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失

二○一九年，对于我来说，似乎是不祥的一年。首先是有三对如胶似漆、恩爱得要死的朋友，突然在微信里宣布离婚了。他们离婚的消息像那个季节里的挽歌，让我在晨练时，对每个季节的花朵，致以忧伤的敬礼;接着，两个跟我熟识和不熟识的身边人先后去世，他们一律的，与我年龄不相上下。他们的离去，如早落的叶子簌簌作响，听得我心惊胆颤。有过半年时间，我缓不过神来，仿佛身上有某个部位不舒服;甚至，我想象身体最深处的某个地方，也潜滋暗长着一两个叫“肿瘤”的东西，在等待着医生的发现，微笑地宣布成恶性……

生活中，稀奇古怪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的书法老师，见面就聊一些彗星和日蚀会在同一天出现的事情，使我从他家走出来，怕天桥与马路会突然变成两根绳索，并且交叉起来，把我勒死。他还猛吸了两口烟，将整张脸庞笼罩在一片浓浓的烟雾中，他的话语也如烟雾般神秘而缥缈。他冲着我没来由地说了一句：大乱后大治时期过去了。但也不能麻痹大意、安享太平;不信走着瞧……

书法老师的话像一堵墙壁，一下子将我积攒了一年的不祥、不安围拢在了一起。它们互相踩踏、互相交织、互相生成，像无数虚虚实实、若有若无、绵延不绝的碎声，搅得我心烦意乱、六神无主。

我承认，这几年，我的耳边始终回荡着各种声音。我明白，这是一种积压了无数情绪后演变而成的“病灶”阴影。阴影铺天盖地，紧紧地将我包裹。它曾是一年四季的菜刀声，绵延不绝;也曾是楼上永不停歇的拖动凳椅的声音，像针芒一样扎进我耳膜，永不安宁。再就是狗的叫声、天黑后楼下呼儿喊女的声音。妻子的谩骂声也掺杂了进来，她先是与我一起，共同诅咒那些声音。这时，我感到一种惊喜，还以为是耳朵有毛病。想不到这种声音真实存在，他人也能听得到。我因为有人分担而减轻了一些痛苦。但不久，我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妻子开始谩骂我了。她骂的理由乍一听千种万种，仔细一听，又似是而非。她有时会冲着楼上一根垂下来的电线骂人，而我的电单车分明也在充电;而且，我电单车的电线离她视野更近。但妻子仰着头望着窗外骂，既像骂别人，又像骂我。有时，她突然将没吃完的饭碗一砸，骂起了单位的领导，说单位的领导只会叫老实的人干活，而对那些卖弄风骚、吹嘘拍马的人却放任不管。我听了既觉得解恨，又觉得郁闷。因为，我知道，妻子不是卖弄风骚的女子，我也不是吹嘘拍马的人。我总是在木然的思维中，被妻子猝不及防的骂声惊醒。我不得不将她歇斯底里的骂声纳入到我的声音谱系中，我的脑袋越撑越大，我真怕哪一天会炸开了。

我深深地责怪别人，同时，又深深地责怪自己。我看得出，妻子也是如此。我们的声音，就像两股强大的气流，在剧烈交融产生的锋面上，却温暖如春，气候宜人。我们几乎是在婚后第一次没有丝毫争吵的情况下，在谭城相中了一套房子。

房子像一台消音器，将妻子的谩骂吸纳入无边的深海里。尽管首期交了四十多万，我们的银行账号、衣服的口袋、家里的抽屉已空空如也。但我们咬着牙、使着劲向亲戚朋友借了十万块钱，在新居置办了一些简单的家具，便急不可耐地住了两个晚上。

头一天晚上，我与妻子并排站在偌大的阳台上，我们谁也没说话，我们以难得安静的躯体面对吊坠在前面楼房顶的星星。在楼与楼之间，繁密的树木将破碎成黑片的枝叶沉默地融入沉默的夜里。

妻子打破了沉寂：还是有声音;你听，音乐声、录音机里的音乐声，有人跳广场舞！我从大厅里射进来的灯光中，看见妻子的双脚情不自禁地小跳了一下。我能想象她因腾跳而牵动的面部肌肉。我的心骤然往下一沉，有一半重量飞离躯体，坠入阳台外的暗黑中。

躺在床上，我们谁也没说话。被子很厚、很重，夹杂着一种棉纺味，新鲜而又有点刺激地压在我们身上。我的耳朵一直侧着;它俩好像站在我门两旁的两个看家人，一年四季，不给劳务费也是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我分不清是因为兴奋还是担心，两只耳朵为我分担着这种兴奋和担心。耳朵说：主人，此刻很安静，平安无事。除了楼上有轻微的拖鞋踏过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还有，“哗啦啦”的声音，那么畅快、那么肆意……是小便的声音，在您头顶上;对，就在您头顶上。不过，没事，很快就会过去，他总不可能一泡尿撒到天亮吧？

我听见了耳朵说，但我的头脑里却将这种声音记录了下来，并且永无止境地播放。我觉得頭上的声音正穿破墙体，慢慢倾泻下来，永不间断;我的脸湿了、我的头湿了、我的被子湿了……久而久之，我的床竟然被漂了起来，我躺在一叶颠簸的扁舟中，随波晃动——我有点头晕目眩了。

早上起来，我睁开眼，看见妻子的一双眼，正呆呆地看着我。我从未在起床时看见如此精神的眼神。妻子“噔”地坐起来，抓挠了三四下头发，狠狠地拍了三四下被子，一句话从她蓬乱的长发中奔突出来：太讨厌了，太讨厌了！一个晚上的走路声，“踢踢踏踏”，实在让人烦躁不安！

第二天晚上，上床时，我俩照例谁也不说话。正是临近春节的时候，而此刻的谭城却如盛夏。这座南方边陲的省城最近两三个月都没凉过，哪怕阴天都少有，每天都烈日朗照，骄阳如火。此刻，难得的凉风徐徐，床旁的纱窗细腰轻摆。我触景生情，亦是为了缓解一下这两天沉闷无趣的氛围，侧身向着妻子，一双手像做贼似的向妻子身上试探性地摸过去。妻子的手很果决，她不轻不重地打了我的手一下。我的手还没来得及收回来，妻子的话却先到了：我们再买个车位吧？售楼部小姐一天打我几次电话，都快奔溃了！我的手完全收回来了，我的双手绞放在胸前，我的话语没有犹豫：开电单车买什么车位？妻子说：到谭城住后，你还永远开着那辆破电动车上班？到省城了，还想做土老冒？我嘀咕了一下;这次，我连自己都没有听清说了什么。我到底说了什么呢，我到底想说什么呢，我能有什么可说呢？

我看着天花板，天花板将我的声音隔离了，却将其他声音拦截在了一起、集中在了一起。我唯独找不到自己的声音——自己制造的声音、自己发出的声音。我知道，我是有声音的，只是裹挟在一股更强大的声音里面，它无力突围出来。我有一种虚脱感，我只想沉入梦中，让梦来消解声音。我脑袋“嗡嗡”作响，犹如电梯声响，携带我往蔫蔫的瞌睡状态中坠落……

从谭城回到抚城，已是农历十二月二十四了。我失眠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昏昏沉沉赶到单位。大楼前停着四五辆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的货车，七八个人在车上车下忙着卸货。我走过去，却不认识一人;再走近一些，见工会生活委员陈善华戴着口罩，拿着纸与笔，站在大楼大厅后的玻璃墙边点着数。快过年啦，按照规定，单位要发点福利。我对货车上卸下来的东西兴趣不大，问陈善华：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陈善华说：你不刚从省城回来吗，谭城市民都戴了吧？我有点恍然，想了想，说：我真没留意。陈善华说：你不见我们抚城街上满是戴口罩的吗？

我侧着身子，斜着眼神从陈善华身边走过。陈善华冲我喊了一句：等会儿下来领年货啊。我回头看了陈善华一眼，他嘴上那块天蓝色的棉纱一弹一跳，看得我有点忐忑不安。待上了五楼，走廊上间或飘过一两个同事，他们一律都是戴着口罩。有一个同事戴的口罩不光有褶皱，右腮帮处还伸出一段类似蒙了过滤网的小烟囱来，让他本来扁平的嘴巴变成了猴子嘴，又尖又大，让我有些害怕。

整个走廊一下子陌生起来，空气中流淌着紧张的氛围。往常如家的熟悉感一下子就被剥夺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回了。

接下来的三四天，我恍恍惚惚，大家也都有点心不在焉。脚下一律都是急急的，经过人旁时，都加快了节奏，侧着身子闪进门。同办公室的周子锋说：我在电视里见省城好像很少戴口罩的，我们小地方抚城人却个个怕死……我用一个大大的正脸报他以一笑，因为他没有戴口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身上熟悉的感觉。周子锋又说：不知明天的年终总结表彰会还开吗？请假的不少，上班的觉得不安全……我看着周子锋裸露的嘴巴，说：不至于吧？像问他，也像问自己，更像问领导。

第二天上午，年终总结表彰会如期举行。人群起初像深水里的盲鱼，悠悠的，一条条，游进会场。往日的嬉笑没有了，戴口罩的，与没戴口罩的，中间隔着一层，交流起来，有障碍，主要是彼此的心理也防着一层。戴口罩与戴口罩的，交流起来，比较大胆放心，但中间隔着两层呢，各自的语言此起彼伏，在口罩与嘴唇之间力图冲出一个空间和空隙，以便更顺更快传达出去。所有的语言好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气;雾气与雾气聚在一起，不是特别的清晰，但双方又不敢太大声，怕引起没戴口罩的反感。

总结表彰会很冗长，足足有三个半小时。尽管今年的表彰、颁奖环节放在最后，但获奖者似乎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奋与激动，有的人甚至念了三四次姓名，才慢慢悠悠从人群中长出一截来，走上领奖台。上了台，任由摄影师挑逗，就是不将奖状举起来配合一下。获奖者之间也没互动，甚至连对视也没有。一位获奖者戴着口罩上台，照相时也不取下口罩，摄影师竟懒得提醒，匆匆按了一下快门，就快快闪到一边去了。

领导一宣布年终总结表彰会结束，几乎是在同时，我做出一个决定。我不紧不慢跟在同事后面，在单位财务室领了一万六千元年终奖金。我将一叠崭新的人民币塞进随身的挎包里，回到单位饭堂吃了饭，又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眯了半个小时。然后，直奔抚城动车站，买了一张去谭城的车票。而且是最快去谭城的车票，几乎连气都没喘，一口气从抚城赶往谭城。我在车上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我去谭城，为车位交付首期。估计，我要在新房住一两天……发完短信，我将手机调成静音。我开始专心想雨婷。

动车缓缓滑进车站。雨婷在微信里说：你都在谭城买房了，我们还没见过面……接着，她发了一张住处的定位图给我。我下了动车，觉得车站的地面比往日滑了很多。不管是台阶、斜坡甚至平地，像是有个人在无形地推着我。我脚底打滑，有两三次要滑倒。我努力保持身体平衡，不让自己摔倒。我似控制不住自己不加快脚步前行。

出了车站，我转入地铁。在进地铁站之前，脑子里压根就没想方向和位置。进了地下通道，我才发现，除了方向和位置，还有一号线、二号线和三号线。身边不时有两三个人闪过，像得而复失的影子。我重新拿出手机，调出方位图，对照地名：环城国际城。我开始在每一条蚯蚓似的长线两边找寻熟悉的地名。

我的目光急骤而紧张，周围的脚步也急骤而紧张，只有地铁疏朗而缓慢。我匆忙将身躯塞进地铁的车厢，门一关，一启动，我晃了两下。缓过神来，我看看两旁，全是空的，只有两根立杆和两根横杆，互不说话，各自独孤。

我有片刻的犹豫，不知往哪边走动。我无意识地选了一个方向，像一条魚，慢慢地游向白色的深海。现在是地下，我想象着它在地上的位置。其实，想又能怎么样呢？我对这座城市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来开会的所在单位周围的几条路。我没有轿车，没有开车满城漫游的经历，有限的认知来源于有限的脚步。我现在只有“我”，以“我”为起点，终点是“雨婷”，中间就托付给道路了。而对道路，我完全没有具体的参照物象。

我听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地名，广播里的声音抖了一下，地铁停了，我本能地跑出了车厢。抬起头，看见“出口处”三个字，我望着它过去。地面依然很滑，我的尾椎好像很僵硬，有点麻酥酥的感觉。

我朝着亮光爬上去，攀附到地面。我以为像抚城艳阳朗照，时隔两个半小时，太阳就不见了。我又拿出手机，五点零五分，原来是太阳去了矮房子那边，高楼根本不让我看到它。

此刻，我在一条路旁蓝牌标注的“环城大道”上。我站了三四秒钟，略略扫了一眼，周围没有一个人，连地铁出入口也没有。也就是说，我是这个地铁口唯一进入与走出的人。我按响了手机的定位导航系统。林志玲或是秦岚要我往左，我就往左。虽然我认为时间尚早，但手机里雨婷的声音很焦急，好像还有点责备的意味。我不得不再加快脚步，我气喘吁吁地说：这地方哪是什么大道？是肠道的阑尾啊。电话那头的雨婷“扑哧”一下笑了，说：我小区更偏，认清路牌，别走错了啊。

我想到了出租车，边走边寻，没有。我找公交车站，我不敢拐弯。一路走，走了十几分钟，没有。我连个问路的人都没看见。我开始怀疑今天是不是除夕？谭城人民都在家吃年夜饭了吗，此时，妻子和女儿正在做什么呢？他们敢像往年那样自由自在地在年货市场上逛吗？她们看到抚城街上那么多看不见嘴巴和鼻子的脸，心情又会是怎样呢？妻子和女儿对我这个时候毅然决然离开抚城离开家会作何感想呢？……我不敢想不愿想。

我看到了一辆自行车。一辆共享单车。周身花花绿绿，它的链条被一块宽宽长长的外壳包着，上面八个字绿得葱郁：“环游谭城，文明骑行。”或者是从后面往前念？我没想那么多，将挎包往单车前面的篮子里一丢，扫了码，等不及它自动开锁，就跨了上去。单车几乎是与“咔嚓”的响声同时转动车轮的。

单车听着手机的语音提示东拐西拐。我彻底蒙了圈，我想辨识方向，但周围全是楼房的顶层，他们团结起来，脑袋对着脑袋，合伙对付我。我终于看见了雨婷在电话里说过七八次的小区名字，它冷漠地看着我，眨着嘲笑的眼睛。我毫不理会，丢下单车，往小区里跑。

沿着雨婷提供的幢数、单元、楼层，以及房号。我按响门铃，终于迎来了雨婷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我的造访并没让雨婷手足无措或惊喜万分。她像等待下班归家的丈夫，从容打开门，抬了一下眼皮，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找到了？进来吧。然后，眼睛往下，盯着门口的几双拖鞋。

雨婷的表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的冷静平淡完全打乱了我的心情节奏。我一下子变得慌乱起来，双手在腰间不停地摩挲，双脚在客厅沙发前“原地踏步”。雨婷薄薄地笑了一下，轻轻扬了一下手：请坐啊。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本能地将双手顺着衣服放下，想放到裤子口袋的位置。

我的脑袋“嗡”地一下，脚下有些发飘。我本能地喊了一句：“糟了！”雨婷的神情紧了一下：怎么啦？我说：挎包忘记拿了！雨婷接得很快：放在哪儿？我说：单车前面的篮子里。雨婷侧了一下身子，让出一条通道：快点下去拿。

雨婷要与我一起下楼。电梯里，她将我的眼神拉到她身上：包里有什么东西？我说：工作证、身份证、银行卡、电单车钥匙……雨婷笑了一下，说：没人要的。我提高了嗓子，近乎是喊出来的：还有一万六千元的现金……雨婷跺了一下脚：你傻呀！

出了电梯，雨婷的步伐比我还快，她一直引领着我。出了小区门，我站了四五秒钟，看了前后左右，说：好像不是在这里。雨婷说：不是前门啊？那就是后门了，你是从后门进来的啊。

雨婷扯上我的胳膊，我俩穿行在高高矮矮的树木之中。天已完全黑下来了，看不见星星，一颗也没有，甚至看不清路灯。路灯掩映在树木之中，只有一小块一小块的光，零零碎碎地掉下来。

雨婷甩开了我，我的眼前飘过一个口罩。我没让他，他比我的脚步还快，在与我交错的一瞬间，急急地掠过。

我追着雨婷的声音疾走：真是的，我都三天没下楼了，你们抚城没有吗？谭城这两天意识到了，紧张起来了……

小区后门没有灯，借着旁边楼房的亮光，我沿着放单车的方向跑去。是的，我终于跑起来了，我不顾一切地往前跑。我顾不了雨婷了，我的心中现在只有挎包。

单车仍在，就在十几分钟前，被我遗弃在停放区，孤零零的。风，是穿堂风，从楼房与楼房的夹缝中，削成了一把锐利的刀子，肆无忌惮地劈过来。

篮子里什么也没有。雨婷在单车前站了五六秒钟，看了我一眼，我一动没动。她跑到小区后门门卫值班室，问：师傅，您留意左边有人在单车篮子里拿走了东西吗？门卫身子都没动一下，说：谁还有闲工夫去看外面，进出小区的人都顾及不过来呢。问：那您有没有见挎着挎包的人进来？答：挎着挎包进来的人每天都有。问：那您能让我们看看监控录像吗？答：没有，前门才有。

我将雨婷拉了回来：就近的辖区派出所在哪儿？我要去报案！雨婷掏出手机，看了两三分钟，然后，朝我挥挥手，说：在那边。我跟着雨婷来到派出所，派出所里呈现出春节前所有电视里的祥和气氛。甭说进出办户籍、诉冤屈、求帮助的群众不见一个，连穿警服或着便装的工作人员都没有。

我和雨婷站在一楼大厅，像两件被节日遗弃的无关物品。雨婷不甘自我忽略，先冲左边的三四个房间逐一探视，都是大门紧锁：问询室一、问询室二、刑侦室……都没开门。我呆在原地，脑子还是空荡荡一片。我看着雨婷的高跟鞋将宁静的大楼敲打得紧张万分。我看见右边的走廊探出了一张脸，我与雨婷连忙跑过去。是一张英俊帅气的脸，他的脸是从值班室里探出来的。我们逐一走过治安室、户政室，到了他办公室。

办公室里两条日光灯，一片惨白;三台电脑，黑色庄严。有过四五秒钟，他坐着，我与雨婷站着，谁也没说话。我憋不住了，我说：我要报案。值班民警丢给我一个本子，丢给我一句话：什么情况？我见他的眼睛还停留在手机上，两只手不停地、紧张地按着，腾不出来记录，我不想开腔。雨婷将脸凑过去：我朋友的挎包不见了，里面有工作证、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值班民警将手机松开，放在办公桌上，眼睛仍未离开手机屏幕，双手放在电脑键盘上，又问：什么情况？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脸皮很厚，厚得不能再厚了，甚至有点厚颜无耻了。我羞愧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样的日子会到这种地方来？在这种特殊时期，冒着种种可能性，加上旁边又带一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到这里来，那得是多么大的事啊。

我鼓起勇气，但不像刚来时那么饱满，话气中包含极大的耐性、疲乏和不详。我说：大概半个小时前，我的挎包不见了，放在一辆共享单车里，忘记拿了。也就不到十分钟，回来时，就没了……说完，我内心的胀气泄了许多。

值班民警的神情明显松弛了下来，手中的键盘不再敲打，眼神甚至有点倾斜：你这是属于遗失呀，立不了案。

雨婷问：那怎么办，里面还有一万六千多元也立不了案？值班民警站起來，顺手捞起手机，说：一不是抢，二不是盗，如何立案？我问：那怎么办？值班民警说：回去等消息。如果有人捡到，会随时通知你。雨婷问：不能帮我们找找吗，附近不是有监控吗？那个时间点是谁拿了，监控里一目了然。值班民警的眼睛开始又盯着手机了：无权调取监控。我问：为什么？答：因为没有立案。雨婷问：那怎么办？答：只能去找交警部门。雨婷问：监控记录不是公安、交警共享吗？答：不是。我问：你们不能帮忙协调吗？答：不能。雨婷问：为什么？答：因为没有立案。我问：那怎么办？答：你们去找交警吧。

走出值班室，一束苍白的光晕，陪着我的脚步，投射在冰冷的地板上，送我们走出大门。风更大、更放肆了——此时，它是这座城市里不会想到口罩、不认识口罩、不想戴口罩，不加防护、不设底线的主宰。

雨婷说：天晚了，还没吃饭呢，先到我家去，明天我找交警部门的朋友帮你调监控看看，肯定能找着……

回到雨婷住处，她端出做好的饭菜，摆满了一张精致小巧的饭桌。也许是为了安慰我，她不停地说着话：从这个小区说到谭城人，从工作说到烹饪……她的言语像寒夜的屋檐下滴落的雨点，繁密，却怎么也连贯不成雨线。我本能地点点头，一是装作大度大气，二是表示尊重。我突然觉得对不起她，很对不起她，非常对不起她。我先前那一团自信与兴奋早已被冲散得七零八落、了无痕迹了。我简单地冲洗了一下，出来后，一直打着激灵。从抚城穿到谭城的衣服明显不够。雨婷在小客厅的沙发上放了一条毛毯，堆得厚厚的，上面几朵大花，素色的，清雅坦荡。

雨婷仍坐在餐桌旁的凳子上，看着我心神不定的样子，稳住语气，一字一顿地说：别急，会找到的。她简单地重复了三次。接着，她谈起了我们在微信上相识的过程……我真的没有完整地听她叙述的每一个情节和细节——我都不记得曾经是否有过那样的情节和细节;或者，是她有选择性地挑了一些情节和细节加以叙述？又或者，是我选择性地听了她叙述的一些情节和细节？我不能确定。

我枕着雨婷的话语慢慢瘫下了身子。我支撑不住了，我更不愿让她坐着一直聊。我假装要睡了，我躺了下来。雨婷打了一个呵欠，站起来，替我拉直了毛毯，又简单地重复了一句：别急，会找到的……

第二天，窗帘有淡淡的白，我从沙发上坐起来。雨婷早在我之前醒了，她说：我联系了市交警部门的朋友，他已与辖区交警四大队值班民警打了招呼。你洗漱一下，我们吃点面条就去。

街道又打扫了一遍。昨天零星行走的人也没有了，最后，环卫工人自己打扫了自己，街道上，连环卫工人也找不到一个。风更大更猛了，温度更低了，我推掉了雨婷开轿车去的要求。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跟着我，按照昨天我到她家去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我边走边四处察看，我不由自主地用脚去踢路边低矮的花圃，探头去看仅有的两个垃圾桶。

那辆花花绿绿的共享单车还在，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看着可怜巴巴的我。雨婷用手机拍下了单车，又用镜头将周边扫了一遍。

值班民警很热情。雨婷对他笑了一下，说：除夕啦，还来麻烦你，不好意思啊。对方说：哪里，应该的。便站起身，换了个位置坐下。我和雨婷一左一右，坐在两旁。值班民警对着正前方一块显示屏说：就是这个摄像头了，昨天一整天的，全在这。

影像确实很清楚，屏幕上的时分也是一分一秒地显示，丝毫没有跨越式偷懒的意思。雨婷边紧盯屏幕，边时不时盯着她的手机屏幕。她突然喊出来：应该是这个区域啊，不是吗，不是吗？她说着，还将刚才拍摄的画面给值班民警看。值班民警问：是画面上那辆共享单车的地方吗？那是个拐角处，光线又被对面的大楼挡住了，是个盲区。我坐不住了，死盯着屏幕，恨不得装部显微镜或放大镜。值班民警将画面按了停顿，指着画面说：你看，镜头只到这里止，共享单车在往前大约四五米的拐角处，监控摄像头没拍到共享单车……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没说话，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雨婷高一脚低一脚地追着，我感觉她停下来摸着高跟鞋轻轻地叫了一声。我仍没有停下来。雨婷说：我知道你脸皮薄，我替你发朋友圈吧，求大家转发，一定会有线索的……我走了七八步，转过身，对雨婷说：算了——这不是脸皮薄厚的问题——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我耳畔又响起了各种声音。先是风声，这会儿更烈更冷，将我的周身包围，让我感觉到躯体还存在;再就是鞭炮声，好像来自楼房的后面，或者前面更远的郊区，“噼里啪啦”，像是无数铁骑踩碎了枯枝败叶;接着是妻子平日里的一些言语，连同我失眠时听到的狗吠、剁肉声、家庭里鬼哭狼嚎的卡拉OK声、汽车喇叭声、训斥孩子声、高分贝的电视声、夫妻的吵闹声……

我停下了脚步，我努力地想了想。我在梦境与现实之间短暂地游移了几秒钟，我摸了摸口袋，莫名地惶惑起来：我现在是谁，我现在何处？接着，莫名地伤感起来：我来这里干什么，我能去哪里？雨婷也停下了脚步，她说：谭城无疫情，谭城人有爱心。会有好心人送还的。我仍站着不走，雨婷说：要不，我开车送你回抚城吧？我愣了八九秒钟，说：还是回谭城的新居吧。

雨婷顿了一下，问：新居的钥匙也放在挎包里吧？我点点头，接着又说：回新居。口气很坚决。在雨婷的车上，一路晃晃悠悠，恍恍惚惚。我掏出了手机：老婆，我……

妻子还未等我说下去，在电话那头鞭炮炸裂似地说了一大串：我我我我我什么？我和女儿赶上了最后一趟动车，也到谭城啦，你又在外面早锻去了吧……我有种想哭的感觉，我捏了一下鼻子，然后松开。我尽量用沉稳、冷静的语调对妻子说：老婆，对不起，我丢了工作证、身份证、家里的钥匙……还有……对方打断了我的声音：我这儿不是有钥匙嘛，快回家来吧，我们一起去买菜。今年，我们一家努力过个和和美美、康康乐乐的春节……

二〇一九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五十三分，对于朱晓属来说，是个大悲大喜的时刻。他在对面新建楼房工地上坐了整整一天，等到的只是包工头的一句“工程未完，明年结款”后，极不情愿地站了起来。

朱晓属身边的工友陆续骂骂咧咧离开了。他们嚷着说要去坐地铁，朱晓属说我没办市民卡，何况他亲戚家离得近。朱晓属脱离了工友，朝他“莫须有”的亲戚家漫无目的地走。走了将近三百米，拐进了一条主干道，他看到楼房与楼房之间的主干道上停着一辆单车。他一喜，快速朝它奔去。他走到离单车十来米远的地方，看见单车前方的篮子里有一团黑色的东西。他以为是個黑色的垃圾袋，走近一看，是一只黑色挎包。他拿起包，本能地想喊，等了四五秒钟，没见到人，他没喊。他庆幸没喊。当他不想喊时，心开始怦怦直跳，跳得手脚都发抖。他将挎包仍然丢进篮子，屁股坐上座板。他慢慢骑着，一边骑一边看。天气越来越暗，只有黑暗和间或闪过的一两盏小路灯看着他。

骑了大约五分钟，朱晓属使出了最大力气。他只是中午吃了两个面包、喝了一瓶矿泉水，所以，比起平时上脚手架的力气来说，小多了。但朱晓属还是为单车的速度感到吃惊，他骑到了水泥路的尽头，看见两旁乱堆的铺设材料，他的屁股颠簸了两三下，双手剧烈地抖动了两三下。他跳下单车，将单车靠在一堵矮墙上，拎起包，抱在怀里，见一条小路，就朝小路奔去。他看见了一块菜地，菜地旁有工棚人家透出的灯光。他停下脚步，朝四周看了看，他觉得迷失了方向。

他原路折回，又折到停车的地方，他找到这条大道尽头最后一盏路灯。他确定四周没车没人，才弯腰，将挎包压在肚皮上，急急地拉开挎包拉链。他将手伸进去，首先摸到的是一沓纸;他的第一反应是钱。他的心要跳出胸腔了。他没敢拿出来，只是支起一只膝盖，“金鸡独立”，将挎包放在膝盖上，他将腰弯得再低一点;准确地说，他是将头勾下了。接着，他摸到几本证件，还有一把钥匙……

他有点不知所措，想了想，将挎包丢到矮墙背后的草地上，又捡了一块木板压住。然后，他从矮墙背后走出来，故作轻松地拍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坐下不到一分钟，又站起来，将单车也推到矮墙背后，背着路灯坐下来。他打开手机，尽是“新型”、“冠状”、“病毒”等字眼，还有，就是戴口罩的人。有一条新闻，是关于他家乡的，烫得他整个脸都发红。说是通往他家乡的火车、飞机都停了。

家乡的路径没了，家乡将他忽略在谭城环城大道尽头最后一个路灯杆子下。

朱晓属想给家乡的妻子打个电话，但他没想好说什么。当他想好了说什么时，他又不敢打了。他在谭城电视里看到无数的新闻，其中有很多这样的新闻：众人协力抓小偷、通力合作找回失物，每个角落的摄像头、每条街道的监控录像、每一处出入口的人脸记录……

个个环节丝丝入扣，无缝对接，最后，都有完美圆满的结局：要么小偷被抓，要么失物找回。他曾为这样的新闻暗暗叫好、深深感动……可现在，我该怎么办？朱晓属急得快疯了。他冲到矮墙后，拉开挎包拉链，把那叠崭新的钞票拿出来，塞进上衣口袋;想了想，又拿出來，放进去……

朱晓属接通妻子的电话，朱晓属带着哭腔说：老婆，没领到钱，我不能回去……顿了顿，他又说，老婆，我有钱啦，可是回不去了……

朱晓属听到电话那头说：回不回来不要紧，有钱没钱可以再挣，要注意身体。朱晓属哭出了声：老婆，带好小孩，健康活着！

——我承认，以上关于朱晓属的故事，完全是我杜撰和想象出来的。当妻子与雨婷问我最有可能是什么人捡到我的挎包时，我希望是这样。

今天是正月初八了，全国的形势与除夕比，完全超出了想象。那个挎包正渐渐沉入我的心底，很多另外的东西纷纷浮上心头。我现在睡得很安稳，之前纠缠于耳畔的各种声响消散殆尽了。有时在半夜起床小解时，我也期待楼上有同一种声音响起，但侧耳仔细听了好几次，没有，什么声响都没有。我重新滑入被子，除了耳畔妻子平缓而有节奏的呼吸，和我自己的心跳外，什么声响都没有。白天，我懒得看手机，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戴上口罩，往小区后面的森林公园走去。我登上最高处，找一无人区，小跑一万步;至八点，准时下山，回家，给妻子、女儿做早餐……

责任编辑 赵剑云

陈纸，本名陈大明，1971年生于江西省永丰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作品，有作品被《小说月刊》《散文选刊》等转载。获第十届“《作品》奖”、第六届“《北京文学》奖”。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