导地位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Alfred Marshall，Industryand Trade，Cosimo Classic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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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六年中多次往返阿富汗，与书中的六位女性同吃同住——小镇里教中国武术的老师、努力让顶级刺绣工艺“卡玛克”传承的绣坊主、学兽医的大学生、“抛头露面”卖馕养家的婶婶、特立独行的记者以及迷失的少女画家，作者坚持用平实克制的叙述从不同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当地普通女性的真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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