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擅于写都市题材的小说快手

黄桂元

总括起来，我对李治邦小说的印象大抵是，近距离描摹人们感同身受、人间烟火呛鼻的生存现状，继承的大体属于我们曾经十分熟悉却久违了的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套路。李治邦数量繁多的小说，经过近四十年的笔墨经营，已经呈现出一种平民化的叙事风貌，并逐渐显露出具有标识度的“李氏”特色。他的小说常常透过人们习焉不察的生活现象，悉心编织普通人的生存经纬，营造如临其境的故事氛围，直抵人生本质。这个过程中，他的写作轻车熟路，自然随意，仿佛漫不经心，又似乎有些小题大做，却总能击中生活和人性的要害，而且你在其中不会嗅到丝毫的贵族气息。他喜欢以直来直去、快人快语的叙述姿态示人，从不玩弄花活，从不故作玄奥，一如既往地讲述当下那些很有现场感的人间故事，他写的这些故事与人物既非传奇，也不惊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似曾相识，却又鲜活独特，可以归结为难以重复的“这一个”。他的小说驾驭故事也有自己的绝活，或者说，他有一种让小说故事由暗转明的戏剧化的逆转能力。读者对小说有多元化需求，包括是否好读，李治邦的小说无疑属于好读的小说之列。他擅长运用对立手法刻画不同人物。比如《城市五景》中黑子与盲少年真钞与假币的对峙;守夜值班员与幼儿园阿姨之间的善良与颓废之间的比较;博物馆李崇好对画的审美追求等等，结尾处更是独具匠心。比如他写的《佛爷》，佛爷有良心的不安，道德的尺度，作恶有底线，而且专与不义之徒特别是强权贪官对着干，小说结尾处“他们惊呆了，看到张一鸣叉着腰站着，费局蹲着”，一个神偷居然叉着腰，而让贪官慢慢蹲在地上，这个场面有些搞笑，也让人回味。

李治邦的许多小说，通过人物的对立与博弈，凸显不同性格差异，角逐过程不无悬念，戏剧性的困境中闪烁着娱乐化的光亮，有的小说写小人物种种近乎荒唐的不如意，无伤大雅的纠结，怪异的生理毛病，无厘头的悬念。还有他的《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主人公“我”偶然发现他的领导也在寻找治疗忧郁症的良方，里面暗含了反讽意味。领导也在打探那种药，却闪闪烁烁不去明说，没有得到答案，“领导背着手气哼哼地走了”。包括《巴黎老佛爷店》的结尾，一直很自负的木马沉思地看着“我”说，你小子太奢华了，都属于点睛之笔。《碰撞》中的交警作为弱势的英雄，与仗势欺人的违章者的叫板，另一篇《暗示》的戏剧化就非常奇葩。刘迟平时有个放响屁的习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一次在厕所见到经理，经理对他说，你这个爱放屁的习惯耽误前程，我在台上讲话正带劲，下面刚要鼓掌，你这一个屁就给搅黄了，刘迟诉说了无药可治的苦恼，经理说，给你调换一个地方，就不能放屁了，说完经理提着裤子走了。放屁给刘迟人生命运带来的荣辱起伏，虽很有“包袱”效果，但似乎正是这个笑点稀释了作品本来应有的更多意蕴。太多的生物性细节，容易弱化本来应有的严肃性的主题深度。莫言在不同的小说中多次写到大便，用他所擅长的习惯性渲染性手法，有质感，有画面，有视觉冲击的效果，李美皆在一篇评论中曾对这种“粪便美学”提出异议，表示自己“保留恶心的权利”，莫言本人也认为中学生先不要读他的小说，可以读他的散文。这说明作家的一些容易给读者带来生理不适感觉的描写，有个“度”的美学分寸需要把握，就像走钢丝，属于高难动作，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一流小说家，即使在小说中呈现出戏剧化味道，也应该是“不着痕迹的戏剧化”。再有，你对几近口语化叙述的运用手到擒来，李治邦就有了这个不留痕迹的本事。从《碰撞》、《暗示》到《巴黎老佛爷店》，尽管描写内容不同，但这些作品都拒绝使用艰涩的语言，拒绝貌似高深的叙事氛围。李治邦的语言具有特殊的天津味道，但不是掉书袋掉出来的方言，应该是那种骨子里的，有着明显辨识度的地域特色。

李治邦小说的快节奏叙述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批评家王彬彬曾把这类小说叫做“赶路式小说”，以区别于“散步式小说”，还是比较形象的。李治邦小说确实很少大段的静态描述，而多为行色匆匆的“赶路式”快节奏叙述姿态，有时偶尔也会于故事推进中插入少许散步架势，也只如蜻蜓点水，宛如碎片，相当于喘口气的小憩片刻，比如他的《我怎么就得了这种病》有这么一段：“离婚以后，毛伟杰一个人过着单身的生活，他答应前妻照看闺女，起码有孩子在身边也能有个家的感觉，可闺女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跟他的父母生活。闺女的理由很充足，跟你在一起，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你不让我玩游戏，不让我看电视，不让我出去跟小伙伴们玩儿。他自己用热水泡脚，但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前妻在的时候，会在热水里撒些中药，那股子味道很冲。有年冬天暖气来得晚，屋子里像是冰窖。前妻提前钻进他被窝里，给他捂被窝。两个人就裹在一个被窝里取暖”。从中可以看到无论如何，李治邦的小说人物大多都具有快速行动能力，他习惯于用人物行动带动故事发展，串起情节，推进叙述，对话更是永远不会饶舌。见不到他笔下的人物的长篇大论，侃侃而谈，场景转化也从不做刻意交待，转身灵活，行为迅速，从不拖泥带水，这一切构成了他独特的小说叙述常态。

说起李治邦的小说《我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他近十年来写了十几部反映抑郁症题材的小说，比如《心理医生》、《暗示》、《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孤独行走》等，都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因为写抑郁症的作家在国内还很少，也形成了李治邦选材方面的独特和新意。如今，中国民众对抑郁症这个词已经不再陌生。据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抑郁症已经成为排在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位置。不过，对于这种心理疾病的定位需要综合判断才能下结论，不是说，有人自述今天心情不佳，就是患了抑郁症，抑郁症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自责自罪，有睡眠障碍，重者则悲观厌世，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在李治邦笔下的以抑郁症为题材的小说，症状部分与之类似，而且还在日益加剧。应该说，他在《我吃的药不能告诉你》中描述的主人公博物馆的馆长高动意，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并非是个案。这与人性的善与恶没有关系。不过，这样一位多愁善感、情感脆弱的博物馆馆长，患了抑郁症也不会令人奇怪。很显然，李治邦小说的醉翁之意不在写高动意，只是让高动意的日常生活场景、心理疾患形成和性格成为表现的载体。这也是李治邦的习惯处理方式，为的是强化一種日常生存状态的近景描述，以展示复杂微妙的社会世相百态。

当然，李治邦的小说不仅仅是反映抑郁症题材的，他的资源有自己的优势，题材内容丰富，故事品种多样，如《城市五景》使我们再次领略他的小说叙事宽度。写了城市的五个主要景点，但更主要的带出来景点里边的人和事。五个景点的五个人物都有不同，而且互相的性格差异，人物角色都相差很大，反而有了一种象形的对比。这样作家往往有着参与生活的热忱，兼具观察者的冷静与敏锐，以此切入芜杂纷乱的生活表象。他的小说人物画廊男男女女林林总总、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却很难发现其中的人生轨迹彼此雷同，相互重叠。这些人物未必都经历过惊世骇俗、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却有着各自的苦恼、烦扰、失落，同时也不乏具有日常美学色彩的小欢愉、小确幸、小满足。在这个过程创造性的活动中，作家内心沉淀着爱与痛苦，克制着炫技的冲动，挣脱着华而不实的修饰，非常难能可贵。李治邦写小说的语言用非书面语即口语，达到看似轻松实则意蕴深切的叙事效果，这也是他一直追求的书写境界。叙事中，语言渲染要有冲击感和新鲜感，小说的语言和对话、要是没有冲击力的话，就让人没有感觉，不能引起震动，自然就没有读者。所以说李治邦在小说里边的语言，注重了视觉冲击力和语言冲击力、情节的冲击力、对话的冲击力，让这些有语言力量的文字都摆在了小说读者面前。我们不能不承认小说是需要技巧的，小说是需要通过叙述技巧来提高整个水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