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治黄路

何国桢

奋战在三门峡大坝工地上

1949年2月，我考入广州岭南大学土木系春季班。1950年，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1952年，我参加治淮实习，在开封河南省治淮指挥部工作，与治水结缘。195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设计处动能组。1954年2月，我被借调到黄河规划委员会水文泥沙组，在麦乔威、叶永毅、钱宁等留美回国专家教授指导下工作。

黄河流域规划历时2年多，终于完成提交黄河流域技术经济报告，并确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第一期工程。

按规定，我们从中央各部委直属单位借调到黄河规划委员会搞规划工作的技术人员都要返回原单位。由于我参加了黄河流域水库泥沙、回水、淤积计算全过程，对三门峡这一重点工程有极大的向往，又鉴于这个工程是委托苏联方面设计的，有许多先进的科技值得学习，所以我向领导申请到三门峡工地参加大坝兴建工作。最终，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原单位水电总局设计处党支部在我离开北京前正式批准我为共产党员。这是1956年6月。

我愉快地来到了三门峡大坝施工现场。

到了三门峡工地，我被分配到质检处坝头质量检查站工作，跟班检查施工质量。在三门峡工地生活是艰苦的，吃住在工地，住的是土坯房，实行三班倒作业。但工人们干劲冲天、敢为人先的创造力、不怕苦与累的乐观精神感染着我。

大坝浇筑逐渐加高，我站在百米以上的大坝浇筑面上，手紧紧抓住钢筋，往下看，黄河在咆哮，浑浊的黄色泥水通过坝下预设的通道向东流去，这是一幅非常壮观的画面，这是伟大的母亲河——黄河啊！

大坝浇筑完成后，迎来新的工序，面向新领域——金属安装，进行水轮机组的安装。

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工序不断更新，学习领域不断扩展。1959年三门峡大坝工地开展大会战，我积极参加了，后来被工程局机关党委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与我一起在坝头质检站的战友陈士麟、何玉珍两人，他们的工作是出色的，也是我学习的榜样。陈士麟在改革开放以后，任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总工程师，后任副局长。

2017年年初，我把过去发表的有关治黄论文、译著《实用水力学》送给他们指正，他们回馈诗一首如下：

挥指一别58载

同壕共窗战泥海

至今耄耋仍耕耘

汗味书香扑面来

陈何祝你健康长寿

诗中提到的“战泥海”就是在三门峡施工工地的真实写照。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从1956年4月施工准备，1957年4月13日举行正式开工大会，1960年9月14日全面建成正式蓄水運行。在这个工程的施工建设的实践中，我的知识面得到了扩展与提高，经历5年的日晒雨淋，我的身体结实了，最重要的是思想觉悟提高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得到了实际教育与锻炼，坚定了为人民、为祖国奋斗的信念与决心。

参加1964年12月全国治黄会议

在1964年12月全国治黄会议上，做出了扩大泄流规模的重要决定。周总理提出“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两个确保的重要战略决策，把潼关以上库区西安的安危与下游安危纳入同一战略层面考虑，两者兼顾，互相协调。这是一次代表广泛、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商解决三门峡水库问题的会议，我有幸作为三门峡水电厂（上级主管单位为中原电业管理局）的代表，被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

会议上，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意见。一种是维持原状的运用方案，另一种是废坝方案。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不占上风，没有成为主流。大多数倾向于增大现有的泄流能力。会议最后做出了在左岸增设两条排沙隧洞并将4个发电引水蜗壳改为排沙直管的“两洞四管”方案。

我根据黄河汛期、非汛期水沙分配不均性特点与回水推算，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三门峡水库采取非汛期12月至次年5月低水头（315米）发电，汛前（6月）及汛后（11月）冲刷的控制运用方案。第二，三门峡水库改建规模的确定。经回水推算，在坝前水位315米（这是一个关键的控制回水影响的指标），对回水延伸25公里，不会影响潼关（距坝址113.52公里）。因此，泄流规模应该315米，通过一般正常洪水（8000～10000 立方米/秒）来确定。第三，三门峡水库改建后，扩大了泄流规模，所以建议要选择比原有的更低水头的水轮机组，以适应径流发电的要求。对会议上将4个发电水轮机蜗壳改为排沙直管持保留意见。建议安装适应更低水头的机组以及早达到泄流排沙、发电的目的。

而事实上，全国治黄会议所决定增建与改建“两洞四管”方案，在315米坝前水位的下泄流量，从原3081立方米/秒增至6102立方米/秒，接近设计下游安全泄量6000立方米/秒。显然，泄流能力仍感到不足。对汛期进库洪水、泥沙没有多大的调节能力，超过6000 立方米/秒的较大洪水及所带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水库里，而下游河道的设计防洪能力，如在花园口的设防的标准为22000立方米/秒没有充分发挥。

据此，我的三个建议没能实现。

1969年6月，在周总理过问和指示下，又召开了晋、陕、豫、鲁四省以及水电部、黄委会等单位有关负责领导、专家参加的三门峡水库工程改建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第二次会议，一致认为三门峡水库必须进一步改建。其原则是：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两个确保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减淤、低水头径流发电，为此要求坝前水位315米高程下泄流量达到10000立方米/秒，利用更低水头径流发电总装机20万千瓦。

据此，将1～5号机组发电进水口高程由原建300米下降至287米以便安装适应比原来更低水头的水轮机组，为了满足315米下泄10000立方米/秒的需要，12个施工导流底孔也逐步地全部打开了。把3条排沙直管改回发电用的水轮机蜗壳。在全国治黄会议上决定改作排沙管时，我就持保留意见。

经过三门峡水库的两次扩建改建后，我提交两个文件的三个建议，也全部得到实现。自此三门峡水库正式实现非汛期蓄清、汛期排浑的调水调沙的运行方式，开启了多沙河流水沙调节新的模式。

从1973年11月开始，三门峡泄水建筑物两次改扩建后，泄流能力大大增加，具备进行水沙调节的条件。

这次治理黄河会议具有深远和重大意义，是承上启下开始治理黄河，走上新的正确道路、创新的新阶段，是治理黄河新的起点，值得重视和纪念。

走上领导岗位

1978年9月，我被公派到荷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水力与环境工程学院（IHE）学习。 在荷兰学习了水文专业新的知识，提高了英语的听说水平，也提高了与外国专家交流的能力。

由于在荷兰艰苦学习，重温了过去大学的课程以及学习新设的课程，这些对我的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1979年9月回国后，我到黄科所（现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工作，那时科研的主要任务是参与全国组织科研力量的大会战。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低水头，蓄清排浑，水沙调节运行6年（从1973年三门峡水库两次扩大泄流能力以来至1979年）的运用经验进行分析研究。主要探索不同来水来沙组合在不影响潼关高程的前提下的水库冲淤量、滩槽形态变化、河床比降调整、泥沙颗粒的粗细化。

1983年，我被任命为黄科所的所长，这是工作性质的重大变化。原是技术专家型的研究者，一下变成了黄河流域科研机构的领导者。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科技体制改革迫在眉睫，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运行机制、组织结构和人事制度。由于改革，带来了黄科所的稳步健康发展。

随着打开国门，与国外同行的专家学者来往多了，接触多了，学术上互相交流与学习。同时，引进有关领域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以提高我们科研水平以及改善科研条件。

当时，我们年轻的科技骨干的短板，就是英语水平低，特别是说听能力差，妨碍与外国专家直接交流，是要克服的主要障碍。为此，我们开设了英语口语提高班，请外语专业教师来所任教。从而培养了一批年轻科技骨干，提高对外交流的能力。并创造条件鼓励大家积极参加国际泥沙培训中心举办的河流泥沙国际会议。

科技的发展与创新靠的是人才，如何培育人才是当务之急。当时我们采取的措施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1.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选送了几位青年业务骨干到国外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学成后部分归来，现已成为研究院（所）的领导与學科带头人，如1986年9月李文学到美国得克萨斯LAMAR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回国任黄科院院长和黄委会总工程师。此外，派出室主任程秀文短期到意大利培训。

2.吸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才来所工作，如工程力学研究所（室）吸收硕士研究生潘恕，已经成为该研究领域带头人。

3.由黄科所亲自培养研究生。1983年5月，立项申请培养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1985年，上级有关单位正式批准同意黄科所招收硕士研究生，黄科所与武汉水利学院建立培养研究生合作关系。这次我们一共招收了3名硕士研究生。吴保生、张红武、姜乃迁，这3位研究生在科研上有突出成就，是学术带头人。吴保生、张红武现任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教授。姜乃迁曾任黄科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现已退休。

1984年7月，在北京成立国际泥沙培训中心，它组织的“河流泥沙国际学术讨论会”增进国内同行与各国专家、学者的交往与交流，以及协调黄河水沙变化研究。奖励有特别贡献的青年专家，颁发钱宁泥沙科学个人奖和优秀论文奖，推动和促进了国内泥沙研究工作大发展。

1987年，我调到珠江委水利科学研究所，离开黄河。

退休后，我仍然在研究黄河下游与北干流、小北干流以及渭河的治理。我是炎黄子孙，今生有幸参加治理黄河的工作，为治黄献上了自己的一分力量。■