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领导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研究

李 巍 冯珠珠 谈丽艳 WANG Qing

(1.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2.英国华威大学商学院)

1 问题提出

绝大多数创业活动都是以团队方式，而非个体展开的；创业活动已从“孤独英雄”的经济战斗转变为“杰出团队”的智慧搏击[1]。因而创业团队对新创企业的建立、生存和发展具有关键价值，影响甚至决定创业成败。从知识基础观看，创业可以被视为团队整合，并应用各类知识进行机会攫取和价值创造的创新活动，各类知识在创业团队内部交叉、扩散和融合的水平，直接影响创业活动实施及新创企业成长[2]。

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TMS)作为团队成员学习、记忆和沟通相关知识的集体劳动分工，体现团队拥有知识存量的总和及知识领域的集体意识，在引发创新及创造活动，提升团队和组织绩效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3]。由于交互记忆系统在引发组织创新及创造方面的特殊价值，对其驱动因素及作用机制的研究在持续增加。沟通频率、先前学习、相似性、社会网络联结已被视为交互记忆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4]。同时，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联也得到研究证实[5]，但相关研究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现有交互记忆系统研究均是基于成熟企业的一般团队[5，6]，或高管及研发团队[7]，缺乏嵌入创业情境，体现创业特征的系统探讨，难以有效指导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构建；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忽视了领导行为发生的情境，一些重要的环境变量，如组织属性、工作职能、外部环境因素等没有得到团队领导研究的重视[8]。例如，BACHRACH等[9]认为，团队领导驱动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可能还依赖于团队特性和组织环境等情境因素，而对这些影响团队领导效力的权变因素探讨还不够深入。

综上分析，本研究试图将交互记忆系统嵌入创业分析情境，从团队领导视角，区分以“塑造共同价值观”为内核的变革型领导和以“明确预期回报”为特征的交易型领导[5]，在考察团队特性和环境不确定性两类重要内外部环境变量的基础上，探究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构建机制。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

WEGNER[10]通过观察个体利用他人知识的能力提出“交互记忆”概念，并将其界定为“对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个体信息进行编码、储存、检索和交流的共享认知”。交互记忆系统则用以解释个体利用外部援助拓展信息的实现机制，是团队层面的不同领域知识和信息进行共享的系统[3]。由此，交互记忆系统既是整合团队知识的重要机制[5]，又是协调团队成员认知的分工系统，它反映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的、彼此依赖的，用以获取、存储、应用不同领域知识的合作分工体系[7]。

虽然对交互记忆系统内涵的认识没有本质差异，但有关其构成维度及测量的观点仍存在不同。例如，AUSTIN[11]从知识分工、共享与应用的概念逻辑，认为交互记忆系统包括知识储备、知识专门化、交互记忆一致性和交互记忆精确性4个维度；BRANDON等[12]则将交互记忆系统划分为精确性、共享性和有效性3个维度。对交互记忆系统的维度划分较为主流的观点，是LEWIS[3]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专长性、可信性和协调性3个方面，来解构交互记忆系统并开发出测量工具，因而得到后续大量研究的支持[6]。

从知识管理视角看，创业是创业者或创业团队集合和应用专业知识，以识别和利用市场机会的价值创造活动；知识在创业团队中进行分化、整合及应用的质量水平直接影响创业活动，以及新创企业发展。交互记忆系统作为创业团队成员所拥有知识存量的总和，以及知识领域的集体意识，在推动新创企业适应动态环境、实现产品创新、构建战略联盟及拓展市场空间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13]。虽然交互记忆系统在创业情境下有新的特征或表现，但对其结构维度的解构，仍可遵循交互记忆系统的既有观点。由此，借鉴LEWIS[3]和DAI等[13]的观点，将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视为创业团队成员相互依赖与协调，共同编码、存储、检索与交流有差别但互补知识的协作体系，是创业团队识别和利用创业机会，确保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知识互动机制。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涵盖3个基本维度，即专长性、可信性与协调性。

2.2 创业团队领导

团队领导的本质是影响成员理解并接受共同任务，进而融合个体和团队努力以实现共同目标的社会互动过程[14]。有效的团队领导能够形成良好的团队互动环境，以增强团队成员间的合作与沟通，进而引发团队成员去追求和达成团队目标；但不同的领导风格或方式会产生不同的领导效果。目前，对领导风格类型的理解已形成大量观点，涵盖参与式和命令式领导，专制型和民主型领导，仁慈和道德领导，开放式和闭合式领导等方面[15]。但是，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仍被视为团队领导风格的重要方面，得到大量研究支持[5，8]。

高阶理论一直强调高管团队在组织绩效方面的关键价值，而创业团队则在新创企业的建立、发展和领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LEITC等[16]明确指出，有效的创业团队领导，能够将创业领导者所具备的执着、创造、热情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等重要特质带给创业团队，使其具备积极性、创新性和承担风险的能力，从而帮助新创企业走向成功。由此，创业团队领导可以被视为创业领导者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创业团队成员，以达成创业团队目标的人际互动过程。

本研究借鉴有关双元领导的研究观点[5，8，14]，将创业团队领导区分为变革型和交易型两类：变革型领导重视在创业团队中塑造共同价值观及创业愿景，倡导革新与创造以凝聚团队成员达成创业目标；交易型领导则是明确创业预期，强调创业活动的潜在回报和刺激，以协调创业团队行动、实现创业目标。根据JENSEN等[17]对两类领导方式概念化的观点，创业团队中的变革型领导试图将企业目标视为创业愿景，并在创业团队中持续分享和长期维持；交易型领导则运用持续的回报和制裁，在驱使团队成员追求个体利益的同时实现团队目标的达成。

2.3 研究分析框架

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积极关联已经得到新近研究的证实[5]，本研究试图通过创业情境的植入，以及对重要环境因素的系统考量，深化对交互记忆系统形成机制的理解。在创业团队领导中，以“塑造共同价值观”为内核的变革型领导，强调在创业团队中创业愿景及工作意义的构建及其价值发挥；以“明确预期回报”为驱动的交易型领导，重视对团队成员创业活动绩效的及时反馈和有效刺激。由此，本研究将基于团队特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内外部整合分析框架，探讨创业团队领导对交互记忆系统形成的影响机理。

在团队特性方面，团队异质性反映团队成员特征及属性的差异程度，是理解团队特性最基础和最广泛的指标[16]。在创业情境下，创业团队尤其需要融合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性格特征的成员；团队的多样性有助于新创企业更好地综合利用知识，有效识别和把握市场机会[18]。同时，面临动态竞争环境，创业团队需要及时对创业目标和行动方案进行调整，甚至是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以适应市场及资源条件的变化[2]。团队自省性是指团队成员公开地对团队目标、战略、过程进行反思和交流，并及时进行调整的水平和程度[19]。因而对面临大量不确定性的创业团队而言，团队自省性是衡量团队特性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研究从团队异质性和自省性两方面来考察创业团队特性。

在环境不确定性方面，一方面，在当前中国转型经济环境下，政策演变对商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新创企业进入或开拓的新兴市场，政策管制经历着从缺位到健全的演进过程[20]。由此，政策不确定性是转型经济环境和创业活动的重要环境特征。另一方面，市场不确定性反映需求及竞争等外部因素的动荡水平，被视为环境不确定性的基本内容，也是新创企业发掘和利用创业机会必须面对的重要外部环境。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来考察环境不确定性。

基于此，构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

3 研究假设

3.1 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

变革型领导通过在个体和团队系统中倡导革新和创造，以凝聚成员并达成目标，进而有益于团队绩效、组织流程和团队合作[14]。创业团队中变革型领导对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影响，是通过构建合作文化、促进团队协作的路径得以实现的。PELTOKORPI等[21]研究指出，交互记忆系统的构建，依赖于旨在开发和维持集体知识的协作互动；而变革型领导能够在个体和社会系统中带来变革，驱使团队成员超越个人利益，形成相互协作、彼此依赖以实现团队目标的集体意识[8]。此外，变革型领导激发协作努力，形成和维持服务于团队目标的共同价值观，鼓励团队成员超越个人成绩而聚焦集体产出[14，22]；同时，交互记忆系统要求团队紧密合作，以开发和协调特定知识与专长，其核心便是共同创造及共同理解[13]。

相较于变革型领导，交易型领导较少依赖出色的团队焦点、行动和过程，而是聚焦团队成员行为与奖励或处罚的明确关联，通过及时回馈和奖惩分明来推动实现团队目标[17]。BACHRACH等[5]认为，交易型领导者通过对贡献和分享专业知识、团体协作努力、接纳其他团队成员意见等个体行为进行奖励，推动团队成员的个体记忆实现积极交互，进而形成团队交互记忆系统。

综上所述，创业团队中的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能够通过以愿景引导和行为奖励为内核的两条路径，促使团队成员间的知识扩散和行动协同，进而推动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变革型领导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有积极影响。

假设1b交易型领导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有积极影响。

3.2 团队特性的权变效应

团队异质性综合反映了团队成员之间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外部特征，以及价值观、认知观念等内部特征方面的差异化水平[23]，是体现团队特性的重要内容。DUFAYS等[18]认为，创业团队异质性是指由两个及以上个体构成的创业团队中，团队成员在教育背景、家庭、专业经验、信仰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对创业团队目标的实现及新创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创业团队异质性越高，意味着团队成员在年龄、教育背景等人口统计特征，或行业经验、职业履历等知识特征，或价值观念、决策风格等心理特征方面的差异性越高[23]。这些差异越大，越可能会为创业团队构建以专长性、可信性和协调性为基本内核的交互记忆系统带来更多挑战。创业领导者通过塑造和传播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或对团队成员的共享和合作行为进行及时奖励等方式，有助于弥合团队成员在人口特征及心理行为等方面的差异，进而更有助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这意味着，创业团队异质性越高，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对形成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可能越发显著。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创业团队异质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假设2b创业团队异质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团队自省性体现了团队成员公开地对团队工作目标、行动方案和过程进行反思，并根据反思结果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程度[6]。创业活动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团队要善于在不断试错中及时纠正、快速迭代，并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因而反思能力是创业能力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24]。虽然对团队自省性与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路径还存在不一致的认识，但二者存在积极的关联已达成一定共识[6]。事实上，根据OTTE等[25]的观点，团队自省性是一个涵盖回想、质疑、评估、讨论和适应的多层面概念，体现团队成员对工作方法及结果的反思，以及根据任务环境对先前战略和方法的调整。由此，在创业团队反思的过程中，需要创业领导者的有力介入，以确保反思后的团队战略及方法调整不脱离创业活动的总体方向。这表明，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过程中，团队自省性水平越高，越需要有力的创业领导介入，以避免创业团队的行动脱离预定方向；进而表现为团队自省性越高，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关联越紧密。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创业团队自省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假设3b创业团队自省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3.3 环境不确定性的权变效应

创业活动镶嵌于特定环境之中，环境因素必然成为影响创业团队行为及效果的重要权变因素。政府政策作为直接影响企业家和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甚至关键因素，必然影响企业内各个层面的创新活动。吕相伟[26]认为，以政策持续演变和主政官员不断变更为核心特征的政策不确定性，是其他一切不确定性的诱因，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转型经济环境下，政策不确定性对创业领导者、新创企业的行动策略及最终效果具有重要影响[27]。当新创企业面临较大政策不确定性时，创业团队决策和行动将面临更大挑战，因而更需要强有力的团队领导，凝聚团队成员共识，协调团队成员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政策不确定性会强化团队领导在交互记忆系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MARTIN等[28]发现，当面临外部不确定性时，动态管理能力与交互记忆系统的关联性会明显加强。考虑到政策不确定性是企业外部不确定性的核心内容，以及动态管理能力在团队协调、组织和领导方面的关键角色，可以推断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增强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之间的逻辑关联。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a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假设4b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市场不确定性主要是指顾客需求偏好和期望的不稳定状态，它影响着企业对市场趋势的准确研判[29]。市场的不稳定状态，在为新创企业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的同时，还对创业团队管理提出新要求。FOSS等[30]指出，由于市场、组织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会使创业团队成员对创业机会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差异，甚至是形成完全相悖的观点，即“情境塑造创业判断”。由此，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形成过程中，面临高度的市场不确定性时，需要创业领导者通过共同愿景的塑造或期望行为的奖励两类手段，聚合创业团队成员对创业机会及市场前景的认识，进而为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提供合作文化基础[16]。这意味着，市场不确定性越强，越能够强化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正向关系。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a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假设5b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

4 研究方法

4.1 变量测量与问卷开发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对所涉及概念的测量均借鉴或改编自成熟量表：①创业团队领导主要涵盖变革型和交易型两种类型，量表改编自BACHRACH等[5]、王永伟等[22]的测量工具，共12个问项。②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测量工具，借鉴LEWIS[3]和林筠等[6]的量表，从专长性、可信性和协调性3个方面进行测量，共15个问项。③团队特性包括团队异质性和自省性两方面，对团队异质性的测量工具改编自JACKSON等[23]的量表，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团队异质性进行测量；团队自省性的测量，借鉴SCHIPPERS等[19]和史丽萍等[24]的工具，共10个问项。④环境不确定性体现在政策和市场两方面：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借鉴吕相伟[26]、LI等[27]的观点，从政策和管理者的变化程度进行测量；市场不确定性的测量，借鉴李巍[29]的测量工具，共8个问项。

同时，本研究将新创企业的性质、年龄及规模作为可能影响实证分析结果的变量进行控制。其中，企业性质分为两类：高新技术企业=1，非高新技术企业=0；企业年龄分为3组：少于42个月=1，42个月～5年=2，6～8年=3；企业规模以正式员工进行衡量，分为3组：少于20人=1，20～50人=2，50人以上=3。除了控制变量以外，所有概念的测量问项，均使用李克特5点量表(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最后，形成包含45个测项的初始问卷。

本研究在两个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清研理工创业谷和立洋绿色创新空间进行预调研，以对初始问卷进行完善和修正。预调研共发放问卷50份，通过对调研数据统计分析，以“修正问项总相关系数(CITC)小于0.4”和“相关系数平方(SMC)小于0.5”为具体标准，通过删除测量贡献较小的问项，以达到修正测量工具的目的。此外，根据预调研过程中的反馈意见对问项措辞进行修改，形成包含41个测项的最终调查问卷。

4.2 数据采集与样本情况

对新创企业的界定标准，目前学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以成立时间为指标界定新创企业是比较主流的观点，但对于时间年限的标准则不尽相同。本研究综合考虑数据收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将成立时间在8年以内的企业视为新创企业，作为数据收集的对象。主要原因是：本研究探讨新创企业的团队领导、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等组织议题，若企业成立时间太短，如42个月以内或5年以内，可能还未形成稳定的领导风格或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若企业成立时间太长，如8年或10年以上，新创企业与成熟企业的界限便可能不明显，从而影响研究的有效性。

数据收集以重庆和成都地区的众创空间和创业园区为主要范围，步骤包括：①在众创空间或创业园区管理机构的帮助下获取企业名单，并联系相关企业问询是否愿意参与调查；②通过纸质问卷和电子问卷两种形式，向愿意参与调查的企业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问卷回收；③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复核和补充调查，形成研究数据库。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并使测量更具有效性，调查问卷中的创业团队领导部分，邀请新创企业的创业团队成员(非创业领导者)回答，其他部分则邀请创业领导者进行填写。

调查历时两个月，联系符合条件的企业并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回收调查问卷183份，其中有效问卷178份，有效回收率为59.33%。由于数据收集是在众创空间或创业园区管理机构的积极协调下进行，并事先征询意见，所以问卷回收率比较理想。将在重庆和成都地区收集的样本数据进行方差分析，没有发现不同地域的样本数据存在显著性差异。样本企业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情况(N=178)

5 实证分析与结论

5.1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测量信度水平的检验综合考察Cronbach’sα系数和CITC值(见表2)。由表2可知，概念测量的α系数均大于0.7水平，表明各测量问项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各概念的测项CITC值均大于0.4水平，说明测量问项的相关性较好，问卷的内在结构比较统一。因而可以认为核心概念测量的信度水平较好。

表2 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N=178)

测量的效度主要包括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3个方面。所有概念的测量均借鉴或改编自成熟量表，并通过预调研进行问项修正，因而内容效度能够得到保证。本研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的收敛效度进行检验。由表2可知，每个概念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均居于1.0～2.0之间，RMSEA低于0.8，GFI和AGFI均高于0.9，PGFI和PNFI均高于0.5，表明各模型的拟合度都达到标准值要求，测量的收敛效度比较理想。

对测量判别效度的检验，综合运用Pearson相关系数和AVE值平方根两项指标(见表3)。由表3可知，任意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不为1，概念的AVE值平方根均大于所在行列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说明概念测量的判别效度亦比较理想。

表3 测量的判别效度检验结果(N=178)

注：对角线为核心概念AVE值平方根；*、**分别表示p<0.05、p<0.01，下同。

5.2 研究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回归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先对多重共线性进行评价：①由表3可知，本研究所设计概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8；②将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作为因变量，其他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每个变量的膨胀系数(VIF)均小于2，其中最大值为交易型领导(VIF=1.815)，最小值为团队自省性(VIF=1.006)。由此可知，所涉及关键概念之间的测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运用回归模型检验假设。

运用回归分析检验研究假设的主要步骤：①引入控制变量企业性质、年龄和规模，得到模型1；②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自变量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得到模型2；③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引入4个调节变量，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得到模型3～模型6。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中模型2显示，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4.683；p=0.000)，R2=0.251，表明创业团队领导能够解释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25.1%的变异；其中，变革型领导(β=0.317，p<0.001)与交易型领导(β=0.249，p<0.01)均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而假设1a和假设1b均得到数据支持。

模型3是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团队异质性及其与团队领导的交互项。数据显示，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5.725；p=0.000)，R2=0.282，表明团队领导、团队异质性及二者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28.2%的变异；其中，变革型领导与团队异质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具有积极作用(β=0.275，p<0.01)，而交易型领导与团队异质性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β=-0.126，p>0.05)，表明假设2a成立，而假设2b未通过验证。模型4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团队自省性及其与团队领导的交互项。数据显示，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5.996；p=0.000)，R2=0.297，表明团队领导、团队自省性及二者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29.7%的变异；其中，变革型领导与团队自省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94，p<0.001)，但交易型领导与团队自省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却是显著负向作用(β=-0.197，p<0.05)，表明假设3a成立，而假设3b未得到支持。运用简单坡度分析方法，画出团队特性的调节效应图(见图2)。

表4 回归分析结果(N=178)

注：***表示p<0.001；变量括号中为VIF值。

图2 团队特性的调节效应

模型5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政策不确定性及其与团队领导的交互项。数据表明，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4.963；p=0.000)，R2=0.274，表明团队领导、政策不确定性及二者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27.4%的变异；其中，变革型领导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β=0.283，p<0.01)，而交易型领导与政策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不显著(β=0.136，p>0.05)，即假设4a通过验证，而假设4b不成立。模型6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市场不确定性及其与团队领导的交互项。结论显示，回归方程模型显著(F=15.957；p=0.000)，R2=0.278，意味着团队领导、市场不确定性及二者的交互项，能够解释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27.8%的变异；其中，变革型领导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交互项效应不显著(β=0.142，p>0.05)，交易型领导与市场不确定性的交互项，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的正向效应(β=0.254，p<0.01)，表明假设5a不成立，而假设5b得到支持。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见图3。

图3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6 讨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不同的团队特性和环境不确定性条件下，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驱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形成的机制，旨在深度理解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构建之间的逻辑关系。运用178份新创企业数据进行研究假设检验，主要结论包括如下几点。

(1)创业团队中的变革型与交易型领导均对交互记忆系统有积极的影响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聚焦于团队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受团队领导方式的影响。一方面，旨在“塑造共同价值观”的变革型领导，通过理想化影响力、鼓舞性激励、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驱使创业团队成员忽略个体短期利益而追求合作的长期价值，形成贡献团队目标的共同价值观和集体意识，进而为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提供了团队文化、组织和行动基础；另一方面，以“明确预期回报”为核心的交易型领导，应充分利用创业团队成员“趋利避害”的人性特点，通过及时而明确的奖惩来凝聚团队思想和行动，鼓励那些有助于团队合作和分享的各类行为，进而为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奠定基础。

(2)团队特性对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正向关系有差异化调节效应一方面，团队异质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但对交易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通过塑造和维持创业愿景及共同价值观等方式，能够聚合创业团队在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及行为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在推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形成中发挥交互作用；然而，通过及时反馈和奖惩实现的方式，无法在弥合创业团队异质性，并推动交互记忆系统构建的过程中形成交互效应。另一方面，创业团队自省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但负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正向关系。这表明，创业团队具备较高自省性时，能够强化变革型领导在推动交互记忆系统构建中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当交易型领导与高水平自省性的创业团队匹配时，该类领导方式在推动交互记忆系统形成中的作用被显著削弱。

(3)环境不确定性对创业团队领导与交互记忆系统的正向关系有差异化调节效应其中，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变革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但对交易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正向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被证实；市场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交易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积极关系，对变革型领导与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积极关系的调节效应却不显著。这表明，变革型领导与高水平政策不确定性匹配，更能发挥其在构建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中的作用，而交易型领导与高水平市场不确定性匹配，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形成的影响更显著。可能的原因是，政策不确定性更多地影响新创企业生存的宏观环境，而市场不确定性更多地体现在新创企业面临的微观环境。同时，变革型领导具备“战略领导”的特征，交易型领导体现“策略领导”的特点。由此，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构建中，会形成战略与宏观相匹配的“变革型领导×政策不确定性”、策略与微观相匹配的“交易型领导×市场不确定性”两类不同的显著效应组合。

6.2 研究启示

本研究结论为创业团队构建交互记忆系统提供了若干管理启示：①在不考虑内外部因素的前提下，变革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都是驱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构建的重要组织力量。但二者仍然存在区别：变革型领导实质是对团队创业行为的战略领导，而交易型领导属于影响创业团队活动的策略领导。创业领导者需要根据自身管理理念和创业行为风格，选择合适的团队领导方式。②创业领导还需要根据创业团队特性，来匹配相应的团队领导方式：当创业团队具有高度异质性时，应该首先选择变革型领导方式；若创业团队自省性水平较高，也应该选择变革型领导方式，但要避免使用交易型领导方式。③创业团队所处外部环境，也是创业领导者选择团队领导方式的重要考量：若所在行业具有高度的政策不确定性，创业领导者应该选择变革型领导方式；而当新创企业面临高度的市场不确定性时，交易型领导则是创业团队构建交互记忆系统的首选方式。

6.3 研究局限与建议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①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测量是直接借鉴成熟量表，对创业情境，以及创业团队与一般团队的区别体现还不足；后续研究应立足于创业团队与一般团队的特殊性，改进现有测量工具，以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测量。②在团队领导风格方面，本研究聚焦于变革型和交易型领导，而参与式与命令式、开放式与闭合式等其他团队领导风格或类型，在交互记忆系统构建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究。③由于样本企业均来自成渝地区，且企业数量相对有限，因而未能比较不同性质、年龄、规模及区域的新创企业，在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构建机制方面的差异；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扩大调研范围，增加样本数量对不同类别及发展阶段的新创企业及创业团队进行分组分析，以深化对创业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形成机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