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乎?讽喻乎?

陈学勇

摘要：小说《杨妈》主题诠释多有歧义，本文于同情、歌颂劳动人民的流行看法外，认为是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弱点的讽喻。小说体现了凌叔华一贯的闺秀派温婉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以颂扬无产者为时尚的思潮中，可见出凌叔华的《杨妈》别树一帜。

关键词：凌叔华《杨妈》讽喻温婉

《杨妈》算不上凌叔华小说中的名篇，然而常为研究者津津乐道。或许是凌叔华小说写惯“高门巨族”的太太、闺秀或女学生，这篇描写底层民众的作品便以其稀见而受人瞩目。作品缘起几个文人在胡适家里的一次聚首，他们有凌叔华、陈西滢、丁西林、徐志摩。在座的说到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家保姆的酸辛，都觉得可以写成作品，小说、剧本、诗歌。数年后许诺写作的其他人均已作罢，唯凌叔华没有食言，《杨妈》发表于1929年6月《新月》杂志。

主人公杨妈是从农村新来高府的女佣，三十岁守寡，顽劣的独子贸然出走，不知跑哪处驻防当兵去了。这样的遭际当然很是不幸，学人论及《杨妈》，往往视作同情民众的小说：“作者以女性的身份对这种母爱寄予同情与理解。”（<世俗母亲的期盼与焦虑》）歌颂她的“坚强与慈爱”（《浅吟低口昌一代才女凌叔华》），“杨妈敦厚本分，诚实勤劳，她的身上几乎凝聚了中国传统妇女的一切美德”（《凌叔华小说艺术论》）。“从杨妈身上，我们感到了人性之纯之美。”（《对中国现代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不一而足。

稍加辨析，不难看出<杨妈》的题旨并不在此。题材不等同于主题，同一题材完全可以写出不同主题的作品。描写穷苦人的故事未必就是同情他们，须看全篇构思指向。《杨妈》的情节是主人公对儿子的刻骨思念和不懈寻找。杨妈生活穷困，且丧父失子，这只是交代她的穷苦人身份而已，非小说创作初衷。整篇观察，小说无意渲染杨妈悲苦，如祥林嫂，道尽她一生凄楚，直至暴毙路边。毕竟杨妈尚未沦落到无以为生的绝地，何况还幸运地遇上善待下人的东家。她本可以平平静静地生活下去，不至于不得善终。作者的笔墨除了用到杨妈的质朴本分上，更着意刻画她溺爱儿子不能自拔，这才是她悲苦结局的原因。杨妈太过痴愚，娇惯的原是个不明事理的忤逆儿子：“太宝贵了他，有什么就给什么，她的工钱差不多都为儿子化了。长到十几岁学到偷鸡摸狗的胡闹，整天跟着一群下流人跑。”“见了妈，说不到三句话就是要钱，妈有时给慢了些，他就瞪了眼。”“念过一年书，给学塾的先生赶出来了。”杨妈央求人送儿子进铺子学徒;儿子吃不了徒工那苦，杨妈又央求人送他再进学塾;再次入学不到三个月，儿子逃学跑得无影无踪。不知自省的母亲竟找学塾要人，先生呛她，这个学生早就该开除。杨妈“也知道她这个儿子不务正业，什么下流事都肯干”，却不予儿子一句教训，连劝说都没有。杨妈不肯承认溺爱，旁人则看得十分明白。她堂妹说，杨妈“就这件事看不开”。此话正点破题旨。即使杨妈最后不知所踪，也绝非穷困逼迫，而是执迷不悟，冒险寻子。翻山越岭千里迢迢，沿路劫匪危险重重，她也义无反顾远赴甘肃，寻找未必是在那里的不孝之子，她必定凶多吉少。

子不教“母”之过，失去育子理性，实乃愚妇之举——尽管不忍心这么说憨厚的杨妈。凌叔华小说的一个重要命题即讽喻女性弱点，各式女人的各式弱点，《杨妈》便在其中。母性诚然伟大，那是出于抽象的概括;具体到生活里，到每位个体，母爱形态各式各样，难免混杂非伟大的人性弱点。过犹不及，纵然是爱。胡适说《杨妈》作者“自有她的意境与作风”，这意境怕不在同情杨妈。幸逢20世纪“农工神圣”的二三十年代之交，文学作品竞相描写下层民众，要不同情要不歌颂，尤以歌颂为尚，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沈睡的晚上》，皆是。凌叔华置身洪流之外，另辟小径，需要一点创作胆识。或与胆识无关，纯由“京派”文学思想驱使。

自古而今，人性弱点有它人类本能固性，任社会天翻地覆，弱点不会随之消逝。<杨妈》发表已经九十余载，作者去世也差不多三十个春秋，作品讽喻杨妈内容似未褪去现实意义，当下仍不失针砭作用，所讽或愈具普遍性，许多“小少爷”“小公主”的家长不难从中照见自己。

关爱儿女显然不该像作品里的杨妈，毫无理性地一味娇宠。有意思的是，生活中的作者似又矫枉过正，趋于另一极端。凌叔华对女儿陈小滢抚育则过于理性，死守“科学育儿”读物刻板操作。待女儿稍长，平素亦少嘘寒问暖，因而独生女儿与她的感情一直不大融洽——这些属题外的闲话了。

杨妈悲剧在小说里并未以完整故事来正面铺陈，而是借几个人物家常闲谈，做碎片化处理。场景均置于客厅，杨妈身世，儿子劣迹，她对儿子痴情，以及寻子的起因、过从、结局，全放在客厅里断断续续的闲谈中陈述。此前剧作家丁西林为凌叔华成名作《酒后》写过同名独幕剧，这回同样可为《杨妈》再写个独幕剧。凌叔华不是写故事写矛盾，是写生活。走的是曼斯菲尔德、契诃夫的路子。讽喻不露锋芒，一如惯常她的艺术风格，依旧温婉，这才令一些学人误读。小说结尾仅仅写了一句：“杨妈到底也没有回来。”作者特意不言明她亡命塞外——完全可能，完全可以这么设置情节。然而小说无意渲染悲情，不忍点破现实中惨状，从而弱化了悲剧气氛。悲剧不悲，或谓无事的悲剧。作品避开风霜刀剑，如庭院池塘涟漪，甚至飘拂些许淡淡的惆怅氛围。这般构思，求沉思而非激怒，或有助于追问人性弱点的艺术效果。

作品写杨妈堂妹的“闲谈”不少，借助她介绍情节背景并评点杨妈言行，但仅仅承担小说结构作用，形象倒不如高先生、高太太鲜明。东家夫妇本来也类同堂妹，不过情节设置需要才出场的“龙套”人物，由于作者对他们如对自己一般熟悉，淡淡素描，不经意地显示出他俩的善良仗义，再次例證了凌叔华刻画人物的功力。

置凌叔华于女作家创作谱系，“五四”初期冰亡、、庐隐、淦女士（冯沅君）的小说，或直奔主题，或结构涣散，或人物形象单薄，均不及凌叔华的蕴藉、精致、丰满。凌叔华不像冰心说教，不像庐隐滥情，不像淦女士呐喊。创作《酒后》不染狂飙时代的奔放，创作《杨妈》不随“普罗”洪流充溢激愤，表现出凌叔华独特的娴雅，是徐志摩说的：“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娴雅风格某种程度缘自她足不出户，大受生活体验局限。这局限反而成就她闺秀派特色，犹如倒了嗓子的周信芳创造了京剧的麒派。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小说，到凌叔华的出现才臻于艺术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