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4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是革命战争年代著名的“红小鬼”。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14岁的胡耀邦率领儿童们，积极协助红军打仗，传送指令，侦察敌情，为红军送水、送饭、写标语，积极从事宣传活动。那时，乡政府召开大会，因胡耀邦擅长演讲，很多时候由他出来讲话。1937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37岁时，他到了中央，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成为“耀邦同志”。

15岁的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1989年4月22日，在长安街上，近乎无尽的人流，在无声地等待。中午12时零5分，一辆缀着黑纱的灵车，从人民大会堂缓缓开出。“呼啦”一声，人群潮水般涌动起来，宽阔的长安街再次记录下了一个悲痛时刻：耀邦走了！

耀邦走了，他带着60年革命生涯的硝烟风尘，带着未完成的宏愿走了。他的离去，牵动着千万颗心。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15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挤满了人。

灵车经过了南街口，距这里200多米远的一座小四合院，就是胡耀邦的家。那不足18平米的客厅，自4月15日起，就被无可阻挡的人群站满。胡耀邦生前从不收群众送的任何礼物，去世后却不得不收下人民对他的敬仰和哀思。

1915年，胡耀邦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是胡家第九个孩子，所以父母从小都叫他“九伢子”。身为私塾先生的三伯父胡祖仪按照胡氏字辈谱，给这初生的孩子取名耀邦，字国光。

胡耀邦进入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的1926年，是中国风云激荡的一年，浏阳县也不例外。里仁学堂教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陈世乔、甘恩藻等经常给学生们宣讲打倒列强、争取国家独立，农民要组织起来闹翻身，要进行国民运动等道理，在胡耀邦的心里播撒下阶级意识的种子，唤醒了对革命的朦胧追求。

与此同时，在毛泽东主持的广州第6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的湖南籍共产党员纷纷返回家乡，点燃了全省的农民运动火炬。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伦担任了乡农会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担任了乡妇联主任和第8区的妇联主席，哥哥胡耀福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和第8区工会执行委员。热火朝天的革命情景，父母、哥哥们投身革命运动的昂扬激情，都使胡耀邦深受感染。

1929年夏，胡耀邦考取了浏阳县立初级中学，表兄杨世俊（后改名为杨勇）此时也在浏阳中学读书。他们两人都关心时事，喜欢发议论，胡耀邦还时不时在同学中作些鼓动性演说。

同年冬天，胡耀邦回家过寒假。这时候的浏阳农村已经发展了2400多名党员，县委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这种日益蓬勃的形势，渐渐把胡耀邦吸收到了革命组织当中。苍坊村邻近的山村女青年杨贵英当时任中和乡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书记，她找到胡耀邦，发展他秘密加入了青年团，并委托他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总团长。

胡耀邦带领儿童团成员团结在共青团组织的周围，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利用节假日上街下乡搞宣传、贴标语、喊口号、散发传单。起初，有的土豪劣绅、顽固分子嘲讽他们，说他们是“儿戏团”“鼻涕团”。可是，当胡耀邦发动儿童团员们反对封建势力，拦路打烂他们的轿子，剪掉他们的辫子，撕破他们的袍子时，他们都无可奈何地跪在这些娃娃面前求饶：“儿童团先生们，请高抬贵手！”在胡耀邦的带领下，儿童团真正成了党和团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在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打文家市战役以及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胡耀邦率领儿童们，积极协助红军打仗，传送指令，侦察敌情，为红军送信、送水、送饭、写标语，积极从事宣传活动。乡政府召开大会时，因胡耀邦擅长演讲，很多时候由他出来讲话。

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第18区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前来物色年轻干部，对有文化、朝气十足的胡耀邦，稍加考察，便选中了他。11月，刚刚年满15岁的胡耀邦便告别了父母，前往当时的革命苏区江西永新。

1931年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胡耀邦奉命担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他经常到苏区周边各县区，建立儿童组织，开展儿童活动。儿童工作在短期内便有明显起色，使省委领导对他刮目相看。

1933年9月，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次年春，他又接替張爱萍的工作，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在工作中起草的文件、发表的意见多是言之有物，持之有据，且多新见解，显得很不一般。因此，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主管青年团工作的张闻天和主管组织工作的李维汉以及少共中央领导人都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作为优秀干部培养和使用。

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中央各系统组成“红星”和“红章”两个纵队。胡耀邦被编在“红章”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隐蔽行动，红军大多数时候夜里行军，白天休息。不久，胡耀邦不幸染上了疟疾，被折磨得浑身绵软，已无法走路。领导派了担架来，虽然好强的他不愿为大家增加麻烦，但大家还是不容分说地把他抬了上去。在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胡耀邦的疟疾已经止住，而且部队已进入战斗状态，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鼓动的任务也日益繁重起来了，他坚决不再坐担架。

遵义会议后，胡耀邦从“中央工作团”被编进了红三军团第13团，担任党总支书记。从此，他参加了作战部队的行动。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胡耀邦先后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

1937年，胡耀邦离开青年团的工作，进入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走上新的学习和工作道路。

胡耀邦是第二期学员，经学生选举，担任第一队党支部书记。

胡耀邦在“抗大”不仅是一大队、二大队中最年轻的学员，且以手不释卷而为众人所知。他求知若渴，勤于思考，给包括校长林彪在内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抗大”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对于胡耀邦这个人才的崛起十分注意，多次给予表扬。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向大家讲，“你们要向胡耀邦同志学习，学习他刻苦攻读的精神”。

在“抗大”学习的日子里，胡耀邦几乎熟读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列宁、斯大林的小册子和政治理论书籍，这奠定了他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和哲学基础。他本人后来也常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抱负是在延安定型的，而进步最大的，就是在“抗大”学习那段时间。

“抗大”二期學员学习了不到5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为适应抗日前线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抗大”二期提前毕业，学员们也都赶赴前方。可是毛泽东却将胡耀邦留下，与另外27名同志一起编成“抗大”高级研究班，继续学习，胡耀邦仍担任党支部书记。

8月，受到毛泽东的点拨，胡耀邦自己动手组稿、排版、刻蜡板、校对、油印，一个星期后就出版了第1期校报——《思想战线》。毛泽东看后不太满意，指出没有写出自己的东西。胡耀邦随即请毛泽东为校报写篇文章，毛泽东不仅痛快地答应了下来，而且很快就交了稿。9月7日，第2期《思想战线》上刊登了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就是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

领袖的支持，给了胡耀邦很大的鼓舞，他不仅挨着个儿地跑遍学员大队，分送这期校报，在随后《思想战线》改名为《抗大》的第3期校报上，他还撰写了读后感式的《论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一文。他结合学员的思想实际，论述了自由主义的危害和反自由主义的重要性。由于他兢兢业业，精雕细刻，刊物不但文章质量高，而且形式也清新爽目。这年10月，毛泽东亲自点名，要还不满22岁的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自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陕甘宁边区各县国共双方互设机构。位于延安东50公里的绥德城，由国民党派遣的县长统治，是中国共产党支配下的陕西省北部地区国民党的重要据点。城外驻屯着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王震），并没有动用武力占领该城。绥德专区的国民党专员何绍南、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等都是搞“摩擦”的“专家”。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一支部队驻扎在绥德城外，这些人很不舒服。

1938年7月7日，国共双方在安定县联合召开大会，纪念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周年。国民党方面派600多名全副武装的保安队员参加。双方负责人讲话中都竭力宣传各自在统一战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共产党方面参加1000多人，许多是由胡耀邦率领前来的不带武器的“抗大”学员。因国民党队伍里有人带头高喊：“中国国民党万岁！”双方情绪激烈，冲突一触即发。胡耀邦在主席台上大声叫道：“同志们，请大家冷静一下！请大家冷静一下！我领大家唱首抗日歌。”他挥动手臂带头唱：“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杀老百姓，不打自己人……勇敢杀敌人……”待双方平静，他接着说道：“现在请大家坐下，我来领着大家喊口号，‘国共合作万岁！”双方人员跟着高呼“国共合作万岁”，冲突平息。

事后，面对这种“抗大”学生入驻绥德县城的情况，田杰生越发不舒服。于是制造谣言，说“‘抗大不敢上前线打日本，跑到这里与民争利”，并且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给学员生活用品，操纵流氓地痞夜间扔石头砸“抗大”宿舍、占领校舍，围攻、袭击独自外出的“抗大”人员，挑起一系列事件，终于干出非法逮捕中共方面安定县县长的暴行。

胡耀邦和苏振华在认真研究了国民党方面的实力和特点，以及当地的民情社情之后，召集全队人员开会，决定：一、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队人员都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向群众广泛开展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活动;二、将学员们的房东都请来，开座谈会，由胡耀邦向他们讲“抗大”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并且介绍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战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闹摩擦的真相;三、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同他作面对面的斗争。

一天，胡耀邦亲自去找田杰生面谈。他昂然走进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开门见山地对田杰生说，“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贵县不能对这些情况坐视不问。田杰生一方面撒谎说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方面又说此地老百姓负担不起这样多的“抗大”人员，所以不欢迎。胡耀邦立即回答说：老百姓对“抗大”了解后，对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买卖公平，住房付租，并不增加老百姓负担。胡耀邦语气平和，但话含锋棱，他说：“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经过这一场交锋后，田杰生收敛了许多。

1939年初，田杰生又制造事端。他骗中共子长县县长薛兰斌到县城去开会，却以征兵、职权方面的纠纷为借口，将其扣留。胡耀邦闻讯，立即紧急集合第一队学员，作好同田杰生交涉的准备，同时又与八路军留守兵团紧急联络，请他们戒备待命。胡耀邦只带一个警卫员去见田杰生，田杰生却布置一个排防守，个个荷枪实弹，虎视眈眈。胡耀邦把手枪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放，说，如果动武，我们早有准备，还是不要这样的好。他进一步向田杰生说明一致抗日的重要性，警告他不能胡作非为，并提出了解决纠纷的方案。田杰生自知理亏，不得不将薛县长交胡耀邦护送回去。

事后，毛泽东把胡耀邦找去，详细了解了这件事，说：“哦，你还演了一出单刀赴会呀！”胡耀邦这种“联合中斗争”的经验，后来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重要内容。“统战”佳话在中共干部中广为传播，其后影响至为深远。

30岁奔赴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胡耀邦受命离开延安奔赴东北战场，在他即将进入辽宁时，国民党军在美军的帮助下从葫芦岛登陆，抢先占领了平泉县城，以重兵扼守住了前往东北的通道，胡耀邦率领的东北先遣队只得原地待命。不久，中央任命胡耀邦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胡耀邦任晋察冀4纵队政委、3纵队政委、18兵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和进军大西南。

1946年7月，胡耀邦改任晋察冀军区下辖的晋察冀野战军第4纵队政委。胡耀邦同司令员陈正湘密切合作，成为很好的伙伴。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第4纵队同各野战纵队逐步南移，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满城、保（定）南战役，共歼敌1.6万人，其中包括两个完整的美械化团。

胡耀邦行军中很少骑马，总是同战士们走在一起。战斗展开之后，他总是到旅、团指挥中心参加指挥，或者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鼓劲。在易县指挥战斗时，敌方呼啸而来的子弹将他的军帽打穿了一个洞，所幸他没有负伤。

1947年3月，晉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精神，4月间，晋察冀野战军首先发动了正太战役。这次战役的目标是首先扫清石家庄外围的正定、获鹿、元氏、赞皇、栾城等地国民党军据点，孤立石家庄，同时吸引北面之敌来援，在其运动中歼灭之;如敌不来，则主力西转，向正太路沿线进击。根据这个部署，胡耀邦与陈正湘率领第4纵队开赴石家庄以南，2纵队、3纵队指向石家庄以北。

4月8日，石家庄外围作战打响。10日，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第4纵队拿下了栾城，稍后2纵队、3纵队攻克了正定，两县附近据点90多处也随之解放，共歼敌1.5万余人。4月16日、18日，第4纵队两度攻打元氏，但因城坚未克。从此石家庄守敌龟缩城中，不敢出战。

正太战役之后，晋察冀部队进行了整编，胡耀邦任3纵队政委，司令员是郑维山。此时3纵队下辖3个旅，计有3万多人。不久，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决定乘有利时机，利用围城打援战术，组织战役再歼国民党一两个师。根据当时形势，野司（野战军司令部）看到大清河北是双方必争之地。这个地区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决定发起大清河北战役。

9月2日夜，胡耀邦、郑维山率3纵队70里急行军奔袭保定、徐水段，但除了攻克少数小碉堡外，没有找到大股敌人。这一仗没有打成，于是他们部署两个旅攻涞水城，一个旅在定兴西北打援。9月6日夜，战斗打响，打援的一个旅连克敌据点，涿县南的铁路桥也按计划破坏掉了。但涞水县城敌军的防御十分坚固，激战到8日黄昏，仍未能攻下。双方伤亡都很大，于是不得不撤出战斗。

第3纵队撤出涞水战场之后，在胡耀邦、郑维山率领下，开到房山、良乡、涿县一带又打了几仗，但因为部队疲劳，时间仓促，也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正在此时，野司命令他们向冀中腹地河间地区转移。

10月，胡耀邦、郑维山受命率领部队参加了清风店战役，大获全胜。从此，晋察冀野战军完全控制了战局的主动权。10月2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贺电说：“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记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在这场战役中，胡耀邦率7旅牢牢守在保定与方顺桥之间，作好迎击从保定出援之敌准备，使国民党孙连仲部队始终没有能够南进。

蒋介石在丢了石家庄以后，走马换将，撤掉了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任命以善战闻名的傅作义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作战区包括冀热察绥四省及晋北。此时已进入解放战争最关键的年份——1948年，第3纵队在郑维山和胡耀邦的率领下用“牵着笨牛的鼻子跑”的战术，有力钳制了傅作义部。

37岁进京，成为“耀邦同志”

1952年秋，党中央根据邓小平的提议，让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的胡耀邦来京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

不久，胡耀邦就来到了设在团中央院内的中国青年报社。那时团中央没有礼堂，青年报社的领导想请他在饭厅和大家见面并作报告。胡耀邦笑着说：“不要作报告，还是请同志们提问题吧！”于是，一张又一张字条递到胡耀邦的手里。他看得很仔细，回答得也很直率、诚恳，他说：“一个人做工作，难免犯错误。我来团中央工作，也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

胡耀邦又说：“我认为，生气勃勃地在前进中犯了错误的人，比那些实际上躺着不动的人要高出一百倍。因为前一种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还是说明他正在成长，正在成熟，正在那里发掘和发现某种程度上的真理，而后一种人，实际上却是阻碍着社会的前进，拖住大家不动。”

从这天以后，团中央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可以在食堂看到胡耀邦，他从不吃小灶，到了饭点便和其他同志一起过来排队买饭，在队列里边等边和大家聊天，看到给他开车的司机也会笑着招呼一声：“大老刘！”

不仅是平易近人，胡耀邦还直接立下了一条规矩，那就是在团中央不准称官衔，见面一律称同志。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耀邦同志”，即使是多年后他担任了党的总书记也不例外。而且，这条规矩在团中央一直保持至今。

胡耀邦的工作习惯很特别，他不爱管日常行政事务，对团的思想政治却抓得很紧。他的时间大致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用于阅读书报文件，一部分是找人来汇报、商量工作;一部分则深入基层或参加社会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团校等宣传教育单位，是他去得最勤的地方。中国青年报社的每个干部和编辑，由此也都认识了胡耀邦。

在团中央开展反右派运动期间，胡耀邦正率团出国访问。1957年秋末，胡耀邦从国外回到乌鲁木齐时，打电话询问团中央机关反右派的情况，当得知报社有17位同志被打成右派时，他沉痛地说：“损失惨重啊！”回机关后，胡耀邦尽可能地保护着干部和知识分子，但在那种大环境下，他也往往是力不从心。

“文革”一开始，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冲击的就是共青团中央，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冲进团中央机关，把胡耀邦一次又一次地揪出来，由红卫兵押着他，硬拽到批斗台上去，让他坐“喷气式”，接受所谓“大批判”，有时一天连续十几次。

1969年5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同志们照顾胡耀邦，开始只分配他在场院劳动，推谷晒场或用风车扬谷。可是，胡耀邦不愿接受这种“照顾”，他主动要求干些重活，连里只能派他去搞基建，他先是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锄草、掏粪，什么苦活脏活都干过。每逢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便和大家一起抢收，用他瘦弱的肩膀扛起100多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地往仓库送。

在“文革”的最后五年中，胡耀邦顶住了重重压力，没有在任何审查报告上签字。在他给黑龙江兵团某战士写的一封很长复信的最后几段说：

我很幸运能够活下来，并且同你们一道，看到了那些赫赫一时的专门为个人权势作恶的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变成了一堆臭狗屎;而那些为祖国为人民利益一往直前地奋斗的同志，却在人民群众心灵深处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记取的一件根本大事，它决定着我们一生应该忘却什么，追求什么。

60岁组织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1975年，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打响“全面整顿”这场战役时，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他在科技战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革”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员干将”之首。

在粉碎“四人帮”和党的十一大召开后，邓小平已复出工作并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清扫“文革”积污的斗争首先表现在坚持“两个凡是”和反对“两个凡是”上。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势力即坚持过去10年错误方针的势力还相当强大，另一些人头脑中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正统”观念。在很多人看来，这场斗争的结局实在难以预料。因此，观望待机或脚踩两只船者，大有人在，让这场斗争变得愈加曲折艰难。

例如，当时重要的拨乱反正言论多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借以避开稿件送审这一关。胡耀邦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党校工作，他以党校一隅之力，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小刊物，10日一期，大胆冲击各个禁区。这个刊物迅速在全党产生很大的影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首先就是在这个刊物上刊登，然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是一场有历史意义的大讨论——即一场伟大的新启蒙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两文发表后，立即激起了轩然大波，并随之在全党内展开讨论。第一篇文章由光明日报社提供，《光明日报》编辑部花了大量精力反复修改这篇重要稿件，然后再由中央党校协助修改，最后经胡耀邦审阅定稿。而第二篇文章，则是专为反驳对第一篇文章的种种责难而作。这种责难来自当时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把问题提得异常严重，因此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自然要冒更大的风险。迫于当时形势，第二篇文章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甚至也不可能在《理論动态》上刊登，不得以只好求助于军队报纸《解放军报》，首先由《解放军报》刊登，然后各报纸转载。

1981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同文艺界领导人座谈时讲到这件事时说：“第一篇文章改了好多次。第二篇文章是党校同志写的，我没有直接参与，由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定稿，罗瑞卿就此稿至少和我通了6次电话。”第二篇文章的发表终于使这场讨论得以在全党全国公开深入地进行。

必须指出，这场讨论之所以未被压垮而能最终获得好结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予以高度评价，主要得力于邓小平的直接过问。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邓小平的肯定评价和坚决支持，这场讨论难免夭折。然而，三中全会的评价也并未使这场讨论最后了结。因此，又有了后来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中央决定由胡耀邦具体主持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开始，前后历时两个多月。这是集合党内众多理论工作者在一个新旧观念激烈冲突的特殊历史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引人注目的会议。

会议主要为了彻底澄清关于“两个凡是”的是非，鉴于过去错误处理党内分歧的历史教训，这次胡耀邦特意强调“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他在会议引言中提出两点：“一是对待干部，绝不能轻易打倒;二是每个干部都难免有这种缺点、那种错误，所以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忌武断，切忌匆匆忙忙地下结论。”事实证明，胡耀邦这种对待党内分歧的坦荡胸怀、开明公正、宽厚性格、民主作风，特别适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也在会议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除了肯定会议的成绩，重申“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统一致向前看”的方针以外，特别着重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次讲话也正是会后《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的由来。

务虚会结束不久，社会上、党内外出现了一股“回潮”，其特点是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真理标准讨论、同解放思想等对立起来，以前者压后者。这就是为什么务虚会后“两个凡是”的思潮又一度猖獗而真理标准讨论反而突然停顿下来的原因。

邓小平及时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79年7月29日一次重要讲话中这样说：“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接着邓小平郑重地提出警告：“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也提出要“补课”。

胡耀邦当时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推动这场“补课”的责任。这次“补课”主要解决各级、各部门的领导思想问题。因为领导思想通了，就可一通百通;领导思想不通，或脚踏两只船，一切都还会是原样。

为此，胡耀邦准备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而后又亲自写讲稿，作报告，用活生生的事实大胆地进行宣讲，这对于澄清当时的模糊认识，帮助党的干部端正思想路线，增强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起了很好的作用。

大家反映胡耀邦的讲话，善于联系实际，对错误思想分析得深透，讲得实在，听了使人开窍、信服。同志们都喜欢听他的报告，感到他说理透彻，思想犀利，旁征博引，针对性、逻辑性都很强，有自己的风格。当时中央各部门召开的重要会议（如八、九月间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等），胡耀邦都派人去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请他们认真补上这一课。

从1978年5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局势已开始明朗化，真理标准讨论才告一段落（说告一段落，是因为这种斗争实际上仍以各种形式持续了一段时期），前后共历时一年零9个月。从那之后，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

“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组织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是胡耀邦冲破“思想枷锁”的重要步骤，也是他的“第一策”;1977年12月他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要冲破“组织枷锁”，实现“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的“第二策”。

1977年春，胡耀邦考虑如何发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同时，又殚精竭虑如何为“文革”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10月7日，胡耀邦支持中央党校杨逢春《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要敢于冲破各种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这就为平反昭雪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

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正式上班两天之后，“老干部接待组”成立，他明确指示：打开大门，撤掉楼内岗哨，对来访者礼貌相迎，把中组部恢复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老干部接待组”由副部长陈野萍负责。接着又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陶铸夫人曾志（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负责安排中央国家机关6000多名待分配干部的分配、安置工作;还成立了由杨士杰（中组部副部长）任组长的“右派工作改正组”。各个工作组的工作人员，认真贯彻执行胡耀邦的指示，夜以继日地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各项工作。胡耀邦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竭尽全力为蒙冤受屈的同志排忧解难。

1978年1月，也就是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每日都有数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的来信多达6麻袋。他每天平均批辦30多件群众来信，经他亲自批办的群众来信多达2000多件。他尽职尽责，忘我工作，连吃饭、午休的时间都找人谈话，批阅文件。无论是在机关上班，还是在家休息，他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位来访者。他深情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组织部既然是党员、干部之家，就要让每位求助的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上访人群。胡耀邦早对门卫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在胡耀邦的大力推动下，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陶铸等人平反后，又相继为党、国家、军队的一些领导人，为一些民主人士和个人平反。1979年1月起至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就先后为彭真、萧劲光、陆定一、谭震林、罗瑞卿、肖华、黄克诚、李德生、瞿秋白、杨尚昆、李维汉、以及“杨、余、傅事件”“习仲勋反党集团”等公开平反昭雪。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平反。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1981年6月，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第十二届一中全会，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改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胡耀邦担任。

与胡耀邦相处了10年之久的吴江，在他著的《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中说：

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中国共产党内人才可谓多矣。胡耀邦之所以能够在反“左”与平反冤假错案方面敢作敢为，全凭他抱有共产党人的一颗赤子之心……

1989年，胡耀邦病逝于北京。中共中央在讣告中特别提到：“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从红小鬼到总书记：胡耀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胡耀邦三任组织部长》人民网2015年10月21日、《批判张国焘，向主席约稿，“抗大”改变胡耀邦一生》人民网2014年4月15日、《解放战争：胡耀邦激战华北对决傅作义、孙连仲》2011年11月18日等;作者：潘望、陈利明、水新营、李绍潭、周斌、王标等）

胡耀邦家风：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要真理，有！

2015年11月20日，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自己和家人，胡耀邦同志的要求格外严格，他说共产党人是给人民办事的，不是给一家一族办事的！”习近平用“格外严格”一词，代表官方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好家风。

1951年，胡耀邦去四川南充工作。他感谢哥哥在艰苦的岁月里支撑家庭，赡养父母。他表示，现在解放了，工作稳定了，以后，就轮到他把父母接到川北照顾。哥哥家里小孩多，条件又困难，他承诺可以帮忙抚养一个，胡耀福就把16岁的女儿胡素贞交给胡耀邦。胡素贞随胡耀邦去了川北，又去了北京，胡耀邦一直供她读了高中和大学，后来她在北京的一所中学工作。比起其他亲人，她已跳出了农村，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后来有一次，北京市教育局要把胡素贞调到教育局的工会，胡素贞有些犹豫，去找叔叔拿主意。胡耀邦不在家，夫人李昭听说后，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北京那么多老师，为什么不调别人偏偏要你去呢？还不是因为你是胡耀邦的侄女！”最后，胡素贞还是留在了中学。

1961年，胡耀邦的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修水库，需要解决发电机。大队党支部请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和堂弟胡耀简前去北京求助胡耀邦。胡耀邦认为这是造福百姓的好事，答应帮忙。但是，对他们用公款作路费还送土特产很不高兴。他当即给公社党支部书记龚光繁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请求你们一定要坚决劝阻我的一切亲属来找我，因为：第一，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没有帮我这么办。在这里，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要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法！

胡耀邦的家规极严。1982年，担任总书记的前夜，他把家人召集在一起，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什么‘天恩祖德，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是自己负责。我不会讲情面。”这就是胡耀邦的家规、家训、家风。

胡耀邦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无数次出入家门，却从来不准子女搭乘他的“顺风车”。有一年，胡耀邦女儿参加高考，他的儿子关心妹妹考大学，半开玩笑式地跟他说了句，想请他“关照”一下。胡耀邦勃然大怒，严厉批评这是“腐朽的世界观”。

有一句话常挂在胡耀邦的嘴边：“要特殊化，走后门，没有！要马列，要真理，有！”

1983年，一位领导到浏阳做调查时，了解到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竟然还是一位乡下农民，家庭条件非常艰苦。他便把胡耀福的儿子胡德资安排到县物资局下属的化工厂工作。胡耀邦得知此事，打电话给有关领导批评道：“你们招工用人出了问题，歪风都刮到我们家了！”于是侄儿被退了回去。为此，胡耀福上北京找胡耀邦大吵了一架，两人不欢而散。过后，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正之风的表现之一，就是“亲属关系超过了革命关系，无原则的照顾”。他说：“昨天，我家发生了一场风波，我哥哥要我安排他儿子的工作，我说，你毁坏我的名誉，你对我不起。其实不是对我不起，是对革命不起，要是所有人都这样，这个国家还搞得好吗？”

1992年，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胡耀福去世。当地的乡亲为他敬献了一副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虽然这是群众送给胡耀福老人的挽联，实际上也是对胡耀邦廉洁家风的颂扬。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胡耀邦家风故事》《汕头日报》2018年10月29日;作者：严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