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方志的守正创新
——以《中国影像方志》编纂为例

史五一

（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 安徽 合肥 230000）

《中国影像方志》是一档以纪录片为题材的大型电视节目，创造性地以影像为表现手段，以地方志为内容载体，借鉴传统地方志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体例，挖掘不同地区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特色，以此为框架进行节目内容的构建。以卷、篇、记的方式，将节目结构化，一期节目讲述一个地方，通过引言、地名记、地理记、传承记、工艺记、生态记、文化记、家风记、当代记、人物记、后记等多个“记”的交替叙事，专注挖掘不同地区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印记，将我国自古以来用文字编修地方志的模式进行创新的传承与实践。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举世瞩目的重要时间节点上，《中国影像方志》以我国2300 多个县（市）作为拍摄对象，旨在全方位记录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真实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壮举，通过各地的发展演变和改革成就，彰显新时代中国的“四个自信”。

在一期四十分钟的时间内，既需要真实地反映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社会，又要展示一个县（市）最具特色的内容。在展现地方特色的同时，如何取舍文本的内容，对于《中国影像方志》的制作团队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下面笔者就已播出的《中国影像方志》部分内容，作一初步探析。

一、取地方志之精华，融影像镜头于一体

《中国影像方志》在节目的编排上，借鉴、融合了传统文字方志的记载模式，通过卷、篇、记的编排将每一期节目的内容结构化、模块化，并通过影像符号的编修开创新的修志模式，影像所呈现的画面语言弥补了传统文字方志在传播、视觉呈现上的劣势，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发展等正在发生的点滴细节进行直观记录，让地方志与图像相互补充，使得影像方志通过影视画面、声音等多种现代化的视听语言与视听符号的组合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

（一）遵循方志体例，谋篇布局

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先生认为，方志具有“突出的地方性、编纂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记载的多样性、鲜明的时代性”[1]五大显著特征。影像方志在编纂过程中，如何将方志的特点与影像的表达特点相结合？《中国影像方志》通过怎样的方式借鉴传统方志，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进行融合的？基于此问题，笔者以第二轮《泾县志》与《中国影像志·安徽卷·泾县篇》进行文本对比。

《泾县志》与《中国影像志·安徽卷·泾县篇》对比图

从上表可以看出，首先，《中国影像方志》在方志文本、内容分类、编纂原则上借鉴了地方志编纂方式。在编排的体例上，体例的名称有所区别，但都是以内容为标准进行划分、编纂。在内容分类上，《中国影像方志》的节目编排中融入了传统地方志文本的内容和体例。以《中国影像方志·安徽卷·泾县篇》中的“引言”“地名记”为例，“引言”“地名记”中包含传统方志中的“泾县地图” “建置”“地理”“人口”“农业”“林业”“古村落”等内容，这是影像方志在制作与表现手段的优势所在，通过视听结合的影视语言，将枯燥无味的地方志转化为立体、动态的影像，花费相对较少的资源，取得很好效果，在视觉呈现上也更加直观，更有冲击力。《中国影像方志》在内容编排的形式上，通过对传统地方志的篇、章、节、目编纂体例的继承与融合，以卷、篇、记将每期节目的编排结构化、模块化，使得整个节目框架一目了然，强化了影像传播的符号感。

其次，在编纂原则上，两者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力求能够在最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一地之情势、一方之亮点。在编排的过程中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这与地方志编纂原则有关。传统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距离现在越近发生的事越要详写，发生时间相对较远的越要简单地写。影像方志的编纂是在继承传统地方志的基础之上完成的。但是影像方志需要借助电视等媒体进行传播，考虑受众的广泛性和受众的接受程度。《中国影像方志》在节目编排过程中对一个地区的“过去”进行了穿插，这一部分体现在“地名记”“文化记”中较多，在其他的“记”内，在探求因果、揭示内涵的时候，也会通过情景再现、历史资料、专家讲述、人物介绍穿插进去，力图保证内容真实、立体、饱满、客观。

（二）取长补短，扬其所长

“传承与发展是现代影像方志的重要体现。而影像传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方志创新的传承路径。”[2]影像方志利用电子技术实现了地方志形式与内容的立体呈现，影像方志中所展现在受众面前的声音、画面，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地方志更深层次的视听融合。

方志所记载的地理环境是一种多维的世界感受，单一的文字无法表现出其复杂性、多样性，而影像能够通过镜头的运动、拍摄的角度、视听语言的解说等拍摄和剪辑技巧，展现一个地区多维的时空结构。航拍、情景再现等手段的运用，使得文字描述中的“模糊”“歧义”“苍白”等逐渐消失，大量的照片、视频等立体化资料的补充与亲历事件的人物访谈实录、专家佐证等资料相互映衬，能够保障地方志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媒介生态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地方志传播、保存、展示的载体更加多样，形式不断翻新。从文字到光盘、磁带等存储设备再到如今的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随时观看，地方志的传播不再受制于时间、空间、设备等条件的限制，传播更加便捷、更加高效。使得平面的、单一的只在小范围内传播的地方志成为普通观众都能接受的生动的、立体的、多维的影像方志，这是《中国影像方志》在文本基础上对传统地方志的守 正创新。

仓修良认为“创新必须在总结旧志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如果一切均依旧志体例、篇目、内容，很少有时代精神，自然也就谈不上创新。从方志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个时代的篇目、内容，总是反映着时代的精神”。[3]《中国影像方志》在传统地方志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传承记”“家风记”“创新记”“生态记”“航天记”等，通过“创新记”“生态记”这些板块展示当下各个县在经济、文化、科技、环境和社会建设等领域的巨大成就。例如，《安徽卷·广德篇》中“中国航天第一村”的探寻；《安徽卷·桐城篇》中，名扬天下的桐城六尺巷，成了谦和礼让家风的活教材，六尺于心，源远流长，桐城人包容、开阔的胸襟，让六尺巷成为天下最“宽”的巷子。《浙江卷·安吉篇》中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思想的提出，《河南卷·灵宝篇》中青年工程师在压延铜箔领域的创新实践，这些都是传统地方志中所没有记载的，却也处处彰显着新时期我国以守正创新为核心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精神。

《中国影像方志》对传统地方志的借鉴与融合，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和“图解”，而是通过影像对传统地方志进行拓展和升级，在拓展的过程中，融入视觉元素，与电视传播规律相适应，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相适应。

二、记一方人和事，彰显家国情怀

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一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与文字地方志相区别的是，《中国影像方志》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受播出时长、传播渠道、观众的接受度等方面的影响，在节目内容的编排上与传统地方志有所不同。《中国影像方志》放弃传统的宏大叙事，从小角度切入，精微表达，选取最能够突出地方特色的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事件以及具有新意的关键词，获得了受众的青睐好评。

影像方志并不要求“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需要有选择，选取特点鲜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器物等，更能凸显一个地区的“名”和“特”。笔者以《中国影像方志·安徽卷·桐城篇》为例，将节目的主要内容以表格的形式进行呈现，分析《中国影像方志》如何通过40 分钟的时间，展现桐城市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影像方志·安徽卷·桐城篇》主要内容一览表

《中国影像方志·安徽卷·桐城篇》中，制作组选取了桐城具有代表性的桐城文派、厚重历史、崇文重教、家风家教作为关键词，并在相应范围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穿插讲述。在文本的呈现中，“文化记”所占比例最大，“古城记”次之。桐城素有“文都”的美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民谚流传已久，“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一时传为美谈。这里文风昌盛，“桐城派”主盟清代文坛200 余年，归附作家1200 余人，在中国文化史上蔚为高峰，其波澜所及，几遍海内，流风余韵，经久不衰，走出了方令孺、舒芜、陈所巨等一批现当代著名作家。这里文化繁荣，号称“黄梅戏之乡”，严凤英等杰出表演艺术家为黄梅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桐城派”文化、君子文化历久弥新，“桐城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桐城文庙、文和园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名士辈出，涌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父子宰相张英、张廷玉，美学大师朱光潜，哲学大家方东美，计算机之父慈云桂等众多名人，先后走出了近3000名博士、近20 名“两院”院士。江小角是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桐城文派”研究著名专家，他从桐城派的形成原因、发展脉络、文论主张和成功秘诀等方面诠释，解读了什么是桐城派以及桐城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描述了桐城派从初创到兴盛再到末流的衍脉盛衰情况，阐述了桐城派各个时期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文学理论和他们各自取得的文学成就。通过他的解说，佐证了桐城“文都”的美誉。

三、挖掘核心内涵，避免千志一面

我国疆域辽阔，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地方文化、社会形态、风土民情，“隔山难通语，过河不同俗”就是最好的注解。《中国影像方志》在传统方志文本基础之上，深入挖掘不同地区最具时代特征、最具地域特色、最具民族特色的元素，避免千志一面。例如，在《贵州卷·黎平篇》中，“鼓楼记”中鼓楼象征着侗寨灵魂，通过鼓楼进而展现黎平侗族的漫长发展史；“乡约记”通过对乡约的着重表现，展现乡约对黎平这一地区文化的深远影响。《四川卷·富顺篇》中的“美食记”，通过富顺特有的美食——豆花，承载着外出打工者的奋斗记忆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物产记”则讲述了自贡在井盐开采上的发展历程。“《广西卷·宁明篇》的‘历史记’，以宁明花山岩画为表现主体，展示了远古骆越先民所创造的独特文化；‘音律记’和‘传承记’则分别从山歌和花山拳入手，表现花山岩画对当地人文精神的影响。”[4]

每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都独具一格，不可复制。比如安吉的青翠绿竹，《浙江卷·安吉篇》从不同的角度向观众介绍了竹子与安吉人的日常生活。其运用写实的镜头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安吉的发展和竹林的关系，在“人物记”“风俗记”“美食记”和“音律记”等几个板块中均有不少镜头加以描述。“风俗记”中就提到了竹子开花产竹米的罕见现象，竹子百年才一开花，开花时便会大规模的死去，留下竹米继续繁衍后代。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卷·安吉篇》还借鉴了《舌尖上的中国》的拍摄方式，对冬笋的烹调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刻画，镜头所到之处，鲜香可口的冬笋里流淌着安吉人千余年来对于美食的追求和所得到的竹林的馈赠。“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深知如何就地取材、如何与竹子共生共荣，进而如何做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对文化的代代传承，这也应是当代发展需思考的问题。

从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进程中，挖掘地域的核心内涵，与其他地区形成差异性传播，使得《中国影像方志》不仅有一定的文献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四、与时俱进 ，用影像透析乡土文明

《中国影像方志》的镜头不仅仅对准一地历史的描述，也使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人们当下的生活现状。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描述，将地方志的纵向、横向的深度与维度大大拉伸。时间轴与空间轴是《中国影像方志》中暗含的叙事坐标。《广西卷·大新篇》中土司文化与侬王城遗址的相互佐证，壮歌与“高腔诗蕾”的连接；《浙江卷·仙居篇》中唐朝时期“针刺无骨花灯”的高超制作技艺；《河南卷·禹州篇》中仰韶文化与瓦店遗址的考证，大禹治水与郭仙治山的精神传承等，展现出由古及今、部分到整体的创作思路。

讴歌新时代发展是《中国影像方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表现这一内容，导演着重选择各县自主创业的开拓者作为拍摄对象。广西宁明的火龙果种植创始人，河南灵宝的苹果王，湖北赤壁的鱼糕龚嫂，《中国影像方志》采访与记录的正是这些时代进程中的普通人。然而从乡土文明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平凡。将单一地种植农业转变为先进的现代农业，这些带领乡村致富的人们是我国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在倚靠天然地理条件造福一方土地的同时，也为该地区民间文化的传承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影像方志》使用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先介绍当地的代表性资源以及过去漫长岁月中先民的开发利用，再结合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衬托出主人公摈弃浮华、苦心钻研的不易。其中蕴藏的思想内涵，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倡导的大国工匠精神相一致。《中国影像方志》对时代理想的理解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主创团队对作品的定位是“昨天的变迁，今天的影像，明天的历史”，旨在利用现代科技的手法，记录下历史流转的痕迹，并以此馈赠子孙后代，让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永久发扬光大。由此可见，拍摄《中国影像方志》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满足当下人们的审美需求，更是为了留住乡愁，记住乡思，守护好乡土文明。

五、结束语

《中国影像方志》在内容的表现上，不局限于传统方志文本的客观记录，同时也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融入了现实的多元多维思考，将地区历史的发展与现实相联系。《中国影像方志》放弃了传统电视纪录片宏大叙事的视角，精微表达，“微”中窥“大”，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发展进程转化为一颗颗坚守的水滴、一朵朵坚韧的浪花，在平凡中积聚巨大能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的精神动力。

注释：

[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2] 汪磊.影像传播:地方修志的创新路径——以广西影像志的拍2 摄为例[J].文化与传播，2014，第3 卷第5 期.

[3]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4] 杨芳秀.打造为新时代立传的国家影像巨献——央视科教频道总监阚兆江访谈录[J].新闻战线，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