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隐喻理论视界下“鼠”之认知解读
——以《汉语大词典》为考察对象

黄交军，李国英

(1.贵阳学院 文化传媒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5；2.贵阳市 青岩贵璜中学，贵州 贵阳 550027)

一、引言

二、概念隐喻理论视界下《汉语大词典》“鼠”之认知解读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诗·魏风·硕鼠》)。《诗经》作为中国文学之总活水源头，对后世影响甚大，闻一多经考证后提出：“《三百篇》中以‘鸟’起兴者，亦不可胜计，其基本观点疑亦导源于图腾。歌谣中称‘鸟’者，在歌者之心理，最初本只自视为鸟，非假鸟以为喻也。”[4]106然时移世易，肇始于动物图腾的华夏民族心理意识后逐渐由浅入深、层累积淀成艺术技巧、民谚俗语而习焉不察，“历时愈久，图腾意识愈薄，而修辞意味愈浓”。《诗经》以“鼠”为主题凡6篇，如“鼠思泣血、无言不疾”(《小雅·雨无正》)、“风雨攸除、鸟鼠攸去、君子攸芋”(《小雅·斯干》)、“穹窒熏鼠”(《豳风·七月》)、“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国风·召南·行露》)等。而最为经典的新奇比喻首推“硕鼠”，《诗·魏风·硕鼠序》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成为国君重敛之下民不聊生的典实，后世文人常用硕鼠、大鼠来比喻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如南朝宋鲍照的《代白头吟》诗云：“食苗实硕鼠，点白信苍蝇。”又明朝陈汝元《金莲记·释愤》：“朝堂上嫁毒枭鸱，仕途中阴爻硕鼠。”清代黄遵宪《台湾行》诗亦曰：“取我脂膏供仇虏，眈眈无厌彼硕鼠。”时至今日，硕鼠仍是国人耳熟能详的常规隐喻，并发展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修辞用法，有力地扩充丰富了汉语词汇与意义表达，而“词典尤其是大型权威辞典的精确解释是我们参照考察的重要依据，同时也是事实判断与结论产生的关键支撑材料”[5]。《汉语大词典》为我国目前规模最大、收词最多的一部超级语文工具书，涉及社会生活、古今习俗、文化源流、宗教教义等诸多方面，是我们考察鼠之隐喻现象的认知活源泉与绝佳语料库。经考察《汉语大词典》收录鼠之隐喻修辞主要表现在从粮仓硕鼠到财神瑞兽、从腥膻腐鼠到情义礼鼠、从毛虫微物到生育图腾”三个方面。

1．从粮仓硕鼠到财神瑞兽

“诗歌硕鼠相乐郊，泽自无鱼可堪竭。何时天狼陨芒焰，尽驱狐兔絷故穴。”(南宋·程公许《和小阮沇感时韵》)与传统语言学居囿于“文学修辞”一隅不同的是，认知语言学者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主张隐喻本质上乃人类一种认知现象,且无处不在。[6]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其实质更是人们认知世界、观照世界的具身感知与形成概念的核心工具。在认知语言学看来，作为人类认知、概念化及范畴化的思维利器，隐喻内在工作机制颇为复杂，受到地理环境、民族心理、文化模式等诸多因素制约，往往用“映射”方式来阐明概念隐喻的生成原理，即跨域映射为始源域出发认知目标域完成概念投射，基于人的身体体验，以一个人们日常较为熟悉、容易理解的始源域构建并映射到一个相对陌生、较难理解的目标域，从哲学理论高度挑落了隐喻的神秘面纱：人类思维与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性的。

以“硕鼠”为例：

“翻盆硕鼠全欺暗，绕鬓飞蚊始作娇”(南宋·郑清之《夜雨不睡》)。检视《汉语大词典》及历代文献典籍，“硕鼠”无疑属中国文学世界中的高频词汇，乃经典意象之一，追根溯源堪称认知语言学的“原型”概念。原型是“人类事物范畴中全体成员最具典型特征与本质属性的核心代表、标准成员及黄金楷模，乃人们对客观世界与意义世界进行范畴化、概念化、系统化的认知参照点，为‘理想化’的心理表征，被视为同类事物范畴赖以建立的鉴别模型、衡量标尺和存在根基，是学界同仁剖析阐释社会文化难点、热点、焦点、痛点问题的认知利器与解码神器”[7]。而硕鼠(始源域)与贪官(目标域)之所以能够建立快速有效的映射关系，源于贪官贪婪给百姓造成的损失及痛苦与老鼠偷吃毁坏人类粮食带来的伤痛是一致的，二者的形体与结果有高度相似性与相关性。基于这一性质的清醒认知判断，故先民在构建“贪官(剥削者)”这一新事物概念时能迅捷地以硕鼠原型结构为参照基础完成系统映射，有助于人们理解和熟悉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抽象事物、新鲜概念。

“移家幸亡恙，所苦多硕鼠。啮衣费纫缝，盗肉恣含咀”(北宋·章甫《代呼延信夫以笋乞猫於韩子云》)流风所及，从者如云，古代墨客骚人撰诗文讽时事，往往追求含蓄蕴藉，喜欢托物言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明·李贽《焚书·杂说》)。吟咏鼠类动物时实则是鞭挞现实，有感而发，别有所指，并非无的放矢。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尚书·尧典》)、“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北宋·周敦颐《通书·文辞》)，隐喻自然成为谋篇布局、行文缀词的首选修辞手法。先民常用“鼠凭社贵”比喻君主近臣依仗君主威势横行无忌，语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而“鼠黠窥人走，僮顽背客眠”(南宋·释文珦《剡源山房》)则表现了古人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充分挖掘鼠类动物各种习性特征，并运用隐喻方式投射到人类世界，成为古人感知世界、表达世界的衡量尺度与认知利器。老鼠除食性贪婪外，还有狡猾诡秘等特征，故人们用“鼠黠”一词指像鼠一样狡猾，见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卷五：“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蛊。咨趄鼠黠，左道弄权。”而“鼠迹狐踪”比喻人行踪鬼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史书佔毕二》云：“羽精忠大节，而世有责之备者；蒙鼠迹狐踪，而世有赞其能者。吾所为废书太息也。”

中国哲学推崇“阴阳互化、太极和谐”，讲究对事物现象进行辩证认识，而非机械偏颇，如《灵枢·论疾诊尺》云：“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受此影响，渗透内化到民族心理，成为华夏先民追求天、地、人、神、鬼等五位一体和合观的重要哲学基础。鼠在社会主流印象中，几乎多以“硕鼠”等面目出现，然细究却发现，华夏先民竟然亦视老鼠为聚宝财神、吐财瑞兽。夏衍明确指出：“我国有些地区称‘鼠’为‘财神’，对它的光临，甚至有点欢迎。(这现象)在今天诚令人难以置信，却系确凿事实。”(《博物记趣·甲子谈鼠》)“地贮金丹藏箬下，芝翻白鼠走岩前”(南宋·李汇《游洞霄》)。考鼠为财神之神话传说源流，学界似均以藏传佛教“吐宝鼠”(梵文：nakula；藏名“Nevu-le纽列”)为宗，又名吐宝神鼬或吐宝鼠鼬，吐宝鼠乃财神之誓言物。

东晋葛洪《抱朴子·对俗》记载：“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可见鼠为神兽观念古已有之。从概念隐喻理论出发，鼠乃财神源头当起于中国本土。对先民而言，鼠固然偷吃人类粮食着实可恨，但人们并未局限于此，而是进一步发现鼠类有囤粮积粟之癖好,掘其洞穴里面往往广集粮食，储藏丰富，故鼠发展而成余粮富足之象征,承载着劳苦大众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寄托，是民间广为崇信之财神、吉神和福神，具有通灵显神的能力与灵性。在百姓心目中，老鼠驾临意味着家有余粮可喜可贺，如连鼠都不光顾，说明该户家徒四壁，无处立锥，故老鼠被隐喻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吐宝吐钱的“财神爷”。语言表达上鼠与“数”谐音双关，意为“数钱”“数财”，故玉器等雕刻老鼠之形寓意生意兴隆，招财进宝，吉庆盈门。《田家杂占·鼠》云：“凡见鼠立，主大吉庆。”《百怪书》亦云：“鼠咋人衣领，有福则吉。”据说老鼠叫声像数铜板之音，铜板之间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仿若老鼠“吱吱”声。《田家五行·论祥瑞》曰：“鼠咬人悫头、帽子、衫领，主得财。喜，百日内至；(鼠)半夜前作数钱声者，主招财吉；鼠狼来窟，其家必长吉。”清代方睿颐《梦园丛说》载粤东“钱鼠”玩具“其吻尖，其尾长，其声若数钱然，故名。俗云：见则主人家有吉庆事。亦犹京师人尊猬为财神也。”旧时湖北等地以此声为吉祥之兆。古人断定白鼠出没处下有金矿或藏有金锭。《白泽图》云：“白鼠以昏时见于丘陵之间，视所出入中有金。”《地镜图》亦曰：“黄金之见为火及白鼠。”鼠也通“黍”，江南旧俗除夕流行散食饲鼠。《蕉轩随录》记载清代除夕备酒果置空室中饲鼠之尚，年夜要散食饲鼠，冀盼来年五谷丰登，俗呼“敬鼠”。黎民百姓把鼠称为“仓神”，正月廿五是“仓神节”，又称“填仓节”，家家户户祭“仓神”。古代甚至有鼠捧珠报恩之说，见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永康蔡喜夫避雨南陇，夜有大鼠，形如犭屯子，浮水而来，径伏喜夫奴床角。怒愍而不犯，每食辄以余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许珠，留置奴床前，啾啾状如欲语。从此去来不绝，亦能隐形，又知人祸福。”

2．从腥膻腐鼠到情义礼鼠

“鼠肝虽眇小，蛛腹欲婪酣”(南宋·刘克庄《蚊二首》)。无独有偶，庄子话语体系中惯用老鼠之部位斥为轻贱之物，如“鼠肝虫臂”即比喻微末轻贱的人或物。《庄子·大宗师》言：“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原意为以人之大，亦可以化为鼠肝虫臂等微贱之物，故“鼠肝(鼠的肝)”比喻轻微卑贱之物。如唐朝高彦休《唐阙史·军中生饩》：“及大军加境，畅饮荐羞，不常厥味，猫脾鼠肝，亦登于俎。”俗语云：“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似乎与鼠有关的词语，均含贬义色彩，如人们用“鼠屎汙羹”或“鼠屎污羹”比喻加进不好的东西，从而破坏了原来美的事物，见〔北宋〕孙觌《跋吴省元真赞》：“吴公前辈盛德，予宿昔所敬慕，制一偈自赞，皆佛菩萨语,启诵三过，欲下一句而家有识真者，恐得鼠屎污羹之诮。”

与传统固定印象迥异的是，先民对待鼠乃至万事万物采用“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礼记·三年问》)、“能近取譬”(《论语·雍也》)的观法思维与隐喻原则，古人从老鼠行为姿态上也频频挖掘领悟出礼义道德的人文启示与正面价值，“礼鼠拱而立，骇牛躅且鸣”(韩愈《城南联句》)。明代刘绩《霏雪录》写道：“北方黄鼠，穴处各有配匹，人掘其穴者，见其中作小土窖，若床榻之状，则牝牡所居之处也……天气晴和时出坐穴口，见人则拱前腋如揖状，即窜入穴。《韩(愈)孟(郊)联句》所谓‘礼鼠拱而立’者，是也。”也有称“拱鼠”的，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载：“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见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跳跃而去。秦川有之。”考礼鼠、拱鼠词源，礼鼠拱手作揖之态与古代中国礼乐教化天下的相见揖礼高度相似。中国被世界盛誉为“礼乐之邦”“礼仪之邦”，早至上古周朝时就已非常推崇礼乐文明，且善于从鼠类等动物形体上汲取灵感。先秦时道教楼观派、文始派祖师关尹子(与老子同时，曾担任周朝高官)即强调圣贤通过师法“拱鼠”交流方式确立人间礼仪与典章制度，见《关尹子·三极》：“圣人师蜂立君臣，师蜘蛛立网罟，师拱鼠制礼，师战蚁置兵。众人师贤人，贤人师圣人，圣人师万物。惟圣人同物，所以无我。”物我一体、众生同齐的哲学思想完美契合“唐韩子(韩愈)言医师之用药，匠氏之用木，有如相之用人。其取譬可谓亲且切矣”(明·张纶《林泉随笔》)的隐喻观念。

“孤鸦唤晴晖，拱鼠濯清泚”(南宋·白玉蟾《西湖大醉走笔百韵》)。正因拱鼠与先民道德规范高度吻合，故它成为人类世界效仿礼赞的动物对象。南宋宰相郑清之赋诗劝诫士子谨遵“或惊若脱兔，或拱若礼鼠”(《江汉亭百韵》)有道君子之范、高洁修行之姿。由此也可以明晓典籍载录诸多“鼠报”缘由。如明代刘昌《悬笥琐探》：“尝闻余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于庭前沟口，独见一鼠对面拱立。心虽不以为怪，亦谓颇奇。因向之曰：尔亦知泰来之贺邪。其鼠复如揖拜之状，而去。大父晚年子孙蕃衍家事从容，至老康健。寿享八十九岁，可谓吉庆矣。因以此事问前辈，乃云常于杂书中曾见此说。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庆必有，阴德所致而然。”在这里，鼠已化身为有情有义的生命精灵。

3．从毛虫微物到生育图腾

“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民国·弘一法师《满江红·民国肇造填满江红志感》)。老鼠因其体小尾长，被人们轻视为“微末之物”。如《马自然传》载驯鼠道人马湘贴符呼鼠戒曰：“汝毛虫微物，天与粒食，何得密屋穴墙，昼夜扰于相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禽虫典·鼠部》)以人类认知心理论之，凡是微小的事物在体量、重量、能量等衡量维度上不凸显，难以引人瞩目，容易被肉眼忽视，故在进行概念隐喻表达时往往指称无足轻重，甚至发展成贬义词，负面意义较浓，如先民用“鼠子”作詈词，谓卑微不足称道的人，见《东观汉记·城阳恭王祉传》：“敞怒叱太守曰：‘鼠子何敢尔！’”而老鼠易受惊潜逃，故被人类视为胆怯懦弱。《魏书·汝阴王天赐传》载：“言同百舌，胆若鼷鼠。”后以“胆小如鼠”“胆小如鼷”形容胆量极小，而“鼠胆”比喻怯懦的胆量，如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第三章里写道：“更说不到有什么实际的政治力量和进步的武装力量做保障，使顽固派反动派的鼠胆不得不于横行之余稍稍有所顾忌。”同理气量、肚量亦如此，“鼠量”隐喻量小，见北宋王之道的词《西江月·和董令升燕宴分茶》：“看花不觉酒浮觞，醉倒宁辞鼠量。”同“鼠腹鸡肠”，犹言“鼠肚鸡肠”，比喻人器量小，不能容人，《金瓶梅词话》第三一回：“金莲道：‘不是这说贼三寸货强盗，那鼠腹鸡肠的心儿，只好有三寸大一般。’”亦作“鼠腹蜗肠”，如《西游记》第七六回：“(二怪、三怪)哀告道：‘大圣啊，祇说你是个宽洪海量之仙，谁知是个鼠腹蜗肠之辈。’”

“白鸡巨浸九龄亚，青鼠妖星千道棱”(南宋·高斯得《冬大雷电》)。不仅鼠胆、鼠量、鼠腹如此，推而广之，古人用鼠目、鼠步隐喻指称事物时也是这样，如“鼠目”谓眼小而突出，形容人的寒贱相。见元好问《送奉先从军》诗：“潦倒书生百战场，功名都属绣衣郎，虎头食肉无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而“鼠目寸光”隐喻人眼光短，见识浅，见清朝蒋士铨的《桂林霜·完忠》：“俺主公豁达大度，兼容并包，尔反鼠目寸光、执迷不悟。”古人用“鼠步”指如老鼠行走，意为畏惧而小心谨慎，如北宋叶廷珪《海录碎事·人事》：“杨球为司隶，权门股栗，皆雀目鼠步。”受老鼠隐喻惯性影响，其他含鼠修辞亦具类似倾向，如借“鼠入牛角”比喻势力愈来愈小，《新五代史·南汉世家·刘玢》：“奈何吾子孙不肖，后世如鼠入牛角，势当渐小尔！”而“鼠壤(鼠穴之土)”比喻事物松散、空疏，见龚自珍《家塾策问二》：“近儒学术精严，十倍明儒，动讥明人为《兔园》、为鼠壤矣。”以“鼠拖肠”来比喻遭受冷落失意，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不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更有甚者，“鼠妖”原意为老鼠失却本性变成妖怪，实际指老鼠造成的各种奇特灾异现象，如鼠食庄稼、衔尾渡江、猫鼠同处等。旧时史书附会阴阳五行学说，以为木失其性所致。《新唐书·五行志一》：“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凶。时则有服妖，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时则有下体生上之痾，时则有青眚、青祥、鼠妖。”北宋孔武仲《龟石》诗曰：“奸狐妖鼠已破胆，山魑野魅见亦惊。”

“去去去此间，不是留侬处。侬住三十三天天外天，玉皇为侬养男女”(明·佚名《鼠歌二首》其二)。颇费思量的是，与社会大众观念迥异，民间盛行以鼠为尊，奉其作生育图腾，从“毛虫微物”到“生育图腾”，上演了一场社会地位的强势逆袭，完成了身份认同的华丽转身。个中玄机何在？据科学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老鼠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85%。如此不难理解科学家喜欢拿老鼠尤其是小白鼠做实验，原因就是寻找鼠、人之间的生理相似性，通过系统关联更好地为人类医理作出针对性的科学诊断。“鼠孕一月而生，多者六七子”(《本草纲目·鼠释名·集解》)。据《动物大辞典》统计，一对家鼠繁衍后代的理论估算，母鼠一年生6胎，每胎多达8只，照此生殖速度，4年其子孙后代竟达160多万只，让人类及其他生肖动物望尘莫及，叹为观止。生肖鼠在时辰中为子时，谐音籽、子，故人们用鼠喻为“子”意，隐喻多子多孙、多福多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祈子、盼多子、早生贵子是古代农耕社会宗族家庭的头等大事与终极梦想，因人丁兴旺、子孙绵延自然也就拓土更广，收获更多。故民间民俗常以鼠作生育神兽，源于其旺盛的生殖力被视为拥有开创天地之功，这在西南各地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可得到广泛验证。鼠乃生育图腾的观念源远流长，最具代表性的神话即为“鼠咬天开”创世母题，如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讲述天神厄莎请老鼠啃破葫芦，分开天地混沌，救出拉祜族先祖的传奇故事。彝族、白族、佤族、景颇族等民族均有老鼠创世的类似传说，而普米族神话《太阳、月亮和星星》中老鼠则化身为光明的使者，让大地拥有太阳与月亮的照耀陪伴。即使在严肃正统的官修史书中，鼠作为孕育助产的祥瑞动物也多有详实记载，见《宋史·神宗本纪》：“庆历八年四月戊寅，(神宗)生于濮王宫，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神宗之降生，出现祥光、群鼠等异象，印证神宗真龙贵命的政治隐喻，让其承继大统的合法性如有神助、不言而喻。

“天上九龙施法水，人间二鼠齿枯藤”(南宋·吕徽之《咏雪用滕字韵》)。不仅朝野流传鼠为生育之神，以佛教经义观之，老鼠亦为孕育日月天地的主导角色。佛语“二鼠”一词即以白鼠喻白昼、太阳，以黑鼠喻黑夜、月亮，见《翻译名义集·增数譬喻》引《大集经》：“昔有一人避二醉象(生死)，缘藤(命根)入井(无常)。有黑白二鼠(日月)啮藤将断，旁有四蛇(四大)欲螫，下有三龙(三毒)吐火，张爪拒之。其人仰望二象已临井上，忧恼无托。忽有蜂过遗蜜滴入口(五欲)，是人唼蜜，全亡危惧。”正因黑白二鼠对人类有此大恩大德，故被后人所敬仰崇拜，如《抱朴子·任命》抒发“释户庭之独洁，览二鼠而远寤”的哲学之思，南朝梁沈约《四城门》诗称道“六龙既惊轸，二鼠复驰光”的老鼠再生之恩。受宗教本土化影响，唐代外来景教(基督教)典籍《序听迷诗所经》亦将“耶稣”(叙利亚语作“yišō”)译为“移鼠”，乃音译兼意译合璧词[8]，实源于佛教术语“二鼠”(日月/昼夜)，乃“移挪日月/昼夜”义，吻合耶稣造物主身份，与《景教碑》碑文“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铭刻“暗空易而天地开，日月运而昼夜作，匠成万物，然立初人”等内容完美对应。

三、结 语

“有鼠豹采，厥号为鼮。汉朝莫知，中郎能名。赏以束帛，雅业遂盛”(东晋·郭璞《鼮鼠赞》)。鼠作为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因其多面复杂的特征折射出人类认识的一种矛盾心态，从而在正确阐释其文化生成原理时会不断产生困惑，让人无从下手。其实汉字作为一种意象昭彰、认知凸显的表意文字，不是没有生命的语言符号，而是富有智慧与灵性的心智生命体，予人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故汉语被西方哲人誉为“诗性语言”[9]。汉语的隐喻性、象征性、暗示性与影射性，从象形会意之文字渗透到词语组合、篇章段落，其隐喻特征一以贯之、一脉相承，就连美国意象派大师庞德都禁不住慨叹：“用象形构成的中文永远是诗的，情不自禁是诗的。相反，一大行的英语字却不易成为诗。”从隐喻认知而言，鼠固然有偷窃、贪吃等不利缺陷，但受中国哲学“阴阳互化、物我一体”等影响，古人充分认识到其生育能力强、善于囤贮粮食等积极因素，激浊扬清，吐故纳新，汲取其正能量，综合考量后最终将鼠推上十二生肖排行榜冠军。笔者立足于本土语言事实材料，通过概念隐喻理论的新视界，揭开了笼罩在“鼠”首的神秘面纱，解译生肖史的“斯芬克斯之谜”。可以说，通过透视“鼠”之语义发展、词语演变历程，可观中华民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动物隐喻史、生态文明史与人类命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