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网络与公共资源治理

王利兵

十九世纪，在东南亚许多港口都可以看到满载货物的中国帆船，中国帆船有粤帮“红头船”与闽帮“青头船”之分，在粤帮红头船中又经常可以看见许多体形较小、载重量在五十吨左右的单桅或双桅帆船，这些小型帆船基本都来自海南文昌和琼海等地。与其他商船不同，这些海南籍船只多数是集渔业和商业于一身的渔船，它们在每年的冬季顺着东北季风从海南清澜港、潭门港等东部渔港出发前往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开展一段时间的渔业生产之后，负责管理船队的“头家”会指派两三艘渔船满载海产品前往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出售，而后再从当地购置一些生活用品于次年五六月份顺着西南季风返航回海南岛出售以赚取差价。海南渔民这段跨海流动与互动的历史过去鲜为人知，近些年随着学界对于南海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尤其是民问文献《更路簿》的研究，我们才逐渐走进海南渔民的这段历史往事中。

一九七四年，广东省博物馆在西沙群岛考古调查时意外发现海南潭门渔民苏德柳的手抄本《更路簿》。一九七七年，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在海南东部沿海地区开展调查期间又再次发现多本由当地渔民书写和传抄的《更路簿》，由此引起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据统计，目前面世的《更路簿》版本共有三十余种，这些《更路簿》篇幅长短不一，内容基本相似，都是关于海南文昌、潭门等地渔民出海前往东沙、西沙和南沙海域以及海岛东南亚地区开展渔业生产和贸易的航行线路。虽然《更路簿》中记录的信息较为简单，但是其蕴含的历史记忆却十分丰富，对于重新认识和研究南海区域族群与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过往关于南海交通史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闽粤商人群体展开，如今我们通过对《更路簿》内容的分析同时结合田野调查发现，在风帆时代的南海上曾经还长期存在一个以渔民群体为主体的海洋网络。在这张由渔民编织而成的海洋网络中，同时包含着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亚网络，比如海上交通网络、生产贸易网络、移民网络、宗教网络、族群网络等，这些形式各异的亚网络构建的最终结果都是将作为区域的南海塑造为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今天，民族国家的海洋划界行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南海渔民的自由流动，但是历史传统没有因此完全中断，比如，海南渔民与东南亚渔民之间的互动传统就并没有因为南海边界划分和争端而消失，大多数渔民之间依然保持着友好相处的传统与习惯，彼此之间的生产与合作在转换策略和方式之后也依然得以保留和延续，从而更好地适应当下南海争端不断的海洋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面对南海权益争端时，国内普遍是通过对诸如《更路簿》等民问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来主张历史性权利，却忽略了这些历史资源所凸显的本质是联系而非断裂，结果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引发新的矛盾冲突。

回望历史，作为区域的南海不像现在这样边界分明、壁垒森严，相反是一个通过族群、宗教和贸易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网络，重新梳理和研究区域南海的历史联系和网络对于南海问题的化解以及南海治理无疑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杜赞奇的近作《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中，他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对区域亚洲历史的当代解读来强调亚洲内部联系和网络的重要性及其对于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意义。在这本书的开头，杜赞奇就指出，当代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在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双重加持下，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并严重威胁了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但面对这一全球现代性危机，几乎所有民族国家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发展速度来拯救人类，自然也就无法寻求合作。杜赞奇是一位历史学家而非政治学者，所以他无意在此书中为化解全球现代性危机提供一份可行性的对策，他的目标是想通过对“亚洲传统”的追寻来启发当代民族国家，进而为所有国家和人民寻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虽然杜赞奇所言现代性危机是指困扰整个地球和人类的生态危机，但是他关于亚洲传统及其流转历史和网络的分析对于思考区域性危机和问题的解决（如南海问题）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和意义。

在区域亚洲的研究中，虽然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对前殖民时期和近代早期海上贸易的大量研究说明了亚洲内部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但是一般而言，亚洲的二十世纪却并没有被看作一个联动持续发展的阶段，而杜赞奇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对亚洲传统的进一步挖掘和分析来解释这种连续性和断裂性。然而，要想明白区域亚洲的历史和流变，首先必须要弄清楚“区域”这一概念。在杜赞奇看来，区域的形成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区域（region formation），它更多偏向于自然而非社会性的形成，就像季风和海上贸易推动亚洲内部的关联，进而自然地建立了经济上和知识上的交流和关系网;第二种是“自上而下”的区域主义或区域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它指的是政治家通过政治的、物质上的和知识上的方式创建的一个区域，这种区域概念在二十世纪以后变得日益重要。两个概念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是共同说明了区域内部的联系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区域形成皆是以网络的形式呈现。因此，网络成为杜赞奇解释上述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关键概念。

网络的概念借用自当代法国知名学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ANT），是杜赞奇论述流转历史和区域亚洲的重要支撑。在“行動者网络理论”中，社会的各种发展变化都是因为行动者的互动联结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网络造成的，网络是决定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基础上，这里的行动者既可以是human，也可以是non-human，不同行动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发挥的作用都只是促成联结。当行动者的行动愈加活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联系就会愈加紧密，网络同样会愈加复杂。当然，网络并非固定不变，应该在变化中去观察网络。从网络的视角出发，可以让我们重新检视那些对文化转型和社会变迁产生影响但又容易被大写的文化和制度所遮蔽或模糊掉的因子（行动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既可以看作共享历史的承载者，也可以视为历史的塑造者。

杜赞奇认为，网络化的流转历史在“海洋亚洲”（Maritime Asia）上体现得十分明显。网络是海洋亚洲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因为网络不仅流转各种信息、资本、技术、人群、材料、物种和思想，而且还会引入其他异域网络的网络，进而重塑原有的区域结构和网络构成。当现代的空间生产和民族国家取得主导地位之后，传统网络自身在很多方面就被资本主义和领土的组织性系统所招募，但是传统网络中的一部分依旧在维持着它们跨边界和多维度的特征。比如，前殖民时期海洋亚洲网络的典型体现就是中国主导的朝贡贸易网络，朝贡贸易在现代海洋亚洲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朝贡贸易网络具有多重结构的性质，通过进贡与回赐的方式，中国与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间形成一种核心的贸易往来，而各个朝贡国之间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贸易关系，这种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往来逐层外推，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贸易体系。在这个贸易体系的边缘地带，又进一步与以印度为中心的贸易圈以及以伊斯兰世界为中心的贸易圈发生关系，从而构成一个亚洲一体的贸易网络。十九世纪之后，虽然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传统亚洲海洋网络逐渐臣服于殖民贸易和强权，但是欧洲殖民势力和资本的扩张流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得不依赖于传统网络，尤其是在金融网络方面。实际上，如果没有华商团体提供的金融服务，欧洲资本根本不可能渗透到亚洲内陆地区。如果说二十世纪以前的区域亚洲体现的主要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区域网络构建，这是非计划性的、在相对自然的演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区域网络，其中的行动者包括华人、西方殖民者、东南亚原住民、海洋、季风、帆船等多种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那么二十世纪之后亚洲的区域重构则是以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区域主义和网络呈现，它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驱动下的现代跨国政治化实体的自觉创造，如“大东亚共荣圈”、东盟经济共同体等，其中的行动者主要是单一的现代国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征服行动，尤其是其对区域贸易的控制为区域一体化创造了新机会，但从结果上来看，其破坏性远远大于促进和联结。冷战期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阵营划分实际上促进了超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发展，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区域性组织，比如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盟等，区域网络和联结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果说冷战期间的区域网络和国家之间的联结还不是特别紧密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终于让这些国家意识到了区域网络的重要性并将其注意力集中到合作上。这种联系和合作主要体现在区域性的供应链生产网络上，后者又进一步将区域内的国家联结到了范围更广的全球化网络之中，这种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联系和网络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亚洲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区域网络构建的转变实质上是区域内部结构和要素的重组和变化。随着经济联系的密切和全球化的深入，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问的联系都在变得更加频繁和密切，这种联系和流动性体现在人员、物资、信息等诸多方面。这些内容各异的流动会不断跨越国家疆界与文化疆界，进而对区域内原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结构形成冲击与挑战，导致区域结构的再结构化。区域再结构化绝不意味着民族国家边界的更加开放和民族主义的衰弱，相反，它意味着民族国家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进行的重构和改造。以南海为例，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南海周边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民族国家化的转变，这一转变的最大影响是海洋疆界的国家建构日益明显，也就是说，作为区域的南海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后经历了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里的再结构之“再”不仅具有时间变化的含义，也具有揭示和批判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含义。从现实来看，这种区域再结构对海洋族群的影响尤为明显，如渔民群体。在民族国家普遍化之前，海南渔民曾频繁往来于海南岛与西南沙群岛以及西南沙群岛与东南亚之间;进入民族国家之后，声张主权和划定边界成为民族国家的一项基本特征，因此对于海洋提出主权性要求以及海洋划界就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受此影响，海南渔民的传统作业范围大大缩小，与东南亚渔民之间的互动也因民族国家间的冲突而减少，因渔业生计所构建的渔民海洋网络逐渐被民族国家间的海洋争端和跨国政治网络所遮蔽和取代。

对于区域亚洲和网络而言，目前最大的挑战其实并非经济领域，而是区域公共资源的协调管理与开发的问题。面对区域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区域网络的作用和价值尤为重要。在最后一章中，杜赞奇具体以NGO网络跨国界运作和参与区域水资源治理为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说明，这一案例同时也是对杜赞奇所言流转历史和往来的一次很好展示。在应对以民族国家和主权为前提的区域水资源治理中，NGO網络不仅改变了公众对于公共资源问题的态度，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公共资源的治理，更重要的是其对以领土主权为标志的民族国家施加了压力，促进了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区域主义的发展。比如，东盟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对区域环境和公共资源的关注就发生了很多转变，从九十年代以前重视“自然资源持续供给”到针对区域内的跨国界挑战而强调的“责任和职守”，以及最近十年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社群”而对一系列环保目标所进行的制度化。东盟的改变和发展展示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区域主义，进一步造就了对区域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的坚持。与制度化区域主义相反，东盟所展示的区域主义是一种能够更加有效地加强区域间互动协作的“网络化的区域主义”，后者在制度框架等方面看起来会比较松散，但重要之处在于它催生了大量的市民社会网络（如环保NGO），这些市民社会网络不仅起着监督包容性和透明性的作用，而且它们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召集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的资源以重构社会、身份和自然，以此应对民族国家的主权要求和区域公共资源的危机。总之，网络化的区域主义不仅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观察和管理公共资源问题的框架，而且带来了许多构建联盟以及与多种多样的跨越民族国家的信息与组织资源相互连通的机会。值得指出的是，今天的网络化区域主义与历史上的海洋亚洲网络虽然在某些方面看上去很相似，比如都存在知识、技术、货物、人员等的流转，但是两者还是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与区域主义所塑造的快速商品化和消费主义相比较而言，海洋亚洲网络所流转的内容在数量和速度方面虽然微不足道，但其促成的文化流动以及由此所创造的文化宇宙对于区域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相反，今天的区域主义却更加强调内部的异质性和文化多元性，因而很难再如海洋亚洲网络那样创造出一个统一性的身份认同和区域认同，后者正是制约区域范围内超越性资源流转以及导致许多公共资源治理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区域水资源问题的有效治理充分展示了网络的力量，然而，人们在很多时候还是容易低估甚至忽视网络的能耐，因为这些作为公民社会的网络缺乏强有力的制度和领土权力，尤其在民族国家取得主导地位的当下，区域网络的运作势必会受到某些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复杂性在海洋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海洋治理有赖于区域主义主导下的网络的协调与合作，但民族国家对主权的争夺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又会加剧海洋治理的复杂性，甚至破坏原有的各种区域网络和连接。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韩国海警在抓扣跨界作业的中国渔民时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在韩国国内引发大批民众抗议，许多情绪化的声音见诸韩国各大主流媒体，呼吁韩国政府对中国渔民的跨界作业行为采取强硬手段。二0一二年四月十日，因菲律宾海警驱赶中国渔民所引发的“黄岩岛事件”，一度导致中国与菲律宾之间出现外交危机。诸如此类的事件近些年在黄海、东海和南海上时有发生。其实，在面对夹杂着主权争议的海洋问题时，生活（网络）与制度（网络）之间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两者之间同样也是一个相互吸收和转化的过程。一方面，渔民群体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在回应海洋边界化的现实。比如，广东渔民通过雇用越南渔民在北部湾的越方海域开展生产作业以规避被抓扣和驱赶的风险;又比如，海南渔民在被菲律宾海警或地方武装抓扣之后会想方设法寻找当地华侨力量的帮助。另一方面，面对渔业资源洄游的特性以及渔民跨海流动作业的现实，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也在不断做出调整、协商与合作。比如，中国渔政部门对于渔民在敏感海域作业的护航;又比如，《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之类的区域性协议在积极寻求不同国家之间的渔业合作。与此同时，来自外部网络的力量也在影响着亚洲海洋网络的运作，比如，欧盟依据《欧盟打击非法捕鱼规则》将韩国、菲律宾、泰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列入打击非法捕鱼不合作国家和地区的黄牌警告名单，并限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水产品出口欧盟，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亚洲国家在渔业管理与协作方面的改变与进步。虽然这种改变与进步并不代表矛盾的化解，但至少给海洋治理的未来带来了希望。在这份希望中，来自生活的力量会比理性的力量更加强大和持久。

（《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美]杜赞奇著，黄彦杰译，商务印书馆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