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改变生活

凯瑟琳·A·福斯 张烁

|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

1858年的纽约百老汇街景。19世纪的曼哈顿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活中的很多行为会提升染病率。

19世纪末，全球每七人就有一人死于结核病，且该病是当时美国的第三大致死原因。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以科学的方法证实结核病是由细菌引起的。这一发现逐渐被医生们接受，但其在公众间的普及速度却十分缓慢，大多数人对此不以为意，他们不知道很多行为会让自己染病。在纽约行医的早期结核病专家阿道弗斯·克诺普夫在其著作《肺结核：适用于特殊机构和家庭的现代预防与治疗法》中写道，他发现自己的几个病人都曾在火车上和其他乘客共用玻璃杯，即便“他们咳嗽出了大量的痰”，也照用不误。那时，共用杯子的现象在家人，甚至陌生人之间都很常见。

19世纪90年代，在克诺普夫的指导下，纽约市卫生局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旨在教育公众、抑制疾病传播。这场名为“结核病防疫战”的公共卫生运动劝阻共用杯子的行为，敦促各州明令禁止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鼓励使用特定的痰盂，并定期仔细清洗。没过多久，人们便认为在公共空间随地吐痰是非常粗野的行为，并开始反感与他人共用杯子。这些公共行为上的改变对降低结核病患病率大有助益。

大流行病能对社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其颠覆了生活常规，扰乱了人们的精神状态。一般而言，疫情的影响不会仅局限于其所爆发的时期。它能彻底地改变社会，而且往往是通过培养出更好的行为习惯来实现这一点的。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基础设施和卫生习惯，其实都能追溯到历史上为应对毁灭性瘟疫而展开的卫生运动。

19世纪的美国街头，污秽遍地。人们会把废报纸、厨余残渣，还有其他垃圾顺着窗户扔到街上。满街跑的马车也助长了街头的脏乱，因为每匹马每天都要在街上排泄粪便。死掉的马也会造成危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戴维·罗斯内在《不健康城市的画像》中提到，由于马的体型过大，所以在纽约市，人们会把马尸丢弃一旁任其腐烂，直到能捡走为止。孩子们还会玩弄這些横在街头的“玩具”。1880年，纽约街头清走了1.5万多具马尸。人类的排泄物也是个大问题。许多人会直接向窗外倾倒夜壶。廉价公寓没有独立卫生间，只有供20多人共用的户外厕所。这种厕所经常堵得污秽横流，直到夜里才会有掏粪工把一桶桶淌着脏水的粪桶拉走，但这些排泄物最终也只是顺着周边的港口进入海中。

当市民与卫生官员渐渐明白肆虐全城的结核病、伤寒和霍乱之所以频繁爆发，都与垃圾密切相关时，各个城市才开始为人类排泄物建立专门的处理体系。整个过程中，科技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官员们引入了砂过滤和氯化消毒系统来净化市政供水。然而由于成本、除臭以及管道铺设的问题，室内厕所迟迟未能普及。1891年，托马斯·克拉普改进了抽水马桶的设计，随后这种马桶先后在富人和中产阶级间普及开来。管道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廉价公寓改造共同帮助清除了公共街道上的排泄物。

| 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 |

20世纪中叶，公共卫生专家逐渐相信暴露在阳光下可以抵御结核病，于是他们到处张贴海报宣传自己的理论。

疫情也彻底改善了美国文化的许多方面。当医生们相信通风良好的环境和新鲜空气可以对抗疾病时，建筑公司开始给房屋加盖门廊和窗户。房地产开发商也借势营销西迁项目，鼓动东部地区的医生劝导肺病患者及其家人搬离拥挤闷热的东部城市，迁居数千英里外空气干燥、阳光充足的地方，比如洛杉矶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一营销策略影响巨大，以至于在1872年，科罗拉多大约1/3的人口都是为了寻求健康而搬来的结核病患者。

这种理念延续到了今日。虽然阳光不能杀死细菌，但我们都知道空气流通和户外活动能提升身体机能，改善精神状态，对儿童和成人都大有裨益。所以，“便于到公园等户外空间”这一广告宣传语仍然对购房者有十足的吸引力。随着人们开始追踪记录气温、气压以及其他天气模式，以期找到治疗疾病的“理想”环境，这种新鲜空气“疗法”最终使气候研究成为了一门正式学科。

| 营造利他的社会风气 |

历史上的几次疫情在美国营造出了利他的社会风气。1793年黄热病爆发期间，无私的费城人挺身而出，挽救了自己的城市。当时，由于缺乏正规的危机应对方案，市长马修·克拉克森转而向志愿者寻求帮助。志愿者们募集了衣物、食物和捐款，搭建了一间临时医院，还为因疫情暂时或永久性失去依靠的191名儿童组建了一个家。由费城非裔人士运作的自由非洲人协会，其成员格外地慷慨无私：抗疫医务人员中有2/3的人都来自这个组织，他们搬运并埋葬死者，执行了许多医疗任务。

20世纪在阿拉斯加地区小范围爆发的白喉疫情，引发了全美支持，还由此诞生了著名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大赛。1925年1月，阿拉斯加州诺姆镇的白喉患儿数量开始攀升，整个小镇陷入危机。白喉杆菌产生的毒素致死性极强，除非注射抗毒素血清。这种已有几十年制备史的血清在诺姆镇的供应量早已不足，而且小镇对外的陆路和海路在冬季均无法通行。这时，镇上顶尖的20支雪橇犬队伍在各自主人的带领下立即采取行动，一路冒着零下60多度的严寒，以创纪录的时间从674英里外的费尔班克斯运回了第一批血清。他们于一周后又运回第二批血清，成功阻断了疫情，将诺姆镇的儿童从窒息的威胁中解救了出来。全美的报纸都报道了这次救援行动。为表示纪念，人们把这段历史改编成了电影（如《小狗波图》），并在中央公园树立了雕像，还创办了一年一度的重大赛事——“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大赛。狗拉雪橇这种运输方式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启发了人们去探究航空医疗运输的可行性。如今在偏远地区，航空医疗运输时刻发挥着重要作用。

| 促进募捐策略与教育方法的革新 |

疾病还刺激了募捐策略的发展。1952年爆发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导致全美5.7万人患病，其中21269人瘫痪。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明尼阿波利斯市最大的脊髓灰质炎患者收治医院——肯尼修女会，甚至一度没有婴儿床用于收治患儿。为应对疫情，美国小儿麻痹症基金会通过各地分会拨款约2500万美元。这个由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建立的基金会就是后来为人熟知的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基金会为医疗机构调配铁肺、摇椅、病床以及其他设备，还指派医生、护士、理疗师以及医疗社会工作者到人手不足的地區援助。自其鼎盛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起，该基金会的成功经验一直是公共卫生教育和募捐领域的金标准。

爱丽丝·杜马的平版画描绘了孩子们为预防疾病而去诊所体检的场景。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激发了教育领域的创新。自1910年起，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开始与抗结核病活动家合作拍摄最早的教育片——有关结核病预防与传播的短片。这几部在农村公共场所大银幕上播放的短片，成为了最早被观众看到的电影。人们为对抗结核病所作的长期努力也为后来对抗脊髓灰质炎作出了示范——在特效疫苗研制成功前，应坚决将疫情置于公共议程的前列，为未来的公共卫生运动树立标准。

| 助推公民辩论与新闻行业的发展 |

历史上的疫情还推动了公民辩论和新闻行业在美国的发展。早在殖民地时期，各家报纸就通过开辟渠道供人辩论争议性话题，培养出了各自的受众群体，而疫情正是争议性话题之一。1721年，波士顿爆发天花疫情，詹姆斯·富兰克林在此期间创办了《新英格兰新闻报》。这是殖民地时期美洲第一份刊载殖民地居民意见和观点的报纸。当时，天花病毒肆虐全城，当地一位名叫扎布迪尔·博伊尔斯顿的医生开始采用接种法，也就是人为制造感染，通过引发轻度症状来降低死亡风险。在反对接种派的支持下，詹姆斯·富兰克林创办《新英格兰新闻报》，并将其用作抵制天花接种的工具。同年，接种法的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证，连最坚定的反对派也认可了该方法的价值。而反对接种派的做法为公民辩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自殖民地时期以来，报纸、宣传册以及其他发声渠道持续发展和成长，它们会在每次疫情爆发时向公众传达疾病传播信息与治疗方法，宣布商店停业通知和隔离管制措施，发布与疫情相关的职位空缺（如花匠、护士、掘墓人、棺材匠等），还为公共辩论提供平台。如今，这一过程还在上演。媒体权威和普通民众蜂拥至社交媒体上讨论新冠疫情——人们散布消息、推测源头并宣泄对未知的恐惧。

[编译自美国《史密森尼》]

编辑：马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