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语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定位
——以军队外语和跨文化交际问题为例

○ 张探 庞超伟

(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一、引 言

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特别依赖于军事攻防和政治手段，所以军事力量在安全领域一向被视为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范畴。随着我国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等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被重新界定。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其本质就是要打破传统与非传统、国际与国内等限制，从国家整体层面来探讨安全问题。在这一新观念的指引下，国家安全单指军事安全，或者军事安全就是传统意义上取得攻防胜利的观念明显弱化。正如语言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一样，“语言问题，如同环境问题、能源问题、恐怖主义等问题，被纳入国家非传统安全的视域”[1]，传统国家安全范畴内的军事安全也在被重新定义，其中的非传统要素越来越多。诸如军事语言能力、传播能力、交际能力等一系列横跨军事、语言类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概念也在军事安全的范畴下被重新定义和考量。在军事这一传统安全范畴中探讨语言问题，既是对这一既存现象的进一步深入，也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糅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生动诠释。

21世纪以来，我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承担的大国责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军队也逐渐由“本土型”向“国际化”迈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向被视为传统安全范围内的军事安全面临着更多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无论是履行当前维和、联演、护航、反恐等现时任务还是应对未来战争，这种挑战愈发艰巨。数次“中俄联演”和“亚丁湾护航”中由于语言问题所引发的沟通困境(最终都导致具体任务完成效率和效果不尽人意)也从实事上倒逼我们重新审视语言这个非传统安全要素在军事安全中的定位问题。军队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恰恰是当前军队完成实际任务时最为亟须的能力之一。具体能力的形成首先源于战略定位的清晰，定位模糊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将会直接影响人员、资金、政策等资源投入，进而产生短板效应，导致军队捍卫国家军事安全整体能力的弱化。因此，从当前遇到的困境出发，重新考虑军事语言在整个安全观念中的合理定位也就有了现实意义。

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数仍是在语言安全的框架下探讨军事语言安全问题。少数涉及军队外语、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也仅是在美国“关键语言”战略框架下进行的部分述介和探讨，有关军事语言能力培养的对策还不成体系。这些问题的背后，一部分是传统分类方式导致的，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定位不明。长期以来，军事语言的军事安全属性被弱化，更多的被当成了普通语言进行处置，这不仅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认识不相符合，也在事实上引起了上述军事实践中的一些问题。鉴于此，文章主要探讨的是军事语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合理定位问题。为达到这一研究目的，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国际型特征较为明显的美军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梳理了国内学界的有关研究，最后对以军队外语和跨文化交际为代表的军事语言的合理定位进行了探讨①。

二、美国对军队外语和军队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认识与定位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语言问题被“安全化”是“冷战”后各种非传统安全理论影响的后果，更是美国对“9·11”事件中国家语言能力严重不足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2-3]。当然，语言安全就此放到与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同一层级进行探讨也是恰如其分的。但军事语言作为一种具有双重属性(既有军事属性，又有语言属性)的安全问题，其实早在“9·11”事件前就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的观点被“安全化”了。例如，1943年的太平洋战争，美军在科罗拉多大学成立的“海军日语学校”对学员的要求是：(1)可以熟练掌握日本某一个地区的方言和文化知识，以便将书本知识转化成为前线实用的沟通技巧；(2)翻译敌人留在前线的文件并以家乡人的身份介入战俘审问[4]。当时的这所战时学校很显然是将日本方言作为了军事力量的一部分，归在了军事安全的范畴之下，具有明显的军事属性归类特征。也正是这一定位，使得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能够投入大量资金培养军队专门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人才，及时掌握信息主动权，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二战”期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问题在考虑时都带着明显的军事目的。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反思则直接指出了军事外语和跨文化交际等具体问题的重要性。其检讨这场战争中由于军事外语人才缺乏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时称，“‘沙漠风暴’行动我方50万军事人员中仅有不到50人具备伊拉克当地语言知识背景，一些敏感材料往往需要等待数月甚至数年才被准确翻译出来，这种时间上的延误给我们的行动带来了巨大阻碍”[4]。这类反思在后来的战争实践层面发挥了相当作用。美军在总结2005年、2006年阿富汗、伊拉克的战场经验和教训时，得以以危及军事安全的名义集社会各方力量迅速“建立了人文地形系统(Human Terrain System, HTS)，满足了军队在战术层面对文化情报的重大需求”[5]。从上述战争经验看，美军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其实践做法一直是将军队外语和跨文化交际问题置于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安全之下进行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大规模的国家间整体战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取而代之的是小规模局部战争和不断滋生的恐怖主义行为。针对这种变化，美国推出了打着国家旗号的普通语言战略。这些看似与军事无关的语言战略下面实则隐藏着军队外语、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军事语言要素。例如“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这个由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情报办公室分头负责的计划，表面上是为了丰富语种、应对国家层面的语言安全问题，但细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军事语言安全其实是作为一个特殊的部分占据重要位置，并未与其他普通语言安全问题混为一谈。具体来看，由国家情报办公室主要负责的“STARTTALK暑期语言培训计划”，实际是为情报机构培养掌握冷僻语种语言人才的计划。这种安排的实际意图是“为关键区域的海外战场上的军事、情报、外交人员装备语言武器，以满足海外战场的需求”[6]。在这类看似普通外语规划的分类下，实则有着明确的分工和战略意图，已经无形地将部分计划归到了军事安全领域，与“二战”前后、“冷战”期间一脉相承。

近十多年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则更加明确了军队外语和军队跨文化交际等问题的军事安全属性。例如2005年1月出台的《国防部语言路线规划图》(DefenseLanguageTransformationRoadmap)，其内容包含了外语技能、文化意识、地区专业知识等方面的相关要求[7]。2006年的《四年防务报告》(DoDQuadrenninalDefenseReview)则紧接着指出“掌握更广泛的语言和文化是在长期战争中取得领先、应对21世纪挑战的关键”[8]。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罗伯特·盖茨在2008年4月的美国联合大学演讲中则继续强调了关键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对美军的重要性：“由于我们政府和军队不了解和掌握别国语言和文化，导致我们在过去几年和别国文化打交道的过程中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9]这种国防层面的战略规划由于其本身就是由军队领导机构提出的，所以也将军队外语和跨文化交际等问题定位在了军事安全领域。

具体到部队层面，其实早在美国国防部着手之前就已经有三个军兵种(美空军、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率先做了一些关键语言储备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评估、培训工作，这也使得在上层指导意见明确以后，美各军兵种得以迅速建立起了各自的培训中心②。这三个中心分别是2006年初成立的美国空军大学的文化语言中心(US. Air Force Air University Culture and Language Center [USAF])；2006年2月美陆军成立的训练与条令司令部文化中心(U.S.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Culture Center [TCC])(主要用于训练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一般学员到高级军官都有相应的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标准)；美海军陆战队2007年成立的高级实战文化学习中心(Advanced Operational Culture Learning Center)，该中心为陆战队提供文化和语言上的指导，并且印制了类似于《战场实战文化：原则和应用(OperationalCulturefortheWarfighter:PrinciplesandApplications)》等实用性的小册子。

“二战”以来，美军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这使他们对一些安全问题的定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就军事语言安全的定位而言，无论是其对实战的反思还是近些年带着普通语言安全幌子开展的工作，都具有鲜明的军事属性，因而也获得了相当的政策支持及资金投入。追本溯源，这得益于其在认识层面将军事语言安全置于军事安全之下的合理定位。

三、国内对军队外语和军队跨文化交际问题的认识与定位

我国一直奉行“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来多场小规模战争中多是立足本土的半机械化作战，对外交往没有现实战争任务驱动，对军事语言能力等非传统安全要素也就无从考虑。随着现代战争形态、进程、手段的改变以及与我国大国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的承担，人民军队迅速向国际化迈进。在这一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遭遇到了一些现实困难，尤其是涉及对外交往任务时。正如引言部分提及的“中俄联演”和“亚丁湾护航”中由于语言所引发的矛盾就是这类问题的具体体现。这些困境背后的成因复杂，但梳理之后不难发现，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当美国遭遇“9·11”事件并制定“关键语言”战略等一系列规划时，我们的军队正处于“本土型”向“国际型”转变的关键时期。维和、联演、护航、打击恐怖主义及外事任务等急剧增加的现实情况迫使我们只能从具体任务着手，被动地开展一些诸如培养多语种、多层次外语人才等技能方面的培训，在战略定位上缺少了一些思考。只是将军事语言放在了语言安全这一大框架之下，就再没有深入地研究其合理定位。研究所及的对策建议也多是针对具体任务、情景等局部性的探讨。随着国家安全观念的更新，尤其是军事安全观的革新，军事语言安全到底是普通语言安全还是军事安全问题？普通语言安全问题林林总总，军事语言安全是否具有其独特之处？这些事关现实投入的定位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和思考。

国内安全学界和语言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发现：起初，有关语言安全问题的讨论一直仅限于安全学领域,也常是将其归在文化安全的大类目之下。例如:“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10]“当前国家体系中的文化安全主要包括政治文化安全、语言和信息安全、国民教育体系安全三个方面。”[11]2006年起，美国陆续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提出了“关键语言”等一系列战略层面的指导性文件。国内语言学家也逐渐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思考语言问题，同时部分军事范围内的研究也开始着眼军事语言。陈章太、赵世举、李宇明等分别从“语言安全”的界定、“国家语言战略”的调整及“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等角度进行了论述[12-14]；梁晓波等对国防话语这一具体话语体系的特点及研究方法进行了归纳[15]；文秋芳等在详尽分析美国《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的基础上对我军外语能力定位和规划提出了对策建议[16]。到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军事领域内的语言问题伴随着语言研究多学科化的趋势逐渐成为焦点。例如，梁晓波等分别对美军的语言安全政策及国外军事语言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17]；马晓雷等梳理了美国军事语言近50年来的发展脉络并对我国军事语言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思考[18]；庞超伟则从战术层面详尽分析了诸如“人文地形图”等军事语言政策的具体应用场景[19]。显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军事语言其实已经逐步脱离了普通语言研究的框架，研究层次也从战略层面聚焦到了具体问题。但同时可以看到，军事语言作为军事安全领域的特殊性还没有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研究范围、方法及结论与普通语言安全问题混在一起，没有一个系统性的输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没有在框架上给军事语言以合理定位，没有明确其与普通语言问题的不同之处，也使得以军队外语和跨文化交际为代表的军事语言安全问题只受到了小部分人的关注，难以形成军地合力。这限制了军事语言安全对军事安全的贡献值，进而削弱了其对国家安全所能发挥的保障作用。

四、军事语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合理定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共包括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等11个安全要素，“语言安全”是“文化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问题首先被视作国家文化安全的构成要素，且是第一位构成要素。”[20]张日培总结了“语言安全”涉及的9个方面(下图第四层级引用)，梳理了目前语言学和安全学界对语言安全问题的认识。[21]但在这种分类中，军事语言(第五层级的实线框)的有关问题也被囊括在了一般语言安全问题的视域下(如下图)。

军事语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定位

这样的归类方式及定位方法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从军事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来看却容易弱化其应有的军事属性。以外语能力不足这个问题为例，我国外宣工作中面临的外语能力不足和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指挥员外语能力不足其实是两个问题，其造成的直接影响、带来的后果及解决方式等均不相同。如果将军事方面的部分问题简单混同于民事问题，则进一步模糊了这些具体情形的军事特征。这种分类及定位方式破坏了军事语言作为军事安全领域问题的完整性，人为割裂了其同属军事安全、语言安全的双重属性。例如，军队外语和军队跨文化交际能力，它的第一属性是军队，只有在军事这个大前提下考虑具体语言问题才能解决实际问题。美军在提及军队外语能力时，无论哪一个层面的战略均是将其视为军事问题而并非简单的语言问题，这也是美军在实战中充分感受到军事语言与普通语言的差别后进行的选择。从国内目前的研究来看，军队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实际还是混杂在普通语言研究的条条框框下进行的，这也是定位不清带来的困境。文秋芳等在分析美国《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时就曾指出，我军要“适应需求的理念。美国国防部将外语能力与军事作战能力视为同等重要,这是和美国的战略需求相适应的。我军的情况与美军当然有很多不同,但也确实面临着全新挑战,其中就包含着对军队外语能力更高的要求。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理念,我们才有可能在军队外语能力的发展上投入足量的人力与物力”[16]。这种呼吁从实践层面来看，是对军队外语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反思，也进而说明了定位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因此，军事语言，首先应该是军事问题，其次才是语言问题，这是性质上的本质区别。

五、结 语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国家层面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深刻反映了我们国家对安全问题的整体思考，其中糅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的思维逻辑是整个观念的核心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自提出以来，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探讨。军事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也在随着理念的变化不断更新。人民军队作为捍卫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的武装力量，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对外职能。维和行动、护航任务、军事联合演习、海外撤侨等对外语、跨文化交际这类非传统军事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我国当前的国家安全体系中，无论是初始定位还是后续学术研究，军事语言问题始终处于军事安全和文化安全的交汇地带，其军事属性一直隐含在语言属性之下，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定位的模糊不仅导致了研究层面的困境(当前的军事语言研究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常常与普通语言问题混杂在一起)，更是直接影响了现实条件下的政策、资金投入，进而束缚了我军完成涉外军事任务的能力。因此，以军队外语、跨文化交际能力为代表的军事语言问题应直接归属于军事安全，从军事安全的角度与其他战斗力组成要素并列，这才是“军事语言”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应有的合理定位。

【 注 释 】

①由于军事语言所涉范围非常之广，并非能用穷举的办法进行简单罗列，因此本文仅以军事外语和跨文化交际为例对其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定位进行了代表性论述。

②有关三所美军院校涉及外语和跨文化中心情况的梳理部分参考Womack, Scot 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ssessment Instruments for the U. S Military Academy’s Semester Abroad Program(2009). Seton Hal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s and Teses (ETDs).http://scholarship.shu.edu/dissertations/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