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里：15 岁参加革命 最高职务：国务院副总理

刘延东 吴东峰

进入吉安城后，赤卫队驻扎在发电厂附近，当时这个发电厂只有一臺50千瓦的发电机。16岁的余秋里进去仔细瞧了瞧，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现代工业。这台发电机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只要打下城市，余秋里总要抽空到工厂里去看一看。

长征中，余秋里左臂受伤。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92个日日夜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他说：“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8年，中央决定余秋里调任石油部长，找他谈话，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余秋里回答：“43岁。”毛泽东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

15岁的余秋里在一个祠堂里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据说，余秋里这个名字，曾经引起了毛泽东的好奇：“秋里秋里，余秋里同志，你这个名字很有诗意啊！”

“主席，我这个名字其实很土。小时候家里穷，请不起先生起雅名，所以家里人都叫我狗娃子。后来参加了红军，领导问我叫啥名字，我说不上来，又问我是啥年月日出生的，我就回答说我是割谷子后的秋里生的。领导听了一拍大腿说，那你就叫余秋里吧。”

余秋里朴素的回答，引起毛泽东一阵爽朗的笑声：“好嘛！秋里这名字蛮好的，秋天是个丰收的季节，又是火红的岁月……”

1914年11月15日，余秋里出生在江西吉安县敦厚镇坪里村。

因为家里贫穷，祖父和父亲都没有读过书。1921年，余秋里7岁时，父亲下决心把他送入本村私塾读书。后因连年水灾，家中生活很困难，到了1924年，再也无力负担每学期6斗米的学费，余秋里只好辍学，回家帮父亲种田。在这以后，每年冬闲季节，余秋里断断续续又读了三年夜校。

为了生存，父亲带余秋里来到吉安县城，在赣江边上当搬运工。工钱本来就很少，又被工头剥削去一部分，一天劳累所得除去吃饭已所剩无几。

1929年，受大革命的影响，吉安地区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余文元是村里的地下党员，经常秘密召集村里的贫苦农民开会，宣传革命。大家听后都感觉有了希望。余秋里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

10月的一天，余文元又召集大家开会。他说：“明天有几个村庄的农民要联合起来参加暴动，去打土豪。明天一早，在村西的场院集合。”

第二天凌晨，余秋里来到场院上时，场院里已密密麻麻聚集了不少人。有的人手中拿着大刀、梭镖，有的拿着木棍。开会时，当地农民运动领导人周曼朵给大家讲话，历数了地主豪绅的罪恶。讲完话，他就带领几百人涌向了黄家村。

他们冲进地主的大院，捉住了几个土豪劣绅，并拉到大街上进行斗争，同时，把地主家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暴动后传来消息，跑掉的土豪劣绅到吉安城里搬救兵，反动军队很快要来镇压。于是，余文元带领一些参加暴动的农民转移到山里。

在研究以后怎么办时，有人说：“我们回村去会遭到镇压，就是不遭镇压，那种苦日子也没法过，不如去当红军。”很多人都赞成。余秋里想到在家中遭受的种种苦难，坚决地说：“我也要参加红军。”

在余文元的带领下，他们参加了工农红军儒林赤卫大队。从此，余秋里开始了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

余秋里参加赤卫队以后，对土豪劣绅斗争坚决，对革命忠诚，同年12月，由余文元介绍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吉安县陈家村一个祠堂里举行了宣誓仪式。1931年5月，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伍后不久，余秋里因作战勇敢，有组织能力，担任了赤卫队的分队长。当时赤卫队主要在敌我交界的边缘地区活动，打击土豪劣绅的反动武装，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最主要的战斗就是八次攻打吉安。

当时，赣西南特委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把“攻取吉安”作为中心任务。从1929年11月至1930年8月，在没有红军或只有很少主力红军参加的情况下，他们曾八次组织赤卫队和工农群众攻打吉安城。

吉安城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当时吉安周围都是苏区，各县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都集聚在这里，是赣西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堡垒。在攻打吉安时，各赤卫队的队员和广大工农群众斗志昂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高举红旗，英勇攻击，多次冲到吉安城下，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但因缺少重武器，每次都未能攻破吉安城。

9月，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后，经株洲向江西开进，决定攻占吉安，这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

10月4日拂晓，红军向吉安城发起攻击，先后攻占了螺子山和真君山。傍晚，暂停攻击，调整部署。

晚上9时，红军发起总攻。余秋里所在赤卫队的指战员带着柴刀、梯子、木板，跟随主力红军攻击前进，填沟、搭桥、破铁丝网，掩护和保障部队攻击。红军首先在城西突破国民党保安团阵地，攻入城内，直插城中心中山路大街。国民党驻军第13师师长邓英见败局已定，慌忙率少数人乘船沿赣江北逃。10月5日清晨，红军在城内群众的欢迎下，进入吉安城。

进入吉安城后，赤卫队驻扎在发电厂附近，当时这个发电厂只有一台50千瓦的发电机。好奇的余秋里进去仔细瞧了瞧，这也是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现代工业。机器一开动就能发出电来，这让读过几年书极其渴求知识的余秋里感到很神奇，这台发电机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在以后的戎马生涯中，只要打下城市，余秋里总要抽空到工厂里去看一看。

22岁的余秋里在战斗中受伤失去左臂

1930年11月，国民党发动了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牵制敌人，儒林赤卫大队对驻在吉安地区的国民党军第77师发动了多次袭击。在袭击神岗山的敌军时，第一中队中队长牺牲，余秋里被任命为一中队中队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兵力，再次对苏区进行“围剿”。在横江渡以西的七里坪战斗中，余秋里头部负伤，组织上把他安置在一户农民家中养伤。伤愈后，余秋里被推荐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1933年10月，余秋里被选为军事队指导员。

1935年2月，余秋里到红二军团6师18团担任政委。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告别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

1936年3月12日，余秋里率红18团正按着军团的部署向镇雄方向前进，忽然接到贺龙总指挥的命令，要他们火速前进到得章坝，截击经得章坝前往镇雄的敌军万耀煌部队。

18团赶到干沟梁子时，看到敌军正沿山坡由西向东开进，正好经过他们的脚下。为了消灭被围困在沟底的敌人，团长成本兴站起身来观察地形，为部队选择进攻路线。这时，余秋里突然看到对面山坡上的敌人正准备向他们射击，他高喊一声“危险！”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将成本兴扑倒。敌人的一排子弹射来，当即击中了余秋里的左臂。成本兴发现余秋里负伤，赶忙过来查看，余秋里用右臂推了他一把，说：“不要管我，赶快指挥部队冲锋！”余秋里简单包扎后，也随着部队向沟底冲去。

正在这时，18团接到贺龙命令，要求部队撤出战斗，掩护军团主力转移。此时，对面山坡上的一股敌人对红军机动构成了威胁。经过一番战斗，就在即将占领全部山头那一刻，敌人一梭子机枪子弹打了过来，又打在了余秋里负伤的左臂上。余秋里低头一看，打断的骨头穿出了皮肉，有两根筋露在外面。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他没有时间多想，只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继续与成本兴一起指挥战斗。

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主力部队终于安全转移了。战斗结束后，红6师政委廖汉生赶到18团通知他们撤退，此时已被剧痛折磨多时的余秋里因体力不支，晕了过去。廖汉生赶忙让人用担架把余秋里送到师卫生部，重新包扎后即随部队转移。

为保住手臂继续革命，余秋里忍着强烈的疼痛，拒绝实行截肢手术，继续随部队北上，爬雪山，过草地。有时疼得实在受不了，他不得不将伤臂浸泡在冷水里。行军中，当伤痛发作时，警卫员只得拿起一壶凉水往他手臂上浇，冷却止痛。而更多时候连浸泡和浇凉水的条件都没有，只好用冷毛巾敷在伤口上止痛。

余秋里曾说：“我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这话不假。部队渡金沙江时，他的胳膊还包扎着。船到江心，一个浪头打来，全船人都被掀到水里，卷进激流。生死关头，余秋里靠着一只右臂，凭着刚强的毅力与激流搏斗，终于游到对岸。由于手臂感染，当部队抵达甘孜后，余秋里的左臂愈加疼痛。医务人员打开绷带一看，只见伤口上爬满了白蛆，由于缺医少药，医务人员只能换上新绷带，让他躺在担架上，由几个人抬着继续前进。

1936年9月，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徽县。余秋里的伤势愈来愈重，左手五指已肿胀坏死，如不及时手术治疗，就会危及生命。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长侯政决定亲自为余秋里实施手术。当时正好打了一个胜仗，缴获了一些医疗器械、消毒棉和纱布。侯政搭了一个简易手术室，为他锯掉左臂。

经过一阵紧张的抢救，余秋里才缓缓苏醒过来。他对侯政说：“多谢侯部长，这是我负伤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一觉啊！”从3月12日到9月20日做手术，余秋里拖着一只断臂度过了192个日日夜夜，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走了两万里。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他几乎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好觉。随后，他又对守候在身边的贺龙说：“老总，敌人打断了我的左臂，我还有右臂，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自此，在中国革命阵营里又多了一位传奇的独臂将军。

“敌人一听见是‘一把手的部队，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那时余秋里仅25岁

余秋里与贺炳炎的相识，是在1935年6月13日，时任18团政委的余秋里，正与国民党41师张振汉部在鄂西宣恩县一带激战。在战斗中，18团团长高利国负伤，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便于13日傍晚派贺炳炎来18团，接替高利国的职务。

贺炳炎来了以后，余秋里立即向他简单介绍了情况，接着他们整顿了部队，继续围点打援，抗击敌人的进攻。敌人在解围无望的情况下，仓皇溃逃。这次战斗，他们成功消灭了敌41师师部和121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两人的初次合作，算是旗开得胜。

贺炳炎来18团后，与余秋里合作得很好。5个月后，为了适应新的战斗任务，红二军团新组建了红5师，调任贺炳炎去5师担任师长。

两人再见面时，已经是3年多之后。1939年1月，余秋里和常德善两人奉命以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三个连及一部分干部为基础，组建了120师游击第3支队，到大清河北岸地区配合冀中五分区打击日寇。

到达大清河一带后，3支队一边积极收编周围的游击武装，一边派出十几个扩兵小组，在新城、雄县、固安、霸县地区开展工作，宣传抗日，动员青年农民参军，很快使3支队从来时的300人壮大到1000多人，编为3支队7团。

1939年5月下旬，组建两个多月、已在战斗中发展壮大的3支队奉120师命令，来到储龙河两岸靠近师部的地区进行休整。3支队司令部驻南岗，120师师部驻滑岗。同时来这里休整的还有江东生的6支队。很快，师部就传出消息：3支队和6支队要进行合编。

一天，3支队政委余秋里突然接到贺炳炎从师部打来的电话：“我刚从‘抗大毕业，现正在师部。”稍停了一会儿，贺炳炎又说，“现在我向你报到！”接着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余秋里高兴地说：“老贺，你早点来啊，3支队和6支队正准备合編，现在正是熟悉干部、了解情况的好机会。”

第二天，贺炳炎就骑着马兴冲冲地来了。贺炳炎的到来，使余秋里非常高兴。在长征中，余秋里失去了左臂，贺炳炎失去了右臂。这次见面，余秋里的右手和贺炳炎的左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从那时起，根据地的群众甚至敌人，都把3支队称作“一把手”的队伍。贺龙也学着群众的口气，把3支队叫作“一把手”的队伍。他在离开冀中前夕的一次谈话中说：“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个队伍打得很好嘛！敌人一听见是‘一把手的部队，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

1939年5月28日，120师正式下达命令：6支队整编为120师独立第3支队8团。任命贺炳炎为独立第3支队司令员，余秋里为政委，常德善与原6支队指挥江东生任支队副司令员。全支队共1605人。

整编后的独立第3支队，领导坚强、士气高昂，在储龙河、德沦河之间活动。6月21日，台县、肃宁、安平、饶阳之敌数千日军合击冀中军区机关扑空，在该地区反复“扫荡”五六天后，大部分撤回原据点，唯有台县之敌400余人在李岗迟迟未动。贺炳炎和余秋里商量后，决心寻机打击该敌。

27日晚，3支队从安国县南北地区东移到台县莲子口一带，准备在这里打击敌人。28日拂晓，正当3支队构筑工事时，李岗之敌开始向莲子口移动。余秋里和贺炳炎当即布置准备战斗。当日军距阵地200多米时，3支队遂展开猛烈射击，战至中午，肃宁之敌百余人前来增援，并施放瓦斯毒气，但广大指战员毫不畏惧。黄昏时，余秋里指挥3支队第7、第8团向日军发起反击，敌人支持不住，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3支队毙伤日军200多人，并缴获了很多枪支和军用物资。余秋里、贺炳炎两位“一把手”的合作，又迎来了一次大捷。

发起新式整军运动，得到毛泽东得充分肯定

1947年11月，全国各解放区战场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余秋里时任西北人民解放军1纵队358旅政委，旅长为黄新廷。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内，358旅参加了“三战三捷”、收復三边等战斗，部队连续作战，战争环境严酷，战斗日趋激烈、规模越打越大，没有时间进行全面整训。

由于部队大批减员，只能从俘虏的国民党士兵中补充“解放战士”，有些连队的“解放战士”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思想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都跟不上战斗的需要，而眼看胜利在望，甚至一些老同志也产生了畏难怕苦、斗志减退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及时加以解决，就会极大地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甚至会对革命进程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奉野战军首长的指示，西北野战军各部队在撤出榆林后，利用冬季战斗的间隙，进行整训。

考虑到“解放战士”已经占部队的大多数，余秋里认为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的思想觉悟为重点，方法是从开展新旧军队对比教育入手。“解放战士”绝大多数也是出身于贫苦家庭，要使他们从根本上改变立场，就要启发他们诉旧社会的苦，诉在旧军队中受的苦。因此，旅党委在余秋里的建议下，决定以诉苦和三査（查阶级、查思想、査斗志）为主要内容。在教育“解放战士”的同时，让老同志也参与到诉苦、三查运动中去，激发他们为党的事业继续奋斗的热情。

抓典型、指导全面，是余秋里一贯的工作方法，这次也不例外。在各连、营、团开展诉苦活动的基础上，旅政治部又选了部分很有代表性的同志组成巡回诉苦团，到各单位去诉苦，把诉苦活动推向高潮。

为了配合诉苦运动，余秋里还特地指令全旅各团派人到驻地访贫问苦，然后回来给大家作报告。部队访贫问苦，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土改运动的进行，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军民团结。随着诉苦运动的深入，358旅官兵又开始了三査运动。经过三査，解决了许多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次整训从1947年12月起到1948年2月结束，历时两个多月，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先后来到358旅指导诉苦、三査工作。总部还发出了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西北野战军的诉苦、三査运动由此广泛开展起来。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余秋里。毛泽东详细听取了余秋里的汇报，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这一创造性做法和新鲜经验。

杨家沟会议后，毛泽东把诉苦、三査运动正式定名为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对人民军队的影响，以及所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在其后的解放战争中显示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个创举。

新中国成立后，余秋里从事军队教育和后勤领导工作多年，历任西南军政大学副政委、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西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财务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

43岁临危受命，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

近现代的中国，一直被西方称为贫油国，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石油，仅1957年进口石油就占全国用油的62%，在国家“一五”计划中，石油工业也是唯一没有完成预定计划的部门。

号称“中国油库”的西北某油田的产量，远远满足不了新中国日益增长的对石油的需求，加之国际形势恶化，中苏关系破裂，又使原油进口面临着更大的困境。缺油的巨大阴影笼罩着全国，石油短缺成了国之大事，石油问题成了制约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石油问题，国务院各部门领导更是如坐针毡。周恩来面对五年规划草案，迟迟下不了决心。毛泽东感叹道：“长铗归来兮，车无油。”

1958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请你和彭德怀同志商量一下，从军队的高级将领中选一位同志，接替李聚奎同志任石油工业部长。”周恩来和彭德怀商议后，决定推荐时任总后勤部政委余秋里，因为“这个人有思想，有能力，有办法”。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就这么定了，余秋里到石油工业部任部长，李聚奎到总后任政委。你可先和余秋里谈一谈，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过几天，我还要和他谈。”

几天后，余秋里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一个会议。散会后，余秋里提起皮包要走。周恩来叫住了他：“秋里同志，你等一等！”参加会议的人走完以后，周恩来说：“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你的工作调动问题。中央考虑请你出任石油工业部长，今天先和你打个招呼。”余秋里思想毫无准备，稍加考虑后说：“总理，这个任务我可承受不了啊！”周恩来说：“我方才讲了，今天主要是先和你打个招呼，过两天毛主席还要和你谈。”

2月初的一天下午，余秋里按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提前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让他坐下以后，对他说：“总理他们提议，调你到石油工业部当部长，我们都赞成，总理和你谈过了吧？”

余秋里说：“总理和我谈过了。我考虑，我从来没有搞过工业，石油这东西是在地底下的，情况很复杂，这个任务我恐怕承担不了，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秋里的话，只问：“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余秋里回答：“43岁。”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43岁，儿童团嘛！”接着，毛泽东严肃地说：“我过去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怎么做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见余秋里只默默地听他谈话，便问道：“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

余秋里赶紧说：“不是。”

毛泽东知道有很多老同志穿了大半辈子军装，不愿意离开部队，就补充了一句说：“部长以上干部调动，是中央决定，不是转业。”他又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

这时，余秋里說：“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

毛泽东说：“好！就这么定了。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意选谁就选谁。”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余秋里决心背水一战，他想尽快找到石油，为国家分忧，可这一次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在战争年代一向大胆决策、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余秋里，多次拜访地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虚心求教。

对中国各种地质构造进行过深入考察研究的李四光，早已成竹在胸。他微笑地指着大幅地质图上的新华夏沉降带说：“我国地下石油蕴藏量很大，很有希望，只要有决心，我们肯定能搞出自己的大油田。”听了李四光的话，余秋里的决心一下子变成了信心，紧锁的双眉也舒展了开来。

49岁创造中国石油工业的奇迹，毛泽东称赞：“余秋里是帅才”

在李四光的帮助下，经过进一步的深入调査研究，余秋里向党中央、毛泽东建议：把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集中使用在最关键的部位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一举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被动局面。

为实施这一战略决策，余秋里与石油工业部的同事付出了大量心血。经过科学论证和精密探测，这支中国石油大军的目光聚焦到了东北松辽盆地。

1958年3月，征得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意后，余秋里决定把松辽盆地作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主要战场之一，进而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归石油工业部直接领导，专门负责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进一步勘探与钻探，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中央地带大同镇的松基三井终于喷出了工业性油流。时值新中国10年大庆，余秋里提议将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从此，“大庆”这个名字传遍了全国千家万户，成了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为尽快甩掉贫油的帽子，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余秋里一班人已不满足按部就班地进行开发建设了，他决心集中全国石油勘探开采的力量来一次大会战。松辽会战决策确定后，余秋里不再是一般地宏观决策和后方指挥，他和副部长孙敬文、康世恩组成了前线指挥部，直接把办公室搬到了会战第一线。

在余秋里的率领下，数万石油大军开进了松辽盆地，展开了一场震惊中外的石油大会战。没有城市依托，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人就住在帐篷里。一个个困难摆在余秋里的面前，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他心急如焚。靠什么来统一大家的思想、稳定队伍、打开石油会战的局面？余秋里陷入了沉思。

抓典型是余秋里一贯的工作方法，他总是用树立样板、推广典型来发动群众，推动工作。这时，在1205钻井队蹲点的干部，向玉门局会战领导小组负责人宋振明汇报了钻井队队长王进喜的事迹，宋振明赶紧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余秋里对王进喜的事迹非常重视。他马上召开油田会战指挥部紧急会议，在会上正式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号召。

1960年4月29日，会战指挥部在萨尔图万人广场上举行了学铁人誓师大会。王进喜披红戴花骑在马上绕场一周，余秋里亲自拿着话筒，带着会战大军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会后，油田上下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比、学、赶、帮、超”热潮。

这年7月，在余秋里的建议下，石油工业部党委又作岀了在全油田开展学习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活动的决定。紧接着又发展为学习“百面红旗”的活动。从而，大庆很快形成了“英雄铁人打头阵，马段薛朱紧相跟，比学赶帮争上游，铁人头上出钢人”的钢铁巨流。

余秋里抓典型，带全面的工作方法又一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日后，康世恩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余秋里抓典型和树‘王铁人，对当时打开会战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抓紧东部勘探、开发的同时，余秋里也没有忽视对西部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工作。在抓东部石油大会战的同时，他继续投入力量加强西部石油的开发与建设。他尊重、重用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专业知识在石油工业开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给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石油工业的开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余秋里在任石油工业部长的6年中，带出了一支石油劲旅。中国石油的创业史上凝聚着他的心血和功勋。在中国石油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设计、自己的设备，创造了奇迹！

1963年，大庆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原油产量飞跃上648万吨，其中470万吨产自大庆油田。

1963年12月26日，新华社发通稿《从国外进口“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余秋里这个人就是不信邪。”毛泽东称赞：“余秋里是帅才。”

68岁重新穿上军装

1964年12月，余秋里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中央决定成立由余秋里等人组成的“小计委”，主持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被称为“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1975年1月至1982年5月，余秋里任國务院副总理一职，成为唯一一位担任副总理的开国中将。

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开始执行不久，“文革”开始了。“文革”初期，余秋里被造反派从四川揪回北京，让他交代彭德怀和贺龙的“问题”，遭到了他严厉的驳斥。造反派恼羞成怒，将余秋里非法监禁在卫戍区，逼迫他写交代材料，给他戴高帽游斗。贺龙得知后痛惜地说：“秋里同志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九死一生，剩了一条胳膊，因为我遭这个罪哟。”

一次，毛泽东接见有关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余秋里名列其中。陈伯达组织新闻稿时，将余秋里的名字省略。毛泽东审阅时说：“还有余秋里嘛！”陈伯达无奈，只得将毛泽东原话“还有余秋里”发表在新闻稿上。此后，凡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余秋里一定是最后一名，且冠“还有”两字，意在将其打入“另册”。

“文革”期间，石油工业部和国务院的造反派都揪斗余秋里。余秋里性格刚烈，拒绝合作，因此多次被打，他气愤不过，就在家以写检讨为名不去国务院业务组开会。

周恩来问余秋里为什么不来？石油工业部的造反派说，余秋里自绝于人民，倍感惭愧，所以不来。周恩来等散会之后，让秘书给余秋里打电话，让余秋里带着检讨到西花厅来。周恩来带着余秋里去中南海游泳池见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余秋里恢复工作。

1982年9月，党中央、中央军委任命余秋里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离开军队24年之久后，余秋里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1987年，余秋里参与领导制定并经中央颁发的《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对进一步稳定部队、全面提高部队素质，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中央给予很高评价，称他是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军队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

（参考资料：《从战士到领导：10位小战士到大领导的成长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独臂将军余秋里》《文史天地》2007年第6期、《“帅才”余秋里》《领导文萃》2019年第12期、《新中国首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党史纵览》2009年第5期等;作者：潘望、何立波、梅兴无、叶介甫等）

余秋里家风：在原则问题上，就是要六亲不认

余秋里家世代务农，父余焕然，母戴冬姑，将军为长子;有弟二，名叫余秋发、余财发。两弟及子侄等十余人均务农。将军年幼读两年私塾，粗识文墨，有善心，常为老人揉背。

余秋里甘于清贫，淡泊一生，从不谋取个人私利，严格要求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他少小离家，战争年代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作繁忙，50多年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83年在外地参加会议期间，他才利用间隙回了一趟江西老家。

余秋里对自己、对家人始终要求严格，把党性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回乡探亲期间，子侄辈来见，余秋里先打招呼说：“你们不要想从我身上沾什么光。”

其弟余财发对他说：“你当那么大的官，从未给家乡办点事。”

余秋里说：“我是担任过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但我不是江西省计委主任，更不是吉安县计委主任。”

他还告诫亲属：“在原则问题上，就是要六亲不认，我绝不做违反原则的事。”

余秋里对亲人“不近人情”，对家乡却饱含深情。

在家乡，余秋里看到乡亲们仍然生活贫困，心情沉重，临时改变了第二天上井冈山的计划，坐下来与吉安地委、行署开了一天的会，深入研究如何把家乡经济搞上去。

在与家乡干部座谈时他说：“在工作中，我只能从全国的角度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如果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家乡谋利益，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原则。”

余秋里曾殷切嘱托：“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我们应当把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发展更快一些，使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1985年，余秋里的侄子余黑古考军校，成绩过线，进京看余秋里，说：“伯伯打个招呼，进好一点的学校。”

余秋里回答：“没有必要。”直到余黑古转业时，余秋里也不发一言。

侄女余满秀1986年当兵，次年考军校，文化分不够，打电话给余秋里，盼他给下面打个招呼，余秋里说：“没有必要。能上就上，上不了回家种田。”侄女最终没有上军校，复员回到县里在宾馆当了服务员。

余秋里故里坪里村东有赣江，北有禾水，地势低洼，十年九涝。1987年吉安县拟同意将该村迁出，以根本解决受涝问题，但需报国务院批准并拨款。是年春，余秋里侄子余黑古受乡亲委托赴京。余秋里问：“你来干什么？”余黑古说：“家里很苦。”余秋里说：“种田哪有不苦？”余黑古说：“家里天天涨水。”余秋里说：“住在那个地方有什么办法，又不能把你们一家迁出来。”余黑古将吉安县迁村方案告之。余秋里沉思良久，说：“此事应由县报省，省里如解决不了，再报中央。”

余秋里对自己唯一的儿子也是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越作战，余秋里的儿子余浩刚转业，又被他赶回部队。没几天，他得知儿子被安排到总政一个下属单位，大发雷霆，余浩只得离开北京;后来，他又听说余浩被安排在南京军区非前线作战机关当参谋，又是一顿训斥，最后余浩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责编：汪梦芬;参考资料：《在纪念余秋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5日;《余秋里将军的清风》《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2011年第2期;作者：刘延东、吴东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