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分析

摘要：我国农产品进口整体呈快速增长趋势，但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特别是考虑到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作为主战场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探究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可采用比较完善的三元分解框架研究方法，从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视角进行三元分解并剖析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结果发现，数量边际是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对现有种类农产品进口依赖度过大，特别是对主要贸易伙伴和自贸区伙伴依赖度更大，可能增加我国贸易风险；我国农产品进口价格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长期偏高，优质高价产品进口增加，农产品进口定价权处于相对弱势；代表农产品进口种类的广度边际对进口增长的贡献与数量边际相比较小，但进口农产品种类总体比较丰富，且农产品进口的可替代性逐步增强。可见，从三元分解角度看，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应进一步扩大农产品进口种类，增加农产品来源的稳定性，完善农产品期货市场，提高我国对农产品定价的话语权。

关键词：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广度边际

中圖分类号：F75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66（2020）06-0096-09

一、引言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比较迅速，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同时，我国不断从以出口为主向注重进出口平衡转变，并明确提出在稳定出口的同时主动扩大进口，但由于农产品贸易进口是我国弥补国内供给不足的长期有效手段[ 1 ]，进口规模日益扩大。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额（1 371.0亿美元）①相比于2001年增长了11倍，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我国进口的少部分农产品品类（食用油、大豆、棉花等）持续出现比较快速的增长，远高于我国进口的其他农产品品类。这说明，我国对此类农产品进口的依赖度逐步增大，可能会降低我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并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稳定性乃至国内诸多农产品关联产业形成一定冲击。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作为主战场，其贸易结构成为影响我国应对贸易争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和蔓延对强易损性农产品的负面作用进一步凸显，加剧了农产品贸易的不确定性[ 2 ]。在初期我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诸多国家（如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就采取了多种贸易手段限制与我国的农产品贸易往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各国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均受到冲击，也会间接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为370.8亿美元，与同期相比增速有所下降，其后续影响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现。

本研究深入分析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不仅对完善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优化农产品进口贸易相关政策、推动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可为后续中美贸易摩擦下农产品贸易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前期对比和参考。

二、研究现状

在现有关于贸易增长结构的研究中，二元边际是应用较早的有效工具和方法，且因贸易增长涉及领域较广，主体层面也比较复杂，不同研究根据自身关注重点分别从贸易国家、贸易企业或贸易产品层面进行了探索。其中，国家层面主要探讨与一国建立或深化贸易关系带来的贸易增长结构[ 3-4 ]；企业层面主要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探究现有企业或者新进入企业带来的贸易增长[ 5-6 ]；产品层面主要基于产品角度剖析一个国家或地区产品贸易的增长主要由产品种类扩张引起还是由现有产品增加引起，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多。本研究选取的是我国农产品角度，因而重点关注贸易产品层面的相关研究。

芬斯特拉（Feenstra R C）[ 7 ]从产品种类的角度出发，通过构造相关指数（Feenstra指数）分析消费带来的产品种类变化，既为后续的二元边际分解奠定了基础，也为产品种类测度提供了新思路；胡梅尔斯（Hummels D）等[ 8 ]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产品层面出口贸易的二元边际概念，提出了具体的分解思路和公式，其中农产品中重复产品的出口被定义为产品贸易的深度边际（亦称集约边际），而新的农产品种类出口被定义为对应的产品贸易广度边际（亦称扩展边际），同时从价格和数量角度进一步细化产品出口的深度边际，即将由重复产品的价格或数量带来的贸易增长分别定义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并对1995年多个国家的出口贸易进行实证分析。

胡梅尔斯等[ 8 ]的二元边际方法应用得更广泛，如阿米提（Amiti M）等[ 9 ]、阿穆尔戈—帕切科（Amurgo-Pacheco A）等[ 10 ]对产品总体贸易结构进行了二元分解，且阿米提等[ 9 ]率先将之应用于中国产品出口贸易。随后，诸多研究对我国以及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的产品贸易增长结构进行了剖析[ 11-14 ]，有的研究将之应用于制造业[ 15 ]、农产品[ 16-17 ]等领域，有的研究对特定产品[ 18-19 ]的贸易结构进行了分解。

对于拓展的三元分解，相关研究较少。魏浩等[ 20 ]基于胡梅尔斯等[ 8 ]的研究方法，对我国总产品的进口增长结构进行了剖析；部分研究沿用该方法对我国与东盟或智利等贸易伙伴的贸易增长路径进行了探究[ 21-23 ]；王贝贝等[ 24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就中俄两国对中亚国家的出口增长进行了分析。考虑到胡梅尔斯等[ 8 ]初步提出的三元边际分解仅是对一年数据的剖析，施炳展[ 2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多年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将一国的贸易定义在相对世界水平的贸易份额中，将之分解为相对世界占比形式的三元边际，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并被诸多学者采纳。比如，施炳展[ 26 ]在随后的中印出口增长结构研究中就采用了该方法；魏昀妍等[ 27-28 ]先后采用该方法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欧国家出口的贸易增长路径进行了探讨；颜小挺等[ 29 ]、赵金鑫等[ 30 ]分别对我国饲料产品、生鲜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进行了三元分解；还有研究将之应用于我国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等贸易增长领域[ 31-32 ]。

综上所述，有关产品贸易增长二元边际的研究范围比较广泛，也有少数研究基于更为深入的三元分解方法分析我国总产品和部分特定产品的贸易增长路径，但针对农产品进口增长三元边际的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基于施炳展[ 25 ]产品贸易增长的三元分解框架，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我国农产品多年的进口贸易结构，将我国农产品进口所占的世界份额分解为广度、价格、数量三个边际，测度三者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份额中的比重，以衡量三个边际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并从主要来源地、自贸区伙伴、不同目标市场等角度对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进行深入探究。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首先定义本研究的贸易份额（TS），并非某个年份（t）下我国（C）占世界（G）贸易总额的比重，而是将之放置于某个进口来源地（I）的农产品进口贸易中，指我国从I地进口的农产品占世界从I地进口的农产品的比值，也可理解为该来源地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与其农产品总出口的比值。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γCI，t表示我国从I地进口的农产品占我国农产品总进口的比重，将之作为加权权重。根据前面的分解过程，本研究可在对我国和进口来源地的三元边际进行测算之后，从中选择我国和主要来源地、自贸区伙伴的三元边际结果，并通过对目标市场及所有来源地的汇总得到我国和不同目标市场以及我国总体的农产品贸易进口的三元边际。

（二）数据说明

本研究采用HS六分位编码，农产品范围包括HS六分位编码中的前24章。贸易来源地范围是1995—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中排名前34位的国家和地区②。相关贸易数据均来自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四、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实证分析

（一）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总体分析

由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三元边际（表1）可知，广度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整体均呈现出比较稳定的逐年递增态势，且其1995—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g分别达到0.59%、0.43%、2.12%，即我国农产品数量边际的年均增长率远高于其他两个边际的年均增长率。

1995—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对贸易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大，贡献率r为71.47%，是最主要的增长因素，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主要路径。这说明，我国整体上是通过大量进口重复产品来拉动贸易增长的，这符合我国农产品需求快速增长的趋势，但可能会影响我国抵御国际风险的能力。

我国由产品种类增加带来的农产品进口扩张作用相对较小（16.67%），这与我国农产品进口种类比较广泛有关，从1995年起我国进口贸易就与世界达到了70%以上的重叠率，与数量边际相比其增长空间比较小，也说明我国在现有农产品进口种类上占有一定优势。但是，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提高，农产品进口种类的扩张势在必行。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边际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即大于1），說明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我国在农产品定价权上还存在一定差距，这也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问题。此外，还可能与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产品质量整体相对提高有关，比如我国对健康、绿色、高标准的农产品需求量较大，导致产品价格整体有所提高，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食品安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否则大量高成本高价格农产品的进口不仅会冲击我国本土企业的信心，而且会增加消费者成本，不利于我国市场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我国农产品进口三元边际分阶段③的分析（表2）可以看出，不同阶段的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

前期阶段（1995—2003年），我国农产品的三个边际相对比较平衡，同步增长且产品种类带来的拉动作用稍大，说明我国早期贸易依靠产品种类的扩张较多，但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与数量的增加，属于平衡发展阶段。

中期阶段（2004—2007年），我国进口份额增长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与2004年首次贸易逆差预警存在一定关联，我国农产品进口种类开始出现一定幅度的缩减，但由于我国国内需求不断增长，现有产品贸易额依然快速增长，特别是在现有产品数量层面，增长速度远高于前期阶段，成为进口贸易主要的拉动因素。

后期阶段（2008—2018年），我国农产品贸易份额恢复正增长，广度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也逐步扩大。但现有产品的数量扩张受前期积累影响持续高位增长，并在我国农产品进口份额影响因素中占据绝对地位。

（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结构分析

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比较集中，与主要贸易伙伴④的进口份额均呈现增加趋势。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果分析参见表3。

从整体看，我国自美国、巴西、东盟进口的农产品主要由现有产品的数量扩张推动，且在我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中现有产品数量的贡献率高达90.41%，与另外两个贸易伙伴（巴西、东盟）数量边际的作用也超过我国整体水平。这表明，对主要贸易伙伴而言，我国会更大程度地依赖从农产品进口来源地进口更多数量的现有产品，有可能导致我国农产品来源的稳定性风险进一步加剧。

美国和巴西均是土地资源丰富的农业大国，通过与我国长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已经成为我国最重要的两个贸易伙伴。2018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自美国进口的农产品贸易额出现明显下降，特别是数量边际同比下降了0.07，其中我国自美国进口的大豆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与此同时，巴西依靠关税带来的价格优势成为2018年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数量边际同比提高了0.04。但是，由于巴西和其他贸易伙伴的供给不能迅速填补美国造成的供给空缺，2018年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速有所下降。

自2008年起，中国始终是巴西的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中国对巴西持续高位的贸易逆差使巴西的双边贸易存在极度的不平衡，且中国进口产品的集中性比较突出，仅大豆就占到80%，此外牛肉、蔗糖等新产品的扩张也为我国自巴西进口农产品的增长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三）我国和自贸区伙伴进口贸易结构分析

我国自贸区建设已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自贸协定的不断深化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诸多实证研究表明，自贸区的建立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农产品进口贸易[ 33 ]，但其拉动作用主要借助三元边际中的哪条路径并未涉及。应选择那些与我国较早签署自贸协定⑤的贸易伙伴，剖析其在自贸区建立前后贸易结构的差异。

如表4所示，中国与东盟、智利、新西兰的贸易份额在自贸协定签署后分别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其主要作用路径均是对现有产品的数量扩张，尽管这与自贸协定签署前的主要因素一致，但作用大小存在差异，且均高于我国整体水平，说明相比于其他国家或地区，我国从自贸区伙伴的进口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集中化。

中国—东盟自贸区作为我国最早建立的自贸区，其产品种类在自贸区建立后之所以增速较低，与我国自东盟进口的产品种类较为广泛有关。智利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拉美国家，中国—智利自贸区建立后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边际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后，特别是随着智利反季节农产品的大量出口和冷处理运输技术的极大改进，2018年其向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同期增长接近50%，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鲜果进口市场。此外，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也已完成，并于2019年3月1日正式实施，是目前我国已签署自贸协定中开放水平最高的，零关税覆盖98%产品。这间接说明，自贸区对双方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合作潜力较大，且有利于推动智利周边拉美国家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优化我国自贸区布局。

新西兰是第一个与我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新西兰作为得天独厚的农业强国，农业资源丰富，且国内消费市场有限，在农产品出口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但其出口产品结构较为单一，我国自其进口的产品种类相对集中。自贸区建立后，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畜产品数量呈现快速增长态势，超过总进口的一半以上，数量边际的拉动作用也较其他两个自贸区要大。

（四）我国与不同经济水平贸易伙伴进口贸易的结构分析

在我国与不同贸易伙伴的农产品进口贸易中，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可能会对双边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根据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地的情况，将之分为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⑥三类目标市场，对比分析我国与这三类目标市场的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

观察表5，总体来看，1995—2018年，在我国与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贸易中，现有产品的数量扩张是导致二者进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且该作用在我国与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中更加明显，但均低于我国农产品进口的整体水平。这说明，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尽管我国从以上市场的进口更多依赖现有产品数量，但我国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并不存在集中化情形，这与我国对整体贸易伙伴选择的相对合理有关，从目标市场的划分也可看出，不同目标市场均有我国主要的农产品贸易来源地。

前期貿易阶段（1995—2005年），在我国自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农产品贸易增长中，现有产品的数量边际占据主导地位，而广度边际却成为我国自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主要推动因素，说明在早期的农产品贸易往来中我国与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多依赖新产品种类的扩张，而与其他目标市场的农产品进口贸易更多依赖现有产品，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如巴西、东盟。

后期贸易阶段（2006—2018年），我国自高收入发达国家或地区进口的产品种类的作用极大减弱，这一是因为我国自其进口的现有产品数量大幅度增长，二是因为产品种类增长速度与前期相比下降数倍，三是因为前期贸易阶段产品种类发展空间相对充足。而我国自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广度边际相比前期有所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或地区广度边际增长最多，但仍然低于其数量边际，数量边际是后期贸易中主要的推动因素，且在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农产品进口贸易中发挥更大作用。

（五）动态演进分析：核密度估计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核密度估计⑦分析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三元边际的动态分布演进情况，以对上述研究进行验证和补充。

从多年来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份额分布的对比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农产品进口的贸易份额逐步增大，且整体变得平稳，与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扩大的趋势一致；相比于其他两个边际，我国农产品进口数量边际历年的分布变化与农产品进口贸易份额更趋于一致，说明数量边际作为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且其变动幅度相对更大，从而反向说明了进口增长中广度边际和价格边际的作用；广度边际分布逐渐收拢，说明我国农产品进口的产品种类有所扩张，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自多数贸易伙伴进口的产品种类相对较少，但自主要来源地进口的产品种类较为丰富，这与我国农产品进口总体及主要来源地的贸易结构相一致；相对价格边际较为稳定，且其峰值在数值1附近波动，说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上的优势不明显，我国农产品定价权有待提高。

五、结论和启示

（一）结论

基于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逐年扩大但存在结构性失衡的现实，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贸易结构的相关文献发现，施炳展[ 25 ]开发的产品贸易增长三元分解框架较为完善且被诸多研究采纳。由此，本研究也采用该方法，针对性探究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贸易伙伴和我国1995—2018年的面板数据，从产品角度将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份额分解为代表我国农产品种类的广度边际、面向现有产品的价格边际、面向现有产品的数量边际，对我国农产品进口进行总体特征分析及针对不同贸易伙伴的分类分析，进而结合核密度估计方法，对我国农产品进口的贸易份额、三元边际进行核密度估计，通过其分布趋势的演进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三元边际均可对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产生影响，尽管广度边际或数量边际曾在不同阶段占有主导地位，但总体来看，现有产品的数量边际是推动我国农产品进口扩张的主要因素，其贡献远高于广度边际和价格边际。此外，从分国家或地区的研究结果看，我国对从主要农产品来源地和自贸区伙伴进口的现有产品依赖度更大，我国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这对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的稳定性构成了一定的阻碍，与主要来源地贸易的波动可能会影响我国农产品进口，进一步增加我国国内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

目前，有关产品贸易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贸易出口角度，而有针对性地探究我国重要产品（农产品）进口贸易结构的研究角度较为新颖，且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作为主要战场，对我国农产品历年进口贸易结构进行分解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本研究采用的贸易数据样本较为细分、研究方法更为完善、剖析角度比较全面，丰富了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领域的实证研究，可为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优化提供参考。不过，本研究主要基于农产品整体，可将不同种类农产品或重要农产品的贸易结构作为下一步的研究方向，且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逐步显现，可根据后期获取的贸易数据有针对性地探究其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冲击。

（二）启示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农产品是我国进行关税反制的主要手段。不过，由于美国是我国诸多农产品主要的进口国，尽管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进口需求的压力，但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需求基数庞大的现实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农产品成熟期的差异，仍可能出现国内供给短缺的情况，加之部分农产品又是我国畜禽产品的“基石”，如进口大豆绝大多数是作为畜禽行业的饲料，农产品供给短缺甚至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产业连锁反应。

当然，随着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伙伴的扩充，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农产品的影响尚处于可控范围，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为全球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且需要一定的时间显现，我国农产品进口来源的稳定性变得更加重要。扩张农产品种类、提高产品间的可替代性也是提高农产品来源稳定性的重要途径，广度边际对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的作用相对有限，特别是对于与主要来源地之外地区的贸易往来，可逐步提高我国自周边贸易伙伴进口产品的种类，进一步优化贸易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我国农产品平均进口价格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长期偏高。因此，在满足我国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应完善我国国内农产品期货市场，支持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农产品期货交易，加大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引导作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和话语权，稳定我国农产品进口价格。

注释：

①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数据库。

②34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东盟10国、韩国、中国香港、新西兰、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智利、秘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墨西哥、英国、印度、巴西、荷兰、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瑞士、西班牙、乌拉圭、阿根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产品进口总额约占我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90%，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③以2004年和2008年为分界点，2004年我国首次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并于2008年大幅度提升。

④根据1995—2018年我国自各来源地进口的农产品总额，美国、巴西、东盟排名前三位。

⑤选择中国—东盟自贸区、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在签署时间上，中国—东盟自贸区选择其“早期收获计划”实施时间，即2004年；中国—智利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选择各自正式生效年份，分别是2006年、2008年。

⑥高收入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分别参考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和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数据库（MSCI）。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中，高收入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荷兰、新西兰、西班牙、瑞士、英国、美国，包括作为我国主要农产品来源地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根据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数据库的界定，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西、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泰国。

⑦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详列。如需要实际分布图，可联系作者。

参考文献：

[1]蓝庆新，唐琬.中国自其他金砖国家进口贸易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2）：74-84.

[2]罗必良.疫情高发期的农业发展：新挑战与新思维[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1-6.

[3]FELBERMAYR G J，KOHLER W.Exploring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world trade[J].Review of world eco？ nomics，2006，142（4）：642-674.

[4]BESEDE？T，PRUSA T J.The role of extensive and inten？ sive margins and export growth[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1，96（2）：371-379.

[5]錢学锋.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管理世界，2008（9）：48-56.

[6]HELPMAN E，MELITZ M，RUBINSTEIN Y.Estimating trade flows：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J].Quarter？ 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8，123（2）：441-487.

[7]FEENSTRA R C.New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measure？ ment of international price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4，84（1）：157-177.

[8]HUMMELS D，KLENOW P J.The variety and quality of a nations expor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5，95（3）：704-723.

[9]AMITI M，FREUND C.An anatomy of Chinas trade growth[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2008.

[10]AMURGO-PACHECO A，PIEROLA D M.Patterns of ex？ port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Z].Policy research of World Bank work？ ing paper，2008.

[11]盛斌，吕越.对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再测算：基于2001—2010年中国微观贸易数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4（11）：25-36.

[12]陈勇兵，付浪，汪婷，等.区域贸易协定与出口的二元边际：基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微观数据分析[J].国际商务研究，2015（2）：21-34.

[13]喻春娇，阮琪.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源泉研究[J].亚太经济，2017（2）：146-154，176.

[14]朱晶，徐志远，李天祥.“一带”背景下中国对中亚五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波动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5）：111-120，154-155.

[15]刘祥霞，安同信，陈宁宁.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和行业结构特征——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5（12）：135-142.

[16]耿献辉，张晓恒，周应恒.中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14（5）：36-50.

[17]谭晶荣，刘莉，王瑞，等.中越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3，34（10）：56-63，111.

[18]范爱军，刘馨遥.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J].世界经济研究，2012（5）：36-42.

[19]李淑贞.中国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二元边际与决定因素[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3）：119-128.

[20]魏浩，郭也.中国进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2）：37-49.

[21]曹亮，何成杰，李梦珊.CAFTA框架下中国进口三元边际及其决定因素[J].国际贸易问题，2014（5）：85-94.

[22]曹亮，袁德胜，何成杰，等.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16）：110-113.

[23]áLVAREZ R，CLARO S.On the sources of Chinas export growth[C].Working papers Central Bank of Chile，2007.

[24]王贝贝，刘春鹏.“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对中亚国家出口增长路径比较——基于三元边际分解及引力模型的实证[J].中国流通经济，2019，33（12）：85-94.

[25]施炳展.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元边际[J].经济学（季刊），2010，9（4）：1 311-1 330.

[26]施炳展.中印出口增长方式比较——基于广度、价格与数量的分解[J].当代财经，2011（4）：94-101.

[27]魏昀妍，樊秀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7（6）：166-176.

[28]魏昀妍，樊秀峰.双边政治关系与中国对亚欧国家出口贸易增长分析——基于三元边际视角[J].国际经贸探索，2017（7）：60-73.

[29]颜小挺，祁春节.中国对东盟生鲜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水果出口为例[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31（4）：67-73.

[30]赵金鑫，田志宏，陈红华.我国饲料产品进口增长的三元边际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7）：94-101.

[31]刘瑶，丁妍.中国ICT产品的出口增长是否实现了以质取胜——基于三元分解及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1）：52-64.

[32]钟建军.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真的超过日本了吗——基于三元边际分解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11）：86-96.

[33]徐芬，劉宏曼.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自贸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研究——基于SYSGMM估计的进口需求模型[J].农业经济问题，2017，38（9）：76-84，111-112.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based on the Three Margins of Trade Growth

XU Fe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imports show a rapid growth trend as a whole，but there are also obvious structural imbalan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US trade friction and COVID-19，the discussion of the trade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more important. The trade structure of Chinas import grow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broken down by adopting the three margins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quantity margi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r Chinas agricultural import increase，which indicates that China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the import of exis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may increase Chinas trade risk，especially the greater dependence on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members of FTA；the import pr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was high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level，imports of high-quality and high-priced products have increased，but pricing power of imported products needs to be improved；the vari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was relatively abundant，import substitutability of products could be gradually enhanced，but its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imports was less than quantity margin. Therefore，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ree margins，there is a certain imbalance in the trade structur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 China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import typ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strengthen the stability of the sour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improve the futures marke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improve the pricing voi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Key words：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ort；trade structure；quantity margin；price margin；width mar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